鲻山遗址的一次抢救性发掘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有力地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我国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嗣后，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又在宁波平原做了大量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年发掘的鲻山遗址更为引人瞩目。
鲻山是余姚市丈亭镇西岙村南的一座小孤山，高出四周农田约30米。早在1983年，文物部门就在鲻山东麓发现了该遗址，面积估计为5000平方米，时代约与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相当。现公布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上半年，余姚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袁尧民、鲁怒放等到鲻山东麓划定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路过鲻山南麓，发现甬余—余夫公路两侧排水沟取土断面上分布着红、灰色的陶片，堆积厚达1米仍不见底。凭多年来文物工作的经验，使他们意识到这里也是古代人类的活动地区，至于遗址的面积、文化性质、时代及其与东麓的遗址是否有关等问题则一时难以究明，给遗址的“两划”即划定文保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工作带来困难。他们遂将这一新发现向省文物部门作了汇报，引起了省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当时恰逢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的田野实习要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于是把鲻山列入了校所联合发掘的考古计划。有关专家多次到实地考察以后，认为鲻山遗址南部已被新建公路破坏了一部分，不但有抢救性发掘的必要，而且还有利于今后对该遗址的研究和保护。所以，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于是年下半年进行了正式发掘。
这次发掘是结合厦门大学的教学实习进行的，参加考古的队员有20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总领队王海明和蒋乐平、郑嘉利等四人，厦门大学有钟礼强、蔡保全两位教师及12位考古专业学生，还有我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傅亦民。鲻山的四周全是农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我们住宿最近的汇信村，即使走最近的田间小路也要花费20分钟。汇信村是一个仅有三户村民的小村，我们租借的是中间一户三间二层楼房，除掉公共用房后，基本上是四五个人共同挤在十几平方米小房间内，晚上学习、休息、工作不免相互干扰影响。有两位队员甚至把钢丝床搭在了楼梯转角的狭窄平台上。这时秋天闷热，蚊子又多。还有用水问题，原来住的三家村民是靠一口浅井解决日常生活用水，我们住进以后，用水量一下子增加了几倍，井水时常不够用，一般三五天不下雨，水井就见底，第二天费好大气力和功夫仅能勉强拎上半桶黄泥水。碰上雨天井水倒是满了，但混浊不堪。为此，我们约定此井水专供大家洗涤，日常炊煮饮用水雇民工从附近村子的水井中挑来，洗衣服等则要去一里以外的小河边了。
对生活稍作安排之后，我们从9月17日开始便投入了紧张而艰苦的发掘工作。原计划发掘地点是新公路北侧的鲻山南麓缓坡地，同去的村干部告诉我们这些是村民的旱作地，面积都只有几平方米。一合计发掘范围加上堆土面积，需要涉及到至少3户以上村民的作物赔偿等事宜，处理起来有些麻烦，只能作罢，后改在公路南侧一块高出周围农田近1米的三角形水稻田内。第二天，该水稻田内的水已放干，上面未成熟的稻禾也全部割去，但表层耕作土因长期浸泡在水中仍然十分潮湿，粘性又大，难以用土箕挑运，我们采用了当地村民掘河泥惯用的方法。先把泥土切成块，然后全体考古队员和民工一起排成一列列长队，用手捧着土块逐个传递。清理这层0.23米的表土，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才露出坚硬平坦的文化层。
重新布方后开始发掘。厦门大学的学生因实践经验缺乏及与当地民工语言交流存在着一定障碍，使许多探方的发掘工作起初进展得并不顺利，这就忙煞了在现场指导的四位老师，往往正在给一位同学讲解、做示范时，负责另一个探方的同学已在向他们求助了。这样忙忙碌碌的十来天实践锻炼以后，大多数同学逐渐进入了各自的“角色”，能有条不紊地处理发掘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发掘工作也由此而走上正常轨道。发掘工地紧邻公路，每天有40多人集中在300多平方米范围内劳动，比较引人注目。不久，鲻山发掘的消息象长上翅膀，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附近群众中传播开来，每天都会有许多群众出于好奇心，在发掘工地四周围观，有些还闯入了探方内，踩得地层、遗迹、遗物等面目全非不说，对工地人员安全也带来了隐患。我们只得采取临时性措施，在工地北侧的公路南边排水沟岸上打上桩，拉上塑料绳，将发掘工地与公路隔开，让群众在公路南边人行道上观看，并在工地入口处立上“考古工地，闲人莫入”的牌子。后来，还通过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向余姚市公安局要来了三块维护治安的袖标，由王海明先生、我和一名民工分别佩戴此标志客串工地上的治安。
到10月中旬，各探方已普遍挖到1米多深，开始发现一些零星的木板、木桩等建筑构件。这些木构件大家都是第一次碰到，缺少正确处理的实践经验，一时感到束手无策，只能向两次主持并参加河姆渡遗址发掘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军所长求助。刘所长指示我们要按《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发掘，对零星木板等构件，一时难以弄清楚所以然的，先做好绘图、测量、文字记录和照相等原始资料，然后从上到下逐件取掉，重点是做好桩木解剖和分析。随着探方的土层不断降低以后，地下水渗入现象日益严重。在不破坏遗迹和文物的前堤下，我们在每个探方四周开小水沟，把水引入探方一角的积水坑中，开工前和结束时及时把积水坑内的水舀干，以保持发掘土层的干燥。遇上雨天，地下水渗入比较严重时，在发掘中间也要舀一二次水。
从10月下旬开始，下起了绵绵秋雨。这年的雨量虽不大，但降水频率较高。记忆犹新的是11月9日至11日的三天时阴时雨，加上渗入的地下水，使整个发掘区域变成一个养鱼的池塘，平均积水深度达0.50米以上，个别深坑超过了1米，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仅有几个木桩顶部孤零零地露在水面上。12日天刚放晴，全体考古队员就到发掘工地舀水。因条件限制，现代化的排水工具不能一展身手，一些队员只能赤足到深水区用水捅拎、脸盆端水，回到住地时双足冻得红肿失去知觉，有些队员虽在探方壁和上下阶梯上传递，但由于泥土渗水后打滑，部分阶梯和探方壁已经倒塌，结果泥水溅在身上，弄得满身泥水，脸上也被寒风吹刮得个个是青紫相间，十分狼狈。第二天有不少队员因此而患了感冒，有几名队员甚至起不了床。
发掘工作并没有因这样和那样的困难而停止，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发现的木构件数量迅速增加，而且土层内有机质也随之增多，泥土变得十分松软，显然用原先锄头挖土的方法已不合时宜，我们适时调整了发掘方法，每个考古队员和民工一起蹲在探方内用小手铲缓慢挖土。虽然工作量随之大增，工作进程放慢，人也比较辛苦，但收获巨大。较为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发现了大量浙江省内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史上未见过的打制小石器，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我们发掘时，正值良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余杭召开，参加会议的石兴邦、张学海、吴汝祚、曾骐、郭大顺、孙守道、魏京武、赵殿明、刘军等12位国内著名考古学家也曾亲临鲻山发掘现场考察。专家们对这次出土的小石器个个爱不释手，逐件在放大镜下仔细琢磨，认为有许多是当时的实用器，而它们的发现则是对河姆渡文化研究的重要突破，值得今后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外，这次发掘还出土了河姆渡文化时代最早的木耜和鸟形象牙圆雕骨匕等精品，而发现的木构建筑遗迹更是为复原河姆渡先民构筑干栏建筑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鲻山遗址发掘历时三个多月，到1996年月12月 25 日全部结束，可以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继河姆渡遗址之后宁绍地区史前研究的又一次重要突破。为此，浙江省人民政府于1997年公布鲻山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内外许多专家还联名向国家文物局写信，请求对鲻山遗址进行更大规模发掘，以扩大成果。不仅如此，就在我们紧张的发掘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有关兄弟单位的专家学者及新闻媒体也十分关注我们的发掘工作，领导和各界人士的关心和爱护为我们战胜各种困难增添了信心。1996年月12月初，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王景略组长和关强副处长来浙江检查文物工作，听到鲻山发掘消息，特地莅临发掘工地检查工作，陪同的有省文物局陈文锦副局长、姚仲源处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军所长、任世龙和王明达研究员，宁波市文化局文物处董贻安处长及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章国庆所长等。领导和专家们在发掘现场仔细听取了王海明先生所作的发掘情况汇报以后，踏着烂泥下到发掘探方处，认真考察地层划分及有关遗迹、文物的处理情况。来到住地之后，又一丝不苟地抽查了个别考古队员的发掘日记及图表文字等原始材料。由于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在检查时仅有提问而没有发表意见，因此检查以后大家一直忐忑不安。几天后从杭州传来消息，王景略组长等对这次发掘是基本满意的，此时大家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沙溪遗址发掘
沙溪遗址发现于80年代。1987年，宁波市考古所林士民、丁友甫、贺宇红等同志曾对遗址作过试掘。但在接受正式发掘之前，关于遗址的从各方面给我的信息是模糊的，较明确的一点是遗址的陶片极疏松、易碎，这种关于陶片“疏松、易碎”的描述又似乎传递着遗址年代的某种暗示，显然这应该是一种较为原始的陶器特征。对考古人而言，年代的本身就是一种诱惑，我们就是这样怀着一个梦想开始新的“时间”之旅的。
1994年9月20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发掘队，由我任领队，我所田正标、王宁远和北仑区博物馆蒋勇也参加这次发掘工作。在北仑区文管会办公室主任陈美丽的安排下，进点工作十分顺利，我们在沙溪村的一幢两层楼的办公室里安营扎寨，村书记钟嘉永对这次考古发掘十分支持。
沙溪遗址在沙溪村北里许，宁波至白沙公路在其北侧通过，举目望去，大榭岛仅一箭之遥，遗址西侧靠一山丘，名蛇山，为浙东沿海山岭之绵延。依山建有一座烧砖瓦的“馒头”土窑，窑主人苦心经营，也仅够维持生计，但其代价是将一个古遗址给毁坏了。
可供发掘的选择余地不多，窑厂南侧的晒坯场地虽然理想，但窑厂仍在经营，考虑到村里与业主的承包合同及各自的利益关系，我们作了退让，前提是不能对遗址造成进一步的破坏。我们选择在窑厂东南角的一块水田里布探方发掘。
九月天，暑热刚过，当我指挥民工将田里未成熟的水稻割去的时候，糟糕的心情不亚于遗址的毁损。我们在略嫌淤湿的水田里清除耕土，然后布5×5平方米探方6个，编号T1—T6，分两批发掘。刨刮土层平面，分辨土质、土色。
将探方平面及所能利用的坑壁剖面仔仔细细铲刮一遍后，已暴露的地层分为三层，实际上，第一批探方T1—T4的发掘大致也是按照这样的分层进行的，结果表明，各层的文化内涵基本相同，富有良渚文化特征的鱼鳍形（截面含T形）足鼎、黑皮陶的豆、壶等器型均有发现；另外，一批薄而疏松的粗泥（夹细沙）陶器引人注目，这类陶器以窄颈小口为特征，绳纹多被抹去，底部一般有矮圈足，亦见有三足鼎，足的特征为窄小的类鱼鳍形。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地层中几未发现石器，在史前遗址中十分罕见，这也成为后来我们对遗址性质判断的证据之一。
10月下旬，T1—T4发掘结束，连同表土层，共分作四个地层，最深处1.2米左右，二、三、四层均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良渚文化期。第二批探方除T5、T6外，还开了两条探沟，编号TS1、TS2、TS1位于发掘区的西北部，面积2×15米，东西向，意欲了解遗址朝山体方向的延伸情况，因一座小土屋的阻隔，与主发掘区偏离。TS2的位置在上面说过的晒坯场的南缘，面积2×5米。T5、T6发掘伊始，问题就来了。
10月27日，T5表土层下的一个较大的现代取土坑清理完毕，在其剖面上发现有一段灰迹线，我们自然也以此作为二、三层的分界线，下午在发掘中即发现该灰线指示着一个面积更大的灰面，在灰面的揭露过程中又发现了多层灰面的重叠分布现象。第二天我们打掉东隔离梁，T5、T6通连，对灰面进行跟踪发掘，灰面的突破性延展粉碎了我们对遗迹的一般性理解。11月4日，向南部扩方，灰面继续延伸。随着揭露面积的增加与认识的提高，遂发现灰面的分布面积已超越T5、T6的范围。灰面厚薄不均，面上往往有较多的被打碎的陶器，因此局部的稀薄灰面要靠陶片等迹象的指引才得以延续，发掘过程十分仔细，田正标同志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后来我们给这一广大而陌生的遗迹现象取了个描述性的名称：“多层灰面遗迹”。“多层灰面遗迹”大致上由西向东弧向倾斜，不整合地层层叠压，一层灰面的低缘往往与下层灰面重合，与各层灰面相间铺填的是较为纯净的灰黄土层；从趋势看，遗迹是随着灰层的斜向铺叠而向东逐渐扩展的，我们揭示的共有八层，其内涵具有明显的过程性。需要指出的是，灰面上除了有较丰富的陶片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动物骨头、蚌壳及横放的木头，其中的一层灰面还发现有三串（组）骨珠。“多层灰面遗迹”最厚处为1.2，实际上包含了发掘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多层灰面遗迹”给沙溪遗址带来了富有个性的内涵，但对发掘者来说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使我们措手不及，因为灰面遗迹显然地穿过北隔梁伸向已发掘完毕的T1-T3，在那里已被我们划分成三个文化层，只是与灰面遗迹格格不入。对于考古工作者，只有自我反省一条路。记得我们当时没有讨论，只是忙不迭地在尚保留着一隔梁剖面上寻找合适的灰迹线，试图确定灰面遗迹的界限，但这只是自欺欺人，因为我们预感到这一不期而至的陌生遗迹实际上包涵了整个发掘区，而且范围会更大。从我个人的认识角度，主要也是从实践与思维的相互关系上去分析面临的难题，感到常规性思维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误导实践。诚然，复杂的遗存类型需要细致的观察、分辨，但在找到剖译的切口之前，常规性思维往往起到先决作用。而且，离开全局的把握，盲目努力的结果也可能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多层灰面遗迹”的主要认知难点是它的性质判断。对于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自觉地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作为一个田野考古领队，在完成一项任务后，居然对发掘对象莫名所以，发掘资料也因前后的矛盾判断而显得混乱，说不过去，也有些忌讳。但带着对自己工作的确信，我想就姑且作为“另类”遗址保存在考古的记忆中吧，或许有朝一日会显示其价值，也是在这个时候，思想中开始明确第二期发掘计划与目的。那就是为认识“多层灰面遗迹”获取更充分的资料。
1994年发掘的最后一项成果是TS2的底层下发现了一个保存较好的木作橡子坑，方形土坑中出土相当数量的橡子壳，歪斜倾倒的七八根木料及残留的苇席编痕迹，反映土坑上建有覆盖苇席的木构坡顶。在农业已成规模的新石器时代末期，采集经济在浙东沿海部落的重要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12月3日，发掘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将发掘品运送北仑文物陈列室。北仑中心城镇街道宽敞整洁，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商业繁荣，居民富足。我想，我们搬送进这座新城的不仅仅是几十箱破碎的陶器，还有一些更为厚重的东西。
1997年春夏又对沙溪遗址进行了发掘。第二期发掘共布探方八个，编号T7-T14，其中T7-T10是1994年发掘区的扩大，T11-T14位置在西南部，原来的晒坯场，此时窑厂烟火稀落，准备将剩坯烧光了事，T9、T10的位置实际也侵占窑厂通外面的道路。发掘者除我之外，均换了新面孔，他们是我所的郑嘉励、徐军、北仑博物馆的王昌海、陈卫力。
前面已述，第二期发掘的主要目的是尽量弄清“多层灰面遗迹”，尽管我对其性状有所估计，但最希望的还是能在扩大的发掘区内找着遗迹的终端，但灰面还是一层一层地向东北方向延伸。并不是第一层灰面都能被我们清晰地剥离出来，由于灰层的厚薄不匀，表现形式也不尽一致，如T8的位置附近有几层的红烧土块较密集，再加上春夏多雨的影响，追踪每一层灰面的延续是一件十分因难的事，但通过平剖面的结合，完全能够印证两年前的分析判断，即这一大型遗迹现象是由山体一侧从西向东以倾斜的形式层层铺设，随之扩大其面积的，它的面积涵盖并超越了整个发掘区。因周围环境及发掘经费的限制，我们已不可能再征地扩大发掘。所以第二批探方布在西南方向二三十米开处的晒坯场，这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毋宁是个图摆脱灰面遗迹的逃避行为。
命运好像确乎无所逃遁，，晒坯场的情形完全一致。粗略估算一下，这一不寻常的“多层灰面遗迹”的面积可能超过上千平方米。但将沙溪遗址与灰面遗迹等同起来也是错误的，底层发现的一些灰坑，如橡子坑，就独立于灰面遗迹之外。4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显然没有揭示遗址的完整面貌。
1997年上半年发掘期间，我所技工张海真对出土的陶器进行了认真的拼对、修复，共复原陶器数十件，计有鼎、釜、罐、豆等器物，这些为新落成的北仑博物馆增加了史前文化的陈列内容。
沙溪遗址的两期发掘，收获很大。首先，以小口罐为代表的陶器形态反映了在良渚文化时期，杭州湾南域的沿海一带存在着一种新的地方文化类型，其个性特征不但区别于杭嘉湖，也与宁绍腹地不一样，而与舟山群岛有更多的亲缘关系。这一发现，填补了浙江省新石器时代文化认识上的空白。第二，灰面遗迹的特殊堆积相为野外发掘提供了一个新的遗址类型参照，从而引起对常规思维的警觉，其意义需要等待时间的检验。第三，既然“多层灰面遗迹”前所未见，性质、用途无从实证，那么间接的推测也属必需，应该从积极的方面进行探索。我以为这一遗迹首先发现于北仑沿海，决非偶然，遗迹的形成明显是一个经年的过程，较难从实用的角度（如隔潮）进行解释，其间的内涵是否体现着一种仪式的演示呢？我们知道水火相克，灰烬、烧土、陶片均为火的象征，每一层灰面均可理解为一次巫术行为，体现对“海”的抗争与战胜。杭州六和塔投石退潮的传说，可作类似的假想。北仑原属镇海，那么，沙溪遗址可称为浙东沿海人民“镇海”保平安的最早记录了。果如是，灰面上的动物骨头与就地破碎的陶器就应该是当时的祭物与盛器。——这些认识均为当初发掘结束时的臆想，本想及时找些沿海民俗与宗教资料做参考研究，不想又是三年过去，在懒散中忙碌，竟未再予探究。呜呼，真是心有千千结，万事不从容。
名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
名山后遗址位于奉化市江口镇名山后村，是奉化目前已知的唯一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分布面积约有2万平方米，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市境内史前文化的空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86年上半年，南浦乡兴办的砖瓦厂民工在这里制砖挖土时，经常发现石器、陶器，种类很多，形状各异，但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后来，发现的器物越来越多，又陆续出土了磨制光滑，大小不一的单孔石刀。有一次，发现的一组石器，共有9件，这才引起了砖瓦厂一位唐姓负责人的注意，知道这是文物——因他在出差江西时，在南昌的博物馆里见到过类似的石器。因此就把石刀等收集起来，送交当时江口区文化站干部何祟校。县文管会闻讯后，即派我先去砖瓦厂现场调查，采集遗物。在山坡的断面，我又发现了许多各类陶器的碎片，堆积得很厚。又在砖坯的堆场上，见散布着大量出土的但已残碎的陶鼎、陶釜、陶豆以及石器等物。以后文管会又征集到出土于名山后而流散到民间的玉佩2块。
县文管会立即把这个发现汇报到宁泣市文化行政部门。于是宁波市文管会、宁波市博物馆相继派员到实地考察，认为是这一个重要的发现，决定报告浙江省文物局。1989年8月，由省文物局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名山后遗址先进行局部试掘，在取得一些成果后，在同年底进行正式科学发掘。发掘工作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宁波市博物馆、奉化市文保会办公室共同参加。考古发掘的领队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海明，参加的有贺宇红、毛勇、王玮等人。这次发掘的范围约有360平方米。从中发现墓葬6座，比较完整的人体骨架一具，人们生活遗留的灰坑(沟)43处，显示人工夯筑形迹的土台一个，以及石器、陶器和少量玉器。通过发掘、研究，考古专家认定名山后遗址属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距今约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从而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同时也为研究河姆渡文化的发展脉胳以及分布范围提供了依据。
鉴于名山后遗址的历史、科学价值，国家文物局以后又拨专款，对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这次仍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领队王海明，宁波、奉化两地参加者有丁友甫、张亚君等，从1991年3月中旬开始，到6月15日结束，历时三个月。发掘遗址600平方米。其间出土的文物，除第一次发现过的种类外，还有各种动物残骨等。1995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这次发掘收集的各种残片、器物运往杭州，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学术报告目前尚在整理。在名山后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亲临现场指导。奉化和宁波市的领导也十分重视，奉化市政府也拨出一定数量的专款，奉化市副市长和部分政协委员以及文化局领导还到工地视察和看望考古工作者。南浦乡的党政领导也帮助考古队解决一些生活、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名山后村的群众都很关心遗址发掘工作，主动配合，纷纷提供文物线索，献计献策。考古队员们吃住在工地，不顾辛劳，坚持到最后。
名山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人们进一步了解我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认识到我们祖先的勤劳和智慧，普遍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面对那么多的出土文物以及大量被人为损坏而不能修复的文物残品，使广大群众知道了文物的珍贵和一旦毁坏无法再生的道理，从而促进了他们的文物保护意识。
《鲻山遗址的一次抢救性发掘》作者：黄渭金，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助理馆员。
《沙漠遗址发掘》作者：蒋乐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名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作者：竺家惠，奉化市文管会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