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的保护与建设

　　全国解放前夕，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非常重视对天一阁的保护，1949年解放军将渡江南下时，周恩来同志在一次大会上指名要求保护好宁波的天一阁和湖州的嘉业堂藏书楼。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二十一军六十六师二排副排长王观一带领陈君伦等12位战士就驻守在天一阁，直到宁波社会秩序安定方始撤去。

　　1960年2月，宁波市人民委员会成立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由周文祥副市长兼主任，统战部副部长刘昌华、文化处处长郑峰、民主人士马涯民和我等4个为副主任。由藏书家朱赞卿、冯孟颛、孙定观等15人组成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邱嗣斌任办公室主任，从而加强了对天一阁的管理。1961年4月，天一阁被列为首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解放三十年来对天一阁的维修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政府曾多次拨款对天一阁的书楼、亭园、假山进行维修，重点对周边环境采取了有力的保护措施，征购了东西两座建筑，使天一阁的藏书保护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51年，宁波市文教局拨款400万元（旧币）维修天一阁藏书楼。

　　1953年，市人民委员会拨款4000元征购藏书楼西部二层民房一幢，三间一弄，以消除火患。继又拨款1000元修理藏书楼。将征购的民房改建为办公室之用，该处原系范氏后裔生活区，废弃后现建筑为道光九年（1829年）重建，后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处。

　　1959年，市人民委员会又拨专款征购天一阁东首民房5间，荒地（坟地）6500余平方米，先后从祖关山等处迁移来的明代嘉靖年间百鹤亭一座（原为墓前祭亭）、太湖石狮子一对、明代石虎一对、八狮亭一座、石马两只、铁牛一只，并由市园林部门种植盘槐和大批香樟，还从翰香小学迁来桂花，并在八狮亭边移植百年紫藤一棵，每到夏季，绿树成荫，成为一处江南园林休闲之地。同时又在西边新建了擂鼓石天一阁大门和会客室（现已拆），还在大门四周种植法国梧桐做绿篱，两旁植松竹，里面庭院种花草，使天一阁的环境更加幽静。为了增加游客的历史知识，又将征购的东面五间平房辟为“千晋斋”，专门陈列马廉在宁波拆除城墙时收集的捐赠给天一阁的古砖。这次总投资9000余元。

　　1963年，国家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提议，天一阁藏品不要与文管会的藏品混在一起。为此趁中营巷44号幼儿园搬出的机会，我们向陈铁山副市长作了汇报，要求将该五间二弄加厢房的二层楼房租借给我们做文物仓库，当即得到同意。

　　因天一阁藏书楼几次维修都只是治表筑漏等一类修理，尤其在“文革”期间范钦的樟木雕像被破坏，正厅屏风上雕刻的藏书记被生漆封住，前内柱、檐柱（廊柱）等四根柱子被白蚁蛀空，梁架和楼板也发生险情。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藏书楼的安全，1974年由洪塘公社革委员会副主任王子庆推荐两位师傅来天一阁负责修理。政府又拨专款进行托梁换柱大修，使之恢复了原貌。

　　1977年，又对尊经阁进行了大修，翌年成为天一阁对外宾开放的接待室。

　　考虑到天一阁的建设不能零打碎敲，需要有一个总体规划。因此当1962年保国寺维修时，文化部文物局委托上海同济大学古建系陈从周教授为技术顾问，由省文管会朱家济委员陪同来保国寺现场指导。当时我向陈教授提出帮助天一阁设计一个总体规划，他答应了。1963年陈教授派学生路秉杰等来宁波，进行具体测绘，然后搞了天一阁的总体发展规划。该规划将陈家祠堂和东首民居作为革命博物馆，秦家祠堂作为历史博物馆，秦家祠堂西首和北面的原中西药仓库作为博物馆藏品仓库。它与天一阁的关系是有分有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风格力求与天一阁园林相协调。规划还准备在天一阁藏书楼围墙外挖一个水池，一面与天一池沟通，一面连接马眼漕，以小桥流水、假山、亭阁组成一体。1973年8月，建东园围墙时按规划图纸施工。

　　二、续明州碑林和收回陈家祠堂

　　70年代初，社会上掀起“批林批孔”之风，许多古碑遭到劫难，尤其是城隍庙内的一些古碑要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分管财贸的副市长作了汇报，该副市长同意拨款1万元建东园围墙，将碑一起嵌上去，成为续明州碑林。建墙一事，还得到公安局邵一萍局长和教育局徐峰局长的大力支持，公安局出布告，为了更好地保护天一阁藏书楼安全，要居民改道；教育局将马衙街小学在陈家祠堂和三宝庵的几个班级并到其他学校去，解决了具体问题。建围墙和迁碑的事，请青林渡新星大队的社员来帮助，虽然他们有力气，但要将城隍庙、市政府、公安局、新街镇明小学、中山公园等地方的碑抬回来，确实也有困难。有人反映宁波港务局有平板车，用车子拉就省力了。这样又去找港务局党委书记时亨起，借来了平板车，将碑迁来嵌好。青砖是洪可尧找鄞江桥梅园乡小砖窑帮助生产的。迁碑工作起步不久，问题又来了，市革委员政工组要我们停下来，将碑放在一起，等“批林批孔”运动结束后再嵌到墙上去。我又去找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向他们宣传保护文物的意义，说明将碑嵌在围墙上，大门一关，无人进去，对社会没有影响，这样一次工程不要二次做，免得浪费国家资金，后来他派人实地察看后同意了。这就是迁碑打围墙、新建76方明州碑林的经过。

　　1978年4月22日，市图书文物馆领导小组向市革委会打报告，要求将镇明纸盒厂占用的陈家祠堂作为文物陈列室，报告提出：根据旅游事业的发展，天一阁已成为对外宾开放单位之一。而宁波这样一个城市，还没有一个向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尊经阁原作为陈列室，放了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文物，目前因陋就简将它安排为临时接待室，现在外宾进来没有东西看，为此我们要求将该祠堂让给我们，而该厂已与江北纸盒厂合并，厂房空出来了。这样只要翻修一下，搞个文物陈列室，从长远看，该处划归天一阁正是时候。所以市革委会分管工业的王学正副书记批示：“同意将该地方划归天一阁。”这为以后收回陈家祠堂作了准备。

　　三、建造新书库

　　1976年7月，天一阁的藏书由解放初的1.3万余卷增加到20余万卷，需要建造一座书库。负责藏书管理的邱嗣斌与市建筑设计院联系，当时该院派阎良驹工程师来测绘。新书库仍照天一阁藏书楼式样绘制。材料用钢筋水泥，小青瓦、马头墙，具有宁波地方特色。库址选择三个地方：一是天一阁藏书楼正南面围墙外的东园内，这是市文化局部分领导的意见，我们不同意，因为这样会破坏天一阁总体规划，搞不好会喧宾夺主，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二是放在西大门口停车场南面，但这样与地委宿舍相连接，不安全。三是选定尊经阁西北角，拆除会客室，征用西北角660余平方米空地和两幢民房，这样与尊经阁和我们办公室连在一起，既隐蔽又安全，但对建三层楼书库有不同意见。国家文物局、省文管会都会要求降为二层。结果由于某些人坚持要施工单位按原方案进行，终于“木已成舟”，不了了之。

　　在建设新书库的同时，还于1980年重建西大门和东明草堂，是将西河街原红星纺织厂使用的观音殿大门和殿堂拆改过来的。57平方米的门楼建筑，上有匾额“南国书城”，为潘天寿先生所题。“东明草堂”使用面积66平方米，现为“天一阁发展史陈列室”。

　　四、非常情况下对藏书的保护措施

　　1962年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为此，我们对天一阁藏书保护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根据北京图书馆古藉部对珍稀善本的保护方法，请市工艺美术厂制作杏木匣子，上下两块樟木板，以减轻对孤本的压力，又起到预防虫蛀的作用，共做匣子290只，每只价11.26元，计3265元。做备战木箱40只，每只价14.24无，计570元，合计3835元。稍差的书用联工烟厂的纸板箱，总共费用4100元，初步估算195箱7825斤，其中属一类的有地方志，登科录以及珍贵书籍34箱，1584斤，第二类留下部分改用纸箱约150箱左右，另外文物10箱450斤，画200件5大箱500斤，总共350箱9000余斤。

　　二是隐藏地点：拟随浙江图书馆藏品赴安吉、孝丰山区潜藏。我到现场一看，是一处林场的房子，原为职工宿舍，但房子下面是溪坑，二楼比较潮湿，不宜于藏书。向地市领导汇报后，改变了地点，即随地、市档案馆赴四明山向阳岗藏放。后因紧急情况解除，没有外运。

　　1978年天一阁对外开放，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将分管藏书的同志留下来，于1979年底成立于天一阁文物保管所，办公室迁移到中营巷44号①内办公。通过历年来对天一阁环境整治与建设，初步形成了设施齐全、规模较大，集藏书、文物、旅游于一体的江南古园林胜地。1982年底，天一阁由省级提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收寻藏品、集腋成裘

　　一、众多藏书家捐赠

　　1962年3月25日，市工商联副主委冯梯云先生代表岳父捐赠给国家的文物，有潘思牧山水画，汤雨生墨梅轴，张船山字画轴和高凤翰左笔花卉轴等4件。

　　1957年7月，镇海籍张季言先生为纪念其启蒙老师张樵庄在清末办学的功绩，而命名的“樵斋”藏书室，设在上海愚园路寓所。原拟在故乡霞浦建立“樵斋”图书馆，后考虑霞浦较偏僻，即于他去世后，其妻将5.7万卷图书连同书箱和张季言先生遗像全部赠给天一阁，我们于1963年整理开放“伏跗室”藏书时，将其在“伏跗室”陈列，一并对外开放。

　　1962年11月3日，孙定观先生将“蜗寄庐”收藏的善本藏书计13种113册，其中原天一阁藏书6种39册和字画1件，捐赠给国家，发给他奖状1张，奖金900元，以资表扬。

① 现天一街5号。

　　1964年初私房改造中，房管部门在西门郎官巷张氏祖宗堂阁楼上发现两大橱古书，已经虫蛀、霉变严重，后经协调，由苗圃路张孟契先生代表宗族将此3000余卷藏书全部捐赠给国家，其中宁波《明嘉靖府志》就是从该藏书中得来的。同时还有袁梅棠先生家属赠送的“静远仙馆”藏书。

　　1979年8月，朱赞卿家属将“别宥斋”10余万卷藏书和1700余件字画、文物赠送给天一阁。其中藏书中多善本，有宋刻《五代史记》，顾千里手校《仪礼》，黄宗羲辑《明文海》稿本等，共约千余种。此外“说部传奇、科场用书、百家杂说、残稿剩牍”亦兼收并蓄。

　　1979年10月孙家溎先生家属赠送“蜗寄庐”1．4万余卷藏书给天一阁。孙家溎，字翔熊，号蜗庐主人，清光绪五年（1879年）11月生，虽藏书数量不多，而版本精美，善本有元刻《隋书》、《范文正公全集》、明刻本《蔡中郎集》，明抄本《圣宋名贤四六丛珠》、绘画本《彩绘天象图占》等，共447部。

　　1979年10月，杨容林先生家属将“清防阁”藏书1.2万余卷捐赠给天一阁。杨容林，字容士，又名道宽，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7月生。曾任宁波通利源油厂经理，太和酱园经理，继承其父杨臣勋“清防阁”藏书，又购入二铭书屋原藏的碑帖。其善本书仅数十种，罕见的有明弘治十年（1497年）刻本《精选古今名贤丛话诗林广记》和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刻本阮铖的《和箫集》等。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冯孟颛先生的“伏跗室”藏书。1962年4月冯病逝后，其家属根据他生前的遗愿，将全部藏书捐献国家。政府给家属的信，也表明这一点：“保留‘伏跗室’原名地点不变，对外开放”。藏书整理后，据初步统计古籍图书3844种，31274册，98336卷，新添书箱30只，并安排了原住房客迁移出“伏跗室”。还采取了一些防火、防潮、防蛀的措施。同时，在中堂开辟了冯孟颛先生事迹陈列，将南首厢房楼下作为阅览室，并制订了管理规则，1963年春节开始对外开放。“伏跗室”的牌子请沙孟海先生书写，旁挂对联为：上联“有满屋藏书古为今用”；下联“是当代宿学人以文传”。开放那天，我们特邀请中共宁波地委陈耀庭副书记、地委宣传部黄逸宾部长、宁波市贾山副市长等审查参观。到1963年12月27日，我们将一年来开放的情况向冯氏家属汇报：共开放171次，一星期二个半天，参观群众计11840人次。其中凭介绍信来阅览藏书的2159人；借阅古图书198种1575册。同时还将经费开支的报表也复写附去，请家属审议。后来为方便学者查阅，又将张季言的“樵斋”藏书5万卷也放到“伏跗室”的中堂右侧陈列开放，直到1965年上半年才停止对外开放。1981年10月26日，海曙区政府公布其为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发生的房屋产权纠纷案也是文管会出面，1986年经判决，房子产权仍然归还国家，继续对外开放，所以这次没有将它列入天一阁藏书范畴内。

　　二、向社会搜集和收购古籍、文物

　　1965年，我去参加“四清”工作队，队部设在镇海区沿江村清水浦与五里牌之间的一所祠堂里，当时正逢“文化大革命”开始扫“四旧”，有很多家谱被当作“四旧”。因我1961年底去北京图书馆古籍部学习时，古籍鉴定专家曾向我们讲授保护家谱的重要意义和史料价值，所以在工作队时我将这些家谱全搜集起来，运回天一阁珍藏。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横扫“四旧”，文管会同志又全部投入到抢救古旧图书的战斗中，先后到效实中学、甬江女中、宁波四中、宁波一中等学校；灵桥废品收购仓库、浩河废品仓库、江东东胜废品仓库、灵桥废品收购商店、庄桥废品收购商店；南门华伦造纸厂、海曙姚江东风造纸厂、奉化棠云造纸厂等处挑选、抢救文物，并以每斤废纸价回收。如有一次在大堆废书废纸中发现了天一阁原藏散失的明抄本《周易要义》零页，就设法把所有的废纸都搬了回来，再一页一页地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居然将缺页全找到了。

　　早在1962年6月30日，我们向市古籍书店购进书。字画有：历代地图察要图、满夷猾忧始机、冯氏宗谱、马港厅志、邹县志、黔西州志、宋史新编、古宫扇面集、高凤翰画及补书用的本纸30斤，计510元，另外赴上海、杭州裱“平定回部得胜图”等费用340元。向社会各界、古旧文物商店等处采购的字画、文物由王子祥、徐杏圃、袁梅棠、周重川、夏祖炳、陈庆恒、翁菊英等提供，如北京荣宝斋和上海古籍书店向江东万信纱厂私方从业人员陈庆恒家、江北槐树路翁菊英家采购的《明代扇子画册》，经文管会审查，将它扣下来由我们收购；张涵庄的一批古书也是这样收购下来的。另外，市文物商店在1962年12月代我们收购的有油漆工艺厂刘姓转让的宁波头号花桥、鄞县横溪土改中分给农民的朱金千工床、明象牙人物、晋瓷青蛙水注、晋瓷双系水注、半浦二老阁《郑氏家谱》一部24册、孙定观先生转让的一套明代木器家具，花钱1220元。同时地委陈耀庭副书记、戴盟副书记和黄逸宾部长、贾山、邵成明，都将字画最后转让给天一阁收藏，戴盟副书记在调离宁波时，还将一部分藏书捐赠给天一阁。据1979年工作总结，计字画1066件，占现有藏量的二分之一以上；碑帖445件，文物828件，古籍图书9369部，占现有阁藏图书总数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如毛抄《集韵》、明刻本《金连记》、《和箫集》均为稀世之珍。所以徐邦达先生评价阁藏与浙江图书馆藏不相上下。

　　40年来，天一阁共向社会搜集和收购原藏书185部，计710册、3067卷①。至此，早年散存在宁波当地的书籍，基本上已归阁。

古为今用，服务社会

　　为了发挥藏书的作用，先要把破损的、虫蛀的、残缺的、霉变的古籍修补好。1959年，上海图书馆要拍摄天一阁的地方志，经向贾山副专员汇报，同意拍摄，但要求他们与上海古籍书店联系好，帮助修补这些地方志。我们派专人送去，修补后交上海图书馆拍摄，再由专人带回。后又经冯孟顓先生介绍，将过去替他补书的老先生请来帮助修补。同时，我在1961年北京图书馆古籍部学习时，与修补作场老师傅商定好，派一位同志去参加补书培训班。1963年、1964年天一阁专门派了洪可尧同志去北京学习，学成后，专门负责修补天一阁藏书。字画方面，1978年通过上海国画院画师、鄞县邱隘人邱受臣的关系，聘请该院退休的刘益三师傅来天一阁帮助裱画。其次每到伏天，藏书都要全面进行除尘、翻晒、除虫、换药。同时为防止鼠害，要定期放药灭鼠。每到黄霉季节，尽量减少开窗、开橱以防潮。天气一干燥，马上将藏书楼前后窗打开二三小时，使空气流通。凡收藏的字画也是到九月份空气干燥季节，拿出来挂一挂或办一次字画展以保安全。

　　天一阁珍藏的地方志特别丰富，而且大部分是国内外孤本，从其内容来讲，有农民、矿工起义的史料，江河水利、物资、矿藏等自然资源的记载，也有政制沿革、贡赋徭役、科举、学校、民族发展、风俗习惯、人物传记、文艺著作等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史料以

　　及天文、地质、地震、旱涝、气候、潮夕等自然科学史科，成为地方

① 不分卷作一卷统计。

　　的百科全书，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特别是刚逢各州、县、府要编撰方志，苦于史料贫乏，上海图书馆因靠近宁波，便捷足先登，全部将它拍成纤维胶卷。接着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摄影机运来，直接拍成胶卷进行收藏，要看时，用阅读机很方便。这样既保护了原书，又发挥了藏书的作用。

　　上海古籍书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与中华书局合作，要求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经请求批准，双方签订协议，由天一阁管理部门提供地方史料，上海影印单位无偿每部提供5套影印本，而且若其他部门在上海印制方志时，也无偿提供一套，将天一阁武装成全国方志楼。但当时竹浆纸供应相当紧张，要我们帮助解决货源问题，故我们于1962年1月15日向宁波专署打了一个书面报告，“要求解决天一阁明版书籍纸张供应的问题。”因当时奉化棠岙棠云造纸厂是生产竹浆纸单位，都是计划生产，要专署计委下达指标才能供应，最后得到了妥善解决。直到1966年“文革”中停止影印，共出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07种①。对一时还未影印的，就帮助他们抄，以字数多少来计算价格。当时代抄书的有冯予清老先生、林德祺老先生和宁波一中退休的崔灵宵老师等，代查代录的，据不完全统计，有云南、广东、甘肃、广西、山东、山西、天津、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省市图书馆和有关研究单位，代为抄录了近千万字资料。另外，有自己上门来查的，如唐山地震后，国家地震总局就派人来查摘地震资料；杭州大学陈桥驿教授为出版《中国历史地理丛书》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天一阁查阅资料；东海舰队司令部为战术需要，查阅了《武经全题汇解》等古代战略、战术书籍。中医部门查阅《铜人针灸经》

　　等医药书籍，为当时生产、生活服务。

① 后来续印109种，共计216种。

　　1977年8月，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要尽快地将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的指示精神，天一阁作为国家的一个藏书部门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提供资料。再则，来阁查文献资料的学者络绎不绝，也需要提供现在收藏的一个总书目。为此，由市文化局老局长张星亮同志挂帅、文化馆沈江同志负责，图书文物馆郑芳华、蔡梅虚、新华书店袁元龙和天一阁文保所骆兆平等组成编目小组，至1979年列入上报全国的善本计2652种，20588册、59029卷（不包括捐赠，若在内是9369部）。这就是1996年7月出版的《新编天一阁书目》的基础。全书包括《天一阁遗存书目》、《天一阁访归书目》、《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天一阁明抄闻见录》，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天一阁藏书的现状和历史。如：《天一阁遗存书目》共著录存书1537种，计1676部、8472册、21245卷。《天一阁访归书目》著录40多年来访归的原天一阁藏书185部，计710册、3067卷。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就是如今阁内原藏的全部典籍，从中可以看到冯目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天一阁藏书的变化情况，以利海内外学者查考，对建国后接受的各家赠书书目，还未能编制出版，待以后续版。

　　天一阁收藏的家谱现有403种，计1982册，除原存的《苏氏谱》和《庐陵曾氏家乘》两种外，还有一部分是民国时期修《鄞县通志》收集的家谱及资料交天一阁收藏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文革”横扫“四旧”中抢救下来的，故其地方性特别明显。如403种家谱中，有300种是聚居宁波市区和鄞县的氏族家谱，要约占百分之七十四。①此外是市属奉化、慈溪、余姚、象山、镇海等县有73种。本省嵊县、新昌、上虞、绍兴、萧山、杭州等地有19种。属安徽、江西、江苏、

① 在清代鄞县是宁波府的首县，宁波在未设市之前，老市区亦归属鄞县。

　　福建、湖南各地有6种。这些外地宗谱可能是随人口的迁徙携带来的。有那么多的家谱也是各地图书馆所没有的，对“宁波帮”游子来说，是很珍贵的寻根依据，对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发展宁波经济建设，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如船王包玉刚先生寻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94年11月，宁波市博物馆与天一阁文保所合并建立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成为一个以藏书文化为主，兼社会、历史、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博物馆以“传播知识”为已任，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有利于提高市民素质，有利于提高市民文化品位，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宣传、教育活动。不仅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且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6年4月1日，比较全面反映宁波历史概况的“宁波史迹陈列”对外开放，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由于它的直观性和形象性，不少学校把此作为学校的第二教育课堂。同时调整“宁波工艺美术陈列”，通过近200件各类工艺展品，再现宁波工艺的辉煌成就。

　　当年10月，恰逢天一阁建阁430周年，博物馆举办了“天一阁建阁43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推出“天一阁藏书画珍品展，“天一阁书画馆开馆祝贺展”、“港城文明专题展”等高品位的展览。博物馆还举办了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这是一次高水平会议，到会代表40余人，具有副高级职称者25人，会上交流了对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的最高研究成果，确认天一阁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在世界家族藏书楼中排列第二。通过研讨会，天一阁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也使天一阁的研究工作与学术界接轨。

　　在这次系列纪念活动中，还出版了专著5部：反映天一阁书画收藏的质量和水平的《天一阁书画选》；研究员骆兆平先生对范氏天一阁原藏书籍整理的最新研究成果《新编天一阁书目》；吴滨、赵维扬两位先生经过大量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出版的关于地方工艺美术方面的专著《甬上工巧拾萃》；反映当今学术界以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天一阁论丛》以及全面介绍天一阁的《天一阁博物馆》。

　　1999年12月，天一阁博物馆又组织举办了“20世纪宁波书坛回顾系列活动，出版《二十世纪宁波书坛回顾论文集》、《二十世纪宁波书坛回顾书法作品集》两本书籍，以反映甬上书坛百年发展历史艺术风采。

　　为了进一步弘扬天一阁的藏书文化，继承传统收藏特色与精华，并努力建成当代新编地方志的专馆收藏中心，经过两年的积极筹备，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同志提议的在天一阁开辟“天一阁中国地方志珍藏馆”于1999年12月16日正式开馆，目前已收藏新编地方志4600余种。

　　自1996年以来，举办的各类临时陈列计：1996年7个、1997年14个、1998年16个、1999年14个，共计51个，其中：1999年9月为庆祝共和国50华诞而引进的《国旗颂》与《迎澳门回归图片展》，展出26天时间里，参观人数达4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天一阁是宁波的重要窗口单位。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天一阁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宾客也越来越多，自1996年至今，共接待国内外游客71.6万人次。其中国家领导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乔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全国人大常委员副委员长王光英、曹志、彭佩方、王汉斌，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嘉锡、经叔平、赵南起、周铁农、万国权、钱伟长，国务委员会吴仪等。国外领导人有：罗马尼亚众议院议长，古巴全国人大副主席等。①

　　① 本文有些数据摘自虞浩旭先生编的《天一阁论丛》和骆兆平先生著的《天一阁丛谈》；1994年11月建立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后博物馆的活动情况由现天一阁博物馆事副馆长贺宇红同志提供，特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