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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文史之窗文史汇编《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宁波城市考古亲历记
字号:[  ] 发布日期:2015-09-18  信息作者:林士民

  明州(宁波)建罗城以来至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据《宝庆四明志》记载,“罗城周围长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许,计一十八里。奉化江自南来限其东,慈溪江自西来限其北,西与南皆它山之水环之,唐末刺史黄晟所筑。”这么几句话很难使人们对古城、特别是古城的变迁历史有所了解,而且构筑规格、工艺,在古代文献中都没有详细记载,只有到了明代才有较详细的记述。因此要想了解唐、宋、元代城区的历史,只有靠科学的考古发掘资料,才能揭开千年古城之谜。我有幸参加并主持了宁波城区考古发掘工作,现将经过记述如下。

唐代城门遗址和龙舟的发现

  1973年在“深挖洞”运动中,市里决定沿环城马路挖防空洞。为此,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准备集中主要力量做好文物保护与发掘工作。1972年下半年我在参加河姆渡遗址发掘期间,突然有一天办公室打电话要我回文管会,说东门口原文化用品商店与原新华书店之间的东门口马路在挖防空洞时,发现了很大的木头。我到现场一看,原来是唐代的东渡城门遗址。由于这里是交通要道,考古时间不能拖得太久,只是匆匆地作了清理,未能把全貌揭开,这是十分可惜的。以后我与文管会老书记虞逸仲对和义路挖防空洞就特别注意。所以,当甬江印刷厂工地出现宋代城门遗址时,我们都十分高兴,因为文献上虽有记述宋代城门,但只是寥寥几字。一旦把宋城门面纱揭开后,再往下挖,五代城门的面貌也许会暴露出来;再往下挖或许能见到唐代城门的真面目。后来,果然在此挖到了唐城门。

  唐代城门称什么不知道,宋代称渔浦门,因此我们把唐代城门也称它为“渔浦门”。

  渔浦城门发掘表明,它是在宁波筑罗城时就开辟的,是东渡门西北角的一个城门。这个城门内是直接通向集市的渔浦巷,从出土的大量精美越窑青瓷残器证明,是一个陶瓷贸易和集散地,通过码头进入渔浦门内的仓库,另一方面也是渔类货运集散地,因此名为“渔浦门”。我们在挖开的唐代地坪面上,清楚地看到城门是一次性构筑成的城门,方向为南偏西28度。全部用长方形砖头砌筑。城门分为东西两壁,东壁0.8米宽,西壁为1.22米宽。当门道清出后,同志们都说开了眼界,因为在长江以南唐城与唐代城门还未见有考古资料发表。该唐城建筑确实讲究,城的外壁全部包砖、门道地坪都经过加工,为5-10厘米的“三合土”硬地面。

  因为唐渔浦城门紧靠姚江,土质比较软,所以墙基下打了成排的木桩,似梅花形排列,称为梅花桩。每根桩长0.57-0.65米。打下的木桩顶部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其上再砌砖,从发掘出来的城墙门道两侧砖壁测量表明,历唐、五代、宋三个朝代,城壁坚固,整齐,基础一点也没有变动。唐代的城门道宽3.02米,门道深9.6米,城宽10米。

  龙舟是在邮电局工地出土。当时在发掘中出土了一条形似船的长木头,中间凹下去,因此人们都称它为“独木舟”。它的发现,马上轰动了甬城,大批群众到工地来看。为了保护古船,我们把发掘出的古船由16个民工抬到当时文管办院子内(即现天一阁)存放,为防止古船开裂断开,用清水把“独木舟”清洗干净。同时我们发现在船舷上有等距离方小孔,在方小孔中尚有断木,在船底有小方孔、也有木塞,头、尾均有铜大钉和固定板。该古船系一条独木制成,总长11.5米,宽0.95米,深0.35米,L/B=12.10B/T=3.17,首部离基线高(前昂势)0.69米,后部离基线高(后翘势)0.46米,据此应为龙舟。其依据是:

  第一,据上列的L/B达到12.10的情况看,制作该木舟时,并不从装载量功能上考虑,而是从追求速度的角度来考虑设计的一艘比赛艇。

  第二,在首部位置所开五孔中,其中间一孔应为篙孔;后四孔是龙舟上部安系龙首等装饰件部位的卯孔。

  第三,在舟体的两侧,有17档间距为0.6米,相对位置为0.04×0.05米的长方孔,用长方形断面木贯穿其中,上置木板。这个设施显然是竞渡者的位置,两舷伸出端当为划浆支托架安装处。

  第四,排水量为1.862吨,舟体重量为0.711吨,载重量为1.1520吨。每个竞渡者体重以50公斤计算,17名划桨手总重为1.05吨,龙舟安排17个位置是完全可以胜任的,而且还留有一定的储备浮力。

  根据龙舟与出土的越窑青瓷共存表明,这艘龙舟的年代应在唐大中年间(847-859),说明唐大中时明州在姚江已有划龙舟的习俗。

宋代码头的发掘

  19788月,宁波市东门口的“交邮大楼”正在筹划施工之中,由于种种原因,工程一拖再拖,这为我们考古发掘反而带来了方便。当时办公室同志研究后,认为东渡城门口,地处余姚江、奉化与甬江汇合的“三江口”西测,这一带原为唐宋时代的国际海运码头,也是相当繁荣的江厦国际市场。我们根据地形与所处位置,决定对交邮大楼范围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参加这次考古的有我和虞逸仲、杨国民、孙友清等。我们发掘的主要目标是该楼的地下室,共挖5×5米的探方11个。后因发掘到海运码头和宋代海船又把开挖的面积扩大,这一次共计发掘面积350余平方米。

  在第一阶段发掘中,我们就发现了石砌的海运码头,当时我判断是码头,所以大家非常高兴,后顺藤摸瓜又挖出了三座由西向东扩拓的码头,由此推理越靠近奉化江的码头,其建造时间越晚。为了证实我们的判断,我还邀请正在论证宁波港口发展规划的杭州大学地理系教授马裕祥等专家同至现场察看,他们认为从地质角度看是码头无疑。这三座海运码头的位置作东西排列,这与奉化江岸的延伸相一致。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们把靠近现奉化江岸的古码头,编号为三号码头。三号码头东西向,相距二号码头约8.4米,一号码头为最早,从出土的遗物表明均是北宋到南宋时代的码头。

  三号码头距现奉化江岸70米左右,发掘长度为15米,残存宽度为2.8米,呈长方形。转角清楚,仅存东北角“7”字部分,全部用长条石迭砌,残高0.68米。这里因为是奉化江冲积层,土地形成时比较软,先民们在营造码头时为加固基础、防止码头倒塌,在石砌码头底部先打了成排的松木桩。木桩直径为8-18厘米,长度66-251厘米,都削成尖头打入土内,最有意思的是有的木桩顶部还保留了打桩时的敲击痕迹。木桩排成三角形,比较有规律。在布桩范围内,还密布许多粗树枝,其目的也是为了加固基础。砌迭的条石以100×40×80厘米的规格为多,都错缝迭筑,条石与条石之间用小石片衬平。使人高兴的是在清理条石接缝时出土了北宋年间铸造的“大观通宝”和南宋的“绍兴元宝”等钱币。

  三号石砌码头清理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二点:

  在石砌码头同水平的临水面,堆砌了大量的木头,上下有3-5层,一根紧挨一根,从北向南延伸,木的直径0.2米,长3.4米,小的直径0.1米,长0.82米,多为松木,在这些木头两头凿有方形或长方形的卯眼,有的卯眼中还留有小木头,长者0.5—0.8米,钉住卯孔打入土内起固定木头的作用。北向码头临水面也同样铺有木头,木头树皮也未削掉,大多为柏树一类硬木。这批木头都铺在石砌码头底部,有的地方还铺着12-23厘米厚的木片和树枝,这些作法都是为了加固码头基础用。

  第二,三号码头范围内,出土的古陶瓷等文化遗物特别丰富,典型的有南宋晚期的龙泉窑鱼耳瓶、炉、碗,江西景德镇的影青仕女卧枕、影青瓶以及黑釉器等等。证明这座码头的时代是南宋晚期。

  二号码头在清理中其东北部分伸延到现在马路处,从迹象表明一直向北伸展。其基础部分有一层厚厚的瓦砾,还打有直径0.1-0.18米,长1.46-1.96米的尖头松木桩,布桩略有规律。在木上置条石,规格多为110×42×21厘米,呈长方形。码头残高110厘米,呈长方形。在发掘中发现在石砌码头边相距7.50米处有加固地面,防止塌方的档土板,板两边均打了木桩以固定板墙,在石砌的码头中清出“熙宁重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等钱币和宋代的青瓷器。

  一号码头,也是最早的码头,与三号码头相距20米,离现奉化江岸90余米。码头成长条形,全部用条石和块石筑成。因码头伸入马路,我们只清理10米一段,残高1.24-1.68米,条石大者1.56×0.38×0.23米。石砌的码头底部铺有光滑的鹅卵石一层。码头地面部分用瓦砾、石片加以夯实,坚硬结实。紧贴水面打有成排的木桩,均为松木,它们的直径为0.12-0.17米,长3.15-4.35米,分成四组排列,每组9根。3根一排成一方形,每根间距16-74厘米。组与组的间距,东西向为1.16-2.14米,南北向为4.55-4.86米。在木桩四周还残留着长短不等的许多木板,厚度为5-8厘米。有的木板与木桩捆扎在一起,有的紧靠木桩。在这座码头中出土了越窑、龙泉窑的瓷器碎片和小长方形砖以及“太平通宝”、“至道元宝”、“景德元宝”、“天禧通宝”等钱币。

  三个石砌码头位置的逐步延伸,从年代看以一号码头为最早。它靠近唐代的东渡城门,建筑在唐代的地坪(文化层)上,随着奉化江的发育和江泥堆积,江面变窄,使这个北宋时代的码头失去使用价值,终被废弃;于是又在淤积成陆的地上兴建起二号石砌码头,这个码头不是建在唐代地坪上,而是构筑在宋代淤积地坪上。随着江岸的变迁,二号码头又被奉化江岸的淤积而埋没;到了南宋时又新筑了三号码头。从出土的“绍兴通宝”等文物证明,这座码头建于南宋时期。这三座海运码头都朝奉化江,位置基本平行。由于施工范围所限,元明时期的海运码头这次没有发掘。东门码头的发现和考古发掘,构划出了宋代江厦海运码头的具体位置、规模与构筑工艺以及重建、废弃的变迁历史。尤其一号码头由于成陆时间早,基础结实,所以码头底部没有打桩。二、三号码头不仅打有大批木桩,而且还布有大批木头和粗柴梢。这种做法与宋李明仲著的《营造法式》所载“码头布柴梢令厚一丈五尺,每岸长五尺钉桩一条”之制相似。

外海船的出土

  19794月份,我们在发掘三号码头时发现了宋代一艘外海船。该船离地表3.65米,底部龙骨距地表4.60米,船向北偏东64度。在我们清理中碰到最棘手的问题是,出土时船的色泽灰黄,形态、构件都很清楚,但经阳光照射后,水分蒸发,收缩率很大,构件马上变形、断裂。虽然我们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但也解决不了船体开裂变形等问题,求救于国家文物局也没有办法。我们只得请宁波船厂的李松盛工程师、武汉海运学院席龙飞教授等专家到清理现场作具体指导,边学边清理,终于对这条宋船较完整地做好了发掘资料的汇集,使该船得以科学复原。

  该船残长9.30米,残高1.14米,宽以龙骨为中心一半是2.16米。上部结构已腐毁,头部的艏柱,底部、船体壳板与抱梁肋骨、龙骨等结合在一起,保存较好。船舱内的分隔木板的安装和舱板上圆形木塞补镶的痕迹十分清楚;头桅底座和中桅座制作讲究;在中桅座后隔舱板背部装有扶手长木一条,起加固舱板和中桅的作用;在船尾还发现了舵底座的残件。

  它的主龙骨从子母口的接头榫位看,是三段木接合而成,从第三段接头榫位开始向上微翘。根据残存的龙骨推断主龙骨总长应在10.5米以上。全用松木制成。

  在解剖主龙骨和艏榫位时,我们发现主龙骨有两个长方形的小孔,俗称“保寿孔”,孔径长3厘米,宽2.5厘米,深4厘米,孔内各埋藏钱币六枚,共12枝。为“景德元宝”、“天圣元宝”、“皇宋通宝”等北宋早期的铜钱。这为我们判断该船制作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由于宋代海船在全国发现不多,因此新闻媒体十分关注这项考古的新发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均发布了“宁波出土宋代海船与海运码头消息,一时影响很大,引起了考古界、造船界的关注,上海、大连、武汉等地造船专家纷纷来甬,对出土的宋船进行研究。可惜限于当时条件无法把当时发现、清理、解剖的全过程用录像等先进设备记录下来。

  宁波造船业在北宋时已跃居全国首位,达到了全盛时期,北宋出使高丽的“神舟”就是在镇海口招宝山下制造的。这次出土的海船,为明州造的海船船型提供了最好的实物例证。据该船的龙骨长度、壳板宽度等实例数据推算,此船水线长在13米以上,型宽4.5米,型深2.4米左右,排水量在40吨以上,它是尖头、尖底、方尾三桅外海船。它的优点是吃水深、抗风浪能力强。除这些一般特点外,宁波海船还有它独特的护肋(舭龙骨),其作用是为了减缓船舶的左右摇摆,以增强船体的平稳。另外在壳板联接上,也采用了先进的削斜接与子母口接法,以及龙骨采用榫卯接头的工艺,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造船史提供了重要物证。

江厦街天后宫遗址的发掘

  江夏街天后宫,又称灵慈宫、天妃庙,由闽粤商贾捐资修建,成为城东一座壮观的著名建筑。 1949年遭国民党飞机轰炸而化为平地。1982年下半年,因该地兴建宁波市地方产品展销大楼,据省文管会指示,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市文管办联合对该遗址进行发掘,从而揭开了天后宫建筑的历史。

  主持这次考古发掘的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朱伯谦,我与陈元甫当副手,丁友甫、胡继根、梁宝根、王文华等参与。这次考古发掘自822日动土开始,到11月底结束,历时三月余,发掘面积1340平方米。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我们以天后宫每个单体建筑为单位,分前殿(F1)、戏台(F2)、天井和正殿(F3)包括月台三个发掘区进行考古发掘。

  经过发掘,揭开了天后宫建筑历史、规模和规格的原貌。为重新书写宫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史料。发掘表明:第一次的殿宇建筑为三开间,面阔14米,进深10.1米,面积为141平方米。第二次殿宇建筑与第一次同。第三次建筑由大殿和前殿组成。大殿为三开间,面阔14米,进深10.6米,面积148平方米;前殿三开间,面阔15米,进深被后其建筑挖月池时部分破坏,其残存进深7.6米。

  天后宫历史上的三次建筑,以后出土的内涵物为我们断代提供了依据。第一、第二次建筑中所出土的大量元代龙泉窑青瓷器物碗、盘、洗证明,其时代应为元代。第三次建筑中的前殿、正殿出土的明代青花器与室内地坪铺设明代特征的小方砖和底部经过绿沙面加工的情况,其时代应为明代。

  第四次建筑规模扩大,包括宫门、月池、前殿、戏台、正殿月台和正殿。宫门:基址已毁,仅存一角。月池:成月亮形,四周条石砌筑。前殿:由原明代的三开间扩为五开间,面阔23米,进深9.2米,面积211平方米。戏台:平面布局呈正方形,面阔6.5米,进深5.5米,面积36平方米。正殿月台:铺石板,阔11.2米,深3.5米,面积39.2平方米。戏台至月台间设有甬道。正殿:平面布局由明代长方形三开间扩大为近似正方形的五开间,面阔18.3米,进深18.6米,面积330平方米。从这一基址层中出土的“康熙年制”等青花款的小杯及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重建敕赐宁波府灵慈宫记碑”,证明该建筑建于清康熙年间。

  第五次建筑,在轴线上布局与第四次相同,唯月台有扩大,扩大后的月台,面阔14米,进深4.2米,面积59平方米。这次建筑采用了大量的砖饰和石雕龙柱,显得十分讲究。从出土的龙柱上铭文和道光年间的一批青花瓷证明,建筑重建于清咸丰年间,与文献记载相符。

  正殿东侧、东北角零星建筑均为清康熙以后所建。在建筑基址中清理了灰坑四个,一个属于第一次建筑时代,三个属于第三次建筑时代。这些灰坑中出土物对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出土遗物中,可以复原的器物共520余件,其中瓷器352件,有精美青釉的龙泉青瓷碗、盘、洗等制品。陶器(包括建筑雕刻构件)183件,铜器31件,石器(包括碑志)35件。其他文物8件。出土器物以景德镇的青花瓷为主,计3000件(片),其中有“康熙年制”年号款,“大清丁未年制”干支款,有“玉石之堂”的堂名款,也有“宝鼎珍记”,“玉堂佳器”的题记和花押款等等。龙泉窑青瓷占第二位,计1000余件(片),主要器形有葵瓣浅腹碗、盘、器盖、直腹三足炉、双鱼盘、洗、印菊花纹碗等,另外还有影青、白瓷及黑釉瓷等。建筑构件中以人物、花草、动物、博古等为主的砖饰、石刻更是丰富多彩。还有银薄片制的吉祥钱币如“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等。

  通过这次天后宫遗址发掘, 证明该遗址元代建有三开间的殿宇,到明代由前殿、正殿组成。清康熙时扩建月池、戏台与月台。清咸丰时对上述建筑进行重建和扩建。这就是江厦天后宫建筑历史的演变经过。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明州天妃宫的出现与海外贸易有关。在古代,商人远行以前要祷神。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大臣上奏说:“东海之神已有王爵,独无庙貌,乞于明州定海(镇海)、昌国(舟山)两县之间建祠宇。往来商旅听助营葺。”“天妃宫”就是最早的一座航海保佑神庙。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在定海第一码头边又修建了一座天妃庙。州城内最早的天妃宫,由福建船帮的船长沈长询舍宅为庙,可见当时殿宇不可能很大。据《鄞县通志·舆地志》载,所祀之神乃福建莆田人林氏女子,信徒由船运业行会的成员组成,所以亦称福建会馆。元代《重建天妃庙记略》亦云:“鄞之有庙自绍熙二年”,此庙是同乡人岁时集会之舍。到了清代咸丰、同治年间,随着通商贸易的兴旺,又建了数所“天妃宫”(天妃庙),规模最大的就是江夏街宫殿,成为宁波建筑之冠。这座天后宫未毁前,画栋雕梁,殿内有蟠龙石柱八根,制作精美绝伦,堪称杰作。不幸的是,1949年秋在国民党军队的狂轰滥炸下,使这一建筑艺术杰作付之一炬。

罗城墙的考古发掘

  1993年上半年,我们获悉华联集团第二期工程要上马,其位置又正处于古代东渡城门,即原东福园与新华书店坐落处到市舶司(务)城门北段。我们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对古城进行发掘。

  9月初,市展博馆制订了考古发掘计划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就正式动土发掘。为了确保发掘质量,除了本所周庆南、丁友甫、施祖青、贺宇红等考古人员外,还动员了鄞县钟祖霞、象山施久浩、北仑蒋勇等参加,他们均毕业于大学考古专业。大家步调一致,效率很高,一下就开了28个“探方”,面积计700余平方米,仅用半个多月时间,就揭露了长达100多米的古城墙基(探方内有35米以上)。经确认,土城是唐代构筑物,五代、两宋到元代都延用了唐代的夯土城墙。

  按照考古“地层学”的常识,即从上到下,在没有人类扰乱的情况下,上面的遗物时代迟,下面则早。所以我们在发掘中发现明清城墙部分,大多受到近现代建筑物的建造性破坏而荡然无存。而在东渡路市舶司发掘出的元代城墙,则完全可以同唐宋城墙连接在一起,这一点从钻探资料也得到了证实。众所周知,在元初时,元统治者下令拆毁天下所筑城池,明州(元代称庆元)的宋城也遭此厄运。等元统治者意识到城池对防御的重要性时,又下令各地复筑城池。庆元的城池也就在宋城的基础上重新复筑。发掘表明:元代城墙是在宋城墙基础部分进行加固,其方法是在宋城石砌基础的内壁,增加了大批的碎石块,排列紧密,经过夯实,厚度在0.2米左右,宽度在宋条石内达1.3米以上,在这个大石片上,再堆砌长条石与块石的加固层,条石排列紧密,有的施用了石灰和三合土,因此较牢固,这类石长1.1-1.3米,宽0.15-0.20米,厚0.22-0.30米,这一层加固层宽度达2.4米以上。因此说,元代城基加固确实比唐宋时基础来得讲究,而城的宽度与宋时一致。这类元代城墙在长江以南确实还未见于考古资料。

  在发掘中最使人高兴的是在宋代城墙的西壁,偶然发现又一道石砌的城墙,通过剖析,发现了具有元代特征的柱础石和方孔石,我认为这里很可能是后来重建的元代城墙。因此决定扩大清理面积,出乎意料,获得了极为重要的收获,在长江以南第一次发现了元代城墙边突出的一个台基,这个台基我们称它为“墩”,有同志称它为“窝墩”。墩与城墙是连体,就墩而言,呈长方形,周边用条石错缝砌迭,与城墙基础联接,构筑牢固,中间填以石块,条石与条石砌筑中用石灰粘合,十分牢固。一般在墩上构筑建筑物,也可能由此构筑上下的通道。在墩的清理中,出土了高丽嵌镶青瓷及大批元代龙泉窑青瓷。

  宋城的揭露,显示了城墙真容。过去总认为宋代以土城为主,但从东渡城门到市舶司(务)城门段的城墙发掘证明,宋城基础部分,两侧全部用大量的条石砌迭,到一定高度后,城墙的两侧则包以砖,砖砌城墙规整、有序。其内心大多利用唐城堆土。我们在30多米长古城墙内,一丝不苟的将“地书”一页又一页的往下翻,终于把宋城面纱揭开。清理表明:(1)宋城的砖砌部分,整齐牢固,保存的块面也较大,说明宋城这种紧贴城墙填土包砖的工艺是十分讲究的。所用砖头规格统一,交错相迭,有的地方石灰粘合也十分明显。(2)在几十米长的宋城基础部,采用了包石结构。包石从基础底部开始,高达一米以上,与砖头交接处,还做出一条沿,整齐而光滑。(3)这些石砌的条石都经过加工,光面向外,并使用了大量的石灰粘合。在发掘宋城中,大家都十分注意它们修理变迁的历史。从发掘迹象表明,第一次建造宋城基时,使用了大量经过加工的条石砌迭,而第二次扩建维修时,因墙基向外拓宽了,因此原来石砌部分移动的痕迹,十分明显。至此,宋城构筑工艺是:下部包石,上部包砖,填土仍利用了唐代夯土城墙部分。其工艺之讲究,牢固程度,远超唐代。宋城宽10米左右,残高2.5米以上。唐代明州城墙,保存最明显的是城墙内的填土部分,这些土城内芯的泥土,从剖析证明有的地方是经过夯筑,而且是在建城时从异地搬运来的,所以土色土质完全与唐代地坪面上的土色土质断然不一样。填土中有时夹着黄褐色的粘土,从粘性、色泽来看完全与稻田里表土一样,无疑是取土于农田。直接堆筑比较纯,没有什么包涵物。从清理出来的唐城基部两边包砖证实了构筑的砖规格基本一致,砌筑规整,厚度均有一块直砖与一块横砖的宽度,外包城面。所以平面平坦整齐,好的地方有20余米。内芯填土有10米宽左右。这段唐城构筑方法与和义路唐城,子城唐城的构筑工艺基本相同,城的宽度也基本接近。至此,千年古城之谜,第一次在考古工作者的手下揭开了。这不仅为我们重新书写明州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而且大大丰富了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

  这次唐宋元古城的发掘,使我们对它的构筑史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从伴出的文物表明唐城始建于公元894-898年间是可信的。对于唐城的走向,经过勘探基本上与文献记载相近,对于构筑工艺更为具体明确。这次是宁波解放以来首次古城墙考古,发掘规模与收获是惊人的,因此市政府、文化局把这次发掘成果作为庆祝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公布五周年纪念活动之一。1993年月128日,宁波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召开了“纪念宁波历史文化名城公布五周年兼东渡路考古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会议由副市长、市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陈守义主持,由我发布古城考古成果。陈副市长并向支持这次考古的华联集团颁发奖旗、赠送纪念品,会上还播放《东渡路古城考古》录像专辑,新华社等新闻媒体参观了考古现场,并作了报道。

子城发掘的前前后后

  1995年,市政府对公园路步行街实现改造,而公园路地块,正是《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六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即公园路街区。因此中房宁波公司作为开发单位,曾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我作为文物工作者也多次参与。在论证中,北京等地专家学者都提出了保护、发掘唐宋子城的问题,特别是地下历史遗迹必须进行考古发掘,并根据遗址的大小,作适当的原地保护;对现存地面的文物要整修。总之多数学者认为对该地块的改造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1995年下半年,市中房公司经过多次修改开发方案后,计划正式开发、改造,要求我们提供唐宋子城的历史资料,以便设计时考虑该地段的历史风貌与文物古迹的保护。因为文献记载较少,我们就子城遗址着手调查。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以现唐宋子城的南城门鼓楼为突破口,搞清了鼓楼的护城河残迹与东西流向情况,并找到了子城的城墙早期堆积遗迹,再根据公园路西泥鳅弄与东府侧弄地平高差悬殊的情况进行了录像和实地察看,当时有的人认为是唐宋古城址。在调查中我们也找到了子城护城河东段蔡家桥通向北段残迹和西头呼童街护城河的转弯部分。但护城河位置与泥鳅弄、府侧弄都对不起来。由此,只能用考古发掘来证明。

  19971月,公园路唐宋子城实地考古发掘正式开始。参加这次考古发掘的有丁友甫、傅亦民和奉化市文管办毛勇等。这次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发掘经费24万由市中房公司提供。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四个月时间内完成了预定的发掘目标。

  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第一,是在拆迁面积几十万平方米中,如何寻找唐宋子城墙遗迹,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一步。我采用“由面到点,抓住要害,顺藤摸瓜,搞清为止”的发掘方法,终于在不同部位中寻到了唐代子城墙和北宋、南宋两个不同时期子城修建、扩建的城墙段,这次清理、勘探了一百多米城基和护城河遗址,从而勾画出了唐宋子城位置、构筑工艺和它们演变历史。最难忘的是当黄色粘土堆积起来的两侧包砖的唐城墙被发现时,人们就想起在821年,明州州官已在三江口筑起这座古城,为一千多年来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发掘出的护城河与古城基址位置,更加准确地肯定了唐宋子城的位置:南至鼓楼,西到呼童街以东,东从蔡家巷向北转弯,经过渡母桥到中山公园前公园路,北侧即现公园一带,与呼童街段相连。由于护城河位置的确立,唐宋子城的范围与发现的城基基本相等。其周长也与南宋《宝庆·四明志》的记载“子城周围四百二十丈,环以水”相吻合。

  第二,寻找城中主要衙署建筑、公共设施,是这次发掘的另一个目的。在现鼓楼中轴线上,终于寻找到宋代的官衙基址和它的东侧花坛、大道以及其他建筑。在这些建筑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城中的公共设施水(污)沟和道路。唐代的水沟与污水沟是不同的,前者是为防止城内积水的下水道,因此构筑牢固,但无生活垃圾,所以清理中淤泥无味。后者污水水沟即生活污水的排放,因为这些沟构筑比雨水沟更讲究,均用石板封盖,在沟中常有臭味,并有小动物骨头等杂物垃圾。仅唐代的最长一段沟就有三十余米长。大道,可算北宋的砖砌大道路面为最具特色,全部采用“年糕砖”铺设,整齐有序,工艺讲究,设有明水沟。其上面还遗留了宋代车马通行的痕迹。这些遗迹的清理,为我们勾画了唐宋子城内的部分主体建筑与公共设施的面貌。

  第三件是令人惊喜的事。在子城内不仅仅出土了大量的唐宋越窑青瓷,宋元龙泉窑青瓷和江西景德镇瓷器等。还出土了元代均窑器和唐代的波斯陶器。我们在城市考古中,尤其是作为大唐时开始闻名于世的明州港,应当出土唐代的外来陶瓷,在古城遗址、东门口码头遗址、东门口南市舶司(务)遗址、和义路唐宋遗址的发掘中总希望出土外国的陶瓷,我们已盼望多年。这次子城遗址唐代地坪清理时第一次出土了波斯陶,在发掘区内三个地点出土了阿拉伯(波斯)地区运来的陶器(残片),真是使人高兴。这是宁波继东渡门古城发掘中出土高丽青瓷一样,是一重大收获。以往大量的越窑青瓷在阿拉伯,波斯地区出土,而这次波斯陶实物在子城内出土证明明州在唐代确实与波期地区有着交往,相互出口陶瓷器的事实也得到了佐证。

  子城遗址发掘期间,省文物局、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徐信民等曾来宁波对考古发掘现场检查,对我在发掘中贯彻国家的田野操作规程、遗址遗迹的发掘等规范化表示满意,并对所取得的成果表示庆祝。这次发掘是继和义路唐代遗址、东渡门古城遗址、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后的又一次重大收获。

  事后,中房宁波公司还对在公园路发掘区内的清代考棚建筑作了维修,将遗址发掘经过,唐宋子城衙署范围、规模及其历史的演变和具体城墙、城河的规格、建筑及花坛、大道、开井、水沟(污沟)位置等均刻碑嵌于新建筑上,传之以后人。

月湖考古始末

  在国务院批准的《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里明确规定的六处历史文化保护区中,月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域。19994月,政府结合旧城改造,对月湖东岸进行全面整治,迁移居民3000多户。为了保护历史文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市委、市府的统一部署,对月湖的地下文物进行考古发掘,以丰富这一历史地段的文化内涵。由此,我受命担任本次考古发掘的领队,主持这一项发掘工作。

  这次月湖划定考古面积9800平方米,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寻找北宋时期由大宋王朝批准建造的高丽使馆遗址;二是寻找南宋时建筑的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则水碑亭遗址;三是寻找南宋明州官营的“都酒务”和南宋时一门三宰相的史相宅第遗址。为了保证发掘工作的顺利完成,市前期办提供了一笔较大的发掘资金。作为一个领队,我觉得在时间短、任务重、文献记载不全的情况下,要想找到这些重要的遗址、遗迹难度是很大的。为此,我们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和现实的客观情况,制订了“全面铺开,确定重点,有的放矢,一竿到底”的方针。在现有范围内,分为五个发掘区,先后开挖了2米宽100

  长、2米宽50米长等不同规格的多条探沟,进行“地毯式”寻找,民工多时达50余。在这样大规模的勘探基础上,根据显露的各种迹象进行分析推断,然后确定重点开挖区,即高丽使馆区、都酒务区和则水碑亭区三个发掘区。这三个发掘区是怎么发掘的呢?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十分有趣的。

  “则水碑”遗址因事先经丁友甫等同志多次走访、调查、基本弄清遗址的位置。则水碑亭区的发现是在518日那天,作为II发掘区,当时由傅亦民负责。在勘探中首先发现了一条石制的额枋,我当时就对小傅说:“这是石制额枋,有莲瓣纹,把它保存起来。”不久,在“探方”东北角又发现一条竖的额枋,上面还刻有“以均平水”和“谦流盈恶”的题刻,接着又有一条直立的柱子,上面还刻有字,看来是题对,这时我们都高兴极了。于是我们决定把发掘的范围扩大,随后又出土了石制的斗拱、屋面、吻兽等。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苦战,“则水碑”终于显露出了,露出了一个断掉的“平”字碑刻。再细致清理,才使整座碑亭全部暴露,经过考古人员的辛勤劳动,这座被湮没多年的“则水碑”亭,露出庐山真面目,使它重放光彩。

  为了搞清这座碑亭究竟处在当时河段的什么位置?我们又开始寻找当时的河岸,通过勘探表明这座测量水文,具有先进水平的则水碑亭,处于平桥街的东侧。

  通过出土构件的测绘,我们基本弄清这是一座四柱的五脊顶石亭,台基宽4.6×4.6米,亭面宽、进、深为2.3米×2.3米,柱为25米×0.25米,残高1.631.78米。亭中保存有两块“平”字则()水碑,分别为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立。碑记中记载了公元1259年州官吴潜重视实际调查,亲自测量了沿海各闸所在河段的水位与农田水位之间的高程关系,同时也测得平原地区月湖平桥的水位,将明州城西、城南等水位统一换为平桥处水位。测水标尺为一“平”字碑,水淹“平”字则通知各地开闸泄水;水位线位于“平”字则立即命令闭闸蓄水。经实测,该“平”字的笔画高度与现在黄海海拔基本相符,“平”字第一横上为黄海海拔高度1.62米,第二横为海拔1.36米,最下端为海拔1.09米,与现在的常年水位1.33米基本符合。由此可以看出,“则水碑”的水位测量技术在当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它的设立,有效地提高了防汛抗旱的能力,从而为一郡农业的丰收奠定了基础。

  现今则水碑亭已修理恢复,并按照我们考古发掘的古河道重新开挖与月湖相通,而月湖又与环城河相通。因此,这座则水碑亭将是今后月湖吸引人们的一个景观。

  “都酒务”是宋代明州官营酒业专卖的代表。文献记载中只提到“(月湖)北有酿泉,其甘如蜜,当时酒务于此焉。”而湖北的范围又相当大,为了寻找“都酒务”遗址,我们实地走访了当时住在月湖北岸一带的居民。据当地居民反映,“文革”期间挖防空洞时,大家在天井中挖到半米深处就发现有许多小小的瓶,有的像手臂一样,可装二斤酒,这样的小酒瓶很多。在宝奎巷很多家都发现这类的瓷瓶。我们又查阅有关文献,曾记载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在这一带掏河时,菊花洲的北端平桥附近也出土过“如臂大小罐无数,不解其故”,这实际上就是酒瓶。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选在宝奎巷口,古下街河西为第III发掘区。这个区由考古所副所长诸晓波负责,当“探方”中挖到地表半米深时,发现了不少破残的酒瓶,大家都十分高兴,因为从酒瓶的出土情况看,推断很可能是“都酒务”遗址的一部分,揭开表土后,确实发现成堆的酒瓶,数以千只。为了摸清情况,我们把开掘的面积扩大,又清理出作坊的地坪、山墙、柱础等建筑遗迹。在作坊的前天井,所堆的酒瓶完好的就有400余只。这些酒瓶都是青瓷,制作规整,有大有小,容量为2公升、1公升两种规格,小者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讲到装酒器皿,过去都说赡军时每人赏酒二坛,若按现代酒坛计算,一坛要装30市斤左右,那么一个人能喝两坛吗?其实古人所称的两坛酒,就是我们这次发掘出来的酒坛,这样两坛酒也只有2公升,这样的酒量一般勇士好汉都能承受。所以当我们的这一考证公布后,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都作了报道。

  “都酒务”遗址建筑、遗物的发现,再一次证明明州官营酒的作坊曾设在现宝奎巷一带,其范围从出土物证明也更具体,这对研究宋代明州酒的专卖业有一定的价值。人们都知道绍兴的“鉴湖酒”最为驰名,殊不知宋代明州的酒,也同样蜚声海内外。《勾余土音》中有“四明贡物之一十洲春”,《名酒记》中也说:“酒出明州者,曰金波酒。”明州所产的“双鱼酒”也是一种贡酒。《湖语》一书中说:“设曲沉沉,双鱼最洌,贡之天子,御尊列云。”这都说明,明州酒享有盛名,这些酒均产于“都酒务”。

  寻找高丽使馆遗址,难度更大,因为过去我也专门为高丽使馆遗址的考察发表过文章,列举了文献中所提出的问题,但焦点是遗址是不是在史浩府第中?我认为是在月湖与宝奎巷一带。所以这次发掘中着眼点就放在宝奎巷与月湖东岸一带。当时负责这个发掘区的是丁友甫同志。

  按常规,要发现一幢建筑,必须有一定的面积和建筑的布局,因此我们当时采取了3-5米打一条“探沟”的办法,从现宝奎巷西头与月湖东岸,再从原天德巷北,从西到东直到镇明路,逐区搜索。在长达100米的勘探中根本没有宋代的遗迹与建筑基地,惟独在T106编号的“探方”中,即距宝奎巷尾50米的地方发现了北宋的三个硕大的柱础基础,呈方形。我心中十分高兴,根据多年发掘经验,可以肯定是建筑的柱础遗迹。为了探清情况,我们首先在靠近月湖东岸边已经堆了大批泥土的地方调集大量的民工,把这堆泥土搬掉,然后再进行挖掘。当挖到已发现的北宋基础附近时,又露出了对称的几个用碎砖、瓦砾、石子分层夯筑的方形柱础基础,这一下更使我们有了信心。这一排遗迹,规格一致,排列整齐,更使人兴奋的是,在这一排柱础基的两边即山墙边,清出了长达20多米、用陶制的圆形筒状的下水道,这一新的发现,使我们更有把握确定这是一座建筑,所以又决定向东边扩大挖掘面积。经过二十多天挖掘,最终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排列有序的建筑柱网,分布清晰。

  在整座建筑的东山墙东北角,还保留了一段山墙,转角清楚规整。这座主体建筑方向为北偏东25度,面阔五开间,通面宽24.5米,通进深9.7米,进深三开间,一层建筑面积达232平方米。

  一座建筑的出现,我们认为还不够理想,应当还有别的建筑,为了搞清这幢建筑的平面布局,我们又向天德巷方向扩方,结果不但清理了高度与水平一致的天井,天井中有90度转弯的下水道,而且在天井的南端同样发现了对称的八个规格、形制与主体建筑一样的柱础基础,其位置在南端偏西,我认为这些方形基础是台门的遗迹。至此,整个现场发掘为我们构划出一幢具有一定规格,占地近1000平方米的大院。为什么说这个大院基址是北宋高丽使馆的建筑呢的?我认为:

  第一,从宝奎巷到天德巷9000多平方米的考古发掘中,已探明现宝奎巷一带建筑为明州“都酒务”。据《宝庆四明志》卷三记载:在南宋绍兴年间,在城东栖心寺边的“比较务”,开元寺西的“赡军务”均并入“都酒务”,并明确指出“迁到平桥下街西”,即现在发掘的地方与宝奎巷左右的建筑地段,当时置匾“三酒务”,务内设有大批作坊工场、酒库,还有“藏春园”、“庆丰楼”等等建筑。其次,通过这次勘探发掘表明没有北宋的遗迹与遗物。目前保存的宝奎巷建筑与附近前后四周均为南宋都酒务遗址。从而排除了这一地段所传为北宋高丽使馆遗址的说法。

  第二,“都酒务”遗址地块外,我们在大面积的地毯式的勘察中,勘探的密度为35米的间距,长度达100米,只有在T106-T109地段发现规格高、规模大的建筑基址,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北宋的遗址与遗迹。另外从此地段大量出土的青瓷残片来看,系属于北宋时期越窑制品,因此推断这幢大院是北宋时期的建筑。根据考古地层学断定,到了南宋时这里附近还没有建筑,到明代这里才建有零星的亭阁建筑。这幢建筑根据文献记载,只能是高丽使馆,一直延续到南宋的地层中才出土那种薄胎厚釉的龙泉窑碗、盘等精品标本。所以说这与我过去论述“高丽使馆在月湖东岸到宝奎巷一带”的判断相吻合。

  第三,在这座大院内柱础基础中,出土了公元1111年铸造的“政和通宝”钱币,北宋晚期的高丽青瓷器残片和北宋晚期越窑青瓷制品碗、盘等残器。尤其是高丽青瓷残片与“政和通宝”钱币,与使馆建于政和七年(1117年)相吻合,这是历史的实物记载,而不是历史的巧合。

第四,在天井南发现的八个柱础基,距月湖岸边只有十多米,而这八个础基应为第一进(大门)的建筑,这与文献上所说高丽使者一般乘船从长春水门进入明州城内、纵渡月湖的记载也相一致。“梯航纷绝徼,冠盖错中州”,这是宋舒懒堂在四明杂诗中描写的高丽人贡使者船队浩浩荡荡进入明州城内的盛况。所以大门面向月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者:林士民,宁波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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