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检索: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文献资料文史之窗文史汇编《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第五章 “天亮”以后
字号:[  ] 发布日期:2015-09-17  

  一、任“书记长”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等呀等呀,不知等了多少时候,但一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却又缺乏思想准备,颇感突然。这时心情,像汹涌的波涛,奔腾不休,要想描述心中欢乐,似近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所表达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眼看即将出现一个国共合作的团结政府,从而扬眉吐气地来重整满目疮痍的山河,我内心无比兴奋。我本来是有神经衰弱症的,这时更是脑子想得发胀。但一到冷静下来的时候,就感到有许多做不完的事情,首先是学校怎样从宁海里岙搬到奉化城里去,接着是对各分部作如何处理等等。而到了城里以后,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是必须在一片废墟上面重建校园。这样我不得不暂时放弃原来的等抗日战争一胜利就辞去校长职务的打算,继续为学校事务奔走擘画。直到1946年初学校初步整理就绪后,才把校长职务交由校务主任吴炯担任。于是,我又有机会重操律师旧业了。

  回到宁波城区后,我初设事务所于碶闸街“奉化旅甬同乡会”内,后移至碶闸街一一五号,并延揽大学同班同学钟乃可为帮办律师。这时奉化的县长、黄埔一期生朱炳熙调走,由蒋经国任赣州政督察专员时的主任秘书周灵钧接任。周系安徽人,毕业于中央政法学校,甚得蒋经国的信任。他八面玲珑,除了从赣州专署里带来一部分基本队伍外,要我们地方推荐能担任教育科长等职务的人选。我其时实际上已离开奉化,不问奉化事务,但因为还有《奉化日报》社长、奉化县教育会会长等头衔挂着,所以,时不时地有事情过来,使我难以安心于律师工作,为此我将《奉化日报》社长和奉化县教育会会长的名义一并交给胡开瑜担任。

  那时,国共合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隐忧,周围人们的心情,多倾向于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时,蒋介石的威望很高,人们希望举国一致,成立联合团结的政府,希望国民党真正实行国共长期合作,走向民主。然而,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所表现的是那么的不如人意,我们担心国共合作随时会出现分裂,担心外来战争刚息,而不可饶恕的内战又起。

  奉化情况又是这样的复杂,奉化县党部书记长是参加中统的属于CC系的王××,县长是蒋经国的亲信周灵钩,地方士绅刘祖汉、胡次乾对周灵钧意见不大,但对县党部书记长王××的作风却是深表不满。1946年上半年,正当奉化县临时参议会改为奉化县参议会的时候,展开了一场参议长竞选的斗争。原临时参议会议长刘祖汉参加省参议员的竞选,地方人士的意见以胡次乾为议长,而王××必欲参加议长或副议长的竞选,胡次乾深恶痛绝,不愿与之合作,经与地方人士商议之后,专程到宁波来劝我作为他竞选的伙伴任副议长。我以已离开奉化为由坚决拒绝,他又挽刘祖汉等来劝说,有一条理由是我在奉化艰苦险绝的环境里复办奉化中学,取得全县父老的理解与同情,假使不是我去与胡合作,恐将会落入王的手里,对地方不利。就在这种情形下,胡次乾与我被选为正副议长。我当时对胡事先声明,我在宁波以律师为业,不愿拿奉化地方津贴,也无法负奉化地方责任,只能挂一个名义而已。

  王××自参议会竞选失败后,在奉化的威信,遭到损害,因此日常开展工作,也感到困难不少,在意兴阑珊之余,就呈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辞职。当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罗霞天早从CC系中分裂出来,成为朱家骅的亲信,他所起用的组织科长王思本,就是王××的前任、原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长,追随罗霞天,与CC系的王××格格不入,就准其所请。考虑奉化情况复杂,他在奉化的时候,了解我一心办学,得到地方人士的信任,就提请国民党浙江省委员会通过,令派我这个入国民党不久的教育工作人员为奉化县党部书记长,在我的头上又加了一顶“桂冠”。

  记得有一天我在律师事务所内看到早晨送来的《东南日报》上,刊登了委派我为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长职务的消息,颇觉惊讶。因为他们事先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同时要一个在宁波靠律师职业为生的人到奉化去任书记长,实不可能。因此我拍了一个电报给浙江省党部,表示坚决拒绝。因国民党到了这个地步,已无多大生气,而我亦无甚兴趣从事党务工作。不料省党部即派王思本特地到宁波来和我说明,只借用我的名义来缓和矛盾,而且是一个过渡时期,实际负责可另派秘书代理。争执再三,我才勉强应承。我只希望平安度过这段时期,具体负责工作的人做不出业绩也不要紧,只要不做出贪污腐化、伤风败俗的事就行。后经协商决定叫陈志坚担任监察委员,周静仙为奉化县党部执行委员兼秘书、代理书记长职务。陈志坚与周静仙是奉化县妇女会的负责人,都没有结过婚,经济条件较好,又与蒋家有特殊关系,容易处理党政之间的关系。这时,周灵钧正奉蒋经国之命,准备在奉化刷新政治,希望奉化国民党党务能够予以合作,所以,由衷欢迎这种不求有功、但求平稳的党务局面。这种差强人意的凑合,使我对奉化小气候,居然也产生了一线新的希望。

  我虽然人不在奉化,但也曾向奉化县参议会提出过几条自认为是合理的建议:一是建议把奉化县城这个政治中心与大桥经济中心之间的空隙荒野,建成奉化文化教育区,从而把两者有机地连接起来(这个愿望解放以后才得实现);二是建议实行精兵简政,减缩行政经费,提高国民教育经费;三是建议减免土特产的苛捐杂税,以苏民困。对国民党奉化县党部,我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有之也是对共产党员的宽松和保护,这是基于我当时看到的共产党员都是不惜牺牲自己生命而为主义、为理想而奋斗的好人,这与执政的国民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贪官污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早在沦陷期间,我任奉中校长时,就曾隐瞒着政府,聘请共产党员丁超为方桥分部主任、周闪耀为泰清寺分部教师,后来被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俞济民发现,大兴问罪之师,我和俞济民几乎闹到反目。我当时的解释是,我非通共,而是贯彻国共合作的主张,他们是好人,且有才华,就应该公正使用。现在,我既然拥有了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长的名头,自然更有条件履行我的想法。所以我不但从未去“追究”共产党人的行为,相反却为奉化一中共产党员孙一之等进行百般辩护。在宁波,我同样以律师身份,用法律武器或其他方式保护共产党人。就记忆所及,大致有这样几件事:第一,我为共产党“嫌疑犯”任义务辩护人。当时司法制度规定,凡刑事犯依照法律要判五年以上徒刑者,必须有辩护人经过对被告的辩护,判决才有效。而共产党“嫌疑犯”往往是穷苦读书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自然也没有经济力量延请律师作为辩护人。但这种所谓“颠覆政府”的罪名大都要判五年以上徒刑,因而必须经过律师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多采取指定辩护律师为之辩护的办法。一般律师多不愿做这样的指定辩护人,因为接这类案子,既要赔力又要赔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是敷衍一下,不动什么脑筋。我却乐于做共产党“嫌疑犯”的指定辩护人,义务为他们尽力辩护,几次三番的到看守所里去会见当事人,寻找证据,从最有利于他们的角度出发进行辩护。这样的辩护对象,共计十人以上。

  第二,我曾任“正风通讯社”及“鄞县城区小教福利会”的义务法律顾问,这在前文已有述及。

  第三,担任共产党员胡章生的法律顾问。胡章生同志曾在《宁波文史资料》总第七辑(纪念宁波解放四十周年专辑)中发表过一篇题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宁波工人斗争》的文章,他写道:“……国民党颁布‘戡乱总动员令’,进一步加强法西斯统治,残酷地镇压群众运动,特别对工人要求生存的行动采取更加凶残的打击。对此,中共宁波地下党组织指出,这是反动派的垂死挣扎,更须讲究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性,加强领导。所以,开展法学界的统战工作也成为当时的一个重点。党组织认为宁波著名律师毛翼虎很有正义感,就确定由胡章生以织布业产业公会理事长的身份与他联系。毛先生十分热情,他认为‘戡乱动员令’虽然是一顶大帽子,参与这类事情又得冒极大的风险,而本埠织布工人的不幸遭遇巳为社会所同情,作为一个法学工作者,支持织布工人是应尽之责,愿与胡章生理事长合作,担任胡章生理事长的法律顾问,尽力相助,不但不要分文报酬,而且如有诉讼案件,向各方奔走、写诉状、作辩护、必要时为胡理事长出庭等工作,皆不辞退。毛先生的正义立场使我们十分感动。19478l7日《时事公报》、《宁波日报》均醒目地刊载了‘毛翼虎律师受任鄞县织布业产业公会理事长胡章生法律顾问’的启事。”又:“……翌日,鄞县地方法院竟发出传票,诬陷胡章生等工会理监事及积极分子21人触犯‘戡乱令’,到庭受审。我会即与毛翼虎先生商议,毛先生十分敬佩工人的斗争。……如遇万不得已,即以法律顾问的合法身份代胡章生出庭……”、“……当七名工人无罪释放的消息传开,有几百名工人冒着大雨到法庭迎接他们出狱。这一支迎接遭难工友的队伍,同时又成为反迫害斗争的游行。当队伍经过警察总局门前时,工人们停住脚步,大放鞭炮示威,实际上是反内战、反迫害、迎解放、动摇反动政权的一次重大胜利。”他的回忆录,比我记得还清楚。

  第四,此前,我虽人在宁波,但同时兼有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长和《奉化日报》社社长兼发行人的名义,当时,我把这个权力交给了宣传干事王鲁戈,王鲁戈以总编辑的名义全权处理《奉化日报》事务。编辑部中有王从力其人,是我的学生,思想进步,抗日战争期间他跟我工作时,我曾接到国民党宁海县党部的密电,说他又名“巴望”,是赤化分子,我未予置理。我知道他的思想倾向于共产主义,为人正气,比较能反映一些问题,所以就让他任《奉化日报》的编辑。《奉化日报》经费奇绌,我曾发动过一次基金筹募,所得捐款,为数可观,陆续寄来,皆交由王鲁戈调拨,我从未过问。后来胡开瑜来宁波向我揭发王鲁戈“贪污报馆捐款”。我为此特地到奉化召开了一次国民党奉化县党部执监联席会议,审查报馆帐目。经初步审查,王鲁戈确将收到捐款做为自己“做买卖”的资本。其时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已十分严重,钞票贬值,早晚市价大不相同,终致捐款所剩无几,一笔糊涂帐,无从交代。后经深究,王鲁戈向我坦白交代,自己未落腰包,而把这笔款项接济四明山三五支队去了,我以其既未饱私囊,若再把经费接济共产党这件事暴露出来,他在政治上就担当不起了,还是不了了之,除《奉化日报》交由胡开瑜接办外,王鲁戈仍在奉化县党部任宣传干事。直至解放初期,王鲁戈离开奉化,出任慈溪县接管文化机构的党代表。

  第五, 1947年,有人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密告了我一状,中央监委会把此文交浙江省监委会,省监委会派当时任浙江省政府社会处督导员的沈友梅彻查。沈原系我的朋友,他跑到我家里来把原状及批语给我看,原文大意为:“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长毛翼虎,虽孚众望,但常川驻甬,不问党务。党内事无大小,悉由女秘书周静仙代理。周不学无术,罔顾大体,应即撤换。”知道告我状的是奉化县党部干事胡曰太。当时国民党党内有党,胡曰太是CC系中统分子,中统分子则是专门秘密监视党内活动的人。我对沈说:“胡曰太所说的有的对,有的不对。像我这样常川驻甬,不问党务,应予撤换是对的。说我孚众望是愧不敢当。但对周静仙太苛求了,她毕业于专科,是一个够格的中学教师,最使我放心的是她不会贪污勒索。至于她能力如何,自不敢担保,也就撤换好了!”沈说:“这些文件本不应给你本人看,我之所以这样赤诚相见,是因环顾奉化这样复杂的情况,还是应该由你担任,内部作些人事调整好了!”我说这个不好办,我一定要辞职。后来我一再请求辞职未准,直到1948年因浙江省党部人事情况有变动,而我也早到南京任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了,这才推荐周静仙继任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长。

  二、行宪选举

  抗战胜利后,理应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商国是,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但遗憾的是彼此之间矛盾更加突出,龃龉加剧。毛泽东自延安至重庆亲自会见蒋介石,是举世瞩目的事情,给人们带来很大希望。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好不容易签订了“双十协定”,露出一线和平曙光,不意又因具体条件不合,被蒋介石一手撕毁了。一场新的内战的爆发,如箭在弦上,迫在眉睫。蒋介石想在政治上争取主动,标榜国民党结束“训政”时期,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可是在选举民意代表上,仍想以国民党来垄断一切,配以其他各党派有限名额作为点缀。为此共产党进行抵制,各民主党派亦多倾向于共产党,拒不参加选举,国民党置之不理。追随国民党的只有民社党与青年党。一场所谓制宪行宪的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选举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我作为国民党员,对国民党有恨铁不成钢之感。我认为孙中山先生主张“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团结奋斗救中国”,是利国利民的唯一办法,如果照孙中山意图做,就不会发生国共磨擦。问题在于蒋介石国民党并没有照此办理而走向独裁,排斥剥夺共产党议国是之权利。显然国民党的本身亟需革新,使之符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精神,国民党必须用新人、行新政,借这个行宪选举的机会,我们有责任挤进去来替代旧人,希望有一批新生力量来改变国民党,因此我决定竞选立法委员。

  这次选举设全国选举总事务所于南京,由内政部长张厉生任选举总事务所主任;各省、特别市由省民政厅长或特别市民政局长为省、特别市选举事务所主任;各县、市设县、市选举事务所,由县市民政局长任县市选举事务所主任。国大代表,每县、市产生一名,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则可产生两名,当时浙江只有绍兴县人口超过百万。立法委员,则分选举区产生。我所参加竞选的是浙江省第二选举区,包括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绍兴、萧山、上虞、余姚、新昌、嵊县、宁海、三门十四县,可选出立法委员六名。

  ()蒋介石在奉化竞选国大代表的前前后后

  1947年,我在宁波执行律师职务为生,但还兼任着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长和奉化县参议会副议长的名义。奉化县的县长是原蒋经国任赣州专员时的主任秘书周灵钧。先是,蒋介石侍从室电告奉化县政府,谓:奉总裁(蒋介石)面谕,他不愿参加国大代表竞选,拟推王正廷为国大代表候选人,夏兰卿为候补国大代表候选人。周灵钧接此电报后,即邀请党、参负责人共同研究。我们商量结果,决定依照电报办理,放出空气,以冀造就舆论,尽可能照蒋的意旨行事。

  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奉化县国大代表选举的争夺战。起先,大家都准备蒋来竞选国大代表,谁也不敢提出国大代表的竞选。只有刘祖汉等提出竞选候补国大代表之议。现在听到蒋不参加竞选了,便都想来参加竞选奉化县的国大代表。有竞争实力的主要是三个人:第一个是省参议员刘祖汉,他原任奉化县临时参议会会长,人地两熟,很占优势;第二个是孙鹤皋,早年与俞飞鹏等同跟蒋介石搞交通运输,曾任津浦铁路局长等职,财力较厚,是其优势;第三个是当时浙江省政府会计长陈景陶。其他几人等而下之,缺少竞选能力。这样上述三人各显神通,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事态的发展,孙鹤皋最有希望,刘祖汉次之,陈景陶更次之。大家发表竞选演说,请客、送礼、拉关系,搞得精疲力竭。不意蒋介石又要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了。

  大概是1947年春季,奉化县长打长途电话给我,说蒋经国从南京到奉化,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回奉。我安排好律师事务所里的事情后,赶紧来到奉化。周灵钧即陪蒋经国到国民党奉化县党部来看我,并邀奉化县参议会议长胡次乾共同商量。经国说:“我父亲原来不打算参加国大代表竞选,已荐贤自代。但是在南京中央人员,一致要求我父亲在奉化参加国大代表竞选,群情难却,我特来征求故乡人士意见。”我们一致同意蒋介石在奉化参加竞选。这一来,我和胡次乾无所谓,表表态过去了。但县长周灵钧不一样,担子都得由他挑去。这因为当时地方实际权力在县政府,县、区选举事务所工作人员也多是县政府以下工作干部,而乡、镇公所更是左右选票的关键所在。况且,周灵钧原是蒋经国的部属,他所以出任奉化县长,完全依靠蒋氏父子。今天蒋氏有事相托,理所当然的要尽力而且必求其成。

  问题的难处在于孙鹤皋与刘祖汉等竞选工作已深入到乡乡村村,各有千秋,正在搞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中途杀出个程咬金,这就要做许多工作了。周灵钧的第一个措施是召开各方面人士会议,说明蒋介石要在奉化参加竞选国大代表,本县人民应该一致拥护;第二个措施是对参加竞选的人婉言相告,停车让路;第三个措施则是抓紧训练选举工作人员。

  孙鹤皋、刘祖汉等人知道蒋氏要在奉化参加竞选,倒也知趣,都声明放弃国大代表的竞选,转而改为竞选候补国大代表。他们已经为参加竞选化费了很多的财力与精力,所以在保证蒋介石的国大代表前提下,参加竞选候补国大代表,也是事理之常。

  后来周灵钧听到陈诚在青田原籍参加竞选国大代表将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选票的把握,心里又着急起来。蒋介石笃定可以得多数票,这是无疑的,但要在孙、刘、陈等仍在进行争夺选票的情况下,使蒋介石的选票超过百分之八十,却是没有把握的。假使蒋介石的得票低于陈诚,那么,他将何以面对蒋氏父子呢?为此,他又邀集胡次乾和我商量说:“确实消息,陈诚在青田家乡参加竞选,青田县党、政、参头头保证陈诚得票当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奉化是总裁家乡,其得票百分比若少于陈诚,我们三个人怎对得起他老人家?我看至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好是百分之一百。”我说:“百分之一百是行不通的,如果是这样,那奉化就没有候补国大代表了,当然也就体现不出民主的精神来了!”事已如此,也无可奈何,我们只能从各方面高声呼喊,施加影响,使蒋能得绝大多数选票当选。

  实际选举中的情况是蒋介石得到多数票当选为国大代表这是真的。但没有达到百分之八十或九十多选票的比例。周灵钧见此情况,挖空心思,又生一计,再度邀请胡次乾和我商量,劝说参加竞选的孙鹤皋、刘祖汉等为表示对蒋总裁的崇敬,把选举票箱开出来的选票,除选蒋介石的票外,其余都先作废票处理。然后,由奉化县选举事务所(实际上就是周灵钧自己)负责向全国选举总事务所要求,奉化国大代表选举情况特殊,要求再举行一次候补国大代表的选举。这件事,起初都认为是可行的,参加竞选的人也都同意了。于是,全国各报纷纷登载奉化国大代表选举结果蒋介石全票当选。

  选举的事至此还没有结束,奉化县选举事务所电请全国选举总事务所负责人张厉生要求核准奉化县单独再举行一次候补国大代表的选举,张厉生以选举法无此规定,碍难照准。这样,全国各地都有候补国大代表,而奉化独付阙如。此事激怒了孙鹤皋等,他们谴责奉化当局的欺骗行为,要求重检选票,以次多数得票人为候补国大代表,否则就要提起选举诉讼。周灵钧急得像热锅上蚂蚁,要求胡次乾和我以同乡之谊,向孙鹤皋等疏通。我们进行劝说,都被孙等顶回。后来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作为参加竞选国大代表的上层分子,感到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急需考虑自己的何去何从,所以,有关选举诉讼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立法委员选举

  在举行国大代表选举的同时,进行了立法院立法委员的选举。前已言之,原来宁绍地区加宁海、三门共十四个县,可出立法委员六名,参加竞选的有十五六人。现在记得起来的有张肇元、金鸣盛、陈成、周兆棠、周亚卫、刘谱人,李祖谦、王正谊、周大烈、虞洽卿、王正清、沈友梅等。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张肇元,张系鄞县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得法学博士学位,是立法院院长孙科的同窗好友,又是一位资深的立法委员,曾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论学历,论资望,应是首屈一指、胜券在握的。选举争夺战很激烈,特别像在宁波、绍兴等繁华地区,更是众目睽睽,剑拔弩张。有的依靠权势,有的依靠钱财,有的依靠关系,有的依靠感情,当然也有出于民意,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我参加竞选,既无权势,又无钱财,论声望与资历,远远不及张肇元。但我也有一个优势,抗日战争期间,婉辞了重庆官职,在十分艰苦条件下甘愿为家乡浙东办学,收容沦陷区与半沦陷区的青年学生,与敌伪作反奴化教育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家乡父老特别是青年们的信任和理解。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听到蒋经国要来宁绍地区参加立法委员竞选的时候,我曾打算退出竞选,因为我参加竞选的动机是国民党政府已大走下坡路,老官僚不顾民瘼,应该引进新人,自己作为国民党年青一代,有勇气担负重任,刷新政治,就毅然参加竞选。现在看到年青有活力、能吃苦耐劳、深入群众、并在赣州当行政督察专员任内有新政新风的蒋经国到家乡参加竞选,可遂我愿,故有引退之念。可是本地青年朋友,就是反对。他们说蒋经国我们不认识也不理解,是一个未知数,而对我却是认识的、理解的,因此也是信任的。后来蒋经国并没有来家乡参加这次竞选,于是我在青年朋友们的支持下参加了竞选。选举结果是金鸣盛、毛翼虎、陈成、周兆棠、刘谱人、李祖谦六人以票多当选。张肇元则因人地两疏,出乎意外地以票数不足落选了。后来蒋介石为抚慰张肇元安排为立法院特任秘书长,地位相等于部长,此是后话不提。写到这里,我很难忘同族楙伯(毛楙卿,蒋经国的亲娘舅)的政治品德。他作为我的同族长辈,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奉化县参议会参加浙江省参议员的竞选,他要我全力支持,他说他容易向蒋氏父子进言,希望为奉化故乡干些好事.但我因已答应支持刘祖汉,不能失信于人而表示歉意。结果楙伯落选了,但他没有将此事耿耿于怀.照前一样器重我、关心我,把我看成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时称“宁波四老“的其他三老张申之、孙表卿、赵芝室向中央共同推荐我为本区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在选举之日,他老夫妻俩拿着拐杖亲自到选举事务所投我的票。我还想起宁海、奉化一带山区学生家长,放弃工作,带着点心,到市集选举事务所来投我的票,说是表示他们的心意。这些心意,对我的鼓舞极大。我当选立法委员以后,好事多磨,国民党中央电令要我退让给张肇元,转为候补立法委员。这种要求“退让”之事,曾在国大代表选举时发生过,一度闹得乌烟瘴气,说明国民党内部矛盾日趋严重。比如在浙江东阳县,国民党中央核准党员陈希豪参加东阳县国大正式代表竞选,另一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员马文车只准予参加候补国大代表的竞选,结果马文车的选票超过了陈希豪;鄞县国大正式代表名额,国民党中央也拟定给青年党党员陈荇荪,而老资格的国民党员王文翰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一定要参加国大正式代表的竞选,结果王文翰的选票多于陈荇荪。这样就发生了矛盾,国民党中央再三电令马文车、王文翰退让给陈希豪、陈荇荪,而马文车、王文翰就是顶着不退,坚持票多当选。马文车还抬着棺材到南京去出席会议,以示决心。国民党中央也无可奈何,结果像东阳、鄞县等的国大代表成了“双胞胎”,即中央提名的和票多当选的都出席国大代表会议。这说明了当时国民党中央就是对国民党员,也无法驾驭了。现在立法委员选举中又发生类似问题,叫票多当选的人退让给中央提名的人。那时我倒愿意接受退让给张肇元博士的决定,成为候补立委,因为他学识、资望都超过我,而且我所从事的是自由律师职业,没有什么东西失落。可是大部分票多当选的人,坚决不肯退让,因为他们中不少人是辞去了原来的职务来参加竞选的,如汪少伦要竞选立法委员而辞去了安徽省教育厅长职务,金绍先要竞选立法委员而辞去了迪化市(今为乌鲁木齐市)市长职务。假使不是票多当选,那么他们不啻是“捉鸡不着蚀把米”,即丢了原职务,又做不到中央立法委员,这当然是不甘心的。于是,他们仿照国大代表的办法,在南京发起成立了“民选立法委员联谊会”,阻止我退让,并促我即去南京参加这个联谊会,向中央请愿坚决主张票多当选。这样,我就在1948年初将律师事务所事宜交与帮办律师钟乃可办理,束装前去南京。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