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拨422米的达蓬山，位于慈北翠屏山丘陵的东端。它原名香山，因秦始皇东游，命徐福下海，“欲自此入蓬莱仙界”而更名为达蓬山。

　　尽管史书对此多有记载，而且一直延续不断，但近世纪来，至少在浙江一带，却给淡忘了。以至青少年一代中，不仅不知徐福是个伟大的东渡使者，更不知徐福与达蓬山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一次遇然的机会，人们在达蓬山发现了秦渡庵遗址及灵台岩画。

一上达蓬山

　　事情要追溯到80年代初，那时全国开展了一场文物普查活动，慈溪经普查发现文物史迹473处，其中有保护、研究价值的265处。秦渡庵及其灵台岩画的发现是该次文物普查活动的一个重要成果。

　　1984年一天，慈溪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物普查小组的同志来到达蓬山，邀集当地的一批长老僧士召开座谈会，恳请他们提供该地区有关文物的线索及轶闻奇事。就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长老指着山上说，过去那里有座秦渡庵，如今庵已没有了，但庵旁的岩壁上还残留着雕刻的画像。在座谈会前，我们翻阅过有关志书，清楚地知道山上有那些寺院，有多少题刻，但未见过有岩壁画像的记载，也未听说有秦渡庵这样一个称呼。于是，我们怀着神奇的心情，在老人指引下，爬坡过岭，径直来到山上。绕过野树，拨开杂草，一则高1.2米，宽3.5米的岩壁画像，豁然呈现在眼前。当时，我们惊呆了，大家急奔于前，轻轻地抚摸着这古朴、淳真的画画，并详细记录了方位，问起地名时，老人回答说：“这里过去一直叫秦渡庵。”并比划着介绍了秦渡庵三字的写法，又指着附近的几处废墟说：“你们看，这里还有水池，这是墙基，还有大量的断砖和碎瓦。”辨其方位，察其模样，这确实是一处庵址所在。由于秦渡庵旁的岩画内容丰富，保存完整，且有一定的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即将其与佛迹洞摩崖石刻一起，向县人民政府申报，1986年8月，县政府发文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今天回顾这段往事时，有一点觉得很遗憾，这就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竟没有认识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竟没有与2000年前的徐福东渡相联系。

二上达蓬山

　　1986年4月间，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老领导虞逸仲，来浒山拜访我办离休干部袁展如时，言谈中提到了达蓬山，并为至今未爬过达蓬山而遗憾。虞逸仲提议：“趁我们还健在，明天上一上达蓬山如何？”袁展如连声道好，当时在场几位小青年表示愿保驾护航。就这样，也为了领略达蓬山风光，为了破译达蓬山奥秘，我们决定第二次攀登达蓬山。

　　我们一行的第一站，便是佛迹洞和佛迹寺。佛迹洞因洞内左壁底部有一硕大天然足印而称名。洞口窄小，只容一人独入。内深约10米，宽达5米，能容数十人。四周峭壁削立，布满苔藤，上端绿荫蔽顶，不能见天。唐天宝元年（724年），僧人达慧云游至此，发现佛迹，便四出化缘，筹款建成佛迹寺①，后又在哈蟆岭一带砌石造路，

① 今佛迹寺上院。

　　先后建成佛迹寺中院、下院。佛迹寺起初规模较小，后经多次扩建、重建，至清同治年间重建时，已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厢房、斋堂、方丈室、钟楼、藏经楼等建筑组成，规模宏大，香火旺盛，成为远近闻名的南方禅林。

　　宋初，佛迹寺方丈智明曾请石匠在佛迹洞凿制长眉罗汉石像一尊。这尊佛像一直保存到1966年。后在“文革”中被毁，殊为可惜。

　　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二月二十四日，武林钱竽与锦屏陈邦彦奉亲来瞻佛迹，命匠人勒石右壁，留文25字。此起，洞内便有了第一则摩崖石刻。

　　十八年后，即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清明前一日，县宰唐仲温携家来礼古佛足迹，访禅师遗址，也勒石右壁，留文52字。于是，洞内便有了第二则摩崖石刻。

　　清康熙丙子年（1696年）仲冬，进士，翰林院修撰秦宗，游佛迹洞，谒慧初大师，率笔志之，全文共111字，命人勒石于右壁。这样，洞内就有了第三则摩崖石刻。

　　上述三则摩崖石刻，不仅丰富了达蓬山的历史内涵，增添了达蓬山的旅游景点，同时又由于有作者和时间可查，还为徐福东渡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

　　往前再走，不到200米便是千人坛。宋宝庆《四明志》说：“千人坛在县西南十五里，高数仞，其上可容上千人，相传昔秦始皇东游会稽，登上望秩，以求神仙，至此，见群峰连延，东入于海，乃命方士徐福立坛祈祷，因以为名。”据此记载，千人坛应在今宁波江北慈城镇之西南。但当地山民说，千人坛就在此。孰对孰错，我们也无法甄别。便根据实地观察，这里平坦宽广，确可容纳千人集合，同时，还明显留存人工开凿整理的痕迹。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它周边还有三处重要遗址，即小休洞、秦渡庵和灵台岩画，因此，将该地视为千人坛所在，也不无道理。

　　小休洞，据天启《慈溪县志》记载：“在县东北三十里达蓬山，岑穴窈窕，秦始皇东游，欲自此航海达蓬莱。”据当地山民介绍，冬天时，洞口常有热气冒出，故又称“冒气洞”。洞口虽小，洞内却十分的宽敞，是憩坐的好去处。那天我们末带照明、绳索等工具，因此也就不敢贸然下洞。

　　秦渡庵建于何时无考。由于秦渡庵未见旧志记载，为外人所不知，今见之秦渡庵又是废墟一堆，无法论断它的归属，因此不少人对它的存在有疑虑。

　　至于灵台岩画，内涵丰富，雕凿真切，实在是一处了不起的、也不可多得的历史遗迹。特别在东南沿海一带，至今尚无第二例如此大面积的石刻发现，这就更显其珍贵了。当时上山共6人，除了两位老先生和我外，还有宁波的丁友甫、慈溪的李公亭和县文管办的童兆良，大家伫立在岩画面前，认真地揣摩着，又各自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岩画的内容和年代上。对岩画的内容，竟见比较一致，从画面分析，大致可划分成六组。

　　第一组：仙翁坐鹿图。仙翁秃顶蓄须，身着斜襟短袄，倒坐在鹿背上，双手置于胸前作揖状。

　　第二组；海船图。般呈元宝状，两头翘，有篷，船上有人，仰躺状，船下有蜂拥着的海浪。

　　第三组：人马过桥图。桥呈拱形，独孔，桥下波涛翻滚，桥面两端有台阶，马前行至桥中，尾随一壮年，戴帽，着短袄，挑担，欲上桥；扁担两端呈上翘，前后各置坐筐一，筐内有幼孩安置，露其上身。

　　第四组：鱼跃龙门图。中置阙门一座，左右各有一条鲤鱼纵出水面，呈飞跃状。

　　第五组：童孩喂驴图。童孩、幼驴均立于桥上，童戴帽，着短袄，手捧仙草作喂驴状。桥为三孔平板石桥，桥下有溪水流淌。

　　只有第六组动物图，给我们出了难题，这都叫啥呀，有些似乎从未见过。李公亭下山后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过披露。他说：“使我不解的是，有一只像羊的动物，竟有十几只脚；还有一只既像螃蟹又像大蜘蛛的动物，也不知为何物，这在现实在生活中并不存在。”

　　事后，我经过查核，才知这是一张四仙图。刻的是青龙、白虎、玄乌、龟蛇四种动物形象。其中青龙用云纹替代，龟蛇隐于白虎之后，龟仅见其头、前趾及部分身躯，蛇仅见其头及上身。

　　据统计，岩画画面上人物出现6个，动物出现9个，桥2座，船1只，阙门1道。人物造型自然逼真，动物姿态各异，境界表现宏伟深黝，这是一幅具有强烈时代所息、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杰作。

　　对岩画年代的断定，明显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这是清康熙年间的产物，根据是，画面上有一“康熙庚子春”，的题刻，一派认为这“康熙庚子春”题刻是后人添加上去的，从画面内容及人物装束看，应是元代的产物。我是极力主张后一种看法的。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对此画“康熙年款的题刻及其壁龛是后人加刻”的命题作了详细论证，指出其依据主要有三“一是内容主题上的互相对峙，元代岩画有四仙，仙长、驴、鹿等描述，明显属道教，反映求仙内容，康熙年款的题刻有“南无圣灵塔”之句，明显属佛教，加挖壁龛，似放神像或供品之用，说明另有所祭。二是形式风格上的截然不同，元代岩画用浅浮雕形式表达，属阳刻之作，康熙年款的题刻用线雕形式表达，属阴之刻作。三是痕迹新旧的明显不一致。元代岩画斑剥零落，画面腐蚀严重，康熙年款的题刻及其壁龛清晰齐整，岩画竟光滑如新，无腐蚀现象。”

　　总之，二上达蓬山所得成果，特别是对灵台岩画的初步考察，有助于古代建筑史、岩画史、宗教史、艺术史等多方面研究。

三上达蓬山

　　在我们这里并不起眼的秦渡庵遗址，一个远在千里的人却把它当成重要发现。他就是当代徐福研究专家、徐州师范学院的罗其湘教授。

　　罗教授是徐福故里的发现者。1982年夏天，他因承担地名词典的编写任务，去赣榆县查阅资料。县地名办公室卢家佩先生向他介绍说，现金山乡的后徐阜村，原名徐福村，是徐福的故乡。这个信息，当即引起了他的重视，觉得很有必要进行历史地理的考察考证。于是，他多次到徐阜村进行考查，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1984年4月18日，他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发表了《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的发现和考证》一文，第二天，日本的《朝日新闻》即做了快速报道。这不仅引起了两国学术界的重视和反响，使赣榆作为徐福故里的地位得以在国内外确立，同时，还为澄清中日古代关系史上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疑案，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继徐福故里之后，罗教授又潜心徐福东渡启航地的研究。他认为徐福是我国东渡日本的最早使者，东渡不止一次，其启航地点也不止一处。当他得悉浙江宁波发现了与徐福东渡有关的达蓬山遗址，十分高兴 ，认为这是继徐福故里——徐福村发现之后的又一个新的重大发现。他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了辨析，首先从史学角度看，《史记》有秦始皇东巡到会稽的记录：“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年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除《史记》记载外，西晋陆云，在其《答车茂安书》中，还补充了一段很重要的史料：秦始皇“东观沦海，遂御六军南巡狩，登稽岳，刻文石，身在鄮县三十余日。”鄮县，旧属句章，为秦二十七年（公元220年）时新置。达蓬山正位于句章与鄮县的交界之处。而秦始皇到过达蓬山的记载，在地方志中则多处出现。如北宋《宝庆四明志·慈溪县》、元《延佑四明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大蓬山又名达蓬山，在县东北三十五里，上有岩高五、六丈，左右二崖对峙如斗鸡石。秦始皇东游，欲自此入蓬仙界，故名。”如《明州香山寺志序》中，有这样的记载：“秦始皇登此山，谓可以达蓬莱而东眺沧海，方士徐福之徒，所谓跨溟蒙、泛烟涛，求仙采药而不返者也。”其次，从海洋地理上看，徐福日本登陆地诸富町与浙东达蓬山虽有烟波浩渺的东海相隔，但之间有一条称之为黑潮的海流相连，在顺风向的条件下，从杭州湾出发，借助海流动力的漂送，可直抵日本九州有明海。无独有偶，唐代的鉴真和尚，从长江口出发，经过多次失败，最后还是循着这条海上自然动力的航线，到达日本九州南端鹿儿岛县的坊津町。两个登陆地点，直线距离不过200公里，成为古代中国人东渡日本登陆的要冲，决不是偶然的。正是从上述两方面出发，终于形式了“慈溪达蓬山是徐福东渡启航地”的见解。1989年2月，罗教授作为特别贵宾被日本邀请，他在日本佐贺县诸富町徐福登陆地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当即受到全场听众的热烈鼓掌，因为日本方面已找到徐福的登陆地，他们梦寐以求，盼望在中国找到徐福的下海处。会上，罗教授还即兴赋诗一首，诗云：

　　达蓬山下千帆发，

　　诸富町前使渡来。

　　左跨虹桥联厚谊，

　　流芳余韵耀徐淮。

　　赴日回来不久，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正确性。1989年5月17日，罗教授风尘仆仆来到慈溪。那天领导安排我陪伴介绍。罗教授十分爽快地说：“我这次是专程上达蓬山考察秦渡庵遗址来的。你们这儿发现秦渡庵遗址的消息是浙江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董楚平、宁波市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处的董有华两位先生告诉我的。他俩已给我一些材料，你能否将有关情况再给我介绍介绍。”于是，我把秦渡庵遗址的发现经过，灵台岩画的大致情况及地方志中有关达蓬山的记载，一一向他作了汇报。罗教授并不满足于听，他虽已年近花甲，却执意要到实地踏勘，于是就有了达蓬山的第三次之行。

　　这次收获可大了。虽然相伴只有两天时间，但我听到了过去从未曾听到过的新鲜事，才知道秦渡庵不是一般的建筑，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具备可贵的开发利用价值；才知道徐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他是开创中日友谊先河的一位伟大使者，他的东渡日本是一项震惊世界的历史壮举。

　　自此之后，罗教授多次来信与我联系，建议我市在达蓬山秦渡庵遗址上立一个标志，或建一个亭子。

　　今天全国各地慕名前来观光、考察达蓬山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政府也加强了对达蓬山风景区的规划，对山上的摩崖石刻、灵台岩画等古迹，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并投入了一定的资金，兴修了楼、亭等不少仿古建筑，修缮、装扮了徐家祠堂、达蓬桥、十八磨坊、蓬莱山房、蓬山道院、眺山庙、棋磐石、方士石、跑马岗、观景庵、望火塘、御望台、少娘洞、瑶丝泉、徐福庙等诸多参观景点。

作者：慈溪市博物馆干部

编后语：本文关于“慈溪达蓬山是徐福东渡启航地”的观点，仅为学术界的一种见解，其史实尚需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