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江湾风云

　　离开春江路，我原想和千秋出版社的陈富华、光华书局的金民天合办儿童刊物。此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筹备出版《小学生文库》，而光华书局正因文艺出版物屡遭国民党的查禁封存，此路难通，也想改弦换辙，出版少年儿童读物。不久，成立了一个以教育家胡叔异领衔的《新儿童文库》编委会，主要是我和金民天负责。我拉了好多名家稿子如谢六逸、李青崖、王任叔等等，我把自己长短篇童话集以及《给新少年的信》也摆进去了。这套文库预计一百六十本，分三年出齐，书目、作者也有了着落。沈钧儒先生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他为《新儿童文库》目录样本题词，为我介绍了社会名流和进步作家。开始预约以后，沪、苏、杭等地皆有预订，特别是宁波，因得到教育局的支持，各级学校预订的为数不少，有与《小学生文库》一争雌雄之势。起初我不够了解光华书局实际上已到了风雨飘摇的时候，后来我看到他们有时连稿费、薪金也发不出来，这才恍然大悟。这时我家里经济情况略有好转，我想继续升学，于是借了我哥哥的文凭去投考法学院法律系。当时，所以要投考法律系，是因为没有政治靠山，学成后，将来或许可以当个律师，过自由职业生活，自然地不会影响我的兴致爱好。

　　我进的是上海江湾路上海法学院法律系。院长褚辅成、教务长沈钧儒、法律系主任张耀曾都是名流。我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又要到四马路光华书局编辑部上班，真是忙得不亦乐乎。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步步进逼，山河破碎，而国民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反共政策，引起我们很大的不满。我们学校不远处的四川路底司高脱路附近，就是所谓“大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的大本营，我从光华书局编辑部到学校，必须经过这个“司令部”，“司令部”前戒备森严，武装岗哨林立。有一个深夜，我从书局编辑部乘电车到北四川路底，踽踽地经过“司令部”前时，被拦住检查，发现我长衫下穿的是军装呢制裤，脚上穿的又是军训铁钉皮靴，把我抓进去了，我一再说明是光华书局编辑、上海法学院学生，亦无济于事，到第二天才由教务长沈钧儒保释出来。

　　上海法学院的前面是虹口公园，课余之暇，我常到虹口公园的草坪上去看书，多次碰到鲁迅先生坐在树荫深处，并与先生晤谈。居住在附近虹口区的日本人，亦多有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看来也是轻松的。但忽然间就会阴云骤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会架起枪炮，戒严演习。江湾当时有不少大专院校，法学院的隔壁就是爱国女校，再进去水电路就是持志大学、两江体专、复旦大学……这些学生当然也有良莠之分，但就总体说，多数都是爱国的。面对着日本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肆无忌惮、耀武扬威，我们痛恨无比。在虹口区，日本人开的商店很多，内山完造的“内山书店”就开在司高脱路底，我经常到那里去买别的书局里买不到的进步书籍，如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的著作。在内山书店我好几次碰到鲁迅先生亦在座，对这家书店，还有些好感。对其他日本人开的商店，我们朋友间多不会去光顾。但是当时上海社会，浑浑噩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最大的问题在于一盘散沙。有一天，我和中国公学教授周焕、大夏大学学生王万成、四校校长胡开瑜等谈起，我们来组织一个学会，把我们宁波籍的知识分子联络起来，也好发挥一些力量。经讨论决定成立“四明学会”，以宁波籍旅外大学生为主体，旁及社会名流以及教育、文化界人士。这个组织的具体情况，当另节叙述。

　　在法学院里，我印象最深的是沈钧儒先生。他进士出身，去日本学过法律，辛亥前后一直是支持革命的。这时他是我们学校的教务长，又是上海律师公会的会长。人很矮小，头部特别大，银发飘飘，仿佛一个不倒寿翁，许多同学背地里叫他“不倒翁”。上海律师界极其复杂，有章士钊、薛笃弼等名流，也有皮包律师。沈老在律师中算不来走红，但威望却很高，后来成为救国会七君子的律师沙千里、史良都是他在法学院时的学生。每星期一开总理纪念周会议的时候，他都亲自到会，发表言论，离不开爱国。看到我们部分同学沉醉于灯红酒绿、轻歌曼舞之中，异常不满。有一次总理纪念周中，他说：“我爱国真爱得发狂了，看到你们中有醉生梦死的人，我十分痛苦。做一个中国人就要有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国格。”又说，哀莫大于心死，“只要我们有自强不息精神，团结起来，我们的国家民族就能得救”! 他十分称赞著名记者戈公振临死前还念念不忘“我是中国人”，因此他当众朗诵了他的赞诗，记得其中就有这二句；“壮哉戈先生，我是中国人! ”他还请章乃器、邹韬奋等来作时事报告，从各方面来激发振奋青年学生的爱国精神。

　　在上海法学院读书的一年半时间里，我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我随上海大专学生漏夜游行示威，到新上海市政府办公楼前请愿。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交通大学等几个爱国学生被政府逮捕，激起全市爱国学生的愤怒，于是发起这次游行示威，我是学校里游行示威班级负责人之一，积极动员同学参加这次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大喊大叫到达新上海市政府广场，天尚未明，我们要市长吴铁城出来立即答话。市府官员慌成一团，约半小时后才由秘书长俞鸿钧出来讲话，说市长不在，由他代理，什么问题向他提出来好了，必如实传达。我们一定要市长吴铁城亲自接见，场内顿时爆发出“冲进市府去”的口号。约一小时后市区装来了几卡车奶油面包，吴铁城也赶到了。那时已东方发白，吴铁城先用婉言相慰，他说：“各位爱国热忱，政府理解。你们这样连夜来，辛苦了，恐怕饿坏了你们肚子，先吃一些面包，事情总是可以谈的!”这时有人开始分发面包。我们学生大为不满，把分到的面包作为武器，纷纷丢向吴铁城等所站主席台上，大声疾呼，表示我们宁可饿着肚子，也一定要政府作出满意的答复。我们的要求有三点：一是立刻释放被抓的爱国学生；二是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故；三是对抗御外来侵略要有明确的态度。吴答复道：关于学生之事不是市政府所抓，决计负责去查，再作处置；关于出兵抗日之事，中央有全局考虑，不是上海地方政府所能回答，我们只能把诸君美意上告中央。这样的答复当然不满人意，因此以后我们有卧轨上南京请愿之举。当时国民党政府横加阻挠，把铁轨拆了一段，使火车不能前进。而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机械工程科学生不顾生命安危，拆了后面的铁轨铺接到前面，由此逐步前进……

　　1935年下半年，我参加了教育部举行的大学生甄别考试。这个考试是为没有奉准立案大学毕业生和自学成才的人而设置的。经过考试合格确有真才实学者，由教育部发给转学证书，可转入国立或立案之公私立大学相应科系肄业，最高可插入大学本科最后一年学习，其次有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合格者淘汰。我所以参加这次考试，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我家里的经济原不宽裕，虽然自己有一部分稿费可资补充，但毕竟是维持不易；第二，我在上海法学院读书用的是我哥哥的名字，我应该通过这次考试把它改正过来。因此我拼命地准备功课，但又不能放弃其他的学习和工作，因而形成了极度紧张，以至神经衰弱、失眠、心悸、健忘……从此我的记忆力坏了，以后一直难以恢复，仅靠理解来处理事务，这是我最大的损失。而从学习上讲，也还是有收获的。这就是参加这次甄别考试的有几千人，像我这样报考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也在五百人以上，结果被录取二十九名，我被列入第二十七名，这使我的大学学程缩短了一年半，名字也改用了自己的真名。

　　三、四明学会

　　前已言之，在上海法学院求学期间，有关“四明学会”的活动，另节叙写，带便还要谈两个印象深刻的同学。

　　这段时间正是伪“满洲国”宣布帝制；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宣言北上抗日；北京学生举行“一二九”爱国示威游行，抗议华北伪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幸遭到镇压。当时的形势是，国人要求团结一致，抵御外侮，而国民党倒行逆施，仍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以，民间就有了利用各种合法组织形式来表达要求团结的愿望。四明学会产生的时代背景大抵如此。

　　四明学会以宁波籍旅外大学生及教育文化界人士为主体，以联络感情、研究学术、贡献国家、建设乡邦为宗旨。社址设在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内。当时同乡会的会长虞洽卿，会务主任张申之，学务主任邬崖琴，经常管事的重要理事有秦润卿、张寿镛、方椒伯、刘鸿生、俞佐庭等。因为我是四明学会理事会的理事长，与同乡会里社会名流要打交道，所以都有接触。他们中好些人对宁波青年也抱着很大热情，允承担任四明学会的董事，在经济上、工作上予以支持。

　　四明学会的初期主要负责人除我外，有周焕、王万成、胡开瑜、余名岫等。1936年我大学毕业，离开上海，四明学会主席一职，由当时在上海搞全国工会(国民党)工作的水祥云继任。在我任职期间，四明学会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情：第一是呼吁宁波同乡爱国爱乡。为着普遍发动，还成立了四明学会日本分会，分会会址设在东京，由施惠康负责。还有一个武汉分会，负责人的名字已记不起来了。为反对外国人的经济侵略，我们提倡国货运动，曾约请提倡“布衣运动”的教育家、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邵爽秋博士穿着老布衣服到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内演讲，获得听众良好印象。我们自己也以穿用国货为荣。第二是办学。办了一个推广国语拼音补习学校和筹办四明中学，得到了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先生的精神和经济支持。后来因为我离开上海，四明中学没有办成。第三是对家乡建设提出了很多建议。当时鄞县县长陈宝麟得到旅沪巨商支持，正在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将奉化江上的浮桥改建成为现代化钢骨混凝土拱桥，我们对此也做了许多宣传推动工作。此桥于1936年建成，这就是现在的灵桥。第四是出版《四明学会会务季刊》，刊名还是我请方椒伯先生题写的。

　　带便记两个朋友。一个是沈应烈，上海法学院的同学，他是浙西人，家里很有钱，很有正义感，但身体不好，时常生病。他看到我的清贫努力，甚为同情，彼此相交，了解甚深。此时中日关系非常紧张，特别是学校所在地江湾一带，接近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时常戒严演习，谣言蜂起，虹口居民，多准备逃难，学生晚间亦多避居租界。我有—个族兄叫毛尚型的在法租界福煦路开有天森沙发店，经营得法，又在静安寺路开了一家明泰木器公司，店堂比较像样。因此我们夜里暂到明泰木器公司三楼耽住，沈与毛尚型谈得很投机。我们在明泰住了一个月后，谣言渐平，迁回江湾学校居住。这时沈应烈对我说：“我和你的堂兄已经订约，我将投资一万元扩展明泰木器公司，愿将四千元的股票送给你，以结永久的友情。”与此同时，尚型兄亦对我说：“沈先生与我很谈得来，他看到你太穷，有意帮助你，所以投资万金，将四千交与你，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朋友!”对此我有啼笑皆非之感，一方面我当然感激他的深情厚意，而另一方面我的确不愿白拿别人的钱。这件事后来因战争因素效果不好，但他们彼此之间甚为理解，谁也没有埋怨谁，只叹息没有帮上我的忙。更使我怀念的是我已转学持志大学之后，他亲来看我，叫我大学毕业以后留学日本，一切费用由他负责。他的理由是彼此了解，情同手足。他说我是可造之材，可惜鱼无水难游；而他虽有财力，却体弱多病，自感无此能力，因此想培养一个好朋友出去深造，将来学成为国所用，不也是自己对国家的贡献吗? 我听之甚为感动，也的确进行了出国手续的办理，后来因岳父病死，岳母催婚，这才作罢。但他的深情厚意，则永铭不忘。

　　另一个朋友余名岫，是四明学会理事之一。他是我浙江省立宁波工科高级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法学院时又是同班同学，因此十分接近。他家住宁波江北岸生宝桥，有一所像样的洋房，父亲与伯父在金融实业界都有相应的地位，纸业巨商董和生是他的亲戚，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而我的经济情况，在法学院学生中属于最差的一部分，我的经济来源，一靠父母兄长接济，二靠稿费收入，但上海私立大学生活费用之高，几与留日学生相等。我不但要支付昂贵的学什费，而且不得不租住学校附近的公寓房子。学校无膳厅，只能在专门为大学生而开设的小馆子里吃饭。余名岫知道我的苦难，他说要和我义结金兰，我向来讨厌这套庸俗把戏，所以我说我们不要什么结义不结义，好朋友就是好朋友。我生平只知工作，最怕经济。在小学里教书时，除自己省吃俭用外，总是把钱交给我的哥哥，由他处理。此时，我把身边的钱存放在余名岫处。久而久之，他说我们不要分彼此了，这样我们就住则同屋，食则同桌，上书店，逛马路，游公园，几乎形影相随，钱都由他支付，后来才知道每学期我们共同用去的钱，他要占三分之二，我仅是三分之一。当然他确实也比我多花些钱，除了读书很努力外，他有时还要跳舞。我是烟酒嫖赌样样不来，当然也不去跳舞。总之，他对我不管是精神上、物上的帮助都是很大的，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四、最后一年

　　我在上海生活的最后一年是在持志大学度过的。原来，我想拿到甄别考试合格转学证书后，转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学习，因为那里的经济负担相对轻一些。但因中大无春季班，所以，只好在上海选择。当时持志大学校长及教务长何世桢、何世枚兄弟，都是美国密式根大学的法学博士，因此持志大学所办三个学院(文学院、商学院、法学院)中，只有法学院办得最好，又有春季班。我便于1936年上半年转入了持志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第四年级。

　　这一年里，我又得拼命地赶功课，而且要写毕业论文。我选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长期徒刑人犯移垦边荒论》，因此又得进行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十分紧张忙碌。当时我的思想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也受儒家“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思想的影响，认为头颅只有一个，掉了不能再生，主张废除死刑。将十五年以上长期徒刑人犯，一方面与我们社会隔离开来，不使其侵染毒害，另一方面把他们发配到东北、西北去垦荒立功，重做新人。为此，我对东北、西北荒地作了大量调查研究，认为这样做既有利于罪犯改造成为新人，又有利于为国家增加财富。毕业论文写成后，深蒙施霖教授好评，后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及陈伯昂主持的《宁波商报》上连续刊载。

　　在这一年间，印象最深刻的有这样四件事。第一件事是我同房间的文学院同学晋××闹自杀。晋是从复旦大学转过来的中国文学系的学生，他以晓梅的笔名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新诗，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当时虽学习法律，爱好的也是新文学，特别是新诗，所以与他很接近，经常讨论新诗，交流习作，感到他的新诗很受泰戈尔的影响，颇有哲理气味。可是好景不常，不久他忽然热衷于打回力球、跑舞厅，也拉我同往，我坚决拒绝。自他跑上邪道后，再不谈诗文了，有时深更半夜未睡，有时天明才来学校，有时白天睡大觉。看到他面有喜色是得意之时，面有忧色是失意之时。他原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像我寒酸一团。后来我发现他一套套西装不见了，原来他把衣物当卖掉了。我曾多次劝他，未有结果，我眼见他是在日趋沉沦。

　　有一个晚上，我访友回来，见桌上压着一张字条，是晋写的，容大意是：永别了，朋友!我未听您的忠告，终于走到不能挽救的地步了!我发见这张字条，双手发抖，急急跑到教务处去，可是教务处已没有人了，后来才找到总务处的人，叫他们汇报学校当局立刻请警察局四出寻找，结果在他将要跳黄浦江的时候把他抓回来。回到学校里的他，丧魂落魄像幽灵一样。学校似乎不够关心学生，并不派人认真看管，把他交给了同房间的我(一个房间只有两个人)，就算完事。这下，苦了我了，他几次要跳楼自杀，我死死拉住不放，一直到天明，才将晋交学校派专人看管，我还建议速电告其家长来沪。不几日，他的家长来沪把他接走了，以后一直未有他的消息。旧上海这样的学生是大有人在，的确，生活在这罪恶的渊薮里，不是意志坚强的人，是容易堕落灭顶的。

　　第二件事是和路易士的交往，路易士当时作为一个诗人，自办《火山》诗刊。因为我欢喜写新诗，经诗友的介绍与他相识了。他常到校里来看我，我只能在校外小菜馆里请他吃两面黄的炒面，他很随和，不以为意，认为我喜欢吃的也是他所喜欢吃的。他约我到他寓所去，则是较好的西菜，显然他的经济条件很优越。他性格爽朗直率，他说他父亲是军长、很有钱，要他出国留学，可是他和父亲性格合不来，要了一笔钱到上海来办《火山》杂志。当谈到诗作时，我们的意见就大不相同了，他主张诗句首先要含蓄美感，我则主张诗在乎情、在乎真，热情奔放。有一期《火山》诗刊上，他的诗和我的诗并刊，我问他既然说我的诗不合你的要求为什么并刊?他说丑与美比一比使人能分清是非，对此，我只能以笑相报。当时他的诗总是在字句上琢磨得尽善尽美，很费功夫，我则主张诗在意境，不在雕琢。因此，写了一首论诗的七绝寄给他，诗云；“远山近水便成诗，何必推敲苦苦思。信手写来君莫笑，文章自有后人知!”他接到信后跑来看我，说：“好大的口气，你不知道推敲两个字吗?”当然，我这话也说得过份，鲁迅就说过文章写好了，要看了又看，改了又改，付出辛勤劳动，才能有所收获。这首诗，我显然是为他的过份雕琢而说的。这个既是好朋友又是诗“冤家”的路易士，可惜在上海沦陷后为汪伪所收买，成为落水之人，后被人暗杀。

　　第三件事是鲁迅的逝世。鲁迅的逝世给要求进步的青年带来难以言喻的沉痛。我曾在内山书店、虹口公园多次与他谋面，还曾到他寓所请教过。他对青年总是那样的热情、幽默，使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在奉化中学附小的时候，就读到过他的著作如《野草》、《呐喊》、《彷徨》等，虽然那时还不大能理解。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爱看他的著作。他的文章简练通达，他的旨意深邃尖锐，他的目光好像是显微镜，把社会病态条分缕析，呈现在人们面前。他的爱憎又是这样的分明，为人们指出了方向。我在上海的时候，曾叫书法家写了一副对联，挂在我的房间里，上联是：“沉沦郁达夫”，下联是：“彷徨周鲁迅”。因为青年时我除了喜看鲁迅著作以外，也欢喜看郭沫若和郁达夫的著作．

　　鲁迅遗体安放在万国殡仪馆，送丧的人很多，我也去了。为了表达我们对鲁迅殒落的哀思，我们十来个爱好新文学的朋友私人出钱出版了一张纪念刊，其中有一个姓周的朋友，因口袋里没有钱，把两条西装裤当了才凑起来的，可知鲁迅精神感人之深。

　　还有一件事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前几年，我们投入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对“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作法是坚决反对的。后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突然扣留了蒋介石实施兵谏。得此消息，我一方面感到张、杨做得对、做得好，很合民意，而另一方面鉴于中国政局向来一盘散沙，中国当时军事力量又都集中在蒋介石身上，所以，深恐失此“核心”，国军必将群龙无首，那么多层次的军阀割据局面，势所复焉。特别是在日寇步步进逼、蚕食鲸吞疯狂加剧的时候，这种结局更是令人担忧的，就我所知，国人多有此感。于是，自蒋介石被扣起，街谈巷议的都是这件事情。后来周恩来代表中共调停了这件事，保全了蒋介石的性命，推动了全民抗战的进程。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全市鞭炮不息，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要求团结一致抗日到底的心愿。

　　时光骎骎地过去，我终于完成了大学学程，得到了法学学士学位。离沪之前，我约集了持志大学与法学院时要好的同学共十余人，其中有余名岫、沈应烈等，在江湾酒楼小聚告别，并赠之以诗云：先后同堂乐有余，而今一别怅何如?       

　　匆匆岁月蹉跎过，缕缕愁思未能除。

　　风雨频添离合梦，云山莫隔往还书。

　　不知此后何时会，一曲骊歌泪似珠。

　　旧社会毕业即失业，回到宁波后，我哥哥介绍我到鄞县县立女子中学当国文教师，因为我年纪太轻，不甚受欢迎。我一气之下，筹借款项，向司法行政部门请领律师证书，决计过自由职业的律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