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进政协

　　当时，政协机关与统战部在一起办公，地点设在左营巷天然舞台旁边原陈葆真医院。统战部副部长刘昌华负责部务(没有正部长)并兼政协副主席及秘书长，政协主席由中共宁波市委书记葛仲昌兼任，刘昌华主持政协日常工作。同年8月，我被选为宁波市第四届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负责对台对外宣传工作和文史资料工作。像我这样一个原国民党立法委员又是从台湾归来的奉化籍人士，从事对台宣传工作应该说是很恰当的。因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不仅是我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我的向往和追求。所以，我对各级对台宣传部门特别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前线电台和中国新闻社的来访，总是热情接待并尽力完成他们提出的录音和撰稿任务。

　　这时，新闻单位访问楙伯的也很多，因为他的身份更为特殊，做起对台工作来会更加有力。谈到这里，我要多说几句。毛楙卿先生是蒋经国所尊敬的亲娘舅，也是我的同族同宗长辈，我们虽无五服以内的血缘关系，但我们相交甚笃，他待我胜似亲侄，我尊呼他为“楙伯”。楙伯大蒋介石十一岁，幼年就读私塾，清末中秀才，后考进北京高等警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就任浙江省慈溪县警察所所长。在警察所长任内，楙伯奉行“无为而治”，即不为扰民之事。他淡泊寡欲，正直为人，所以深得地方百姓的赞誉。1924年，楙伯进黄埔军校负责总务工作期间，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教官叶剑英、聂荣臻、萧楚女、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共事，并深受影响。不久，楙伯离开军校出任广东东莞县县长。后来回宁波任公安局长(直属省领导)，后又辞职专心筹办宁波鄞奉长途汽车公司，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楙伯极力拥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合作、全面抗日的主张，竭力为家乡人民办实事，积极支持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爱国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蒋经国亲邀楙伯一同赴台，但楙伯推说年迈体弱，表示不愿离开家乡。同年5月25日，宁波解放以后，楙伯被选为宁波市各界人民代表。1957年，楙伯作为宁波市民革发起人之一，任市民革筹委会委员，并历任浙江省、宁波市两级政协委员。1959年，周总理亲邀他赴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此后即任全国政协委员，“文革”中得到周总理指示保护，免遭政治劫难。1970年，因病去世。

　　解放以后，楙伯多次以亲身感受写信给台湾的蒋氏父子及上层官员，希望他们捐弃党派和私人成见，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统一于国家民族最高利益之中。他多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言辞剀切，寓意深长，令人起敬。然而此时的楙伯已到晚年，体弱多病，因此他经常来找我商量，并要我代笔书写信函，宣传党的政策表达家乡人民的心声。除此之外，我亦做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当时做文史资料工作的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名干部郑家骐为我协助做些工作。真正开展文史资料工作，是我参加民革以后的事。我发动民革成员以及社会各界老同志，征集挖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和稿件。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将放在后面专门做些回顾。

　　二、参加民革

　　前已提到，1957年我自杭州回甬后，市民革即派人前来联系，把我看成是民革宁波市委员会的联系人士。我进政协工作时，民革已由“筹备处”升格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宁波市委员会”，由庄禹梅任主任委员，倪维熊为副主任委员。此时，组织上对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让我正式参加民革组织，成为民革的正式党员，并选我为民革宁波市委员会的委员。

　　当时，市民革组织成员不多，而大多数又是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地方耆宿和地方知名知识分子。“反右”开始后，增加了一些新生力量，如宁波市邮电局副局长王致中、宁波市人民银行副行长李伟标等。为了做些实事，我和倪维熊商量以民革组织名义创办“求是文化补习学校”，赞助者有罗惠侨、郁发祥等，还得到了不是民革成员的张伯觐的支持。张伯觐是“宁波四老”之一张申之先生的公子，他平和谦逊，颇有政声，时任宁波市政协副主席，以他担任“求是文化补习学校”董事长，甚有号召力。校长是罗惠侨，学校校址选在戒珠庵，为社会培养了不少可用之才。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才被迫停办。

　　三、整理史料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总理生前倡导的一项具有鲜明统战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宁波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酝酿于1960年，1961年初正式成立“文史工作组”。1962年我到政协工作时，改称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由市政协副主席、市民革主委庄禹梅兼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我任副主任，设文史办公室，仅有兼职干部一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郑家琪同志。文史委员都是有相当学历和经历的民主人士。庄老年事已高，实际工作由我负责。我与他的合作十分愉快，他不但在工作上支持我，而且亲自动手撰写文史稿件，把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一篇又一篇地送到我的手里，特别使我惊奇的是他用蝇头小楷撰写稿件，整洁美观，用功颇深。这位青年时期写过《孙中山演义》等多部章回小说的老报人，到了晚年仍笔耕不辍，真可谓文章报国者也。当时，动员有丰富知识和阅历的老年人士提供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资料，是要经过一番艰苦的思想工作的。六十年代初期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为了配合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形势，着重征集编写揭发国民党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列强肆意蹂躏和本市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料。为了增强史料的真实可信，当然需要把自己的经历放在里面。这样，麻烦就来了。有的认为“写文史资料是变相的交代历史”，有的怕负“政治责任”而不敢动笔，有的怕“牵累别人”而含糊其词等等。因此怕写不敢写，顾虑重重；勉强写来，躲躲闪闪，不能揭露事实真相。对此，我们采取集体座谈会和个别访问等形式，反复阐明党的方针政策和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意义，反复做好思想宣传动员工作，使他们打消顾虑，提高认识，把提供资料看成是一项革命的工作，一个自我改造的途径。思想认识统一后，这些老人撰稿热情高涨，稿件亦源源不断地送了上来。据统计，从1960年开始征集史料到“文革”前夕，共征得稿件三百五十多篇，二百二十多万字。因为当时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不具备单独出版条件，所以，按有关规定，将所征得的稿件全部转送给省政协文史办，同时还为杭州社会主义教育展览馆、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会、宁波市委党史编写组、宁波市展览馆、宁波市人民广播电台、天一阁藏书楼、奉化县委党史编写组等单位提供了不少史料。在这段时间，我除了动员他人(如金臻庠、俞佐宸、钱念文、蔡竹屏、吕瑞棠、张克瑾、陈里仁、陈善颐、姜辅臣、卢国辅、冯孟颛、杨菊庭、范爱侍、舒其谁等)撰写三亲史料并先后在全国、省、市各级文史书刊上发表外，自己也动手撰写史料近三十余篇，十六万字。已刊用的主要文章有《蒋介石在奉化拼凑选票内幕》(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迁逃定海的见闻》(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五四运动在宁波》(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流氓头子金廷荪》(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奉化溪口武岭学校》(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台湾来去前后》(载《宁波文史资料》第十辑)，《国民党立法院内外》(载《宁波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等。同时，大部分精力是帮助别人整理撰写“三亲”史料，如辛亥革命史料不少是由我根据毛楙卿、孙表卿、马涯民、庄翠等老人口述笔录整理的。

　　在文史资料工作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两件事，即六十年代我组织力量进行关于蒋介石身世的调查和动员汪日章先生撰写《西安事变亲历记》。

　　六十年代初，香港作家唐人撰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金陵春梦》，传入大陆，风靡一时，作者在第一集《郑三发子》中声言蒋介石是其母王采玉从河南许州(今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改嫁带到浙江奉化溪口的“拖抽瓶”。作为文学小说，事有妄载，虚虚实实，原不足为奇，但问题是，受此影响，当时的文史界相继推出了一组“蒋介石是河南人”的所谓“资料性”文章，连篇累牍，一再引证，且言之凿凿，以证实唐人的说法。可见问题已超出了一般的“传闻”范畴，虽然这些文章的依据大都是传闻而已。这桩有待史学界进一步证实或证伪的“历史公案”在当时袭动一时，激起的反响是十分巨大的。倡导则的已故总理周恩来当时兼任全国政协主席，得悉这一传闻后十分重视，全国政协就将这件事情交由宁波市政协(当时奉化还没有成立政协组织)了解、核实情况。市政协负责人就把这任务交给了我。在这之前，我也曾读过《金陵春梦》。作为奉化人，我对乡情较为谙熟，而且对蒋氏家史也多有了解，因此觉得小说所叙述的蒋氏身世破绽百出，不值得一驳。但也有为难的地方，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纠正这一历史事实，有为蒋介石翻案而成为反革命的危险，但这是一项任务，“无私才能无畏，求实方可存真”。我鼓着勇气接受了这一任务。

　　我首先想到的是去找楙伯商量。因为楙伯是真正知道蒋介石身世的，但他也害怕被扣上“为蒋介石翻案”的帽子。我们研究结果，还是叫张明镐出面搞调查研究，我和楙伯从旁协助。张明镐原是溪口附近东岙村人，曾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与蒋家还有亲戚关系，蒋介石办溪口武岭学校，委他营造校舍并出任武岭学校的第一任校长。解放以后，张明镐是市民革的成员，由他来组稿最为合适。蒋介石的身世在毛楙卿、张明镐等人心中，实际上是一清二楚的。但知情人士也不能凭空来翻此案，况且文史资料工作的要求是去伪存真，要有根有据。书面的资料如《蒋氏宗谱》是重要的依据，可是解放以后几乎失存，难以寻觅。于是，从1962年开始，张明镐便以专访和座谈会形式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有孙表卿(奉化唯一老举人、蒋介石在奉化凤麓学堂读书时的老师)，蒋周澜(蒋介石的族兄)，蒋介石发妻毛馥梅和蒋介石胞妹蒋瑞莲的结义姐妹、蒋家家庭教师陈志坚，丰镐房老帐房唐瑞福以及罗惠侨等。另外，还走访了袁静之、杨孝维等人。袁静之是市民革成员、政协联系人士，蒋孝先之遗孀。蒋孝先是蒋介石最为看重的侄孙，毕业于黄埔一期，后任宪兵团团长，西安事变时，蒋孝先在蒋介石身旁被击毙。杨孝维，市政协委员，其母与毛馥梅、蒋瑞莲结拜姐妹，其父与蒋介石同岁、同村、同学，少年好友，又同时留学日本。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调查，积累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为了使这些材料尽快组成文章上报，张明镐不顾年老体弱，立即执笔整理，写成六千余字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按照惯例，我将此稿送省政协文史委。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即发来二十元笔墨费，但不见刊用，其实当时也不敢刊用。后来，何国涛看到此底稿，认为这样重要的题材还可以深入细写。我感到张明镐这篇文章虽已将蒋介石身世之谜基本解决，但有些简单，应以蒋介石身世为主线，以蒋介石父母来历为依托，彻底搞清楚蒋氏父母的身世、行踪，唯其如此，才可从根本上得到澄清。为此，我又动员经常撰写文学，解放前当过编辑、报社社长，著作甚多；汪伪时期，曾任上海《中华日报》的某版主编；解放后因有历史问题没有工作，—直闲居在家。

　　何国涛参与此事，无论从调查的广度还是深度均有所加强，方面他配合张明镐再次在溪口向蒋介石故居丰镐房的总管唐瑞福和其他了解蒋家内情的孙义朵、徐汲清等老人处调查详细情况；一方面又在宁波邀请著名律师朱赞卿、老教育家杨菊庭、藏书家冯孟颛等老人座谈，请他们详细提供1947年受蒋介石之托纂修《蒋氏宗谱》的内幕，同时还访问了郁辅祥、张葆灵等老人。何国涛还查阅《蒋氏宗谱》与地方志书，对重要年月、人物、事件逐条核实，从而掌握了较为系统的史料。经我们共同研究，决定对原文《蒋介石在溪口》进行修改补充。这样，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的《蒋介石在溪口》第二稿于1965年4月正式成文，长达四万字。文章从蒋氏世系起笔，上至蒋家先祖，下迄蒋氏父子，娓娓述来，谱谍资料与口碑资料俱备，足证蒋介石身世之来龙去脉。文章又以蒋介石在溪口的种种活动收尾，特别是记述蒋介石三次下野回归故里的情况尤为翔实，可作为民国史研究的材料。我立即将此稿分送全国政协和省政协文史委，全国政协文史委于1965年9月22日收到稿件后，于同年12月25日汇来二百元稿费，这在当时是按质量高的稿件标准付的资料费，并附言“在适当时候刊用”。后因“文革”的原因，迟至1981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七十三辑上正式发表，但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可能跟我们在这之前估计的该文涉及面过杂，反而冲淡了“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一主题有关，因而起不到澄清史实的作用。接着，当年《河南文史资料》总第五辑又刊发了一组力主“蒋介石是河南人”的文章，说明蒋介石身世之谜澄清非易。

　　问题既然再次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按照历史学的观点，不妄断、不途闻，用事实来说话。好在我们有备而作，再次仔细研究，决定重新组文，分“传说的由来”、“问题的探索”、“蒋肇聪其人”、“葛竹调查弄清底细”四个部分予以阐述。此时，奉化县政协文史委亦多次组织班子，利用当地优势，遍访乡间耆宿，证实了蒋介石的接生婆婆昭仁是蒋肇富之母，蒋介石的奶娘是蒋肇性之妻单氏胜坤娘和唐瑞福的祖母。事实胜于雄辩，蒋介石身世就此真相大白。1982年，张明镐已去世，由何国涛执笔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与其他有关蒋介石史料的文章一并刊载在《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二十三辑上，该辑“前言”评论说：

　　解开蒋母王采王身世之谜》，就是一篇释误解的文章。所谓“谜”，就是长期以来《金陵春梦》等书所流传的“蒋介石是蒋母从河南带来的拖油瓶郑三发子”的种种传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何国涛通过在溪口和蒋母家乡葛竹的详细调查，查《宗谱》，访族人，以所得的大量材料，解了此谜，证明这些传说纯属子虚乌有的海外奇谈。这一澄清大大有利于辨真伪、正视听。这也是史料工作的一种拨乱反正。

　　文章一经发表，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和学术界，香港《大公报》、《百姓》杂志、台湾《传记文学》等报刊杂志争相转载。这篇文章的影响远远超越了问题本身，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而成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改善海峡两岸关系的契机之一。后来，省政协文史委以这篇文章为主编辑出版的《蒋介石家世》专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三十八辑)一版再版，数次印刷，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并纷纷来信，赞誉省政协编印《蒋介石家世》一书“是做了最大的统战工作”。台湾各界特别是史学界和蒋氏后裔看到这篇文章，反映甚为强烈，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能讲真话的①。

　　另一件事就是动员汪日章根据亲身经历撰写《西安事变亲历记》。1965年底，全国政协文史委对我们组织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稿费的及时汇款与准备刊用的简短附言，对我和其他调查人员、执笔整理人来说，是莫大的鼓舞、支持和肯定。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激发了我抢救民国史料的工作热情，我便动员各界人士撰写富有史料价值和借鉴作用的“三亲”史料。此时刚从北方获释回来的汪日章是我奉化同乡知友，他早年留学法国，学美术及市政工程学，回国后曾任新华艺大西洋画系主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机要秘书、国立西湖艺专校长等职，为西安事变亲历者之一。我知道他是一个阅历丰富并掌握有大量史料题材的人，所以多次动员他回忆往事，贡献史料。他便根据亲身经历写下了《西安事变亲历记》一文，后经1979年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十二辑刊出后，受到民国史学术界的关注。八十年代民革中央在北京举行会议时，我曾介绍当年西安事变时担任张学良警卫营营长、活捉蒋介石、汪日章的孙铭九先生与汪日章(时任奉化政协副主席、奉化民革副主委)会面，握手言欢，顿释前嫌。在场的上海民革副主委诸尚一兄拍手称好，并将当时情形摄影下来，我在旁即景生情，吟了一句鲁迅的诗句“相逢一笑泯恩仇”，一时传为佳话。其后孙铭老还专程至奉化看望过汪兄，成为莫逆，两人共同为撰写文史资料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1992年冬，汪日章在奉化无疾而终，享年八十七岁。

　　现在看来，这两件事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在那个极“左”年代里，这两篇文章均被视为“两株大毒草”，因为发起组织人是我，所以，也就成了我的罪状。

　　注释

　　①关于蒋介石身世调查的详细情况，曾由我口述、王晓舜整理成《〈解开

　　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一文，连载在1994年8月20日至9月3日的《团结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