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余姚河姆渡遗址进行试掘，弹指间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我作为参加者之一，现在要来回忆尘封已久的往事，正如解读刚出土的简册一样，有的已经模糊不清，有的可能发生错简。但是，我要竭尽所能，把当年的工作情况记录下来，留个资料。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村北面、浪墅桥村东南。它的发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初露端倪，只是那时人们对浙江境内的原始文化了解不多，文化部门也不易及时得到有关信息。因此，埋藏在这个遗址中的文化遗物，特别是经过加工的大型木构件，第一次在水利工程中被挖出来以后，当地的农民群众除了据以演绎出近似神话又近似史实的故事外，便再也没有人作进一步的思考。

　　人民公社化以后，河姆渡村属于罗江公社管辖。罗江公社地势低洼，洪涝灾害频频发生，各级领导对于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水利设施是比较重视的。1973年的5月初，公社领导为了提高排涝能力，决定把原位于遗址西侧紧靠姚江的旧排涝站加以扩建，这就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又一次提供了机会。

　　扩建工程首先是在旧排涝站的东面进行的。这里要建一座新机房，地基要求挖得深。殊不知挖到一定深度时，正好碰到了遗址的文化层。民工们不知什么是文化层，照挖不误，把许多黑陶片、骨器、动物骨骼以及少数石器等连同泥土一起翻了上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担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罗春华到施工现场来检查工作。他看到土堆里有一些“破盆烂罐”和经过加工的“骨头”，觉得似曾相识，便立刻联想到国家颁布的有关法令，对民工们说：“可能这是历史文物，国家要保护的。”说罢，他一面和工地的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暂时停止往下挖，一面电话告诉县文化馆，请求派人前来处理。说也凑巧，这时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干部王士伦正在余姚附近的某个地方工作，他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赴现场，采集标本，来不及多作逗留便匆匆返回杭州了。当他把标本带到省文管会展现在大家面前时，出于职业上的特殊感情，有的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我也兴致勃勃地摩挲再三，爱不释手，特别是对那几块粗糙的黑陶片①更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杭嘉湖平原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陶器的质地、器形、纹饰和器物群的认识，虽不敢说是眼见能辨，但也基本掌握了各种特征。所以，一旦看到与上述两种文化迥然有别的陶片时，新鲜感和诱惑力便蓦然产生。

　　省文管会正在筹划如何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时，余姚方面频频告急，说是已经深挖的基坑如不及时清理与回填，旧排涝站的机房有随时坍塌的可能。面临这个紧急情况，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省博物馆②的领导当机立断，决定派我和劳伯敏、傅传仁、魏丰四人临时组建一个“草台班子”，先期前往处理。随后支援的还有牟永抗和梅福根。

　　我们一行是当年5月底到达余姚的。余姚县③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对与发掘有关的事宜都作了周密的部署。县文化馆馆长郑保民还选派文物干部许金耀和分管群众文化的姚业鑫协同我们一起工作。当年到河姆渡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便捷，为了抢时间，县里专门派了

　　一辆消防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却也已经是傍晚了。我们按照县文化馆的事先安排，当晚食宿均在浪墅桥村妇女主任水桃嫂④家里。

　　我过去多次到过余姚，这个历史悠久而又负有盛名的地方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次来余姚，当天夜里睡在临时用几块木板拼搭起来的床铺上，不知是换一个生活环境之故，还是原来就有失眠的习惯，脑子里总是不停地重温着到余姚来的种种往事。特别是1953年冬季那一回，我第一次在县人民政府门楼内看到“文献名邦”四个大字，由此联想到这里曾经培育过像严光、虞喜、虞世南、王守仁、黄宗羲、朱舜水、邵晋涵这样一些彪炳史册的人物时，确有点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我们这一次的河姆渡之行，究竟能不能把余姚乃至中国的文明史再向前推进一步，为“文献名邦”更添一笔辉煌呢？希望当然是这样。但希望是一回事，结果又是一回事。怕就怕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弄得上下各方都很失望，这个结局可是够堪的啊……

　　想着想着，不觉东方已经发白。

　　清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工地去走一趟。看到现场，真是让人

　　吓了一跳。原来，排涝站已把新扩建的机房房基挖得很深，旧机房岌岌可危，不消说，土方范围内的文化层也被挖得一片狼籍，所剩无几了。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佩服罗春华的慧眼，感谢他采取及时而又果断的保护措施，否则，损失将更加难以估量。

　　这里的民工都是当地农民，工程暂停以后，他们一时无事可做，就三三两两来施工现场，和我们谈天说地。有的说，很早很早以前，这里是个海湾，地下挖出来的“木头”⑤就是古时候海船上的桅杆。船上的人打鱼为生，上了岸，就把渔网晾在“晾网山”上。

　　“晾网山”！当我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心中感到一阵惊喜，说不定这里也是一个古文化遗址呢！但环顾了一下排涝站附近，都是平地，并没有山，便好奇地问他们“晾网山”在哪里？他们指着姚江对岸的一座山峰答：“喏，那就是！”

　　我笑而不语，心想，这样高耸的山峰，打鱼人把网晾到那里去，岂不是自讨苦吃！显然，这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流传在民间的一个神话。但“海湾”之说，看来并非出于凭空捏造。地质部门探测的结果证明，遗址附近的第四纪地层属于海洋沉积，这就是说，在遥远的过去，这里确曾是个海湾。至于经过加工的“木头”是否属于海船上的桅杆，那就留给考古工作者来解答了。

　　岂止是解答“木头”之谜的问题，还要搞清散见在地面上的各种陶系的层位关系、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总

　　之，我们的任务除了抢救面临灭顶之灾的地下文物以外，还要为下一步的发掘工作提出参考意见。

　　我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已经施工的地方布了一个5×5米的探方（T1）。方内大部分泥土已被挖掉，许多文物也随之被弃。但是，在这个残留的文化层里，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遗物。我们都被这些“宝藏”所吸引，清理时个个聚精会神，小心翼翼，生怕在自己的小铲底下漏掉任何一件细小的文物。在这种情况下，速度之慢可想而知，工程部门看到我们这样“磨洋工”，深表不解，我们也因为觉得没能及时为他们解困而焦虑不安。

　　清理1号探方的时候，虽说还只6月初，可是天气已经有点热了。我们在坑里作业，头顶骄阳，脚踩烂泥，时而弯腰剔土，时而测量记录，辛苦自不必说。好在一件接一件的出土文物，如同频传的捷报一样，令人兴奋得把溽暑和酸痛全都忘了。不仅如此，为了缩短清理工期，早日解除对旧机房构成的威胁，我们除了白天加紧工作以外，还挂起灯来进行“夜战”。但“夜战”的麻烦不在于一天下来的疲劳，而是灯光引来的蚊虫。成群的虫子扑面叮咬，大家只好边工作边拍打。这个景观，在田野中是难得一见的。

　　经过几个昼夜的苦战，终于把1号探方清理到底，紧张的心情至此才宽弛下来。这个探方的文化层，原来以为所剩无几，实际上还有1米多厚。出土的文物，除大量的陶片以及其他不予编号登记者外，共有100多件。它们当中，多数是骨器和陶器，也有少量石器、木器和兽牙饰品。陶器以釜为主，其次为罐、盆、盘、钵，还有纺轮，无三足器。论质地，都是清一色的黑陶，排除了遗址底部有其他陶系存在的可能性。

　　此外，与上述器物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动物多为野生，少数可能是家养，有猪、牛、犀、象、鹿、虎、猴、獐等，还有大量的涉禽类和鱼类。植物遗存多为野生的果实，有菱角、橡子、酸枣等。在清理过程中，我们对是否有水稻方面的资料，包括稻谷、稻秆、稻叶和稻根，曾经予以极大的关注，这是195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教授参观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稻谷时特别向我们提示过的。可惜，那次我们的关注没有得到结果。

　　我们的发掘工作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其中有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先生。毛先生对祖国文化遗产情有独钟，曾经参观过许多考古发掘现场。说来有缘，1955年我独自试掘余杭朱村●良渚文化遗址时，毛先生也带了学生特地前来参观，只是那时还不相识，没有多作交谈。这一次他来河姆渡，纯粹是出于教学和研究上需要，但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此行对后来河姆渡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作用甚大。

毛先生是研究世界古代史的知名学者，对国内外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特征非常了解。这次他闻讯而来，是想通过实地考察，加深对河姆渡遗址的认识，此前他已从王士伦处看到一些标本。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毛先生在工地上东走走，西看看，有时也拣取一些标本，驻足琢磨。他针对地面上散落的各种陶片，包括黑陶、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等，肯定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同质地和器形的陶器在层位上应当是有区别的”。原来，他的这个切中肯綮的见解，也就是我到工地以来老在考虑但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的问题。怎样去解决，看来应是试掘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已如前述，1号探方的文化层大部分已被人为破坏，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坑壁上可以看出，文化层之上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土，标志着历史上曾经遭受过一次自然的破坏。因此，要想了解遗址的原始堆积情况，采用原地扩方的办法恐怕难以实现，必须另外择地再布一个探方。于是5×5米的2号探方就布在1号探方的东北角，相距大约6米。

　　2号探方处于水利工程可能触及的一块低洼地里。挖下去以后，发现这里也有一层淤土，而且很可能与1号探方相连。它的形成，是否由于姚江泛滥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姚江这条在传说中与舜有关的河流，据地质部门提供的资料，原来并不是从河姆渡遗址南面拍岸东去，而是几经改道，最后才把河姆渡村与四明山脉分隔开的。如果这个分隔是在遗址形成以后，那么遗址的原始居民当年不必渡河，可以迳直上山打猎。他们南临四明山，北有沼泽地，无论从事种植与渔猎，都有良好的生存环境。

　　2号探方选择的位置很不理想，清理结果，收获甚微。首先，散见于地面各种不同质地的陶片，各自属于哪个层位，在这里无法找到确切答案；其次，过去挖出来而现在尚能看到的那些大型木构件，既不见于1号探方，又不见于2号探方，它们和遗址是两回事，还是遗址内涵的一部分？我们仍然疑惑不解。当然，从配合基建工程这个角度来说，发掘了2号探方以后，任务基本完成，可以“鸣金收兵”了。但要解惑，还必须继续寻求答案。为此，决定在2号探方南偏东约80米的地方再布一条5×3米的东西向探沟（T3）。

　　3号探沟的位置，从表面上看，没有遭到任何扰乱。我们所以挖一条面积不大的探沟乃是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第一，它在水利工程的规划范围以外，未经报批以前，不能随意进行发掘；其次，在人员配置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大面积发掘难以保证质量；第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即使扑个空，浪费人力物力也极有限。

　　令人高兴的是，这次终于碰上好运。在这里，揭去表土以后，就渐渐露出了文化层，而且愈往下清理，愈觉得引人入胜，兴味无穷。可以这样说，除了水稻的资料以外，其他的疑问大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答。可惜我们在想法上过于谨慎，3米宽的探沟，为了防止塌方，两壁不能垂直，挖到后来，只剩下1米多宽。4米左右的文化层，把它清理到底真是勉为其难。这条探沟的遗物虽然不及1号探方那么丰富，但在堆积上反映出来的早晚特征是清楚的：即凡含有以夹沙红陶、泥质红陶和三足器皿为主的地层划归为上文化层，正式发掘时分为第一、第二文化层；凡含有以黑陶和木构件为主的地层划归为下文化层，正式发掘时分为第三、第四文化层。这一划分，不仅划出了不同陶系和木构件的层位归属，也划出了河姆渡遗址的相对年代。如果说，上层陶器的特征近似嘉兴马家浜，则下层纯属新的面貌，年代应当更早。

　　三次发掘、清理的材料充分说明这是一处埋藏十分丰富，年代相当古老，在我省其他地方尚未见过的石器时代遗址，很有大规模发掘的必要。

　　结束了3号探沟的试掘工作，已经到了7月初，按计划可以打点行装作回杭州的准备。这时，余姚县文化馆提出一个建议，说是要到县城举办一次展览，以便扩大宣传。我们欣然表示赞同。至于怎样宣传，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原则上不外是明确主题，突出重点，让人看了受到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但具体怎么做，还要依靠文物自身的诉说。为此，必须对所有的出土文物进行初步的整理。

　　通过整理，可以清楚地看出，出自下文化层的各种骨器是最引人注目的。其中骨铲⑥利用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加工制成，安柄以后，形同现在的铁锨，它的用途不言自明。这种工具的大量出现，说明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河姆渡遗址的原始居民已经从事种植业。还有骨针⑦，制作之精巧令人难以置信，它和陶纺轮共同出土，也清楚地证明当时已有原始的纺织业。

　　陶器，它和原始的种植业一样，是促进人类定居生活进一步稳固的必要条件。这里的黑陶完全不同于良渚文化的黑陶，胎内羼有炭末，粗朴不堪，纯属手制，但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骨器和木构件。

　　木构件往往带有榫卯，在试掘当中虽然发现得不多，但已证实它的客观存在。它显然不是海船上的桅杆，而是无可置疑的木建筑的构

　　件。

　　石器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不仅数量很少，而且种类单纯，见到的

　　仅有斧、锛而已。石斧多取材于黑曜石，刃部非常锋利，安上木柄或鹿角柄，砍劈木材，功用相当不错。可以想像这次出土的和以前被弃置的木构件，都是用这种工具加工的。

　　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在县文化馆一经展出，就在干部和市民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他们知道自己故乡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但没有想到先民们在遥远的过去就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看了出土文物，更进一步感受到“文献名邦”的深刻含义。他们认为这个展览办得很及时，有意义，需要扩大宣传面。因此，县文化馆馆长郑保民提出要把展品运到宁波去，向地区领导作一汇报展出。

　　来到宁波，海风缓解了夏日的暑气，却未能缓解我们步入政权机关的拘谨感。我们被领到一个较大的会议室，稍事休息，就把展品一一取出，依次摆放，等候领导前来观看。不久，领导们在秘书的陪同下来了，我立即向他们作了总的介绍，然后请他们自己参观，边看边问。谈吐间他们也以宁波地区有这些珍贵文物而感到光荣。在宁波的展出同样引起轰动效应，来参观的干部、群众每日络绎不绝。因为工作需要，几天以后这些文物便被运回杭州。

　　河姆渡遗址的试掘工作，规模很小，时间仓促，虽然获得了一批珍贵文物，初步实现了欲为“文献名邦”增辉的愿望，但限于管窥蠡测，许多问题需要留待正式发掘时去解决。试掘只是投石问路而已！

　　作者：汪济英，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

　　注释：

　　① 正式发掘时定名为“夹炭黑陶”。

　　② 当年这两个单位合署办公。

　　③ 现为余姚市。

　　④ 忘其姓，大家都这样称呼她。

　　⑤即木建筑构件。

　　⑥正式发掘时定名为“骨耜”。

　　⑦另有其他织布工具，当时尚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