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晖雨露

　　1928年8月，我和哥哥商量后选择的中学不是奉化，也不是宁波，而是舍近求远，在上虞驿亭白马湖边的春晖中学。这是因为曾经教过我哥哥的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都在春晖中学教书。春晖中学校长经亨颐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他聘请了学术界大量名流，除上述诸师外，还有朱光潜、匡互生、杨贤江等，均有很大的号召力。此外，还因为有奉化同乡夏禹勋、胡行之和毛路真等也在那里教书。去春晖中学很不方便，先要步行到溪口，乘公共汽车到宁波，在引仙桥小学(我哥哥在此任教)歇脚，然后从江北岸华安旅馆附近火车站(今江北公园)乘火车到驿亭站下车，沿着垂柳依依的道路曲折前进。走过白马湖边的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平屋杂文》作者夏丏尊的平屋，以及掩映在柳荫深处粉墙青瓦的教师宿舍，才到春晖中学。春晖中学像是白马湖里一个孤岛，四周垂柳拂面，湖水清澈，真是个蓬莱仙境。学校的建筑群也与都市学校密集型不同，“西雨楼”、“曲园楼”、“仰山楼”……疏疏散散地坐落在四面八方，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这时的校长有两位，一位是创办人经亨颐，还有一位是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范寿康，他们都是上虞本地人。经校长的女儿经普椿(后来成为廖承志先生的夫人)、范校长的女儿范云棣、夏丏尊的女儿夏××，都和我们一起读书。这时，朱自清、夏丏尊先生等虽然已经离开了春晖中学，但是仁风所披，学校里新文艺思想仍然活跃不衰，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有一个家里十分贫穷的学生名叫沐绍良，成绩出众，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坚持学习，大部分学费是靠自己向《学生杂志》、《儿童世界》、《少年杂志》等刊物投稿得来的稿费来弥补的。这对我的鼓舞很大，我虽不及他，但也一样向报刊投稿以求得稿费来补助学费。

　　特别使我满意的是春晖中学有一个“白马湖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我爱好的有关新文学的书籍杂志就很多。可有许多是日文原版，我就看不懂。因为欣赏国木地独步与有岛武郎的作品，我开始学习日语。我还办了一个《咽呜》油印刊物，意思是河山破碎、国亡无日，能不咽呜?但我们不能停留在咽呜上，要用咽呜哭泣，感动民众，成为一股力量，从而共同起来拯救中国。这实际上是当时爱国青年的普遍想法，因此从者甚众，我记得起来的当时有周际刚其人，就是经常写稿的一个。

　　春晖中学所以有较自由的学术空气，是与这批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教师的影响分不开的。其时，朱自清先生已到清华大学当教授去了，夏丏尊先生在上海开明书店任总编辑，但他的家仍在白马湖，我们有时也可以在平屋里碰到他。还有一些教师到上海办了“立达学院”，出版《一般》刊物，都是有一定进步性的。我们当时唱的歌曲大多是李叔同先生所作的如“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夜如何?月到天心，花木都无影……”、“月儿透帘栊，清光染处影分明……”等，静谧的意境，清新的韵味，使我终生难忘。这位李叔同先生当时已是一个穿百衲衣的行脚僧，法名“弘一”，居住在白马湖边象山之上的“晚晴山房”内，我们见到他都肃然起敬。后因丰子恺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弘一法师，曾几度晋谒，他为我写了五六张字，炉火纯青，的是墨宝，可惜在“文革”期间都被毁了。

　　那时，我的爱好很广泛，除了读白马湖图书馆的书、写文投稿、学习日语外，看到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三人合作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图”，爱慕不已，竟也学起画梅花来。有一次被校长经亨颐先生看到了，他追问我有没有学好字?我率直地告诉他没有学好。他说写好字是学画的基本功，不要好高骛远。可惜我没有遵循师训，用苦功去学字，后来自然也不学画了，到现在悔之恨晚。

　　二、好高骛远

　　经亨颐先生教导我“不要好高骛远”，但是我这一次却不得不“好高骛远”了。这就是1929年初我突然改变主意，由春晖中学初一年级转入宁波私立民强中学初三年级下半学期肄业。本来应该读完三年初中毕业的，现在则缩短到一年初中毕业。我在春晖的时间虽短，但春晖的雨露恩泽，对我的影响很深。我并不想离开春晖，但环境逼我非离开春晖不可。事情是这样的：农村的连年歉收加上我父亲不善于调度，已使我母亲有挖肉补疮、难于应付之感。不意在这个时候，父亲又固执己见，叫人砍下自己山上的大树造了三间楼房，起名为“觉庐”，居住条件改善了，却落得债台高筑。我哥哥因共产党的关系，隐在小学里当教师，此时又有妻子儿女，自然难供家用。所以，父亲希望我不但不要向家里要学费，最好赶快就业，有所收入，以补家用。

　　要就业，也得取得一纸初中毕业文凭，这才异想天开地从春晖初中一年级插入民强的初中毕业班。这个中学设在江东两眼桥畔，是因搞爱国运动从教会学校里分化出来的。校长由宁波市政府教育科长汪焕章兼任，但不在学校办公。教务主任董纯标，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会计师，训育主任是江南学院毕业的文学青年周焕，美术教师俞士铨、生物教师戴翘曾、化学教师曹宏裕、英语教师康身清都是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学校设备因陋就简，校舍仅是几幢做过工会办公用的旧式中房，体育场就利用校门外的大校场。

　　在民强中学，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师周焕对我特别接近，这不仅因为他是我哥哥的同学，更因为在宁波《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上经常看到我的文章，有较好的印象。我对于应付文科方面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在英语和数学方面，我却面临着极大的难关。我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化在追补英语和数学上。

　　在民强中学也有乐趣，校舍很小，管理不严，我们在课余之暇经常溜出去买烧饼吃，这烧饼比眼前的烧饼可口得多，现在回忆起来，还其味无穷。有些时候就去看电影。几位女同学也很活跃，一位姓袁的校花和一位律师恋爱谈得火热，星期天登天封塔的时候被我撞见了，又看到她漏下情书，我正找不到题材，就以此为素材写了一篇《衡哥的心》，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不意引起了大祸。她向校长告状，于是，校长把我传到他府上狠狠训斥了一顿。幸亏仅是一篇不具真名实姓的小文章，也定不了我的罪名。校长最后比较温和地教导我别去管人家的闲事，写文章的题材到处可找。后来这位女同学也谅解了我，我则感到这是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永远铭记在心。

　　经过我自己的努力和同学们的帮助，我总算初中毕业了，这对我父母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特别是我的哥哥，十分称赞我学习的成效，很希望培养我继续升学。这时我家毛竹山上出卖了一批大毛筒竹，数字相当可观，经济情况略趋缓和，父母亲也同意我再升学，因此我考入了浙江省立宁波工科高级中学高一金工科，这所学校原是鄞县县办的一所甲种工业学校，刚改为省立高工，我是第一届学生。

　　高工在江北岸泗洲塘，与教会学校斐迪中学为邻，校长王诗城，教务主任戚在民，训育主任周嘉后，其他重要的教师有汪炜章、祝福龄等。学校里还有艺徒班，招收的是高小毕业生，附设在工厂里半工半读，相等于初级职业中学，学生可以全免费，求学的学生多是家境贫寒、求学心切的青少年，因为有实践经验，所以毕业时颇受社会的欢迎。

　　在金工科，我感到有两大困难：一是英语与数学的程度赶不上。当时我们用的教科书，除国文、党义、体育以外，几乎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原版。同班同学大都是从原甲种工业学校读了三年升上来的，他们一向重英语、重理科、轻文科，有它的衔接性，所以能跟得上。普通中学毕业的学生则不同，特别是我，英语与数学在小学里就先天不足，现在要学英文原版的高等代数，就更加困难了，其他力学等课程亦莫不其然。二是体力差。对金工科的翻砂、打铁等课，有力不胜任之感。再说，我原来就忽视体育锻炼，而进高中以后还要加上严肃的军事训练，这使我对学习生活有些畏难起来。

　　当时最有把握的是国文，可是这时的国文教师冯××先生和我却合不来。冯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当过定海县的县长，这时以地方士绅身份分兼省立第四中学、省立宁波高工、县立商业学校等国文教师，养着八字胡须，穿着长衫，坐着包车到学校里来上课。他对新文化毫无兴趣，上起课来，老气横秋，官腔十足。教的课文是《曾涤生圣哲画像记》等古文，读了要背，背了又读。作文题目是《省立宁波高工校长王诗城致省立四中校长励乃骥书》或《省立四中校长励乃骥复省立宁波高工校长王诗诚书》之类，算作是时髦的应用文。有一次他出了一个有关宣誓典礼的题目，我对宣誓很有看法，在政治上今天宣誓，明天反戈，无信义之可言。我的作文写道：一个人贵在有理想、有信念，这才会有自觉的追求。若无理想、无信念，仅是举行一个宣誓仪式，有何意义?不是老太婆念猫经吗?冯先生光了火，把我叫去大加批评：“你知道否?这实际上就在反对宣誓，你这个思想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我提出警告，你应该细细反省!”我觉得受了莫大委屈，反唇相讥，结果闹了起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更增加了师生间的恶感。学期结束，我决计离开宁波高工。

　　三、龙山梦痕

　　和我同时离开宁波高工的同班同学还有王可杰，他是我奉化中学时的老同学，又是我表哥王可权的堂弟，写得一手好字，学习成绩也很好。他也是嫌高工空气沉闷而自动离开的。我们互通款曲，认为学问不一定在读书中求得，在工作中同样可以求得，世界文豪高尔基不是从皮匠学徒出身吗?只要我们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或升学或工作，都能追求我们的理想。他原来想去南京考中学，后因他小学时校长干人俊之邀，回奉化大堰任镇亭小学教师，我则由我哥哥介绍至镇海北乡龙山演进小学任教。

　　那是1930年初，我只有十六岁，个子不高。我在宁波江北岸佘使君庙隔壁引仙桥小学动身，要上任去做小学教师时，哥哥还特意检查了一下我有没有做教师的样子。我穿了一件海昌蓝布做的长衫，围了一条玫瑰色的围巾，他叫我梳梳发，看了一看说人太矮了一些，然后把自己穿的一双黄色橡胶底皮鞋脱给我穿了。他小心翼翼地送我到生宝桥下蚱蜢舟上，叮嘱我此去不是再做学生，而是要做为人师表的先生，叫我好自注意。慈母般温存的语言，至今还时常萦回脑际。

　　我胆怯怯地坐在脚划船里，思绪紊然。是对学生生活的依恋，还是对初为人师的恐惧?自己也弄不灵清。只觉得我眼前的一条道路是这样的陌生，又是这样的面熟。船到埠头，就有一个校工来接，问我“是不是毛先生?”我的脸红了，心跳了，我一直是学生，今天居然做起先生来了!

　　演进小学教职员除我哥哥同班同学陈琨年纪比较大些外，其余都是年轻人。校长孟其铭是孤儿出身，毕业于高等师范，其夫人孙素敏是一个活泼的女青年。教务主任张梓亭与孟校长同班同学，事务主任桑湘臣是我的同乡，美术教师周美正是浦江县人，他们对我都很友善，把我看成小弟弟，有时还要逗着玩。后来听说有一位上海女大学生要来，她的爸爸曾任镇海县的县长，哥哥是现任镇海县的税务局局长。官宦人家，来头不小，教师们多以惊奇敬慕的眼光迎接这位女教师的来临。我作为一个农村青年，对一位出身官僚家庭、来自上海的女大学生，不感兴趣，疏而远之。那时我正全神贯注地编我的新诗集《摇篮曲》。《摇篮曲》所收集的是我描写母爱为主、反映田园生活的新诗习作。这些作品，大部分曾发表在宁波各报副刊上。还没有书店能承印我的作品，于是我用我工资的一部分来油印这个诗集，样子虽很简陋，却很得到友朋间的欢迎。那时我还兼着主编演进小学的校刊，忙着写新的诗歌和文章，觉得生活很充实。

　　新来的女大学生刘××，毕业于上海新华艺大音乐系，年龄仅比我大两岁，不是我想像中的大小姐，是一个爱好艺术、爱好新文艺、没有官家习气的人。她很欣赏我的《摇篮曲》，认为天真、朴素、热情、一片童心，很喜欢接近我。几个没有结过婚的男教师，想方设法接近她、讨好她、追求她，有时表示出逾越常态的亲热，她却逃到我的卧室里来哭诉，说只有我这个“小弟弟才天真无邪”。她说一个人要有高尚的品德、理想的生活，那些庸俗的追求、下流的语言，使她厌恶、恐惧。她要求我把她看成自己的姊姊，她把我看成自己的亲弟弟。这样她就成为我的小姊姊，我做了她的小弟弟。

　　演进小学离龙山很近，龙山之麓是虞洽卿的故乡，因此有一段小火车从轮埠直达虞洽卿的家。龙山上面还有一个伏龙寺，此外还有浪潮澎湃的海滨……所有这些，都是我和小姊姊常到的地方。她像慈母一般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确也像慈母一般地温暖着我的心。我们谈身世，谈理想，谈国是，都有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她说她将来想当一个音乐家，这个音乐要为祖国效劳，鼓励人们向着拯救祖国的目标前进。我说我将来要当一个诗人，我的诗能唤醒大众，夺回我们已失的国土。谈到当时国是，大家非常愤慨，为什么我们自称地大、物博、人多的国家却只能任人摆布、任人宰割?从而痛恨政府腐败、人民散沙，大有国亡无日之感。当时我们很欣赏郭沫若《棠棣之花》等三个诗剧，她小姊姊就是《棠棣之花》里的聂荌，我小弟弟就是《棠棣之花》里的聂政，表示有朝一日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甘愿作出牺牲。

　　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爱情，但爱慕之忱却暗暗地与日俱增。在学校里，天天会面，尚嫌不足，还天天面交面的递送信件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有一次她请假三天到宁波去，我就接到她的来信。信，实际上仍是怀念，聂政、聂荌爱国真情，一番老话，但这次信中多了已被钢笔圈掉的“我爱您”三个字。我看到了又喜又惧。喜的是我心中仿佛也有这样一种一言难尽的情绪；惧的是我们既然是姊弟相认，既然是聂政、聂荌，怎么可以用庸俗的“爱情”两字来污渎呢?她所以写了“我爱您”三字又圈去了，肯定也有这种矛盾的心理。

　　学期将要结束时，忽然传来校长孟其铭要被调换的消息。那时一朝天子一朝臣，校长的调换，意味着树倒猢狲散，教师又要各自寻门路了。梦一般的龙山，诗一般的龙山，就要告别了!对此，小姊姊和小弟弟是这样地依恋不舍。有一个月夜，她带着几分哀怨而羞怯的心情对我轻轻地说：“我有一个未婚夫在上海大学读书，将毕业了，但这是我父亲在镇海县长任内与人指腹为婚的，不是我的意愿，我们也没有建立相应的情感，我想取消这种封建婚约是完全应该的。我的伴侣不需门当户对、资历……我只需要一颗纯洁的灵魂……”我猝不及防地低头苦思良久，才作出了勉强节制感情的话语：“我认为今天这个问题，您应该先了解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这个人是好的，可以培养你们的感情。我们间看来就是聂荌与聂政纯洁的姊弟关系，我们像天上一轮明月，净无纤尘，这才纯洁、高尚，我们将永远维持着这种纯洁的感情。”我嘴里这样说，心里却有一种失落的惆怅。

　　离开龙山时已是夏天，为着纪念这块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初秋，我们约定又重访了一次龙山。也是一个月夜，她咽咽呜呜地唱起《棠棣之花》里的诗歌来了：“明月何皎皎，白杨声萧萧。阿侬姐与弟，离别在今宵。今宵离别后，相会不可期。多看姐两眼，多听姐歌词。汪汪泪湖水，映出四轮月。俄顷即无疆，月轮永不灭。姐愿化月魂，幽光永照弟。何处是姐家?将回何处去?”这歌声永远铭刻在我心上。后来我到上海，其时这位小姊姊已与原来未婚夫培养了感情，他们结婚的时候，我还送了贺仪，吃了喜酒。1949年中秋，我住在台湾台北医院的时侯，听到这位小姊姊已因难产而殒命，不胜悲悼。在我《二十述怀》七绝十六首中，就有一首是写龙山景况的：

　　瑟瑟秋声寄草虫，晚风吹散远郊蓬。

　　记否离别龙山夜? 曾对涛声泣断鸿!

　　四、辗转教书

　　1930年8月，我由哥哥介绍去慈溪县立第二小学(地点在裘市)任教师，小姊姊刘××则在宁波民强中学任国文教师，我们间始终维持着一周两次的通信。在枯寂的农村，只有她的信是我的慰藉。我祝福她有美好的前程，并建议她改行做国文教师，但不要丢掉音乐，两者要统一起来。她希望我坚持创作，加深生活体验，做一个热爱祖国的作家。她列举了许多自学成材、苦学成功的中外名人故事来勉励我。第二小学顾名思义是一个范围较大的小学。我知道作家王任叔起初就是在慈溪普迪小学里教书埋头苦干、努力习作才成功的，难道我就不可以这样做吗?这时我哥哥已升任为引仙桥小学校长，正在与宁波教育局朋友合编《四明教声》，要我写文章，于是我开始写《鸟的故事》(民间传说)，陆续发表在《四明教声》上，反映良好，也算是另一个安慰。粉笔生活，也有乐趣。农村孩子朴实无华，天真活泼，惹人喜爱，其时我自己也只十六七岁，还未除尽孩子气，所以很容易和他们打成—片。他们听我讲故事的姿态极为认真，竖着两个小耳朵，瞪着两个小眼睛，仿佛希望这个故事能不断地延续下去。我讲安徒生的童话，讲完了，他们还要我讲。我只好自己编造(创作)，他们也听得出神，这就使我产生写童话、写少年儿童读物的想法，于是我尝试着写起少年能够接受的文章来。他们也经常讲故事给我听，表述虽然稚嫩，但内容却是这样的丰富多彩、闻所未闻。我写的《鸟的故事》的许多素材就是从学生口中听来的，在课堂上，我常挑选《爱的教育》里几篇最动人的文章和《最后一课》这样富于爱国主义教育的题材作为高小语文补充教材，他们都为之动情动容，有的甚至热泪盈眶，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真、善、美。第二小学校长蔡畲新，是老一辈第四师范毕业生，人相当随和，但因为年龄的缘故，已失却了进取的朝气，一有空闲，就到地方士绅家里去打牌。有一次县督学来校视察找不到校长，给地方留下一个把柄。有些钻空子的人就造谣生事，结果这位校长到年终被调走了。教师依例又来一次树倒猢狲散。我则备受慈溪县教育局的青睐，被安排到普迪小学里去当教师。当时普迪小学与宁波翰香小学、星荫小学都是身价十倍的学校，同事们都为我的殊遇而庆幸! 然而，我并没有到普迪去，因为哥哥已升任引仙桥小学校长，他已安心于小学教育工作，曾作有《教书乐》五言长诗一首云：人言教书苦，我道教书乐；儿童数百辈，朝夕相追逐。智者多自勉，愚者勤披读；烂漫乐天真，无分荣与辱。同事三五人，课余谈心腹；慷慨复悲歌，闲来棋一局。寒暑两假期，七日一来复；砚田少赋税，俯仰无愧作。束修虽云微，尚堪供●粥；视彼从政者，折腰五斗禄。东邻有农家，胼手并胝足；西邻多商贾，蝇头未易博。更有从军者，沙场浴血肉；何如我教书，无拘又无束。生聚并教训，厥功在党国；寄语同道者，莫谓生涯薄。他原来就是师范学校出身的，今天爱上了教育工作，所办引仙桥小学，卓有成效，引起教育界的重视。他要我去协助他工作，又可兄弟相聚一校，自然舍彼就此。我于1931年2月，来到引仙桥小学履新。引仙桥小学规模不大，这时已成为引人瞩目的一所学校。我全力辅佐哥哥一定要办好这所学校，并且有兴趣研究儿童教育，参加了以夏丏尊、陈鹤琴、丰子恺等名流为中心的中华儿童教育社，仔细地研读了儿童心理、教育心理等著作。认为国家民族之盛衰，系乎国民素质的好坏；国民素质的好坏，系乎教育之是否发达。而儿童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只有基础好了，才能办好中国之教育。因此儿童教育切切相关着国家的兴亡成败，责任非常重大，任务也十分光荣。我们不但日里办正规小学，而且在夜里办义务成人教育；我们不但在课堂里讲课，还编辑好几种刊物，我特别着力于少年儿童作品的撰写。一时学校声誉鹊起，省督学朱文治等视察后大加赞赏。

　　我在引仙桥小学的时间一年半，即直到1932年夏季，我的哥哥因为办学有成绩、被选拔为鄞县教育局的督学，我则被视为一个对教育有研究的青年教师，安排到白衣寺佛教孤儿院，试行新进道尔顿制①教育。

　　注释：

　　① 道尔顿制，系美国柏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主要精神为废除课堂讲授，把各科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作业大纲，规定应完成的各项作业，由学生自行学习，师生之间订立学习公约，按公约要求完成学习任务，进度快的学生可以缩短毕业年限。其优处可培养独立工作能力，但亦容易形成教学上的放任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