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检索: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文献资料文史之窗文史汇编《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第七章 赴台前后
字号:[  ] 发布日期:2015-09-17  

  一、离甬之前

  前已言之,1949年元旦,蒋介石“引退”总统职务,以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立法院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我是坚决站在主和一边的。后来在立法院内通过了与共产党进行和谈的决策,推派以张治中为团长的国民党代表团到北平进行和谈。与此同时,宁波“四老”(即蒋经国的亲娘舅毛楙卿,奉化老举人孙表卿,曾任国会议员的张申之,辛亥革命时宁波同盟会会长赵林士之七哥赵芝室)和当时宁波权绅王文翰,叫老律师李厚瑾执笔并联署写了一个洋洋大观的报告,以快邮代电形式用双挂号寄到南京立法院给我,内容是宁波民心所向,憎恶战争,要求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迅速停止征兵征粮,改征实物以示和谈诚意。我对于这几位老人能代表宁波人民反映意见感到敬佩。我作为宁绍地区产生的立法委员是没有理由不把他们的意见向上反映的,因此我加了一个简短的案语,批交立法院秘书处将此快邮代电发给立、监委员及中央院、部、署、局,以示支持。在总统府军务局里工作的同乡曹天戈好意地告诉我,叫我不要被共产党利用,他特别为我担心,怕因此受到军统特务的注意。

  和谈代表去北平后,主张和谈的人都希望和谈成功,但思想情况很不一致。有的希望成立联合政府,有的希望划江而治,有的担心和谈果真成功,好不容易从竞选得来的立法委员的乌纱帽就要丢掉了。其后和谈代表黄绍竑等从北平带来和谈条件,但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下,南京李宗仁政府又患得患失,拒不接受。南京官吏,慌成一团,纷纷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我住在南京大同新村,同住的有金鸣盛、杨云、岳树猷等人,隔壁就是倪文亚。倪文亚对我说:“我带妻子儿女到台湾去,好报仇复国。”这是一种人。杨云决计到台湾去,但是否带家眷,犹豫不定,他认为抗战八年,国共之争再来一个八年也可结束,因此最后决定不带家眷。我和金鸣盛、岳树猷则决定不再追随国民党,不离开大陆,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平头百姓。

  因为形势的紧张,为消息灵通计,我们住到了中央饭店。这时,总统府参军曹天戈亦在,一天夜里,他悄悄地对我说:“先生(指蒋介石)叫我去担任第八兵团副司令兼第八军军长,您看怎样?”我直截了当地说:“形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看不要去了。爬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深悔不该竞选立法委员。”我当时还曾写过一首诗:“南来孤雁客心惊,归向家园学耦耕。非是聪明能误我,看来是我误聪明!”对自己参加立法委员竞选,不能实现自己理想,深有悔意。1950年初,我从台湾回大陆后,报见曹天戈兄在云南边境被逮捕,才知道他最后还是就任了这个军职。再后来,曹被特赦重获新生,我们同为祖国统一工作,老友相逢,万千感慨,回首前尘,恍同梦境。

  不久,解放军大军渡江,我们到了上海,行政院和立法院等中央机关都在上海设办事处。立法院办事处要求立法委员全数飞赴台湾。他们为我们买好了飞机票,限期离沪。我和金鸣盛、吴望伋、刘湘女、陈苍正、岳树猷等都分到了飞机票。吴望汲、刘湘女、陈苍正等决定飞台湾。我和金鸣盛用延缓飞台口吻决计不去台湾,岳树猷犹豫起来,拉我到飞机场去看看。飞机场乱七八糟,立法委员叶溯中正在主持发放补助金,即哪一位立法委员乘上飞机就发给一笔经费,好象是几百元美金。叶溯中对我说:“立法委员在台湾的宿舍也准备好了,你可以先去,再把家眷接到台湾。”我说:“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等下一次飞机去吧。”我拉着岳树猷到四明医院去看吴涵秋,过去曾任余姚县县长的蔡竹屏也在四明医院里,谈起立法委员飞台之事,他说;“做留沪立委算了。”意思是不必飞台湾了。蔡竹屏做过国民党笕桥航空学校和航空委员会的中文秘书,又做过黄岩、余姚、温岭等县的县长。抗日战争中在温岭县长任内,因与温岭县国民党书记长闹对立,被闽浙监察使杨亮功以莫须有罪名弹劾被捕入狱,后由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设法保释,出狱后离开政界,抗战胜利后由金廷荪介绍在上海华生电扇厂担任秘书工作,对国民党很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想法恰与我的想法相同,岳树猷也因此坚定了不去台湾的决心,经商议后决定乘轮船返回宁波故乡。记得这时船票很难买,我和岳树猷找到了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才买到了船票,回甬后,岳树猷即返定海家中。

  我回甬后,在家里深居简出。第一个找上门来的却是李厚瑾律师,他问我关于请求停止征兵征粮以示和谈诚意的快邮代电下落,我说已经批交立法院秘书处印发了,看来不会有什么效果。解放以后,我才逐步明了当时李厚瑾和他的任江东镇镇长的女婿柳璋律师(是我持志大学时的同学)通过工商界开明人士沈曼卿的关系,与四明山共产党三五支队有联系,正是在三五支队的影响下,他们才以宁波“四老”的名义来草拟这份快邮代电的。第二批来看我的人是周灵钧和范魁书。前已所说,周灵钧原是蒋经国任江西赣州专员时的主任秘书,抗战胜利后因蒋经国的关系当上了奉化县县长。范魁书也是跟随蒋经国的骨干,曾任蒋经国创办的《青年日报》社社长。因此,我对于他们的到来有些警惕,我说因为有些家务要处理,所以迟些去台湾,等处理好家务就要去台湾的。周灵钧却若无其事地说;“听到你回家了,我是把范县长来介绍给你的,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原来周灵钧已升任了宁波地区行政督察专员,范魁书接替了奉化县长的位置。后来,他们离开大陆去了台湾。

  不久,浙江省政府委员、杭州市市长俞济民新挂了浙东行署主任的牌子逃到宁波来了。接着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岩和省政府厅处机构迁到宁波。在南京的时候,我曾接到我的胞兄觉吾从奉化寄发的信,说他的妻弟戴昌谟在英士大学读书,因共产党嫌疑被汤恩伯部队逮捕不知去向,生死难卜。我为此事在立法院中曾对行政院长何应钦提出过质询,认为事情总应该有个下落。何应钦答此事行政院委实不知情,允许向汤恩伯部了解,但迄无音讯。周岩既到宁波,风闻戴昌谟即在周岩处,我哥哥催促我去见周岩。为此,我不得不去找周岩,周说戴昌谟这个人是在我处,的确是共产党员,如果你老兄能够负责,我们也可以从长研究。但当前重要的问题是外面对你的行止有所议论,沸沸扬扬,说宁波奉化间只有你一个立法委员,人家都飞到台湾去了,你却回到家乡来作什么?方今我看你要表明态度,才可以使人家释疑。我明知这个“人家”不是宁波一般老百姓,而是一些特务,显然特务已注意到我了。于是,我说要怎样表明态度? 他说你不如随我们省政府到定海去。我回答说这样也好。

  回家后,我有许多考虑,想到奉化家乡去避一避风头,但又怕危及家眷,奉化前后任县长周灵钧、范魁书不都到我家来过吗? 再说自己平时虽喜欢看苏联文学作品,对共产党人充满尊敬之情,并憧憬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但对目前不可避免的变革真要发生之际,却仍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心理。于是决定与其留在家乡,还不如到近在咫尺的定海去住一段时期,何况在定海有我的朋友立法委员岳树猷,他的思想情况和我相近,到他家里去住一段时间,和他一起等待着革命风暴的到来罢! 我与妻子徐珍商量,她是一个向往革命的小知识分子,坚决反对我再追随国民党,希望我做一个平头百姓,但对我去定海暂住此举,亦感到稳妥,认为可以避免周岩的疑忌。我去定海时间约在宁波解放前一个多月,与浙江省财政厅长陈宝麟、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长周静仙等同行。临行之前与妻子以及任四眼碶小学教师的学生张明本等表明我决心等待解放,不再追随国民党,定海就是我的终点站,定海解放后我将设法回来。此去我仅带秋夏季衣衫,一只小皮箱,没有带铺盖行李。

  二、定海见闻

  我和浙江省财政厅长陈宝麟原来是认识的,对他还有一些好感。他曾任鄞县县长十年,宁波人对他的印象也不错,在他升任为浙江省政府会计长的时候,我的胞兄毛觉吾就在省会计处供职,也很了解他。因此,我们之间虽不能做到无话不谈,却也可以谈一些心里话。我了解到他此去心里也充满着矛盾,子女留在大陆,跟着政府,感到前途渺茫,但是他还是跟着浙江省政府走了。

  到了定海,我和周静仙暂住在岳树猷家里。岳家就在定海城里,是一幢五间加灶间的平房,他把我安置在设备较好的客房里,还为我设宴洗尘。参加酒会的有国大代表、定海县参议会议长宋豪士,国民党定海县党部书记长赵昌渭,《定海日报》总编辑钟粟等十余人。《定海日报》上还发表了“立法委员毛翼虎下榻本县立法委员岳树猷家”的消息,因此来看望的人很多,主要是浙江省级党、政、参机关里的人。定海,在解放前是宁波专区的一个县,其辖区是舟山群岛几百个岛,其中除形状像船的舟山本岛外,主要还有黄龙,泗礁、衢山、岱山、普陀、朱家尖、大猫、小猫、桃花、六横、金塘、大榭等数十个岛屿,是我国著名的渔区。岛间交通,沿用帆船,海风作时,船行困难,素有“斗米过舟山,石米过舟山”的说法,喻其来往不便也。渔民出海捕鱼,不问寒暑雨雪,终年漂流,团聚无期。他们主要经济来源,端赖渔业收入。土地稀少,植薯为粮,男渔女农,长期分居,辛勤劳动,只求一饱。自省级党、政、参、军各机关逃迁定海后,社会上各种各样人员,携眷牵幼相继涌向定海,人口激增,房荒严重。而市面顿成“繁荣”,时有“小上海”之称。1949年525日宁波解放后,舟山岛上机关林立,成为浙江省国民党政府苟安一时的地方。

   ()定海国民党、政、军、特情况

  当时,定海军政机关重叠林立。浙江省政府于5月间迁定海水产学校,省主席周岩,民政厅长一职因蒋坚忍没有到差,而由省保安副司令王云沛兼任,财政厅长陈宝麟,教育厅长因李季谷到定海后又返回大陆出缺,由陈宝麟兼任,建设厅长柳际明,秘书长卢铸。不久,国民党当局为维持残局、统一指挥,成立舟山群岛防卫司令部,统领陆、海、空三军,司令石觉因为权力在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周岩之上,所以将防卫司令部设在水产学校,而把省政府挤迁到东门外的甬东小学。此外还成立浙江省绥靖总司令部,由周岩兼司令,何志浩、赵霭辉先后为副司令。又不久,成立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定海前进指挥部,以郭忏为主任,是当时在定海的最高权力机构。浙江省参议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东行署、浙西行署、浙南行署、浙北行署、流亡专员公署、县政府则多如牛毛,记不胜记。


  海军炮舰、小汽艇经常游弋、巡视海面,探照灯通宵达旦,犹如惊弓之鸟。南门外机场,自晨至晚机声不绝,来回轰炸宁波市区,由空军总司令王叔铭驻定海亲自指挥。定海报上屡次报道宁波灵桥被炸毁(实际上只受一些创伤),江厦街闹市区则被轰成颓垣残瓦,惨不忍睹。后来在美国协助下,又在岱山新建大型机场一处。陆军配备,计有“三溪”、“长江”和其他以数字为番号的部队,分守定海各岛屿。国民党定海县政府,以原自卫总队为基础,扩编为“7086”部队,人们讥为“七零八落”,人心已去,由此可见。


  在定海的治安机构也叠床架屋,县有警察局、派出所,省在定海北门设稽查处,由军统特务庄心田任处长。后来又由军事当局组成定海城防委员会,派工征料建造城镇出入口守哨岗位,由委员会指派士兵会同县警察局警士负责昼夜巡查户口。沿海港口设有船哨,征用捕鱼民船(大篰船),用铁索连结,作为哨所。各处出入和岛间往来,凭军政单位出差证明和国民身份证通行,携带物件也须检查。


  自大陆逃来人员,一经查获,全部押解定海县政府,由会报秘书(即特工人员)处理。若无可靠亲友担保,青年壮丁概送兵役,年大体壮服苦役,老弱妇孺暂作监禁,等候审理。


  为防止共产党人混入,对国民身份证经常改记更易,或调新,或加盖县方印,或加盖县钢印,或截角。收缴回发有先后,但岗哨凭证凭记查验,人人有行路难之感。


  ()罗霞天和许蟠云的到来

  到定海不久,宁波解放。立法院在广州开会,一再电促我赴广州。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朱家骅也写亲笔信给我,要我出席广州会议。我决心不再追随国民党,因此也不想出席广州会议,而决定在定海等待解放。

  有一天,罗霞天突然携妻子及两个女儿还有大批行李从上海逃到定海,也和我同住在岳树猷家里。岳家房子不大,一间客房已被我占住了,罗霞天一家四人只好在间弄打统铺。当时定海屋少人多,大有无地容身之慨。过了四五天,我觉得我一人占住客房间而让罗霞天一家四人打统铺不是味道,就叫岳树猷与定海县立中学打交道,让我住到县立中学去,把客房间让给罗霞天一家人住。定海县立中学校长安一德原是岳推荐而任校长的,自然答应岳的要求,但要我在县中讲几节课作为条件,这样我就搬到定海县中去住,感到心安理得。罗霞天,浙江於潜人,原学医,曾留学德国。可是他一向搞党务政治,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最后是立法院立法委员,因此我们比较接近。他说在上海观察了一段时间,迂回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人,觉得共产党是不好打交道的,决心离开大陆去台湾,就是流落在国外为人擦皮鞋也决不回去了。他的思想却和我相反。我的想法是共产党小米加步枪能将美式武器配备的国民党部队击溃,这是由于人助。既然有这许多人拥护它,自然有它吸引人心之处。只要它能为中国人干好事,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亲近它而要逃离它呢?! 因此我决心回大陆。罗和我的想法可谓是背道而驰。

  罗霞天从上海逃到定海,决心去台湾,但并没有消除国民党浙江省党政军对他的疑虑。我听到定海当局对他的猜测,也看到他所受到的冷遇,看起来这样一个从大陆解放后才逃出来的国会议员要到台湾去,在未被了解清楚之前也是无法实现的。罗霞天为此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立法委员许蟠云忽然从香港飞到了定海。许过去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省动员委员会书记长等职,在其任温州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任内,曾设轮船公司,后来他就是由渔业界中当选为立法委员的。这次到定海来,他对我们说是为处理渔惠轮船来的。他向我们介绍了香港许多情况,如立法委员刘百闵在香港筹办大学,立法委员陈训畬在香港主持国民党的报纸,曾任和谈代表的立法委员黄绍竑从大陆到了香港,据说是奉周恩来之命号召立法委员起义、在大陆召开立法委员会议等等。可是这一来,引起了定海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格外疑虑,这在有些场合里也是容易感觉出来的。譬如说,有几次盛大的宴会,省军政当局邀请当时在定海的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徐桴(圣禅)参加,岳树猷和我也在邀请之列,而许蟠云和罗霞天就是没有被邀请。这对罗、许两人有很大触动。后来罗霞天通过朱家骅的担保乘轮船去了台湾;许蟠云则被怀疑有奉黄绍竑的意图来策动定海起义之嫌,因他从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柳际明的私人交情关系得到消息,便匆匆离开定海飞到香港。

  ()恐怖声中飞台湾

  后来,我才知道浙江军政当局怀疑许蟠云到定海来策动起义,策动的对象是岳树猷和我。这其实是无中生有,因为许蟠云从来没有和我们谈起这些事。我也算幸运,可能叨了些和蒋介石同是奉化人之光。过去,立法院同事知道我在立法院里年龄最小,又是和蒋经国生母毛馥梅女士同族,认为我当上立法委员与蒋介石有关。实际上,我竞选立法委员和当选立法委员,与蒋氏父子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国民党特务不明真相,还是怕有“皇亲国戚”的裙带关系,所以暂时不敢对我下手。岳树猷的情况就不同了,他除了不是奉化人以外,更因为他是定海当地人,在定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定海当地人与浙江省军政统治力量之间有着严重的利害冲突,于是他就被视为眼中钉了。后来事态的发展,慢慢地证明了这一点。

  罗霞天与许蟠云离开了定海后,议论纷纷,都说他们两人是逃走的。从省政府友人处传出的秘密消息,说我和岳两人假使再在定海住下去就有危险,应该想办法速速离开。岳和我商量,还是从台湾到广州再到香港,然后再到宁波住在我家,定海解放后他再回定海。我说,到香港后,我在香港无分文存款怎么行?我想从定海径回宁波。岳树猷分析说,在现在这样情况下,假使我是一个普通人,自然没有问题,因为当时商人与宁波、上海来来往往做生意的很多。但像我这样的身份,就不同了,弄不好定有生命危险,再说,我若逃回宁波,于岳大为不利。至于到香港后所需用款,他有办法。我们就这样商定了,托人去买飞机票。当时台湾控制入台的人是很严格的,必须办好台湾当局签发的入台证书才可赴台。但对立、监委员却是特别优待,无需入台证,凭着立法委员的身份即可入境。

  飞机票托人买来了。我们借用省政府财政厅长兼教育厅长陈宝麟的汽车去机场,临上机时,突然有两个军人向我们提出警告:“奉军事当局命令,请你们两位委员不要上飞机!”我们知道事情有变化了,事已如此,也无可奈何,只好等待暴风雨的袭来。于是岳回到家里,我回到学校住地。

  记不准是当天还是隔一两天夜里,岳树猷和国大代表宋豪士、国民党定海县党部书记长赵昌渭、岳之胞弟定海县参议员岳树德,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叫做梅××(名字记不起来了)五个人被捕了,我亦受到监视。几天后,约摸黄昏时分,在惨淡的灯光下,定海县参议会秘书钟粟陪着岳树猷的夫人偷偷地来到我处,拿出一张用铅笔写的血泪斑斑的字条给我看。这信是岳树猷写给妻子的,信中大意是:我受不住酷刑,只有用说谎的招供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要我吃拌石灰和沙子的饭,要我立在尖石子上过夜,这样活着,还是早些死了痛快,因此我屈打成招了。我依照他们的指示,供认我们预备在定海策动起义,我承认我由俞政贤介绍参加共产党,承认策动定海起义后将任华东政治委员。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为的是要命。现在你们快点想法救我命。老毛(指我)听他们说也已被捕了,只有请圣禅先生(即徐桴)为我设法,另赶快派人到广东去找萧铮(也是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委,温州人)。我愿子孙世世代代不要做公务员,布衣暖、菜饭香,做一个平平安安的农民,切记切记! 岳树猷夫人哭丧着脸告诉我,家里上到天花板,下到地板,箱箱箧箧,无不搜查;还用武装守门,好多人因到岳家都被捕了,叫我不要再到她家里去。她还说这封信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送出来的。我没有话可说,仿佛置身在恶魔的天罗地网之中,要来只有让它来吧!

  约中秋前一个月,浙江省绥靖副总司令赵霭辉来看我,他先代表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周岩因军务倥偬而对我生活上照顾不周致以歉意,然后劝我不要去过问岳树猷的事。他说,他们对我和岳树猷是有区别的。最后还是叫我表明态度到广州去出席立法院会议,然后定居台北,这样一定会释群疑而受到国民党中央的欢迎。我的心好像一池死水,淡谈地对他说:“我不是买了飞机票要上飞机吗?是被你们阻挡下来的,我怎样能去广州?现在岳树猷被捕了,我也等待着你们来逮捕。”赵霭辉不无歉意地说:“没有这回事,这是他们搞错了,现在我来送你上飞机就是了。”看来赵是很有耐心的,最后我同意飞到台湾去。

  这一次的飞机票是赵霭辉给我买的,钱当然也是他们给的。过几天,赵霭辉和省里有几个厅长果然来送我上了飞机。

  三、台湾一月

  我在台湾的时间是1949年中秋前后一个多月时间。我飞到台湾以后,不想和立法院的同事接触,只和个别私人接触。一个是蒋经国任赣州专员时的秘书沈式玉,他后来是周灵钧任奉化县县长时的主任秘书,和我很接近,此时在台湾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工作(当时“第一厅”厅长毛景彪既是我们岩头乡人,又和我很友善);另一个是曾任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长的周静仙,她曾在我兼任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长时担任秘书。我在旅馆里宿了一宵以后,就叫他们联系住进台北医院,不想和其他人接触。但天下的事情你既做了,就瞒不过别人。消息依然传开了,第一个来看我的是立法委员刘湘女,他送我一本台湾交通图,告诉我台湾水陆交通要点,还告诉我许多熟人的消息,特别是立法院里的动态。我当时很不想到广州去出席立法院会议,害怕朋友来访。但从刘湘女来了以后,在台湾的一些浙江籍立法委员如许绍棣、罗霞天、陈苍正、吴望伋、陈成等等,还有我在宁波中学时的老同事沈其达、沈乍尘等等,都来相访。后来客人就越来越多了,而且在台北医院里竟又发现了两个从未见过面的学生。情况是这样的:战日战争期间我任奉化县立中学校长,校本部先后设在奉化县的柏坑和宁海县的里岙,这是未沦陷区。同时,我们在沦陷区通过种种掩护,办起了西坞、泰清寺、方桥、庙后周四个分部(分班)。分部毕业的学生,由于地处沦陷区,毕业证书上虽然盖着校长毛翼虎的图章,但一直没有见过面。台北医院里的其中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就是从方桥分部毕业考入国防医学院的。国防医学院又因大陆国民党政府的不稳而从早迁设台湾,他们便从国防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台北医院工作。现在看到病号上赫然有“毛翼虎”的名字,乍惊还疑,就来问我是不是奉化中学校长毛翼虎,当师生相认在异乡时,感到一阵温暖,热泪夺眶而出,以后在医院里得到他们特别的照顾。

  罗霞天、吴望伋、周静仙等,几乎隔天要来看我。他们买来台湾的香蕉特别粗大香甜,但是,台湾医院的制度,看来比我熟悉的宁波医院还严格,护士长对病人的监护有很大的权威。比如说罗霞天等送来的香蕉就要被她们扣除,会客时间的规定也很严格,这一切在当时觉得很不自由,但事后又会感觉到这是一种多么认真、值得称道的精神。

  病房中碰到台湾本地人,对我们像是隔着一堵墙,十分冷漠。但几个大陆去的人渐渐和我热乎起来,其中有一个是《中央日报》社的编辑,名字已经忘了。我们对于台湾本地人与大陆去的人的隔阂问题,交换了看法。一个共同的意见是台湾同胞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天天盼祖国,但是从祖国来的国民党政府对台湾同胞的创伤太深了,使他们深感失望,进而仇恨,致使他们对大陆来的同胞也异眼视之,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位编辑心直口快,他说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道理。他曾谈到如果共产党来进攻,台湾同胞是会站到共产党一边的;如果台湾本地同胞过分受压而暴动起来,是会玉石不分的,因此,台湾决非安全之地。我不知这位编辑后来的命运怎样。

  我有时也和台湾本地同胞攀谈,因他们多操本地方言(闽南话)或日语,所以,交谈很感吃力,而且谈的多言不由衷,吞吞吐。他们把大陆去的人看成是统治阶层,表现出种种不谅解情调。我感到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像一片浮萍,没有扎根。有些台湾本地同胞能略谈衷曲,诉说过去怎样盼望国民党政府来,而来了以后又是怎样失望;有的台湾同胞甚至说国民党统治不及日本人统治,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统治的失败。我猛感到国民党在大陆所以崩溃,就是因为没有扎根于人民,遭到人民的唾弃而垮台的。前车应该可鉴,但执政者并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训,还是在走老路。

  在台湾一个多月时间,我几乎藏锋纳气,很少出去。有一次,到立法委员陈成家去,卢铸也在。陈成是政学系,周岩任浙江省席时曾邀他任秘书长,他婉拒而推荐卢铸为秘书长。卢是当年政学系头头杨永泰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的秘书长,也是政学系成员。他在定海浙江省政府工作无从施展才能,改任浙江省政府驻台办事处主任,因此他们常常在一起。我也正要听听这些所谓“老成持重”的政学系人物的意向,他们对国民党前途抱悲观态度,但害怕共产党,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陈成与我虽非老朋友,但在立法院里相识后,比较接近。我在定海的时候,他写信给周岩,要他照顾我的生活,因此周岩聘我为浙江省政府顾问,月支津贴六百银元,总算是他的一番情意。现在台湾相会,均感前途茫茫,相对无言。

  在客地,思乡怀亲成了通病,特别在中秋前后来医院看望我的朋友,总要哼几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等诗句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周静仙那时住在周宏涛家里,他们是近亲同族。周宏涛是我在奉化初中附小时的同班同学,此时,借助他祖父周骏彦(曾任军需署署长,又是蒋介石信得过的老师辈)的关系,正继俞国华、曹圣芬之后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对蒋介石官邸消息自然比较灵敏。周静仙常常来看我,非常思乡。她是单身,尚且如此,何况我有父母、妻子、儿女在大陆,自然更增怀念。夜深人静,见医院内庭院空旷,月白风清,感从中来,曾有俚句云:“罗衾不耐凉,客地无欢肠。窗外如霜月,曾否照故乡?”那时很悔恨自己当年去参加立法委员竞选。

  在我离开定海之前,浙江绥靖副总司令赵霭辉再三叮嘱切莫去管岳树猷的事,然而,此时我特别思念岳树猷,想到他的家如此遭遇,情何以堪!我顾不得赵霭辉的嘱咐,与罗霞天等商量,决心尽最大努力营救岳树猷,罗亦赞同。由我拟稿,由罗霞天周旋,在台湾征得了近四十名立法委员签名,以快邮代电形式挂号邮寄给定海国民党浙江省当局。记得主要内容有:一是强调宪法规定立法委员非现行犯,不得擅自逮捕。岳树猷非现行犯,擅自逮捕,违反宪法,应予立即释放;二是如果不立刻释放,也应立即解送台湾,作公开审判。当时,我和罗霞天的意图是,岳树猷如能解到台湾,凭在台湾的立法委员多方营救,或可脱难。谁知函件去后,如泥牛入海,消息杳然。

  四、飞回定海

  我有一个同村、同族、同年、中小学时又同班的同学毛尚贞,此时在台湾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任高级参谋,同族毛瀛初也在“空军总司令部”任第二处处长。毛尚贞与我关系密切,常驾着军用吉普卡来看我,我有时外出,也常借用他的车子。少年之交,两相无猜,说话更加随便。我以半真半假的语气探听他说:“我对政治生活已感索然无味,悔不该跟随来此,在大陆做一个平头百姓,不是自由自在吗?”他也说;“假使我不是老婆孩子在此,也真想飞回大陆去。”看来他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力量信心不大,这也可以代表台湾一部分军人的心理。所以,我回大陆后,做对台宣传工作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毛尚贞。他后来曾任台湾“空军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退休后住美国洛杉矶,入美国籍。

  随着时间的消逝,定海的情况也在起变化。石觉继周岩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岩及其重要班底纷纷离开定海到台湾。我趁这个机会,决心想返回定海,再作归计。因与毛尚贞商量,想飞回定海去料理些私务,就近打听一些宁波消息,再回台湾。我知道,当时像我这样身份,公开去买飞机票,很可能会引起台湾军特人员的注意,因此求助于毛尚贞。毛尚贞全力支持,为我买好飞机票,这才使我能顺利地返回定海。

  我回定海后,仍住在定海县立中学,而且在那里仍旧兼讲几节课,以掩耳目。我有一个同村同族侄孙毛昭本(现为奉化民革成员,曾担任过奉化政协委员),那时任定海县政府建设科长兼乡村电话局局长,平时最相信我的为人,交谊颇深。我到定海后,一直靠他与外界联系,特别是通过他,把我回定海的消息告诉了宁波家人,因此能够频频接到妻子的来信,述及宁波解放后共产党管理得井井有条;友人王荫亭、裘公洨夫妇也来信促归。这使我在定海得到安慰,感到了希望。

  但同时使我感到最大痛苦的是我想救岳树猷,却反而加速了岳树猷之死。事情是这样的:浙江军特逮捕岳树猷原来是违反宪法的事,我们在台湾的几十名立法委员联名签章发出快邮代电,敦促浙江当局放人。看起来这份函件是有份量的,弄得他们杀也杀不来,放又不甘心。结果,仅在沈友梅主办的《浙海日报》上登载一条关于“一艘汽艇向台湾驰行途中触礁沉没”的消息了事。据岳树猷的妻子和国大代表宋豪士的家属对我说,当岳案发生后,国民党特务黑夜秘密杀人。他们花钱秘密掏尸,终不见岳、宋尸骸。后来又从汽艇中逃回的士兵口中,完全证实岳树猷等五人被汽艇驶到深海洋面,特务用绳索把五人一个个缚住了,用棉絮把嘴巴塞住,另一头绳索缚以巨石,抛于海洋之中。就这样,岳树猷等五人冤沉海底。我听到这个消息,毛骨悚然,当然更坚定了我及早返回大陆的打算。

  侄孙毛昭本也知道定海迟早总是要解放的,所以对何去何从,颇多考虑。我自台湾返定海后,他来问我怎么办好,并说台湾国民党已是残兵败将,我们犯不着再为他们去送葬了。今后之计或径回宁波,或等待解放,两者可以择一。我见其意既决,亦表白真心:“我在上海读书时,碰到过为人擦皮鞋的没有祖国的‘白俄’,为人们所瞧不起。人不能没有祖国,我决不愿做‘白华’,我要返回宁波,但须从长计议,谨慎行事。”并说明以我的身份活动不大方便,希望他能随时掩护。

  五、逃离虎口

  经多次研究商量,我们定下逐步脱壳之计。毛昭本先借口体亏咯血症不堪重任,要求辞去科长职务,改任额外秘书。因为,当时建设科长一职任务繁重,活动自由度很低,而额外秘书就不同,有照顾休养之意。当然,既有秘书名义,仍为县政府一员,随时可以了解情况,便于办理手续。

  有一天,我正在定海县立中学为高中学生举行国文讲座,沈家门友人专差送来特急便条,说我妻子徐珍抱着弥月不久的小孩,化装商人从解放区宁波来到了沈家门,叫我迅即去会面。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消息,使我大为惊惧,手足无措。我和毛昭本千方百计的想逃离虎口,而妻子却抱着孩子送进虎口来了,怎不令人心焦? 但事已如此,亦无可奈何,只有硬着头皮去沈家门会她。

  徐珍住在沈家门一位姓李的朋友家中。李和我原是旧交,宁波解放后,李多次想把我妻从宁波接到定海来,我不欢迎,妻也不愿意,所以一直没有成功。现在她自动来了,李既喜且疑。我妻子未与我晤谈前只说思夫心切,来此同居,李信以为真。当晚为我妻设宴洗尘,陪客中有周灵钧和新升任“宁波专员”的李浩(原鄞县县长)等十几人。夜里,我与妻同睡在李为我们安排好的房间里,我用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妻子的摊牌。她说:“我此来你是意想不到的,此来的目的更是出于你的意料之外的! 我是奉共产党的指示叫你在定海住下去,为解放定海立功。”闻听此言,我第一个感觉是,我现在已是国民党当局的疑忌对象,在定海生活本已险象环生,说不定哪一天横祸临头,我只有设法挣脱牢笼,怎谈得上立足立功? 她接着说:“我们同族的老共产党员毛尹会同三野驻甬部队军分区联络科长余力行、秘书邬心白来我家,再三说明像你这样比较开明而又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官员不必离开家乡,可以为解放事业作出贡献,并希望我从中做点工作。所以,我来了。”从谈话中得知,从宁波赴定海的船是由解放军共同帮助雇得的,她还并当家私买了香烟、绒线等一批商品,化装做单帮的妇人,抱着一个刚满月不久的儿子,混在走私的单帮船内,来到沈家门。不意所带商品,都被国民党部队所洗劫,差幸她此来的目的,醉翁之意不在经商,而在乎联系。她还告诉我,毛尹和宁波军分区联络科的意图是希望我留在定海,注意档案,一旦解放定海时,能挺身而出,表明自己是共产党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尽量保全档案,就算我的一大功劳。假使留在定海确有困难,也可以回到大陆,共产党是欢迎的。我权衡再三,说;“如果早一些联系,我或许在定海表现得‘积极’些,不致被人怀疑,就是策动起义,也有可能。现在为时晚了,只有走后一条路,而且速速就走,否则就有危险。”

  决心定了以后,我和妻子徐珍约定,首先要大大宣扬我们定期将去台湾定居,以模糊和转移视线。因此,我们公开积极地办理入台手续,在各方帮助下,比较快地拿到了台湾入口证。而暗地里则靠毛昭本的关系,办好了三张化名改业的国民身份证,我将我的名字改为“毛待时”,职业“商人”,我妻子的名字改为“徐盈”。我还托定海县地方法院女书记官印逸珍做了一件老布棉袍,买了一顶罗宋帽以备用。有几个朋友送来一些糖果、饼干,问我们何时赴台,我们口头上含笑答复,内心里却忐忑不安。

  我们逃离定海的日期是1950年115日。逃离虎口的一切手续是靠毛昭本办理的。他先把我妻子徐珍安置在沈家门同族人毛仁发家里,我故意称病住入沈家门××医院。他托人秘密觅妥船只,约定碰头日期、时间和地点,然后将我们的台湾入口证与真名国民身份证弃放于觅船人家里,伪说去去就要回来,以免意外。

  我头戴罗宋帽,身穿布长袍,与妻儿一同来到沈家门荷叶湾余家街头,一切检查的手续都由毛昭本出面应付,在暮色苍茫中侥幸通过。我们四个人怀着不安的心情下了船,船工设法避过港口守哨,绕道徐行。这时,听到国民党军队的零星枪声,唯恐追赶,汗如雨注,真有伍子胥过昭关之感。待天色黑实,船才转向镇海。幸亏海面风平浪静,天暗无月,老大驾船机智,躲过国民党舰艇上的探空灯而未被发觉。孤舟潜渡,回归心热;船在险途,提心吊胆;万籁俱寂,惟闻橹声“叽咕”。曾口占一律,以记当时心怀云尔:

  剑影刀光脱虎秦,孤舟潜渡夜惊频。

  一身剩有青衿旧,两鬓徒增白发新。

  此去为家更为国,从来忧道不忧贫。

  风尘满面今何惜,耿耿丹心献赤恂。

  次日微明,只见国民党飞机掠海飞旋,似在侦察,欣喜此时我们的船已在解放了的镇海县三山儒岙(今属北仑区)靠岸,惊魂方定。经过曲折周旋,终于胜利归来。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