色记录片。此举得到了省文化局领导的支持，核拨拍摄专项经费5万元，并落实由浙江电影摄制组周平具体负责。（6）购买1辆钱塘江牌货运卡车用于后勤采购运输，在云和县有关部门支持下，在云和添置了50多张3尺多宽的木床和一批桌椅，又在余姚购了一批棉被等床上用品，以改善考古专业人员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从此我省的野外考古告别了考古专业人员长期用门板加长凳为床或睡地铺的年代。（7）增添考古发掘工作需要的一切仪器工具设备、表格纸张，集中装箱整装待发。

　　在余姚县及河姆渡遗址所在地，由余姚县文教局、文管会、罗江公社及东方红大队协助操办的前期准备工作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着：⑴在遗址西部边缘的滩地上，抓紧时间建造一幢500多平方米的工作用房，供发掘品堆放及今后整理工作之用。⑵借用了位于浪墅桥村与渡头村之间的临江庙，作为大部分考古专业人员及学员们的住宿用房，又是每日晚上整理当日考古发掘资料、记发掘日记、开会商量工作的大本营。⑶借用原排灌站楼上的房子作为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上课的教室及广播宣传用房。⑷由罗江公社在全公社范围内选调百

　　余名男女劳动力协助第二期考古发掘。⑸处理因考古发掘及堆土需要而涉及土地与农作物的赔偿等有关经济政策问题。⑹在浪墅桥村设立供200多人吃饭的炊事用房，购置炊事用具、餐具，招雇炊事员，申请办理部分需凭票供应的副食品的购买事项。⑺定制考古发掘需要的铁铣、小锄头、小洋镐、尖头铲、平头铲以及箩筐、跳板等，为新建工作用房内赶制数十只存放出土文物的木器物架。

二

　　1977年10月6日，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暨浙江省首届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开学典礼在余姚县城隆重举行。浙江省、宁波地区和余姚县委、县革委会的领导，河姆渡遗址发掘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当地公社、大队领导、贫下中农代表、余姚县文化部门干部群众以及考古专业人员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省、县的领导和当地群众代表在会上发了言。

　　开学典礼之后，考古专业人员立即进到现场为考古发掘的具体位置布方。我们选择了距第一期发掘区块以北20米，长60米、宽40米的区块为第二期的发掘区。在吸取第一期考古发掘经验的基础上，共布正南北方向10×10米的探方24个，由南而北，共计2400平方米。统一规定每个探方的西南角为坐标点，测定每个坐标点的实际海拔高度，并据此再按西×南—深的步骤作为每个探方出土小件器物时的丈量顺序。为了控制地层，统一规定第个探方的东、北各留1米宽的“隔梁”，所留“隔梁”在最初都可以作为相关探方挑土时的通道，并可以随时搞清地层关系和绘完地图后相应向下掘深。在每相邻四个探方横直两“隔梁”相交处，留下一个1米×1米的“关键柱”，用以校验相邻四个探方的地层，必须在发掘结束或被确认地层无误后才能逐步下挖清理。无论是“隔梁”的下挖与“关键柱”的下挖都必须用发掘探方的同样方法进行，以使其中的包含物能科学地收集起来。同时，又确定了每个探方的发掘主持人及所辅导的亦工亦农学员，各市县来的考古专业人员原则上辅导本市县选送来的亦工亦农学员，被分配在同一探方中工作，其他的亦工亦农学员则由我们省里来的专业人员分别辅导。本期发掘主持人刘军把发掘方案及统一规定的要点向所有探方的主持人员交底讨论、统一认识后就统一行动了。

　　10月8日下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一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发掘工地四周彩旗招展，凌空悬挂着“搞好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工作，向全国科学大会献礼”的横幅。宁波地区文化局派来的王瑛负责的工地“广播站”正式开始广播。1时许，发掘领导小组成员及罗江公社党委成员挽袖挥锹，带头破土，来自罗江公社各个大队的100多名民工被分配到了各个探方，与各探方的考古专业人员、亦工亦农学员共同合作，一场团结而紧张、严肃而愉快的考古发掘战斗打响了。先期发掘的是17个探方，稍后发掘的是3个探方。本期实际发掘总面积计2000平方米。另外，在发掘坑的北部，还安排有一片面积要大于发掘探方总面积的堆土场地。所以，由200多人参与的发掘工地，尤如一个相当规模的基建工地，其壮观场面是我省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

　　为了及时向上级领导机关汇报遗址发掘及首届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的动态、进度及主要收获，也便于与兄弟单位交流情况，我们在考古发掘工作的间隙，以“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由吴玉贤同志为主，编辑了《河姆渡考古通讯》印发至各级领导及各有关单位，每隔1至2周出一期，每期1500—2000字左右，内容短小、简练、及时，颇受欢迎，至发掘结束时，共刊出十期。

三

　　考古工作是艰苦的，不管是考古调查还是考古发掘都如此。“考古考古，就得吃苦，吃不了苦，考不了古”，这是考古前辈在择业之初就这样教育我们的。今天，我们又把这一警句传给了年青的考古工作者及亦工亦农学员们。在这以后的100多个日子，没有星期天与工作日之分，而只有晴天与雨天之别。只要能抢晴天，每天就必须坚持八小时野外工作，到了晚上，每个考古工作者还必须认真完成当天发掘出土的小件编号器物的上墨制卡，填写探（沟）方出土器物登记表及坐标平、立面图等，每晚都要坚持写当天的发掘日记；只有到了下雨天才有可能稍事休息。但只要雨一停止或天空放晴，大家又会自觉穿上高统靴，走到工地上用潜水泵或料勺逐坑排除积水后，继续工作。到了冬天，随着探方掘进深度的加深，即使还未到太阳下山，每个蹲在探方下面的人都会饱尝到阴冷的西北风往坑下“灌”的滋味。为了保证每个探方可能会出现的遗迹现象或重要文物不被破坏，在探方里是不准坐着凳子干活的，因此，考古工作者又必须锤炼每天八小时的“站功”。为了保证不让后期的东西混入探方内，所以每个探方的坑口四周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连考古人员的工作包都不准带入坑内，这样一旦有文物出土，需要洗刷干净、需要丈量坐标时都得到地面上去取工具，所以每天都得在跳动板上上蹦下跳忙碌数十次，甚至是上百次。亦工亦农学员，除了参加考古发掘实践外，还要按教学计划听完考古基础理论课及专题讲座，更是紧张而辛苦，连常到工地来的罗江公社领导都说我们的工作比农民还辛苦。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艰苦，亦工亦农学员两人合睡一张床，挤在临江庙的正殿里，专业考古人员分睡在两侧的偏房中；副食品、肉食蔬菜等供应品也有相当一部分要用汽车到余姚去采购，有时要乘客轮去采购，后勤人员每天往返于余姚至河姆渡之间；没有电视及其他文体活动。尽管如此，大家都无怨言，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次考古发掘中去。各个探方揭取了表土之后就露出了第一文化层。接下去的发掘就不能用锄头铁耙大刀阔斧地干了，而是需要使用专门为考古发掘而打制的小锄头、小洋镐、小铲子等工具“磨洋工”了，每天掘进的深度也不会超过10厘米。这时起，所有探方的主持人、学员及农民工都必须按严格的要求来操作，各探方必须服从总主持人的指挥，严格按文化层层次操作，统一挖掘的进度。掘下的土块必需打碎，取出其中的包含物，凡遇有完整器或可复原、能看出确切器形的石、骨、木、陶器等都要按规定的西×南—深的坐标丈量距离，测定并记录每件器物的具体位置，然后才能取出，洗刷干净，写上标签，包扎好后待晚上进一步完成上墨绘图制卡等工作程序。河姆渡遗址第二期考古发掘较第一期考古发掘有所进步。例如在第一期发掘中确立了四个叠压的文化层，在第二期发掘中，又把第二、三文化层各细分出A、B、C三个小层，第四文化层又细分出A、B两个小层；在第一、二、三文化层中新发现了27座墓葬，20个灰坑；剥剔出了不少芦苇、编织物等。由此，在实际发掘工作中提高了大家的操作水平和分辨能力。在整个第二期考古发掘中，我们还抓住学习班的有利时机，进行了必要的职业道德教育，让每个学员都懂得，作为一名文物考古工作者，一定要恪守自己不占有、不收藏、不买卖文物 （特别是出土文物）的规矩与职业道德。所以在这次发掘工作全过程，我们没有发现谁有隐匿不报或私自将出土文物攫为己有等不良行为，保证了我们能将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内涵客观地、完整地保存下来，保证了我们以后在编写发掘报告中能正确全面地反映出河姆渡文化的全部文化内涵，这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工作。

四

　　1978年1月28日，河姆渡遗址第二期考古发掘暨浙江省首届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胜利结束。

　　河姆渡遗址第二期考古发掘共出土小件编号器物计有石、骨、木、陶器4700多件，陶片20多万片，新发现了一批第一期考古发掘中未曾发现的新器型。从动物遗骸中发现了13个新的种属，新发现了27座墓葬，20个灰坑，继续发现大片木构建筑遗迹，初步搞清了房屋建筑由第四、三层的打桩立柱架空的干栏式建筑发展到二、一层栽柱式的地面木构建筑的一些现象；继续发现了一批稻谷遗存及芦苇编织物及绳子等。有关的发掘收获情况已在1980年第5期《文物》上以《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的简报作了报道。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收获，为确立和丰富河姆渡文化的内涵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发掘期间，先后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文物出版社、青岛海洋研究所、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地质局等许多单位派出专家或专业工作者来工地帮助解决疑难问题和指导工作。我们还接待了全国14个省市的20多所大专院校的老师及许多兄弟省市文博专业工作者以及本省市地县的同行们来工地参观指导，开展学术交流。

　　河姆渡遗址第二期考古发掘的成就不仅仅局限于学术上的收获，还应当看到在这同时，她又曾经是一所实实在在地锤炼和培养过一批文博干部的临时大学和实践的课堂。在这近三个月半时间里，来自全省17个市县的56名亦工亦农学员，除了正常的参加考古发掘的实践之外，他们还学习了有关文物考古方面的基础理论，有文物政策法令法规、社会发展史、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古墓葬发掘、中国新石器时代和浙江新石器时代、河姆渡遗址文化内涵介绍，浙江陶瓷史、考古绘画、考古照相、考古测量等，使之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初步掌握了田野考古发掘的步骤与方法。最后，他们都通过了书面考试，领得了结业证书。这批学员大部分都回到了农村，成为当地的业余文物保护通讯员，为当地的文物保护和宣传工作默默无闻地做着贡献。也有一部分市县文博单位因工作需要，通过特招及其他一些方法，先后把有些学员吸收进了文博单位，成为当地文博战线上的业务骨干。

　　还有这次从各市县借调来参加考古发掘大会战的专业干部，在参加了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实践之后，业务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开阔了视野，他们在回到当地以后，在文博事业中特别是当地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骨干作用，为保护和抢救地下的文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

　　1978年春节之后，刘军、梅福根、吴玉贤和我等几个人又回到了河姆渡遗址旁的库房中。吴玉贤得意地书写了一幅仿郭沫若先生字体的“河姆渡遗址工作站”的纸质“招牌”贴在了门口，这是我们自己对这座新建筑的命名吧！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整理工作阶段。

　　河姆渡遗址中的出土物特别丰富，器物类别又特别的多，有的遗物还得请专门的研究机构协助鉴定、测定，所以整理的工作量就较其他遗址所需的时间更长。在这个过程中，前阶段各个探方中由于各人业务水平的参差不齐，所产生的不足之处或错误均要在这个阶段进行校验、核对，或补充完善、或更正。如表、卡、物之间的名称、编号、数量是否一致？物与画是否一致？描述器物的特征是否确切？有些出土遗物虽有加工痕迹，但器型不全或无法复原的还要消号剔除；各个探方所绘的四壁地层画和相关连的遗迹画等都要核对、纠正、衔接起来；各层各类遗物还要进行总的分型分式，从纵向和横向来研究他们的各自特征及早晚演变关系，确定各类标型器；各类标型器都要一件件拍照及绘器物画，供编写报告时使用，同时也要将照片贴在小样本及器物卡上，器物线画也要贴成样本，而且都得一式二份：各种石器的石质和硬度、木材的树种、动植物遗存的种属、测定遗址各层年代等多种标本的送请鉴定都要同时进行、完成。而工作量最大的是该遗址四个文化层中出土的20余万片陶片，在洗净晒干后，都要按探方分层进行整理，先区分出不同的陶系，然后再按不同陶系区分出不同器型的不同部位和不同的纹饰，统计出数量，一一作好书面记录；另一个任务就是要不失每一个机会从这无数的陶片中拣选出或拼对出一件又一件可供修整复原的陶器，有时，往往是从相邻数个探方的陶片才可寻找到一件可供拼对复原的陶片。每当我们在无数的陶片中能拼对出一件可供复原的陶器时，我们的心情和比什么都高兴。

　　整理工作就在这漫长的时间中打着“持久战”。由于考古专业人员少而需要配合全省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的项目又多，常被当作消防队员似的临时抽走去“救火”。1979年11月至1981年6月的三个冬天里，我和牟永抗被抽调出来先后主持了桐乡罗家角遗址、平湖平丘墩遗址和余杭吴家埠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完成罗家角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编写任务，所以影响了河姆渡遗址发掘资料的副刊及发掘报告的编写等工作。到了80年代，由于人事变动，我们主持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整理的这批人，有的调离，更有不少人担任了文物考古部门的领导职务。所欣慰的是许多参加考古发掘和鉴定的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奋力笔耕，写出了许多专著，计有：韩德芬编写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刘军、姚仲源的《中国河姆渡文化》，林华东的《河姆渡文化初探》，陈忠来的《河姆渡文化探原》等。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长纪录片《河姆渡遗址》在全国各地上映，并流传到海外。而我们的《河姆渡遗址发掘报告》也总算完稿，将交由文物出版社负责编审出版。

　　作者：姚仲源，系浙江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

注释：① 浙江电影制片厂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