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限遗恨

　　萍水京华客梦遥，相逢两鬓共飘萧。一场浩劫馀生在，半世乱离壮志消。怀旧多添新鬼录，思亲常谱故乡谣。微茫心事凭谁诉? 杯酒天涯何处箫?!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第一次到北京，碰到老朋友互通衷曲，有感赋此。其实像我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已是一只“死老虎”，不是文化革命的对象，但也没能逃脱此劫。记得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我们这批民主党派和所联系的社会各界人士，全部集中在戒珠庵进行学习。主持学习的干部、领导，起初并不理解毛主席的真正意图，只晓得加紧学习检讨。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结果趋于胡底? 谁也不敢逆料。

　　随着运动的开展，大字报漫天遍地而来。我当然是大字报批判、揭露的对象之一，所有批判、揭露自然也离不开我当过“伪(此处指国民党)立法委员”、“国民党书记长”、“参议会副议长”等职，还封我为“皇亲国戚”，另外就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中的“两株大毒草”，“是想为蒋介石鸣冤”，说我是“主谋犯”等等，不一而足。随着扫“四旧”的开展，红卫兵又多次到我家查抄，把我藏有的经史子集，古典小说，郑板桥、弘一法师手迹及明清书画等皆认为是“四旧”一扫而光。这在我倒还能理解，事后最感悲痛和无限遗恨的一件事便是庄禹梅老人托我保管的二十多万字的珍贵资料不翼而飞，这是孤本，无论什么代价也是无可挽回的。

　　事情是这样的：“文革”前，我和庄老都在市政协负责文史资料工作，晚年的庄老与我成为忘年之交，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时常谈起修地方志一事，他把一生亲历、亲见、亲闻的有关宁波地方事情写成史料，以备后用．他曾对我说过，这是他的一生心血，一定要争取出版。可是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他已衰老不堪，在他病重垂危之际，将我招去，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请求你一件事，你无论如何要答应我，就是融注我一生心血的这部未竟地方志史料，我已无力完成了。这是地方文献，我将这部手稿交给你，希望你妥为保存，日后设法完成它。”然后，他用颤抖的双手将一包二十万字的手稿交与我，我满含眼泪接了过来并答应了他的要求。那时我不敢将这批资料放到家里，为防不测，我将这部手稿连同多种地方志和珍贵古籍转移到大梁街市政协办公室收藏起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政协和其他机关一样也成为了“造反派”的洗劫对象，并被“造反派”夺了权，民主党派人士多归队劳动，离开政协最晚的是张伯觐和我两人。“造反派”说：“你们已无事可干了，各自回家学习，听候通知!”这在当时算是最大的宽容。张伯觐住开明坊，我住碶闸街，相距不远，依照“造反派”的规定，我们这种“黑六类”是没有看满街大字报的资格的，而且不许彼此来往串连。但我们还是有零星往来，“造反派”断定这种往来是串连，一定有阴谋，分析结果是张伯觐有金银首饰和“变天账”藏在我的家里，要我交待。我对“造反派”解释说：“我的政治历史问题比他复杂，他怎会将东西移藏到我的家里来呢?”无论怎样解释，他们总不能相信，并且大发雷霆，进行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应该说，在那个文攻武斗的年月里，张伯觐和我两人还是比较幸运的，除一般性批斗外，并未遭受武斗之灾。粉碎“四人帮”以后，庄老已归道山，而政协办公室里所藏的庄老那部宝贵的手稿和其他资料均已不见，想必也是“造反派”所为。人亡物湮，能不凄然!能不痛哉!人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的确，把文化摧残得这样彻底，是令人痛心疾首的。

　　二、陪斗始末

　　造反派”内部有许多派别。有一次，“宁联总”派三个红卫兵到我家里来，叫我到人民大会堂去。到了大会堂，我看到原来宁波地、市委书记及多数领导同志都被打成“走资派头头”，挂着黑牌并排站在讲台上，其中非党民主人士也有两人挂着“反革命分子”的黑牌站着，一个是民建、工商联的主委俞佐宸，一个是民革副主委罗惠侨。我一去正好凑足三个，于是也被挂上黑牌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这三个人是所谓的“突出代表”，俞佐宸是宁波最大的资本家，罗惠侨是美国留学生又当过国民党时期第一任宁波市市长，我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但这次批斗主要针对“当权派”，所以我们这三个“牛鬼蛇神”只是陪衬而已。

　　批斗会开始，一个个“走资派”被提上去，两手反缚，强行被揿下头来，表示要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然后，依次宣读他们早已拟好的“罪状”。这个时候，我的心是平静的，当然也是酸痛的。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干部都被打倒了，我们国家靠谁来管理呢? 正斗到高潮的时候，人民大会堂门前一阵哄吵，讲台上的“造反派”马上把我们押到人民小会堂暂时囚禁。过了一段时间，连押我们的“红卫兵”也不知去向。还是市总工会副主席胡章生敏感，他说：“他们已经走了，我们也可以走了。”我们一看确实如此，就这样大家走散了。事后得知这次“宁联总造反派”召集批斗大会，没有征得“工联总造反派”的同意，发生磨擦，“宁联总造反派”敌不过“工联总造反派”，就偃旗息鼓收兵逃走了。

　　三、“自行”降薪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工资当然也要作降低处理。那是“文革”爆发不久，“造反派”当了权，戒珠庵里聚集了我们这批牛鬼蛇神。“造反派”带着已被管制的统战部副部长赵荣贵，对我们说：“你们都是罪人，毛主席共产党宽大你们，给你们衣食住行，你们生活得太舒适了，人民有意见，经过革命造反派讨论，生活费还是要发给你们的，不过标准要减低。”接着问画家罗梦石生活费每月多少，罗答：“每月四十元。”“造反派”说：“你根本不是统战对象，以后每月支生活费十元。”罗央求着十元是根本不够过生活的。“造反派”说：“十元你不要，就去请求社会救济吧。”看来造反派的决定是不可动摇的命令。这个书画家就在“文革”中因贫病而亡。第二个轮到我，“造反派”说；“毛翼虎，你在华光中学每月四十元，到政协加至六十元，我们意见你仍减为月支四十元，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然后，“造反派”说：“余下的人，自动减低工资数额，毛翼虎是最高的标准，罗梦石是最低的标准。”先问庄禹梅的夫人朱碧心(庄老因病未到，由妻子朱碧心代理)，朱见状说：“那就打一个对折吧。”庄老原有工资约一百三十多元，对折就是六十多元。其他罗惠侨等人皆次第而减。从此，经济压力再次袭击着我的生活，每当我回到自己那间堆满尘垢、四壁萧然的家里时，看到因我而受牵连，使妻子儿女们的前途和健康均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失时，我的心一阵阵地紧缩着。我对于这场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灾难的“革命”，除了一种本能的反感外，同时还进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深深思考，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反思”。我一次次地自问又一次次地坚信，我所选择的道路尽管曲折不平，但方向是正确的，我过去为之奋斗，我今后仍然要为之奋斗。于是，我的心情开始逐渐开朗，并且持有了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态度，再一次等待着“天亮”。

这期间，我虽无事可做，但仍每天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写作，注意抄录报纸所登载的重大新闻和历史资料，竟积累了几十本学习笔记，凡三十余万字，现幸存在市政协文史处，也许日后对他们整理建国后史料会有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