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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文史之窗文史汇编《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我当永耀电力公司经理时的一段经历
字号:[  ] 发布日期:2015-09-16  信息作者:周信涛

  光阴荏苒,一晃四十多个春秋,五十年代初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情景,于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宁波永耀电力公司是宁波近代工业中的一家老企业,也是解放前宁波最大的一家重工业企业。创办于19141223日,厂址设在宁波市北门外的北斗河畔。最初的资金为银元13万元,其中3万元是和丰纱厂附设的战船街电厂全部生财作价投资的,10万元是永耀创办人筹集的。企业的性质是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董事集权制。董事长为虞洽卿,董事有周仰山、孙衡甫、刘鸿生、张鸿卿、史悠风、戴瑞卿,皆为当时“宁波帮”中颇有声望的企业界人士。

  永耀电力公司的全称是“商办宁波永耀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为什么要加上“商办”两字呢?原来在解放前,全国发电厂分两大类:比较大型的发电厂,名义上由政府承办,实际上全由官僚资本操纵;比较小型的电厂,则由各地方民办。当时有这样的情势:凡是办得好的民办电厂,官僚资本认为有利可图的,就用各种借口把它收归“国有”。杭州电厂的前身“大有利”电厂,就有这种遭遇。因此全国民办电厂联合起来,成立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以抵制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的欺压和掠夺。所以永耀电力公司这块照牌上面特地加上“商办”两字。

  永耀公司创办之初,只有两台25千瓦发电机和蒸汽引擎。当时,宁波城墙还没有拆除,公司的输电线路,就利用城墙,在城墙上竖立杆木输送出去的,主要供给江厦商业地段照明之用。而宁波工业用电不多,一则,宁波本来没有什么大的工业;二则,比较大的两家工厂——和丰纱厂和通利源油厂都有自己的蒸汽机连带发电照明。所以50千瓦的发电量已足够商业区的晚间照明了。随着用户的不断增多,公司的发电设备也陆续添置,到了1949年初,已拥有发电设备总装机容量9520千瓦,实际发电量为50006000千瓦。

  抗战期间,永耀公司被日本人强行接管。公司的所有流动资金及材料配件等,皆为伪币不断贬值而亏损殆尽。其时我父周仰山已去世,经理一职由张鸿卿继任。因资金告罄,乃拉励树雄合作,首次增资120万元,翌年又增资500万元(皆为中储币),在当时伪币日夜贬值的情况下,所谓“增资”,实为掠夺。因为,永耀公司按其原有帐面资产总值为120万元,若按当时实际资产总值计,却在600万元到1200万元(按伪币计)之间,今新股东以120万元作为增资,名义上是济困扶危、慷慨解囊,实际上却占据了公司产权的一半,特别是那些无增资能力的股东,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鱼吃小鱼”的牺牲品。后来又增资500万元,原有股东所占的股权,更是微不足道了。于是永耀公司的总经理由励树雄担任。

  抗战胜利后,统治宁波的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俞济民,原拟委派姚逸群接收该公司,后得知该公司有著名的实业家刘鸿生及励树雄等为背景,始觉此块肥肉难噬,仍邀请当时在宁波有相当权势的王文翰出面疏通,王乘机而入,出任公司经理。

  19495月,宁波解放,人民政府鉴于永耀电力公司是宁波唯一的一家动力企业,对全市人民的生产、生活关系极大,仍对该公司实行军事管制,派驻军管人员进厂,维持生产秩序,防止敌人破坏。不久,逃往舟山群岛一带的国民党残部,派遣飞机多次轰炸宁波。19491018日,电厂被炸,停止发电月余,经全力抢修恢复发电。1950517日舟山群岛解放后,电厂全面恢复发电。自1950年至1954年,永耀公司经过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运动,镇压潜伏在公司的反革命分子,开展民主反霸斗争,又通过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斗争和技术革新,面貌焕然一新。

  1950年,永耀电力公司董事会决定由我担任经理(原为副经理)。这件事,据说中共宁波市委也是经过慎重讨论的,认为我“有—定的进步倾向和企业管理能力”,“与旧势力沾染较少”,又是“前经理周仰山的继承人”、“拥有较多的股权”等等。而我自己则对此事毫无思想准备,深感力不从心。因为永耀公司不是一家普通的企业,而是关系着全市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动力企业,与千家万户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旦管理不善而出了毛病,如何向全市人民交代?虽然公司经过镇反和各项民主改革,治安状况有了改善,但还必须时刻加以警惕,不能有丝毫大意和侥幸心理,特别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当时我对共产党的认识还很不足,对党的方针政策往往一知半解,怎么能担负起这个重任呢?

  但董事会既然推举我当经理,市领导亦有此意图,我自然推辞不了,所以我一方面下决心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另一方面,我加强与工商联、市委统战部的联系,有什么事及时向统战部请示汇报,取得谅解和支持。同时,我向市委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市委派干部到永耀公司协助我们开展工作。理由是“电厂是全市的一个重要工业企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厂内虽有工会组织协助工作。但厂内的经营管理及其他事务殊多,我个人鞭长莫及,殊难胜任。务期市委派员前来协助”。我的这个报告,很快得到市委同意。195371日,市委派遣了—名工作同志,前来公司协助我处理日常工作。

  当时我给市委打报告,还有另一层意图,这就是在解放初期,劳资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企业主方面,自然不能像过去那样对工人随心所欲;而工人方面,则往往脱离企业实际,提出许多过份的要求,弄得我疲于奔命,难以招架。特别是永耀公司的工会组织中,有个姓袁的代表,此人不但作风粗暴,而且很不讲理,经常向公司经理争福利、争待遇,所以我请求市委派一名工作干部前来解决劳资矛盾。这位工作同志,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与我个人的关系也不错,他来到公司,得悉工会组织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后,很不赞成,他说:“电厂的福利,已经是全宁波最高最好的了,再提出要求,是太不合理了。其他企业都在看着电厂,向电厂学样。现在大家都有困难,改善福利待遇的要求不能过份。我们电厂不能在这方面带头。”他的话,很合我的心意,过去我常为劳资纠纷操心,几乎化去我精力的一半,自他来了之后,我在这方面就不用操心了。

  195311月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把个体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所以,总路线的提出,在当时的企业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但我的顾虑较小,因为我在上海曾听过不少大报告,知道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特别是陈毅同志有一次在华东区作报告时,引用了一句唐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形容时局,对我的触动很大,很受鼓舞。所以在俞佐宸同志参加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回来后,我代表永耀公司与和丰纱厂、太丰面粉厂、冷藏公司、四明电话公司的负责人一起,于1953年底,率先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并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宣布永耀电力公司为公私合营企业。

  公私合营后的永耀电力公司,经过清产合资,私股资金为500万元,公股资金约10万元,全公司职工共275(不包括资本家)。其中技术人员7名,技工93名,辅助工40名,学徒、练习生22名,职工75名,勤杂工26名,警工8名,其他非生产人员4名。供电地区除宁波市区外,还供给慈城镇、镇海、鄞县等10个城镇和1个军用机场。1953年全年的发电量为1322万度,主要为国防用电、工业用电、市民照明、治安用电、文卫交通用电和部分农业用电。

  根据公私合营的政策规定,一是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按期由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发给私股股东以固定息率的股息,统一为年息五厘,即年息5%。当时规定为7年,后来又延长3年。二是安排人事,规定资方人员凡能工作的都由国家有关部门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给以安置,对需要安排工作职位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要贯彻“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这就是“和平赎买”政策。三是对企业的领导权,要从私股代表手中转移到公股代表手中,这是实行公私合营的核心问题。实行公私合营后的永耀电力公司领导权,自然也要转到公股代表手中。由于市委派到永耀公司的那名工作干部,半年多的工作实践证明,政策水平、工作作风以及工作能力,都比较理想,因此市政府决定委派他为永耀公司的公股代表,直接参加企业的管理,并以公股代表身份进入永耀出司董事会。根据公私合营的有关政策规定,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务,都应该由公股代表担任。市委经过研究,考虑到企业的前途和资本家自身要求进步的前景,决定由刘鸿生继任董事长,第一经理由公股代表担任,我担任第二经理,并在职责上作了明确分工。第一经理掌握公司的全面工作,具体负责公司的计划、财务、人事、保卫部门和发电厂;第二经理掌握生产,具体负责输电和生产技术部门;还有一名副经理(私股)除负责经理室日常事务外,具体负责营业部门和材料及总务部门。

  当时,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对资本家及其知识经验重视不够,使不少私方人员处于“有职无权”的状态,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公私合营后的永耀电力公司,情况则比较好,公私共事关系基本上是协调的,公股经理对我很尊重,有什么事都与我商量,我与他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便于交换意见和磋商工作。但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地存在着“左”的倾向,不少工人和公方代表,害怕与资产阶级分子接近,轻视资本家及其知识经验,对他们的一套经营管理经验,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货色”,所以对他们的建议和意见,也往往不予采纳。有些人甚至认为,与私方人员打交道,就是“丧失立场”。所以那位公股代表后来曾经对人说:“当时我担任公股代表的处境也很困难,特别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比较棘手,真是重不得轻不得。重了,关系就搞不好,违背了党的政策,资本家的积极性和他们的技术专长就难以调动和利用;轻了,关系太紧密了,又可能遭到批评,说我思想右倾,没有原则,没有阶级立场。所以公股代表很难当。”这是他的心底话,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

  尽管我与公股代表的关系不错,在共事关系上在全市范围内来说,也算是好的典型,但我与他之间也曾经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件。这些不愉快事件的产生,有的是出于误会和不理解,有的是由于我学习不够,认识程度上与公股代表有差异,有的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造成隔阂。现在回忆起来,大概有这样几件事:

  一是建造变电所问题。1954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电力供应渐趋紧张,公司需要建造一个变电所才能改善全市的电力供应,建造变电所的工程计划在经理会议上通过了,但建造变电所的费用,则要永耀公司自行负担。我负责召开了几次基建会议,经初步核算,需要30万元经费,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费用支出,公司的全年利润远远抵不上这个数字。虽然在实行公私合营后,企业已归国家所有,资本家的定息以及在职私方人员的工资是分文不少的,企业的盈亏与我们无干,但作为公司经理,我不能不为这笔费用担忧,加上负责搞具体设计的那个人,工作实在拖沓,经我多次催促,仍然拿不出具体计划书来。有人以为这是我的缘故,说我对建造变电所这件事上思想动摇,不肯上马,说我怕多花钱,多投资,得不偿失。令我遗憾的是,连公股代表也有类似看法。这种指责,虽事出有因,但对实情了解不够。后来我请示了省工业厅,又在上海与一些熟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商讨,修订了基建计划,例如按苏联的规格,将原计划13200伏的电压改为10000伏电压,调整了部分器材规格。同时在上海订购器材时,刚巧按新规格订购的器材与原计划的器材价格便宜20%,使费用支出大为减少。

  另一件事是变电所的房子问题,当时我主张利用原有旧厂房,不必拆倒重建,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数万元经费。但有些人表示反对,认为利用旧厂房安装机器不便,布局不合理,拆造重建,方便得多。意见分歧很大。这件事原属我分管范围,如何定夺,虽然有公股代表拿总,但从工作程序上来说,也应该征求我的意见。遗憾的是公方经理没有这样做,在召开基建扩大会议时突然决定拆造重建方案,并得到不少人的响应。会后,我向公股代表提出意见,不同意会议所作的决定。他说,为什么不在会议上提出来,现在要推翻会议的决定是不妥当的。从此之后,我一度消沉起来,我曾经向市委统战部反映,“我没有工作可做了”,成了“看戏”的了。我的这个反映,后来被那位公股代表知道了,他没有生气,有一天,他笑着对我说;“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好吗?”我说:“好!”他说:“你我已相处一年多了,彼此之间的性格脾气都知道,所以谈的时候一定要开诚布公,有什么谈什么,谈错了大家都不要见怪,也不要生气,你看好吗?”我说:“好!”  我们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会议问题,就是哪些会议我们资方人员可以参加,哪些会议不可以参加的问题。因为有一次由公股经理主持的会议上,厂内有二位高级技术人员都参加了,我作为公司的经理,却未被邀参加,心里很不痛快。他听后愣了一楞,后来才笑道:“厂里各种会议,包括行政会议,私股代表都可参加,只是党内的会议,作为资本家是不能参加的。那次我们召开党支部委员会,二位技术人员是列席参加的,对这件事,你应该理解。”我一想不错,资本家怎好参加共产党党内的会议呢?再说厂内的其他会议,我确实都是参加了的,甚至在一次工会会员大会上,我还作过发言呢。这说明我对会议制度理解不够,以致误会。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尽职尽责问题。我说经理室既有分工,应该明确职责,有些事可以商量,但不能越俎代疱,多加干预。我的意思是明确的,主要是指那次利用旧厂房还是拆造重建变电所问题,他听后静默片刻,说:“那次基建会议,事先没有与你充分协商,的确不对。”接着又说:“但是你在工作中也没有很好的担负职责,往往离开了工作计划,离开了决议,有时候在执行计划中变来变去,使计划难以实现,你说是么?”我说;“这情况是存在的,但我的处境困难,作为私方经理,没有威信,有些话说了不起作用,叫我怎么办呢?”他说:“这是一个大气候问题,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切实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对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他表示愿在职工群众中多做工作,以利于厂内工作的开展。至于威信问题,他说:“威信要在工作中树立,要在尽职尽责中树立,如果你们的工作确实尽职尽责,作出成绩,在群众中也就有威信了。所谓‘实至名归’,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出自腑肺的谈话,我听了以后很感动。

  第三个问题是公私股代表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你我之间,是合作共事关系,我们应当团结合作,共同把企业办好。”他又说:“私方人员中间的思想认识问题,希望你协助我多做说服工作。”

  这次交换意见,效果很好,较长时间以来我与公股代表之间存在的一些隔阂都消除了,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次教育,得益匪浅,使我在今后的生产管理、工作方法、待人接物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后来我曾向市委统战部反映,可以将永耀公司公私合作共事关系的经验在全市其他企业中介绍。因为在一些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公私共事关系很不正常,公私厂长或经理虽然同坐一个办公室,但却是“相敬如宾”、“相对无言”、“相安无事”,犹如陌路。而我们永耀电力公司的那位公股代表在做好对资本家的团结工作方面,是有水平的,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坚持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得团结的原则。在当时“左”的倾向已经抬头,稍有不慎,就会招致“立场问题”责难的情况下,他能如此守正不移,实事求是,是难能可贵的。后来,在一次经验交流会上,公股代表总结了永耀公司如何团结资本家的经验,这就是:一是适当安排资方人员的职位,以利于发挥资方人员对企业的管理和技术指导才能;二是对资方人员加以重视和爱护;三是要让资方人员有职有权,把企业的生产任务交由他们负责;四是做好资方人员的思想工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五是及时交换意见。这些措施,符合陈云同志提出的关于团结和使用好资本家的知识及其经验的指示精神,我认为是很好的。

  我与这位公股代表相处了三年。1956年下半年,我脱产到宁波市工商联工作,以后永耀公司的公私关系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以上是我对公私合营这段时期的回忆,于今想来,也是颇有意义的。

作者:周信涛,宁波市人。建国后曾任宁波市永耀电力公司副经理、经理、宁波市工商联主委、宁波市总商会会长。一,二、三届市人大代表;四、五、六届市人大常委,一、二、四届市政协常委,七至九届市政协副主席,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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