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导乡情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冲破了“两个凡是”的僵局，并将党的工作重心重新恢复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上来。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完善和提升，中国真正步入了兴旺发达阶段。这一时期，党的统战工作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文革”期间被迫停止活动的政协和各民主党派从上到下陆续恢复组织、开展活动。当年4月，宁波市政协建立了工作机构，市民革恢复了活动，我担任了市民革主任委员职务。接着，在1982年举行的市政协七届全委会议上，我被选为市政协副主席，分管对台宣传、祖国统一委员会(后改称“三胞”联谊委员会)工作。其中，宣传报导乡土风情，是“三胞”联谊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早在华光中学工作期间，我对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所涉猎了。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南京军区、浙江省军区联络部经常派人来和我联系，约我写稿或录音，我总是自觉地做好配合工作，即使妻病母亡，也不曾间断过。通过我的笔墨、录音来赞扬新中国的成就，歌颂新社会好、社会主义好，告诉台湾旧友我生活得很好以及故乡亲朋的消息，有时也强调“新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也无失业的人”、“你跟随国民党反动派是死路一条，回头是岸”、“我同情你在台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痛苦万分，只有毅然归来，才是唯一出路”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气虽然生硬，但态度是极为认真的。
这中间，有一件事值得一记。那是“文革”末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于礼厚来找我，同游溪口雪窦山，要我写一篇感想，我就写了《溪口怀旧》这篇短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后重播五六次之多，时间好象是在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发表和平统一祖国讲话以后。后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播放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讲话，接着播读四篇文章，记得一篇是石油歌，一篇是冰心的短文，一篇就是我的《溪口怀旧》，另一篇是什么已记不起来了。在播放我的《溪口怀旧》后又补叙了一个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为美国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巴尔的摩《太阳报》所译载，《太阳报》编者加了按语，说原国民党立法委员毛翼虎先生的这篇文章，文情并茂，感人至深，不知蒋介石将军看了以后作何感想?!”这录音先由中央政治局播放，然后扩大到党员干部，再扩大到党外人士。地方也遵照中央的办法，先党内后党外，我是在宁波地委统战部组织宁波党外人士收听这个录音时听到的。当年蒋介石还在世，“文化大革命”已处末期，我们这些人作为“牛鬼蛇神”还没有完全被解放出来，能受中共宁波地委统战部约请参加此次会次，感到非常光荣。
八十年代进入新时期以来，对台对外宣传工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宁波在这方面更是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我首先组织市政协对台工作人员和市民革成员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大家发挥在台湾有亲戚、同学、同事、朋友的优势，宣传党对台湾问题的有关方针政策，以文会友，以“诚”以“实”，建“信”建“谊”。因为台湾与大陆隔离三十多年，在台人员对大陆误解甚深，对我们这些亲朋好友的说法也往往是“将信将疑”，所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尽快建立起相互间的信任与情谊。对此，我们坚持在宣传、接待、通讯、联系等方面做到晓之以义，言之以理，动之以情，从谈家常、叙离情中来反映对亲友的怀念，真实地报导家乡变化和取得的成就，以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思念亲人的情怀。
我本人则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前线台、中国新闻社之约写了许多宣传报导稿件，并分别为两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台)和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及其他港澳、海外报刊所广播和发表。有一次，香港《文汇报》记者专程来访，要我写两句怀念台湾旧好的诗，我即写成《在华侨饭店会见香港〈文汇报〉记者口占七绝两首寄意台湾旧好》，诗曰：
一
回黄转绿岁重新，骨肉分离三十春。
帆影不遮衣带水，南枝归鸟远来人。二
盛世躬逢蔗境绵，莺飞草长自年年。
远游应破栖迟梦，共写河山一统篇。
这两首诗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海外旧好的反响，有些在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地的亲朋，用关心、慰藉、好奇的心情，辗转从香港来信联系，要求我继续撰写。
我虽感拙笔难胜，但仍怀着饱满的热情不断从事撰述。1985年，与范学文一道编就《奉化风情》一书，交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卷首献词《霜鬓故园情》中最后吟道：“写罢风情年已暮，天涯聊寄一枝春!”没想到这本小册子传到台湾和海外后，也有强烈的反应。留美回国的苏州大学副教授徐永端谈到，在美国纽约也有很多人提到《奉化风情》，她还特地写了一首诗赠给我，诗曰：“一卷风情四海传，天涯游子梦魂牵。为君尽说毛夫子，如火诗心映雪巅。”使我深受感动。同年底，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又在乡友协助下，择宁波名胜古迹，写成《宁波胜迹》一书，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此书曾在香港举行展销，以应观光旅游者参阅。
不久，北京中国新闻社接到美国《北美日报》的函札，说我的怀旧文章，甚受中国留美人员的欢迎，特约我每星期为他们写三四篇稿件，我因时间、精力关系，只答应每星期写一篇文章，当然最好设专栏。他们满足我的要求，特设“江浙风情”专栏。在“江浙风情”专栏里，我坚持每星期写一篇，与该报合作了两三年。这时期，还通过中国新闻社专稿部向美国、加拿大、日本、泰国、越南、菲律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报刊投发了对台对外宣传稿件共三百六十多篇。与此同时，我试着组织系列稿子，如我和范学文、李祚达合写的《乡情重温访溪口》共六篇，在香港《中报月刊》发表后，中新社专稿部曾内部印发交流，认为乡情盎然；《奉化故乡行》组稿三篇，被海峡两岸电台评为1982年好稿之一，获奖金和奖状；《二月三临武岭头》亦被该台评为1983年好稿，获奖金和奖状。当时海峡两岸关系还处于冰冻时期，只有通过国外或香港等地报刊才能流入台湾，而旅台亲友得到片言只字如获至宝。有朋友问我，你写了不少对台宣传稿，兴致很高，动力何来?我回答：动力来自历史责任感和理想追求。写宣传报导，原是用以怀念故旧、联络感情。不意有一篇短文竟与八十六岁高龄的著名哲学家兼教育家范寿康先生从台湾回归大陆定居一事发生了关连，特别使我难忘。当然，这首先是党中央政策的感召，范寿康先生本身有爱国的内因，而且他周围亲友都做了许多工作，我的文章不过从一个侧面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工作。那是在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也是解放后我第一次应民革中央之邀初次到北京，中国新闻社记者约我写一篇《北京之行》，这篇文章表达了我当时欢欣鼓舞的心情。文中写到我途经上虞的时候，想到母校白马湖春晖中学，于是又想到当时校长范寿康先生是我最敬佩的老师之一。抗战胜利后，他曾到宁波来看我，那时他是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副厅长（郭沫若任厅长），要去接收台湾，并让他出任台湾教育处处长，临行前到我家便饭时，表示不愿做官，要到台大去教书，不久，他果然转任台大教授。他就是这样一位言必信、行必果、淡泊明志的学问家，因此我一向很尊敬他。后我从台湾返回大陆是秘密的行动，没有能向老师辞行，因此感到歉愧。这篇文章在香港报上发表后，被美国华文报刊转载，因此为美籍华人、范寿康公子范樟年所见。范樟年读此文章后，写了封热情洋溢的长信给我，诉说他们在美国看到此文后，觉得我怀念他父亲字字真切，在美一家人争相传阅，很动感情。于是如数家珍地将家庭情况告诉我，他们有五六个兄弟姊妹在美国，多获得博士学位，另有两个兄弟在大陆，一个在加拿大，一个最小的阿妹在台湾伴随父亲，父亲已退休，他很想念家乡，因此他把我这篇文章剪寄给在台北的父亲……从此我与范樟年有了联系，也与这位尊敬的老师辗转接通了讯息。
不久后(1980年)，范樟年自美国回上虞老家首次探亲，通过中共上虞县(现已改市)委统战部通知我，希望到上虞一晤，我即随同宁波对台办同志到达上虞。当夜，范樟年叫我宿在他父亲的房间里共话沧桑。他回美途中，路过东京打电话到台湾告诉他父亲，说毛翼虎先生在您卧床上过夜，遥谈往事，夜不能寐。就在这种浓郁的友情氛围下，范寿康先生于1981年中秋离开台湾，远涉重洋，取道美国，第二年4月径飞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等亲切接见，并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
回国不久的范老先生因眷恋故土，思念家乡，便迫不及待地从北京返回上虞老家探亲扫墓，希望我能到上虞一晤。此时，我正在厦门参加民革中央全国工作会议，接到通知便匆匆赶回上虞拜见范老。他看到久别重逢的学生显得异常高兴，情浓意长，滔滔不绝。护理人员多次警告我说：“范老太兴奋了，谈得太久了，血压高，要适可而止。”我请老师休息，他却连连说：“不要紧，我很高兴，机会难得!”连午餐桌上还问这问那，问宁波故旧及春辉校友的信息，殷切之情，难以言表。
范老回到北京后，寄来了用宣纸书写的条幅，上面是他归国前后所写的两首诗。一首题为《旅美偶感》云：
回国后的范老竭尽全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工作，我衷心祝愿老师能够健康长寿，讵料老师于1982年2月17日在北京寓所溘然长逝，我得此噩耗，无异于晴天霹雳，悲痛万分。范寿康先生的骨灰，按照其生前意愿，运回上虞故乡安葬，墓碑铭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亲自撰写。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范老终于长眠在他日夜眷念的故乡泥土之中。
二、关爱溪口
溪口自古是旅游胜地，又是蒋介石的故乡，所以，开发建设溪口在对台对外工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地党委、政府部门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是奉化籍人，又是市政协副主席兼祖国统一委员会主任，所以，无论是出于乡情乡谊，还是出于实际工作需要，我对溪口建设都负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时，我精神饱满，工作热情也很高，但毕竟年逾花甲，体力有所不支，所以，所做一切只是为党委、政府部门敲敲边鼓，仅此而已。现就记忆所及，略述如下。
(一)恢复“武岭中学”校名
武岭中学是蒋介石创办的溪口中等学堂，解放后停办，改为宁波肺病疗养院，另成立溪口中学。随着形势发展和祖国统一工作的需要，奉化教育部门要求恢复“武岭中学”，而移迁肺病疗养院。1985年，现任奉化市政协主席当时是奉化县教育局副局长的童加万同志来我处要求我向上呼吁，力促其事。我在浙江省政协和全国政协开会期间，都郑重其事地递交了提案，这件事后来总算办成了。现在的校牌“武岭中学”几个字，就是我请赵朴初先生写来的。宁波肺病疗养院迁出、溪口中学改为“武岭中学”的交接仪式举行时，我也特地从宁波赶到溪口参加。
(二)呼吁成立省级、国家级风景旅游区
市政协祖统委对宁波仅有的两个对台窗口——奉化溪口、象山石浦的建设特别关注。尤其是对溪口，过去一段时间，我几乎年年都以全国政协委员和宁波市政协祖国统一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前去考察，为溪口升为省级风景旅游区以至后来成为国家级风景旅游区，先后以提案形式向省政协、全国政协呼吁。其中，有几个为溪口建设和象山石浦建设要求中央拨款的提案得到了较好的效果。当然这些事情的办成，功不在我，而在于中央决策的英明和地方政府的努力。后来，中共宁波市委、奉化市委的重视下，三利公司负责改造溪口长街的建设任务，公司负责人为了把事情办好，多次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要保留名胜古迹及蒋氏祖祠的意见，他们都采纳了。我还专程去参加了他们的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也有记者参加)，看到他们的“改造溪口模型”新型别致，有吸引力，非常高兴。
(三)成立奉化民革组织
成立奉化民革组织，最初是由族侄毛圣栋向我提出的。圣栋毕业于黄埔四期，与林彪同班，曾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过。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市警察局的督察长，地位仅次于局长。那时他还在上海长宁区办了一所私立上海奉化中学(自任校长)，请蒋纬国出任该校董事长。大陆解放时，圣栋未去台湾，旋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平反摘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来我处，提出奉化应成立民革组织，为祖国统一多做些工作，我便写信给民革中央。民革中央负责对台工作的张子伊同志回信说，民革组织一般只在大中城市设立，宁波已有此组织，奉化县恐难获准。后来记不清是在哪一次民革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向屈武同志提出了书面要求。1979年，我陪同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等一行十五人考察奉化，再次提出奉化成立民革组织一事。我说孙中山先生出生地广东中山县有民革组织，为着祖统工作的需要，奉化亦应来个例外。贾亦斌说此事我不能作主，带到中央去研究请示。后来民革中央果然批准了奉化县成立民革组织支部，并指定我兼任奉化民革的主任委员。中共奉化县委统战部长许香蒲要我全权物色政治上无问题又有祖统工作优势的人物吸收进来，我就精心选择有影响的人员如蒋介石发妻结义姊妹兼蒋家家庭教师、八十七岁的陈志坚，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七十五岁的汪日章，蒋经国亲舅母张定根，黄埔四期生毛圣栋，蒋介石丰镐房老帐房唐瑞福，以及沈贻芗、俞子良、杨良杜、毛炳岳等人为民革成员。1980年7月，正式成立奉化民革支部。这时，我在民革各级组织中，分别担任民革中央委员、省民革副主任委员、市民革主任委员、奉化县民革支部主委，从中央到地方兼四级委员，在全国恐怕也只有我一个。1981年，奉化民革支部升为县委员会，仍由我任主任委员。奉化民革成立后，利用当地优势，加强了对台胞及台胞家属亲友的联谊工作，先后举办了“海峡两岸书画展览会”、“万里长征长卷国画展”等，影响较大。后来，我辞去了奉化民革主委的职务，先后由杨良杜、斯端仑为主任委员。
(四)陪几位人物同游溪口
第一位人物是朱学范。朱学范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既是国家领导人，又是民革领导人。因是宁波人的女婿，和我还是上海法学院先后同学，所以我们之间很熟悉，说话也很随便。他对我说：“我也认识蒋氏父子，但不如您说话他们容易听得进去，所以我邀您同去溪口，这是一次祖统工作，我是很重视的。”他这次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溪口视察的，随行中有他的私人秘书即他的儿子朱培根，还有女儿朱培英，都是我所熟悉的。朱老看了雪窦寺、妙高台后，在蒋母墓道站立良久，甚有所思地对我说：“翼虎同志，你应该好好地疏通疏通，我们对他们的先人也是很尊敬的，大家有什么理由不和好呢?!”这天的午餐是在蒋介石的老家丰镐房吃，奉化县委、县政府领导都到了，莱肴置备得很丰盛。其中奉化特产芋艿头，味道尤佳。这时，正值癸亥(1983年)清明后四日，当晚我就写了《溪口纪事呈学范同志》两首诗，诗曰：
一
烤熟芋头享贵宾，千层酥饼寄乡情。
剡溪有幸留行迹，史话他年纪姓名。
二
剡溪三月雨丝丝，正是赏花岭上时。
台岛若能通款曲，凭君说与旧友知。
朱老看了很高兴。此诗发表在美国《北美日报》上，后收录在我的《天涯芳草庐诗稿》内。
同月，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常委覃异之来溪口。他毕业于黄埔二期，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前站在主张和谈一边，所以，也是我所熟悉的。他指名邀我同去溪口，我当然欣然从命。覃老在解放前夕蒋介石未去台湾前，为着国共和谈事宜，曾多次由南京飞到溪口谒见蒋介石。此次来溪口，他想起往事，感慨万千。游览毕，他写了一首《溪口行》寄意：
拾级登临武岭头，剡溪无恙水东流。
重来不尽沧桑感，人去空余旧雨楼。
两墓依然围绿树，长桥如愿跨中游。
振兴华夏千秋业，一笑何妨泯怨仇。
他要我和诗一首，我搜索枯肠，步他原韵，和了一首，诗曰：
一月两登武岭头，乡情脉脉水悠悠。
素居长街新图画，绿水弓桥旧雨楼。
览物难忘人去远，登山还忆台中游。
轻衫一袭春光满，为国尽忠泯怨仇。
这些诗后来都被刊登在《团结报》和香港报刊上，作为对外对台宣传资料之一。
第三位人物是徐君虎。徐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又是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时的同窗好友，但他却从未到过溪口。那次他率领湖南省政协祖国统一委员会诸君来溪口，也算是一次重要活动。事前就打电报给我个人，要我无论如何抽空同到溪口。随他而来的有几个笔杆子，是专门来写报导文章的。到了溪口，他首先在蒋经国生母毛太君墓前跪拜，算是尽子侄之礼，十分虔诚。然后再至蒋母墓道及妙高台等地，最后还写诗一首留念，题为《溪口怀旧》，诗曰：
谒墓来嫌迟，嗟余已白头。
离情飞海角，旧雨见溪楼。
桥畔曾垂钓，人间纪漫游。
何时共杯酒，一解古今愁。
我步徐君原韵，奉和一律云：
千里来溪口，题诗武岭头。
晨登蒋母墓，夜宿丰镐楼。
览物思知己，登山忆旧游。
何时重相见，樽酒慰离愁。
当晚我们同宿蒋介石的老家丰镐房内，我又写了一首《夜宿丰镐房有感》的七律云：
人事沧桑感渺茫，今宵借宿丰镐房。
素居壁上新装焕，报本堂前旧桂香。
人去楼空留手迹，鸟回院落认家乡。
岂无怀抱同千古?为赋归来第一章!
这些诗连同我另写的一篇文章《一月两临武岭头》，皆通过北京中国新闻社发表在美国和香港报刊上，希望蒋经国本人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看到后有所思考。这是1983年的事。
第四位人物是屈武。屈老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他和我在解放前都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而且都是主张国共两党合作的，后来他是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随和谈代表团到北平去了。1987年6月12日，我陪九十一岁高龄的屈老到溪口。屈老和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时，是很要好的朋友，蒋经国在苏联生活困难时，屈老还送过他一条毛毯；屈老的岳父于右任先生又是国民党元老。所以，屈老与蒋经国乃世交同学，备极相亲。今天屈老亲来溪口看望、祭祀其先人，可见共产党中央之和谈诚意。我陪屈老参观了蒋经国读书处“小洋房”、蒋氏故居“丰镐房”等，他看到旧貌换了新颜，十分高兴，说这是共产党对国共第三次合作诚意的物证。屈老不顾年迈，一定要登白岩山鱼鳞岙蒋母墓道，在蒋母墓前献花圈，当然是由轿子抬上去的。我因体力不行，只能停在半路。等屈老下来后，一同转到蒋经国生母毛太君墓前献花圈、行鞠躬礼，并在毛太君墓前摄影留念。在妙高台上，他兴致勃勃、左盼右顾，连说“还是记忆中的老样子”，看到蒋介石亲笔题写的“妙高台”匾额，还摆在下面油漆，说：“油漆好了赶快把它挂上去，这才会使游客有完整的印象。”他看到我与范学文合写的《奉化风情》里有一幅“妙高临风”的彩照，上面记着这样一首诗：“不到兹台四十年，临风独立意悠然。心中多少难言事，便欲凭高问九天。”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仿佛为我而写的。”原来四十年前，屈老曾来“妙高台”会见过蒋氏父子。他说有无数话儿想和老朋友诉说，希望共同为“—国两制”、和平统一而努力。这次我陪屈老重游溪口，始终有中央电视台记者随行，录制了纪录片，后来在国内外播放；我还写了一篇《陪屈老重游溪口》的文章，经屈老过目同意后刊载在《团结报》上。溪口的确是对外对台宣传的特殊窗口。
三、族孙寻根
198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毛昭宪博士与我联系要回国探亲。算起来，他还是我的族孙。他的父亲毛邦初是我族侄，原国民党空军将领，1985年客死美国洛杉矶。昭宪有五个兄弟，皆旅居美国，且均有成就。旅外族孙不忘祖宗，千里迢迢回乡寻根，我非常高兴，并亲自陪同至家乡岩头，相叙甚欢，临别赠之以诗云：“繁枝茂叶本同家，海角天涯客路赊。今日相逢真喜事，故乡山水故乡茶。”昭宪对家乡人民的热情接待十分感激，他对我说：“我虽入了美国籍，但我是中国人，饮水思源，不会忘掉这条根!”他是他家中第一只飞回故乡的春燕。像他这样从未到过故乡的后一代，来寻这个根，亲眼目睹家乡的山山水水，特别有意义，为此，我曾写《寻根》一文纪念之。
第二年，其兄毛增丕博士携法籍女儿回国探亲，见故乡岩头云里烟村，溪山如画，依依不舍，求我写诗配画相赠，以留永念。我不辞浅陋，欣然命笔：“弓桥碧水锁烟村，山里人家话找根。游子归来认故土，乡情更比酒情温!”虽鄙词俚语，亦写实也。诗既成，乃请画家金林观同志配之以画，成《奉化岩头胜景图》一幅，装裱既竣，于戊辰岁暮，遥寄海外。后增丕来信说已将此图挂在家中客厅视为珍品，使未到过家乡的诸亲友一览故乡风光。
1990年9月，增丕弟美国熙绫公司董事长毛昭寰博士回乡探亲。这位毛邦初的二公子在美国获电脑博士学位后，经营服装业又获成功。他曾是美国总统布什竞选的赞助者之一，美国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是否延长一年的问题，布什总统就曾听取过他的意见。这样一个爱祖国的亲人，不远万里而来，我自然甚感快慰。于是，我第三次陪侄孙来岩头。昭寰看到祖宅“慰慈庐”和宽敞木结构的走马楼完好如初，并暂为岩头乡人民政府所借用，物尽其用，感到高兴。昭寰虽不识中国字，但能说些上海话，与初次会面的亲属叙谈时，语言的表达受到一定限制，但他的浓清真意表露无遗，大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感。后来，我亦写了一首诗赠他，诗曰：“岩头三次会亲人，骨肉深情不染尘。梦里家乡今日见，相逢难得话前因!”我还以《有亲自远方来》为题写了一篇短文，发表于《宁波侨乡报》(1990年10月25日)上，以述接待三位侄孙回家乡“寻根”之情。
四、“六四”分忧
1989年春夏之交，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波及海内外。一时之间，很多原与我们有联系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因不明真相，产生种种顾虑。有的还来电询问：“是不是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原来约定日期要来大陆探亲旅游的，取消了行程；原来打算投资的，打消了投资意向；有些准备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的，也中断了捐助项目。在宁波的“三资”企业中，有的外商不辞而别。在港澳地区的个别宁波籍工商企业家，准备移民外迁。谣言四起，人心不稳，“三胞”工作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挑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作为政协工作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三胞”工作理应发挥特殊的作用、功能，为党和政府分忧。
我们发动“三胞联谊会”成员从寄发函电、报平安、明真相做起，首先告诉他们全家平安、国家稳定，搞动乱的只是一小撮敌对分子和部分不明真相的人们，不要轻信各种谣言，这就使外面的亲友逐步放下心来。接着我们发动“三胞”眷属委员写信、打电话、拍电报、带照片给外面亲友。
这段时期，我本人给海外亲朋的书信也特别多，在信中主要表达三方面内容：一报平安。像我这样历史复杂、年事已高的人，亲友们凭过去的经验，最耽心的是我本人的处境，告诉他们我生活平安，不但使他们放下心来，而且也能反映共产党政策的一个侧面。二报稳定。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海外新闻媒介的歪曲宣传，台港澳和海外亲友对大陆情况一时不明真相，忧心忡忡。把祖国社会稳定、前途有望的消息告诉他们，使他们得到慰藉，唤起他们对祖国、对故乡的美好回忆和向往。三报“不变”。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最怕大陆政策多变。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宣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不变，我们可以大胆地向海外亲友阐述这一立场，欢迎他们一如既往地来旅游、探亲、做生意，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我还专门撰文《凭书传语话平安》，发表在1989年8月30日的《联谊报》上，并附诗寄语海外亲友，诗曰：
其一
异域风光一纸书，情深语简意盈余。
山长水远乡音渺，只道珍重信莫疏。
其二
江南台北水盈盈，千里诗传骨肉情。
海峡于今冰解冻，待君促膝话平生。
五、两岸交往
(一)接待老友沈友梅
1988年3月12日，宁波市台胞台属联谊会成立时，市委领导叫我兼任该会会长。我们通过台联会干部李立中同志与他在台湾逐步开展交往。同年4月2日，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组成七十五人返乡探亲团，李子瑜先生任团长，第一次组团返乡探亲，在当时应该说是很有勇气的，因为当时有些在台人士怕到大陆后被共产党扣留，其实这是不了解共产党政策而心存芥蒂的反映。返乡探亲团来甬后，受到宁波台联会的热烈欢迎和地方机构的热情接待，使他们逐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这是宁波与台湾间组团交往的开始，颇具历史意义。
接着，刚刚从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岗位上退下来的沈友梅也怀着惊恐疑惧的心情从台湾来到宁波，他是在大陆“六四”政治风波平息四个月后第一个回乡探亲的人。沈友梅长我十岁，我们是老朋友。我认识友梅兄是在1935年，那时我在上海还是一个大学生，出于爱国爱乡的热忱，把在外地的宁波籍大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四明学会”，并被选为总会理事会主席，所做工作除联络感情、研究学术外，主要是敦促政府对日抗战和推进宁波家乡应兴应革事宜。为此常要和同乡会会务主任张申之先生打交道。有一次，鄞县县长陈宝麟率宁波代表团到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来，友梅兄也是其中之一，他那时是代表国民党鄞县县党部的，年仅三十出头，风华正茂，我们在宁波旅沪同乡会里相识了，谈得很投机，得知他也是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的人。我和友梅兄相识虽早，但处境各异，他很早就从事国民党的基层工作，我是学法律的，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所以平时很少联系，直到1937年我回宁波挂牌当律师，我们才有碰面的机会。后来，他到国民党镇海县党部去当书记长，也常回宁波。真正彼此理解的开始，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宁波沦陷后，不少人落水了，友梅兄与我都抱着与国家民族共存亡的决心，跑到最艰苦的山区里去过游击生活。那时重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约我去任秘书，我正整装待发，可是地方人士希望我办学校收容流亡学生，我就留下来，于1941年8月首先在柏坑恢复“奉化中学”。1942年起，汪焕章先生所主持的“鄞县县立临时联合中学”、沈友梅所主持的“定象联中”先后在宁海成立。这三所学校，收容了大量流亡学生，在反奴化教育上作出了各自的努力，我们之间在精神上有了进一步靠拢和理解。抗战胜利后，我回宁波仍操律师旧业，友梅兄除了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外，还办宁波《大报》和忙于地方事务。这时候为开发东钱湖，浙江省政府建设厅聘鄞县、奉化、镇海三县代表性人士组成”东钱湖水利参事会”，友梅兄和我都被聘为参事，这算是我们第一次共事。可惜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此举只能是纸上谈兵，东钱湖的真正开发，则是解放后的事，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后才起步的。
我和友梅兄虽共过事，有不少想法也是一致的，但在对国民党的态度上是不一致的。他对当时国民党CC系始终是忠心耿耿的。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非常信服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思想，追求“世界大同”。看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并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就对现实不满，要发牢骚。我曾发表一篇《孟子好辩》的杂文，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我胞兄觉吾害怕起来，代我加入了国民党，这已是1940年的事了。抗战胜利后，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我被任命为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长，实际上仅是挂名，仍在宁波以律师职业为生。后来县党部里CC分子向国民党中央监委会告发说我常川驻甬，不问党务。省党部派友梅兄来奉化秘密考查。这时友梅兄在宁波已经很红，不但是国民党鄞县县党部执行委员，而且是省参议员、省社会处浙东区督导员、《宁波日报》社社长。他向奉化各界了解情况后，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文件给我看，要我为维持奉化的局面稳定继续做挂名的书记长，并说对于我的为人有了深入的了解。至此，我们精神上又靠拢了一步。
1947年，第一届行宪立法委员选举，他和我都是参加竞选者之一，我在好多参选人中，侥幸票多当选，后来到南京任立法委员，友梅兄是候补委员。我到南京后，看到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先进，就竭力主张国共和谈，极希望出现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来刷新政治，实现孙中山先生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宁波解放前夕，友梅兄和我先后去定海。他是主动地坚决地到了定海，积极地办《浙海日报》，为国民党服务；而我耳闻共产党办事认真廉洁、朝气蓬勃，故本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思想，拒不出席国民党立法院在广州召开的会议，接着便是由台湾转定海返回宁波。台湾当局把我定为附共的叛徒而除名，由沈友梅补为正式“立法委员”。又因为大陆已经解放，国民党原定四年一届的“立法委员”到了台湾不能再行选举而成为终身职。友梅兄在台湾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长达四十年之久，却始终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后来因为台湾民进党大骂国民党这批老年委员为“老贼”，他受气不过，第一个从台湾国民党“立法院”中退掉了“立法委员”的职务，得到美国舆论界的称赞。他兼任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的时间最长，影响亦最大。
他这次返乡，极力避免与地方党政人员的接触，但提出要与我晤面话旧。会面时，为了尊重他的意愿，我们也没有谈政治问题，主要谈些海峡两岸的交流。我谈到书画交流、台胞墓园的设置等等问题，他都非常赞成。他说，回台湾后可与同乡会商量进行。这时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虽然已是虞舜，而同乡会里的实权人物姜涤萍等都是他的老部属，所以他的影响力仍然是很大的。他听到我正在组织“宁波诗社”，很感兴趣，他说他也要成立“宁波诗社台湾分社”，还拟具了名单。就这样，我们与台北市宁波同乡会间文化上的交流悄悄开始了。
(二)举办“海峡两岸宁波乡情书画展”
假使说李子瑜组团来甬是海峡两岸关系解冻以后的开端，具有突破的意义，那么，“海峡两岸宁波乡情书画展览会”的举行，则是以后甬台两地不断进行组团互访的显明座标。我想有沈友梅这个老友在台湾宁波同乡会里做思想发动工作，两岸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就方便多了，后来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又由沈友梅口中常提起的热心人士原常务理事王雄夫继任，这就更为有利了。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亲笔信，还附了政协常务副主席余成委托副秘书长俞维钧草拟的举办“海峡两岸宁波乡情书画展览会”的具体办法，邮寄给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经该会理事会慎重讨论，完全同意我的建议，该会《宁波同乡月刊》详尽记载了这次理事会讨论经过。这次“宁波乡情书画展览会”在宁波展出的事项始终是由政协办公厅主持的，当然台联会也参与了其事。双方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海峡两岸宁波乡情书画展览会”于1991年分别在台北和宁波两市先后隆重举行。首先于9月10日至15日中秋期间在台北市社教馆揭幕，台湾各界名流和甬籍人士近千人参加了开幕式和招待会，仅花蓝就有一百只。展览会结束后，一百件展品(参展双方各五十件)由该会常务理事张行周、姜涤萍负责于9月25日运抵宁波台联会。10月12日，在宁波市展览馆三楼展厅展出一周。前来参观的除本市各界人士外，尚有北京、天津、山东、上海及外国旅甬友人。而在台湾的浙江省各地旅台同乡会有十多个民间组织派代表参加，气氛热烈，极一时之盛。我以宁波台联会会长名义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我说：“这次展览的成功，首先应该感谢台北市宁波同乡会对我们热情的支持。我们这次展出的书画作品共一百幅，这个数字，是吉祥的象征，宁波人常常用‘百’字来象征和合、团圆。这次展览已于今年中秋节在台北市展出，体现了两岸同胞切盼团圆之意。今天在宁波展出，适逢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更赋有深刻的含义。这些都充分说明我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愿望。”这些愿望，归纳起来是三条：一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二是增进乡情乡谊和同胞手足之情；三是盼望祖国早日统—。《宁波日报》和台湾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的机关刊物《宁波同乡月刊》以及台湾其他报刊都登载了此次展览会开幕、闭幕的消息，还加以评论，电台、电视台也播映了有关新闻。这次展览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这样说，它拓宽了宁波市与台湾宁波同乡会间组团互访的领域。
(三)两岸大学生聚首话乡情
不久，宁波台联会和台北宁波同乡会还联合发起和组办了“海峡两岸宁波籍大学生夏令营”活动，意义深远。其间，王雄夫出力甚多，功德无量。1993年夏，由我以宁波台胞台属联谊会会长名义和宁波大学负责人共同邀请台湾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王雄夫先生为团长的宁波籍优秀大学生二十人来甬访问。同年8月10日，他们顺利来到宁波，在宁波大学体育馆开营，我亲自到宁波大学去致欢迎词。仪式结束后，台湾学生代表团副团长要我合摄照片，我问她原因，她说：“我爷爷时常提到您，这次来，要我和您老人家合摄一张照片带回去给他看，作一个纪念。”我欣然应命。后来又有一个女大学生要与我合影，我问她原因，她回答：“我爸爸是您的学生，爸爸要我将他老师的照片带回去作个纪念。”这样的照片一共拍了五张，心里乐滋滋的，真是胜似一家亲。
过了十天，这批台北大学生还去了杭州，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高校学生进行联欢。因为这是两岸交往以来第一次夏令营活动，所以特别受到各界的瞩目。夏令营期间，两岸大学生水乳交融，交流了各项学术活动，考察了北仑港、开发区，参观了故乡的名胜古迹，增进了双方的了解与友谊，爱国爱乡之忱，跃然可见，两岸青年学生之心，更加贴近了。8月19日，该团营期圆满结束，由杭州飞返台湾，我写了一首诗以送其行。诗曰：
两岸青年聚一堂，取长补短话家常。
开营甬上飘新帜，涉足明州认祖乡。
携手同商利国策，并肩共写兴邦方。
难忘临别殷勤意，相互声声祝寿康。
这首诗后来分别发表在《宁波日报》和《团结报》上。
1995年夏，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王雄夫依约以台北市宁波同乡会与台湾文化大学的名义出面邀请宁波大学二十名学生组团赴台湾访问。中共宁波市委非常重视这项活动，决定由我任团长、宁波大学教授贺建时为副团长、宁波台联会副会长倪冽然为助理率队前往。
当时我想趁此机会，分别访问台湾旧好，做些政策宣传工作，亦属得计。谁料台湾当局熟知我原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秘密逃回大陆种种详情，不准所请，临时改由宁波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董伯云充任。以贺建时为团长、董伯云为副团长，助理仍是倪冽然，他们三人为领队，共二十八人赴台。据他们回来告知，这次在台活动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可惜，我未能亲临其境，成为终身遗憾。
六、乡邦文献
(一)组织“宁波诗社”及其它
1986年，我与宁波大学副校长兼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裘克安商讨，为弘扬民族文化、提高创作水平、加强海内外文化艺术交流、加深友情和联谊，拟由宁波市政协和宁波大学共同组织成立“宁波诗社”，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此事经宁波市政协党组同意后，于1987年1月在市政协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推我为社长，宁波大学副教授叶元章为副社长，以示双方合作。后因宁波大学人事变动，就由市政协单独领导，与“宁波书画院”—道并列为市政协的附属机构。
诗社开创之时，我写了一篇《缘启》，以说明诗社的宗旨：浙东素称文物之邦。历代诗人，屡有遗篇；流风余韵，久传不衰。考之往昔，即有诗社之设，肇于宋，盛于明。可稽者有 “甬上诗社”、“龙山诗巢”等。当今盛世，百花齐放，允宜兴雅颂，倡弦歌，发三江之遐思，开四明之新风。以诗会友，广联海内外吟坛；互通声气，共促精神文明建设。嘤嘤其鸣，同声相应，促进祖国统一；灼灼其花，文明广披，共襄中华民族振兴。爰结诗社，切磋吟咏，凡我同好，盍兴乎来!
在自愿入社、严格审查的原则下，逐步吸收社员，现有社员约九十名，团结了一批社会贤达。自创始至今巳出版了《宁波吟草》三十一期，专集有《宁波诗词》两集(第一集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宁波诗选》等。在此期间，我个人还于1991年10月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天涯芳草庐诗稿》，公开发行，并谬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作序。
宁波诗社还与美国四海诗社、香港联谜社、台湾艺文交流社经常联系。美籍华人戴钦才欣然担任宁波诗社名誉顾问，其《七十述怀》发表后，反响强烈，宁波诗社社友及港、澳、台、美、日诗人相唱和者达数十人；“两岸诗魂绕，同吟统一篇”，似高山流水遇知音，大有意义。这里要着重谈一谈《宁波耆旧诗》的编纂。宁波素称历史文化名邦，人物辈出。发而为诗歌，洋洋洒洒，美不胜收，倘不及时汇而辑之，未免归于湮没，甚为惋惜。明末清初，邑人李杲堂先生辑《甬上耆旧诗》四十卷，始自越大夫文种，止于明隆庆、万历年间，共收诗三千余首。于是乡贤之遗作，蔚然成集。后数十年，至清乾隆间，全谢山先生又继而续之，辑《续甬上耆旧诗》，始于明隆庆、万历，止于清乾隆年间，共一百二十卷，收诗一万五千九百余首，作者六百余人。诗中充满雅音，洋溢正气，不但保存乡邦文献，而且亦见一代人心风俗，存盛衰隆亏之异迹，以补国史之不足，于后人大有裨益。自清乾隆至民国，已历二百余年，其间乡贤之优秀遗作，汗牛充栋，虽张寿镛先生等有《四明丛书》之辑，惜无系统整理，散珠遗玉，所在多有。我和宁波诗社同仁，有鉴于此，因有编纂《宁波耆旧诗》之举，以冀保存桑梓文化于万一，庶几有启于来者。自1990年春成立 “宁波耆旧诗编辑委员会”，我任总编纂，主编桑文磁，副主编郑学溥、叶元章，编辑周律之、李友聪、沈元魁、郁从周、曹厚德、陈道生等，在阿育王寺设编辑室，以不取报酬的奉献精神，孜孜经营三年有余。经全体编辑人员艰辛工作，承蒙市县领导之嘉许、社会贤达之协助、海外华人及港台同胞之鼓励与资助，更蒙阿育王寺通一方丈之支持、各县市采访编辑同志之努力，至1993年2月，此编自清乾隆起至辛亥革命止、共收诗四千四百余首、作者一千八百余人、计约六十万字(出版数字)的诗稿由团结出版社于1994年12月正式出版。这部诗集虽不敢与先贤之集媲美，但已为此立一个框架，为保存乡邦文献，也算尽了一份心力。新编《宁波耆旧诗》一书之成，非一人所能，期间参与者有诸多感人事迹，在此记述一二，以为留念。编纂《宁波耆旧诗》是我和诗社同仁们自发而起，故没有经费，条件匮乏。然困难并没有阻止诗社同仁们的大志，如本书的采编人员不顾年老体弱，四处寻访，多方搜求，有时远涉山水，东奔西走，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桑文磁、郑学溥、陈道生三位先生，以古稀之年，矢志编选此书，并自始至终不遗余力。三年间，草堂夜雨，萧寺寒风，辛苦种种，从浩如烟海的诗作中取其精华而汇辑，其功甚伟。值得一提的还有为本诗集主校的刘芝春女士。这位已退养的普通女工，只因爱好旧体诗，以十分虔诚的奉献精神承担了诗集的主要校对任务。她不要分文报酬，无怨无悔，日夜加班，和诗社许多老先生们一道为之付出了一腔热情和心血。诗社老同志们团结共事，气氛和谐，大家经常是冷面包一只，凉开水—杯，我称之谓“鲁迅精神”、“诗社风格”。
(二)与《宁波市志》的一点渊源
除组织“宁波诗社”及总编《宁波耆旧诗》外，我与《宁波市志》的编纂还有一段渊源。前次提到的庄禹梅先生临终前把他多年积撰的宁波史志资料交我保存(可惜在“文革”期间，这包资料不翼而飞)，可说是渊源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八十年代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道是“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修志事业提到了议事日程。宁波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历来又有良好的修志传统。为了将宁波方志世代留传，使后人资治有鉴、存史有据、教化可依，1981年8月30日，我遵当时任副市长的时亨起同志指示，向宁波市委、市政府第一次提出了修志的倡议，我在这份题为《〈宁波市志稿〉的初步设想》的倡议书中，从九个方面阐述了修志的若干问题。
1983年9月，时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俞福海同志见到鄞县县政府“关于成立鄞县县志编纂领导小组的通知”后，于同年9月21日，亦向市政府领导提出“建立市志编纂领导机构的建议”。1984年3月，市人大八届二次会议上，李庆坤代表提出了《尽快组织力量，编修宁波市地方志(旧宁波市区)》的议案(邵一萍、竹之筠、沈宗洢等代表共同附议)，他说：“宁波市地方志已有近五十年时间未修。宁波现已成为中外瞩目的开放城市，没有一部全新的地方志，会影响我市今后的全面开发和建设。现全国各省市已先后开始进行修编地方志工作，市属各县亦多已成立组织，着手工作。此项工作繁细艰巨，需时长，需老知识分子、熟于当地史地学知识者主力，如再拖延，将会后继乏人，成事更难，应赶快着手筹办。”贾楚兰代表也提出了《及早开始新市志的编写和地方历史的研究》的议案，表达了共同的心声。同时举行的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赵志勤委员提出《建议编录地方大事纪》的提案。1985年6月，上述议案、提案转市政府办公室承办，俞福海拟就《关于编纂宁波市地方志的实施意见》，报经市有关领导签发后又被搁下来。1986年3月18日，已调任宁波市政协秘书长的俞福海同志在市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再一次大声疾呼，提出《建立宁波市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建议》。他在这份提案中写道：自毛翼虎同志提出建议，至今已四年多了，自我提出第一个方案也有两年半，自去年6月的“难产”夭折，至今也有九个月，市人大、市政协每年例会，年年提，年年不了了之。人生几何，熟悉志史的老人和亲历其事的党政领导老死以后，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此项“抢救”工作再不抓紧，将何以对待后代子孙和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每念及此，夜不能寐，恳切陈词，建议如下，至盼采纳。
1986年12月26日，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正式成立，共有委员二十多人。主任陈文宪(时任中共宁波市委常委、副市长)、副主任由我和俞福海担任。至此，一项浩瀚的修志工程正式拉开序幕。翌年，就开始了以主编俞福海为核心的编纂工作。
此外，我还参与了《奉化市志》的编纂工作。这是因为我生于奉化、长于奉化，后又长期在奉化工作，与奉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又因为我热爱文史工作，故被聘任为《奉化市志》的顾问，实际上我对《奉化市志》的帮忙，却是很有限的，只提供了海外特别是在台人物的情况。《奉化市志》出版后，1994年4月30日，我托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王雄夫带了一部给在台湾的蒋纬国先生。同年6月20日，我接到蒋纬国先生发自台北的回信，言词颇为恒诚。可知志书的作用，不但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也是开展祖国统一工作的有效途径，因为它能唤起各地游子寻根追祖、爱国爱乡之心，从而形成一种牢固的凝聚力。
(三)参与发起创办明州大学
参与发起创办明州大学，是我这时期所关注的地方文化事业的又一件事情。记得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张寿镛氏等先辈倡议筹办“四明大学”，我为宁波有自己的大学而骄傲，自己也想进四明大学读书。终因办大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内设四明大学奖学基金会，很感失望。
1992年，宁波有一批刚从大专院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同志如戴竹罄、戴开仁、洪万辰等，鉴于宁波高等教育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又成为沿海地区计划单列城市，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人才需求更显突出。为提高青年文化素质，他们有组建一所私立大学的打算。那时我正因骨折住在宁波市第一医院，他们到医院来看我，要我签名发起。我认为办高等教育是一件大好事，就在病床上签了字。后蒙宁波市委、市政府批准，于1993年2月19日成立明州大学筹备组，我任顾问，暂借宁波市教育学院部分校舍为校址。秋季，按国家计划招收了财务会计、对外贸易、房地产经营管理三个专业，共一百名学生，进入了边筹建、边办学的阶段。学校成立董事会，以应昌期为名誉董事长，项秉炎为董事长，我为名誉校长，正校长暂缺，戴开仁为常务副校长，戴竹罄为书记。我还推荐海外著名企业家朱英彪、美国陈学明博士、香港企业家闻儒根、台湾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王雄夫为名誉董事。其间我曾发信海外朋友，为明州大学筹集资金，以改善办学条件，先后得到朱英彪先生捐资美金二万元、沈友梅先生捐资美金一万元，以及美国陈学明博士、张富康先生等的捐款。闻儒根先生还亲自跑到我家，说因刚为家乡公益事业捐了资，容他后一步再来捐资，其盛意可感。为专款专用计，我建议将已筹得的朱英彪先生捐资二万美金，以朱英彪先生母亲名义改为“明州大学王灵娣奖学基金”，加上原沈友梅先生捐资一万美金而设的“沈氏奖学基金”，共有两个基金了。
后因具体困难，经多方研究，把该校的行政管理权归并于宁波高等专科学校，仍存“明州大学”校名，实行一校两制。1996年，又一度与宁波久灵集团公司合作，恢复明州大学的实体。现仍依托于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勉力做些培养人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