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73年至1981年期间参加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第二期的发掘及宁波、舟山地区河姆渡类型遗址的调查工作。在进行了发掘、调查、整理文物、编写资料和研究的前后长达八年中，我把自己的青春与热血献给了河姆渡，与河姆渡情难分、意相共，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有条件也有责任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的情况写出来。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选择在干燥少雨的冬季农闲时间进行，1973年11月4日开工，翌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8天。发掘面积810平方米，共有5×5米探方34个。其中，T3、T14、T15三个探方不足25平方米。在发掘过程中发现，靠南的8个探方约200平方米早已被姚江冲刷掉，地层中只见淤泥而没有任何文化层，可见姚江与河姆渡遗址的密切关系。感谢姚江，它不仅哺育了河姆渡人，也保护了河姆渡遗址。这里地表海拔高度只有3米，遗址的厚度差不多是4米，遗址的下半部正好是精华，即第三、四文化层特别是第四层所在，正是因为长期被姚江之水浸泡充隙，遗迹、遗物与空气隔绝，外于稳定的保护状态，再加上大面积的腐殖质形成PH值为4-5度的酸性成分，起着良好的防腐作用，使大批遗迹遗物和动植物遗存完好地保存下来。但水位高也给发掘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当发掘到1米深的时候，地层已经很潮湿了，约2米深时，开始渗水，3米以下水份基本饱和，此时的发掘工作就像是“水中作业”。每天收工以后，经过一夜的渗水，第二天开工时探方内已经水漫金山，泥泞不堪。后来只好在尽量不影响发掘质量的前提下在探方最深的位置先挖掉一些，形成一个小坑，让积水集中汇聚，第二天用水泵抽掉。到后来水越来越大，就在白天随满随抽，晚上派人值班抽水。
正是有着这样的自然条件，河姆渡遗址的地层保护得特别好。除被姚江冲击掉一部分外，没有其他自然损坏。遗址内一纵一横两条小沟渠也只是使上半部分受损，只伤皮毛不伤筋骨，更没有被盗掘等人为破坏。四个文化层层次分明，各层之间不仅土质密度、软硬程度易于区别，而且颜色各异、出土物不同，特别是第一、二层与第三、四层之间差别十分明显，有的简直可以自然剥离，这样的地层使发掘时的遗物按层分开，不致混淆，使发掘质量更有保证，更具科学性。
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相当于吴兴①邱城中层和上海青浦崧泽墓地，第二文化层相当于邱城下层和嘉兴马家浜。第三、四两个文化层土质都较松软，第三层含有砂质，第四层为黑褐土。第三层厚65～115厘米，第四层厚100～165厘米，两层合起来厚度超过2米。厚厚的堆积，丰富的遗迹遗物，全新的文化内涵使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别于过去发现的任何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一个完全新颖的文化类型，应该给它一个恰当的名分。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就酝酿这个问题，
不久就命名为“河姆渡文化”。
马家浜文化的年代为距今约六千年，河姆渡文化比它更早，那么，要早到什么时候呢？从地层关系和文化内涵来看，两者有联系，但更
有差异，且三、四层自身也有个相当长的延续过程，因此推测比马家浜文化要早一千年左右应该较为合理，这个推测被现代科学测试手段所证实。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已经建立起C14测定年代实验室。现场工作人员戴着手套轻轻取出T21第四层刚出土的橡子一包，
T14第四层第A13号木头一块，立即装进塑料袋封扎好，送往北京测定。经过测定，橡子的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②6725年±140年，木头的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6960年±100年，这个数据与考古学的分析比较接近，两者互为印证，是可信的。
考虑到所用的测试标本周围无石灰岩存在，反而有呈弱酸性的环境，这种环境取出的标本，所测的年代只会偏近而不可能偏远，因此，河姆渡文化定为距今7000年，就成了公认的年代。后来，各种教科书、论文、专著、电影、陈列说明等都采用了这一推断。河姆渡文化就成了长江下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由此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我们在《文物》1976年第8期、《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上发表的有关河姆渡文化的学术文章中理直气壮地提出了“我们的祖先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同时也在长江流域”，“共同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的观点。在浙江电影制
片厂拍摄的纪录影片《河姆渡遗址》的解说词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的观点。
现在再来回头看看遗址中遗迹和遗物的出土情况。
河姆渡遗址的遗迹除第一层外，第二、三、四层均发现木构建筑遗迹。其中，第二层发现木构水井一座，第三层的木构遗迹残缺不全，无法作进一步的分析，最集中、最密集、且有一定规律的木构建筑出现在第四层。
第二层的木构水井位于T34—37四个探方之中，井的构件刚露出时，谁也想不到是口井，往下挖，才发现构造复杂，体量很大，足足挖了一个月，才大体看出是井的轮廓。这口井由200多根桩木、长圆木组成，内心为一个边长约2米的近乎正方形的竖井，竖井边上有一些加固支撑的构件，外围圈成一个近乎圆形的栅栏，底部是个凹坑，此外还有一些苇席残片和原来象是支架苇席的小圆木等，这可能是井的一部分。如果这些推测正确，那么这口井是发现最早的水井。
第四层木构建筑遗迹主要集中分布在发掘区中部T16—33的18个探方约300平方米范围内。构件刚露出时显得很零乱，只知这些构件可能是重要遗迹，但结构如何，性质如何，当时还是一头雾水。直挖到最底部的生土层，才露出庐山真面目。这些构件达千件以上，其中仅T16-33编上号的构件即达818件。它们多为栎、栲、山毛榉等树木。构件种类有梁、柱、板、桩（方桩、圆桩、板桩）以及苇席等。建筑工艺有以藤条或绳子（藤、绳均有实物出土）捆扎、以石斧砍劈、以企口接拼、以各处榫卯接合等。这些构件排列有序，其主体构件是13排桩木，从这13排桩木的走向看，这里应该有2组以上的建筑。这些建筑以木桩为基础，桩上架设地梁以承托地板，又于其上立柱架梁，形成植根于地面、居住面悬空、顶上铺苇席以遮阳挡雨的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是根据河姆渡地处潮湿的沼泽地区的地理特点，因地制宜创造出的具有特色的建筑。说明当时的河姆渡人早已脱离了原始的巢居阶段，有了相对稳定的居住条件，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它与河姆渡人的“农业经济”是相对应的。
说起农业经济，不能不提到河姆渡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大批量人工栽培水稻遗物的出土。当发掘到第四层时，发现一小层一小层像夹心饼干似的夹层，总厚度约四五十厘米，从整体内涵看，这些小夹层同属一个文化层。刚接触这些小夹层时，按常规的考古作业，不论是从平面小心翼翼刮土，或是用小手铲竖向挑剔土层，都看不出它跟一般的文化层有何区别，但凭经验，也凭感觉，总觉得这夹层中的深褐土松软少土，与别的土层不同，像是植物的腐殖质，后来就改用小手铲和尖头铲在褐色的小夹层中横向揭开，这么一揭，奇迹出现了，它带给人无限的惊喜。原来，这些小夹层只要像揭一张湿纸巾一样轻轻地揭起，就可以发现它们原来是稻叶、稻谷、谷壳、焦谷、稻秆等水稻的遗物。在刚刚揭开的瞬间，稻叶呈绿色，叶脉清晰，甚至连稻谷上的绒状稃毛也依稀可辨。再照此法往下挖揭，都是如此，天哪，这是多么惊人的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个地下谷仓，数量之多、堆积之厚、保持之好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后来，浙江农业大学农史专家游修龄教授对这些出土水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从稻谷外形、粒重，籼稻和粳稻谷粒的粒长与粒宽的长度之比，稃毛分布特点等进行综合分析对比研究，排除了野生稻的可能性，得出的结论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的水稻”。从此以后，“河姆渡遗址出土我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中国是水稻的发源地”的论点和游教授的研究论文被海内外学者普遍认同、广泛引用，国内的许多考古学家、农史学家、科技史家不仅引用，还在各自原有的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研究，掀起了一个“稻文化”研究的热潮，有的还携论文到国际学术会议上参加讨论。河姆渡遗址的水稻发现轰动了国际学术界。
如果说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的大量出土是河姆渡原始居民从事原始农业的有力证据的话，那么一批骨耜的出土就更使这个观点立于不败之地。古代常见的耜有石质、铜质、铁质、木质等，但从未见过骨质，而这次在河姆渡遗址见到了。河姆渡原始居民真是聪明，他们大量捕杀动物，其中偶蹄类哺乳动物被食用后，废弃的肩胛骨被他们加工后即成了骨耜，这是河姆渡人的一大发明。这种耜基本保留了肩胛骨的自然形态，但加工痕迹和使用痕迹十分明显。加上其形制极具特点，因此对其用途就比较好推断，而且对其安装耒（柄）、耒和耜如何捆绑使之成为浑然一体的复合工具也作了大胆推测。后来，第二期发掘时出土了一件骨耜，耜上残留一段用藤类捆扎在一起的木耒，证明第一期发掘中对骨耜的定名、作用、使用方法、安柄方法等的推断是正确的。
这类骨耜，仅第一期发掘就出土了近百件，完全可以说明河姆渡文化已处于“耜耕农业”阶段。耜耕农业的出现对于渔猎、采集等自然经济而言无疑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这正是河姆渡遗址骨耜出土的意义所在。
这些骨耜出土时浑身湿漉光滑，泛着浅绿色的光彩，有着半透明的玉质感，叫人爱不释手，但一经曝光氧化，光彩顿失，变成了褐色，只有质地仍坚固如初。
河姆渡遗址各类出土遗物的数量之多、密度之大也是其他史前人类居住遗址难得见到的，尤其是第三、四层，可以说是遍布每一个探方的每一个角落，有时一个探方一天出土的编号器物即达二三十件。出土遗物包括文化遗物和自然遗物两大部分，文化遗物有石器、陶器、骨（含角、牙）器、木器等，其中编号登记的完整器或基本可复原的器物共1170多件。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石器，除石球、砺石等不要求磨制的石器外，一般都是磨制石器，但磨制技术不精，有的石器（凿、斧等）的侧、顶等部位极少磨制而留有明显的琢击、锤击痕迹，这些特点说明第四层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但略显稚嫩，说明还较原始，这与整体的时代背景是一致的。
第四层最具特点的文化遗物无疑是骨器，共有600多件。其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是耜，数量最大的是镞（箭头），达330件之多，占骨器总数的半数，还有哨、凿、锥、针、管状针、匕、梭形器等。这些骨器有的是农具（如耜），有的是狩猎工具（如镞），有的是缝纫纺织用具（如针），有的用途不明，有的则可能一器多用，说明骨器在生产、生活中占有相当分量。这些骨器一般都磨制得很精致，而最为精致的就数一件骨匕上所刻的鸟形图案了。这件第四文化层T21出土的骨匕，残存的柄部上面精雕细刻出两组相同的对称花纹，每组的中心是一个似太阳似水球的圆圈，两侧各刻一对称的鸟头，巨喙尖利，目光炯炯，配上癯削有力的面部和脖颈，圆球下面花纹似利爪似火焰，整个图案表现出神秘无比的意境和深不可测的蕴意。这个图案就其艺术成就而言不失为一件艺术珍品。
这件骨匕出土时也是湿漉漉的，在揩去蒙在身上7000年的尘土，以它精致绝伦的图案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大家真的看得惊呆了，互相庆贺，轮番观赏，啧啧称奇。在当时那么原始的条件下，何以能够构思、雕琢出如此讲究、华丽精细、富有想象力的图案，简直叫人叹为观止。当时，国家文物局规定，凡是重要考古发现均要及时报告，河姆渡遗址发掘过程中屡有重要发现，于是国家文物局派刘启益先生前来考察。刘先生到发掘现场时，正巧这件骨匕出土，他惊讶不已，边看边叹：“绝了！绝了！绝了……”一口气连讲十几个“绝了！”，又说：“今天要不是我亲眼所见，你就打死我，我也不相信。”
文化遗物中，木器虽然只出土六七十件，但因木器比其他遗物保存下来的难度大，这次能出土这么多件，是其他遗址难以见到的，因此弥足珍贵。这些木器有的是能单独使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如铲、矛、匕、纺轮、小棒等，有的是和别的工具安装在一起使用的复合工具的一部分，有的用途不甚明确，其中最难得的是七件木筒，引来了人们对其用途的种种推测。这些木筒形似一段毛竹筒，筒壁厚度均匀，内外错磨得光洁闪亮，几可照人，有的内壁凿一周浅槽，塞以圆木饼；有的外壁的两端缠绕藤篾类圈箍，表面似经髹漆，出土时泛出金黄色光辉，绚丽夺目。其精致、牢固说明观赏与实用兼而有之。1980年，我将两期发掘的22件木筒加以排队分析，再对照古文献资料、民族学资料，请教师长，大胆提出它应该叫“筩”，是打击乐器的最原始的形态之一，并写成一文公开发表，以期引起争论。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最基本的生活用具，河姆渡文化亦不例外。第一期发掘后，我们整理出陶片共190203处，虽然20多年过去了，而且手中没留下整理记录，但我却敢保证这个数字一片不差，因为我们参加整理的几个人几乎对每一片都摸过，因此对河姆渡的陶片我们耳熟能详，倍感亲切，永志不忘。
第四层陶器的特点是清一色的“夹炭黑陶”，陶胎中布满大量炭的晶粒，这一点与别的遗址显然不同，可谓独树一帜。制作技术比较原始，外形不整，全为手工制作，不见轮制痕迹。陶器的器型也很简单，主要是釜、罐、盆、盘、钵五种及支座、器盖和一些陶塑小人头，小动物等。陶器的器表往往有比较繁密的装饰花纹。值得一提的是还出土了三片彩陶片，内胎与其他陶片无异，但表面加上化妆土后打磨光洁，再施以彩绘，出土时表面灰白发亮，彩纹呈褐或黑褐色。
河姆渡遗址出土遗物中除了文化遗物外还有一大批自然遗物——动植物遗物。动物遗物共出土48种，其中猪、狗属人工驯养的动物，水牛也可能是驯养的，其他的属于狩猎或捕捞获得的动物，如象、犀、虎、四不像、各种鸟类、龟、鳖、各种鱼类等。植物有各种树木和果实种子，从出土的叶片鉴定，树木都属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植被的组成部分，目前在浙江仍分布很广。植物籽实除了水稻稻谷外，还有连同瓠皮一起出土的小葫芦，成堆出土的橡子、酸枣、吃过剩下的菱角壳和芡实等。
通过第一期发掘，搞清了地层关系，确定了遗址各文化层的年代，认识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确立了河姆渡文化在史前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也为第二期发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引起了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专家学者的重视，在发掘期间，前来检查、指导、参观、考察的便络绎不绝。除刘启益先生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前来实地了解指导外，前来工地的还有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同济大学古建筑、古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等。陈从周教授来的时候还有驻同济的“工宣队”队员陪同在侧，这是那个历史时期司空见惯的特色。
为了汇报发掘成果，向首都考古界、文物界专家请教，应国家文物局之邀，1974年冬，我和姚仲源、魏正瑾在驻浙江博物馆“工宣队”的带领下，携带300多件最具代表性的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赴京，在国家文物局所在地沙滩红楼作汇报展出。展出期间，吸引了国家文物局机关、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及首都文物、考古、博物馆界的大批专家、学者、教授、干部前来参观，其中有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苏秉琦教授以及安志敏、邹衡、严文明教授等。专家们怀着浓烈的兴趣，以其睿智的目光仔细观看琢磨思考，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夏鼐所长连续看了两个半天，苏秉琦先生逐件细细观摩，不时向工作人员询问细节，后来意犹未尽，亲自到河姆渡来考察。专家们看了以后普遍认为，一是年代早，二是文化面貌新，三是价值大，一致肯定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和突破，建议尽早将发掘成果整理发表，公诸于众。
为了使河姆渡文化的价值能在更大范围内被学术界所认识和肯定，也为了集思广益，使河姆渡文化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省博物馆的领导和考古专业人员建议召开一次河姆渡文化学术讨论会。这个构想是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以后所引发的合乎逻辑的走向，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省文化局副局长张英田同志的支持。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条件下，我们给这个会议起了一个中性名字，全称叫“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为了筹备这个“座谈会”，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拿出一篇全面介绍河姆渡文化的主体学术报告。早在发掘工作结束后不久，我们就转入了室内整理工作，整理工作时常受到“批林批孔”运动等的干扰，整理的时间长达两年。在这两年中，我们除了必须参加学习、讨论、开会等政治活动外，其余时间都投入了整理工作。我们在杭州孤山外西湖15号浙江博物馆的一个简易大厅里，以此为家，与陶片、器物为伍，在枯燥的陶片分类、粘对拼接、分型分式、统计列表等工作中，乐此不疲，常有意外的收获，发现新的价值，得到新的知识，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也不断有新的升华。在此基础上，写一篇学术报告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在“座谈会”召开前夕，确定由牟永抗、梅福根、魏正瑾和我四个人负责撰写“座谈会”的主题学术报告。我们为了赶时间、赶任务，可谓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用了四天四夜就完成了一篇比较系统介绍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的主要收获及我们的认识的长约2万多字的文章。
座谈会于1976年4月5日至12日在杭州米市巷省第二招待所召开，省文化局副局长张英田同志主持会议，国家文物局谢辰生、文物出版社杨瑾、朱天和北京、陕西、广东、江西、安徽、上海、福建、浙江等地的文物、考古、农史、古建筑、古动物、古植物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参加发掘的本省考古工作者、余姚县和罗江公社的代表、杭州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代表等六七十人参加了会议，刘军代表省博物馆和河姆渡考古队作主题报告，游修龄教授等就各自的专业课题作学术报告。与会专家被河姆渡文化的博大精深所震撼，都充分肯定了河姆渡文化的重大学术价值。
讨论会之后，各地报刊杂志争相约稿。在报纸方面，《光明日报》捷足先登，刊出了《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重大意义》一文；在专业杂志方面，当时主要的两家《文物》和《考古》争着要稿，经过平衡，《文物》1976年第8期发表了具有发掘简报性质的《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和与河姆渡遗址有关的一组稿件，而正式发掘报告《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和《河姆渡遗址动物遗存的鉴定研究》则在《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刊出。
从那以后，河姆渡这个姚江边上的小小渡口一举名扬天下，“河姆渡”三个字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原来作为渡口的本义。考古学家把河姆渡遗址与西安半坡遗址相提并论，河姆渡文化与仰韶文化并驾齐驱，国务院1982年公布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姆渡成了考古工作者心中的圣地，凡是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言必称河姆渡，河姆渡文化的资料、照片、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广为引用、反复引用、视为至宝。
资料发表后，在国际上也产生极大反响，美国哈佛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海峡两岸的考古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认为河姆渡文化是个全新的文化，后来还多次来华考察。当时还有一人苏联人也来信，信用俄文写，当我很费劲地把它译出来，才知道他的意思是说看到我们的新的考古资料后对中国古代文物十分热爱，希望我们能满足他的愿望，给他寄些资料照片云云。那时我国和苏联关系紧张，谁还敢给他回信，这件事也就没了下文。日本东京梅内女子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国分直一教授来信，大意说，我研究日本水稻起源几十年，一直无法确定日本水稻起源于何地，现在看了河姆渡遗址的资料，终于找到了，日本水稻源于浙江四明山麓河姆渡的先民们。还有的日本学者慕名而来，以到河姆渡为荣。
当时参加河姆渡第一期发掘的同志有浙江博物馆历史部的考古专业人员刘军、牟永抗、梅福根、姚仲源、劳伯敏、魏正瑾、吴玉贤七人，刘军是领队；自然部从事动植物研究工作的魏丰、黄以之二人；地县文物考古工作者有宁波市文管会林士民、余姚县文化馆许金耀、奉化县文化馆王利华、慈溪县文化馆袁展如、桐乡县文化馆张梅坤五人。
几个地县来的同志在发掘中也各自发挥重要作用。许金耀身体较差，但作为余姚的东道主，许多上上下下的联络工作、后勤工作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但他毫无怨言，尽心尽责，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王利华绘画的专长在这里得以了充分的发挥，一些需要素描画、效果图的工作非他莫属，特别是画第二层的水井，他下了很大功夫，画得准确到位，比照片看得还清楚。
余姚县的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对发掘工作也是大力支持，一路绿灯，特别是罗江公社、公社农技站和东方红大队的领导和农民，对发掘工作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和无私的帮助。公社领导经常步行到工地，嘘寒问暖，现场办公，帮助解决困难。公社农机站同志与考古队如同一家，断电了，与供电局疏通供电；探方内积水需要排除，搬来潜水泵、油泵、电缆，拉来接线板；考古队需要场地，腾出房子，这些都是无偿支援。东方红大队浪墅桥村的群众对考古队的支持是全方位的，考古队没地方住，就住在他们家里，有的把新房、家具让给我们用。公社派来参加发掘的民工也是好样的，他们自带干粮吃在工地，挖表土的时候挑土方的工作量大，是个力气活，他们很能吃苦，挖到文化层的时候需要细心，他们也很仔细，挖到第四层的时候，探方泥泞不堪，他们也无怨言，时间长了，有的民工成了土专家，和考古队员成了好朋友。
我想，如果没有余姚县、罗江公社、东方红大队和公社农机站同志们的关心和支持，如果没有广大民工的付出，要顺利完成发掘任务也是不可能的。
作者：吴玉贤，原福建省文化厅文物处长。
注释：
①今湖州，为客观地反映历史，本文均用当时的地理名称
②指20多年前，即1973年。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