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11年1月15日(农历庚戌12月15日)，到如今已超过85岁整龄了。市政协文史处的同志约我写自传，婉辞不能。古今中外写自传的不乏其人，但这需要有条件，至少其人有异于常人处，即使不曾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至少也得有些隽言雅事。我平生庸庸碌碌，既无甚么大事，也无多少雅言，殊感无处着墨。转念自己幼读父书，长承师教，二十年学生，六十年教人。八十多年时光，就是在教与学中度过。故以“我的学习与教学”为题，代替“自传”这个与我身份不相称的大标题，兹成此篇。

　　出身与家庭教育

　　我出生在宁波市区的世家望族所谓“砌街李氏”，始祖李显忠原为宋代抗金名将，扈康王赵构南渡，其子孙遂迁家建族于甬。至明清之际，我家祖先李枫、李邺嗣(人称“杲堂先生”)父子和兄弟子侄又以士大夫身份举义抗清，多人慷慨殉节。其后杲堂及其子李暾(人称“东门先生”)，与黄宗羲兄弟、万泰父子等砥励名节，互为师友，蔚成“浙东学派”。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迫开埠，商风大兴，我家弃文经商，转为商业大户。

　　二十世纪初年，当我出生时，家庭开始走向没落。虽然祖父母健在，父亲兄弟五人，我们孙儿辈兄弟姐妹二三十人，男女佣人如云，食客盈门，但家资日浅，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祖父聘有教师三、四人，长年设“书房”教授孙子一辈。

　　我的父亲李抟九是他们弟兄中的老二，唯一有文化素养的人，通史学，善诗文，好书法，18岁就考上秀才。他为人清高，慷慨好施与。我是他的长子，他鉴于家境日趋衰败，感到有改弦易辙的必要。决心接先祖的薪传，教子读书，重振文化家庭的传统。但他又不愿送我进入祖父所设的“书房”，所以，亲自教我识字习文。1915年，我正式上学。父亲先教我习毛笔正楷字，边写边示范，教我怎样磨墨、濡笔、握笔、运笔，然后即写临摹。内容是物名与简单语句。一面习字，一面识字，改变一般幼儿教学的成规。从此由浅入深，用《中华故事》当教本，灌输历史知识和文句。然后教读《左传》、唐宋八大家文章、《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选编、《战国策》、《礼记》等古典著作。指定以《左传》为重点，逐章逐篇，熟读背诵，后来还督促我自学《论语》、《孟子》以及“诸子”诸书，学会天天看报，阅杂志，养成习惯。每天上午4小时正课，下午自己安排习字作文。这样，从1915年至1924年，长达10个年头。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堂兄弟辈先后离开“书房”，有的去经商，有的入学校，而我没有穷尽地钻在古书堆中，逐渐不安心起来。父亲则因连年家庭多故(如我祖母亡故、我的两姐一弟相继夭殇、叔伯辈兄弟分居等)，终致大病经年，对我的教学亦日益松懈。我于是从古书堆中自动解放出来，多半时间沉浸在小说杂书，有时奔走附近日新街书店搜寻自己爱好的各种书籍，几乎无管束地消磨时光。1922年，我已届11足岁了，在母亲的同意和支持下，自己去邻近的群学社小学夜间补习学校就读英语和数学。不久，还把该校的教师冯邦达先生请了来，给我补习英语和数学。1924年夏，我以同等学历考入宁波效实中学。

　　回忆当年父亲的教学，虽以线装古籍书为主，但也奖励我自由阅读，为我讲述一些他所知道的国内外重要时事。稍长，指导我阅报、读杂志，允许我课余看小说及各种古今人写的读书札记，告诫读书要广博，在广博中求精；读古文一定要背诵，熟能生巧。所有这些对我一辈子的学习都是有帮助的。

　　二、学校教育

　　1924年秋，我进效实中学学习。从入学那天开始，我决心改变

　　自己的生活习惯，于是在校住宿。其时，中学刚从四年制改为六年制不久，初中四年，高中二年；至高中，则分文、理科教学。

　　我在校6年，先后两任校长为陈夏常(谦夫)先生和冯度(威博)先生，均为当代教育界名流。效实中学由校舍简陋到逐步扩展，充实图书仪器，两位校长功莫大焉。此外，效实教师向来多属饱学之士，热爱学校，专心教育，数十年如一日。我初入学，初一年级分甲、乙两班，计学生百余人。各科教师几乎都是跟班任课，很少更动，例如语文教师童第德(藻孙)、英语教师翁文涛(爵年)、数学教师蔡曾祜(箴五)，都属浙江名师，且随级任课，至少连续四年。另如地理教师蔡芝卿(和铿)，文字学兼语文教师马瀛(涯民，后任教务主任)亦都属硕学名师、德高望重之辈。

　　效实中学教育要求高，制度严。旧时代办学，各有不同标准，教材自由选择。那时效实采用教课书，一向从三年级开始，除国文和中国史外，多数科目采用英文教材。这一做法虽有过当，但对于提高科学与外文水平，为大学深造创造有利条件，是有作用的。学校对学生升留级自有一套较严格的制度，例如某一科不及格，下学期开学可以补考，但必须考到70分才算及格，因此淘汰留级率高。回忆我们一届两班，初一时有百余人，到高中分文、理两班时，文科班仅有4人，理科班只有11人。到最后毕业，文科3人，理科7人，共10人，为初一入学人数的10%。所以过去有人批评，效实高质量，是“残酷淘汰”的结果。这一偏向，到解放后才得以纠正。但是也应该看到，初进一年级的百人中，许多人因宁波地方已有近百年的重商传统，中途陆续离校就商，并非全因被淘汰而辍学。

　　就我个人来说，在校期间，深蒙学校良好的教风、学风的熏陶。我看到多数教师不仅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卓有建树，而且安于清贫，坚守岗位，虽每周任课达20多小时，仍好学不倦，不断地充实自己。如蔡箴五师，除天天写好精细的备课笔记外，还作读书札记，数十年来，从不间断。至晚年退休，他把所有笔记、札记和有关数学资料、书籍全部捐献给学校，至今青年教师仍深受其益。他早年患有严重胃病，不能吃硬米饭，每天一手提书包，一手提粥盒来校。上课时流鼻血，随手用棉花球堵塞鼻孔，教学从不停顿。下课时在办公室和家里各设一高几，因胃下垂不能久坐，常站着改卷备课。马涯民师精通文字学，他所编著的《学生字典》为当时全国中小学生所普遍备用，他在教课和兼教务工作之暇，还钻研各地古今方言的变异，蔚成专家。翁文涛师精通英语，还长期进修建筑学，为学校设计、监工建成中山厅办公楼。我之所以在中学时较早地选定以教育工作为终身职业，就是受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致。

　　当然我在效实学习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1925年北伐军兴，浙江为大军阀孙传芳割据，学校被迫停顿。1926年春，母亲患腥红热症去世，我遭传染险些丧命。大病后休养近一个学期，幸赖学校认为我平时成绩尚好，准许参加学期考试仍得升级。但母逝以后，父又病作，家庭乏主，一片混乱。

　　1927年，蒋介石背叛大革命，白色恐怖笼罩甬城，学校成为国民党反动派注意的中心，教育秩序时遭干扰。是年，校长陈谦夫师被迫去职，校局更形不安。1928年夏，我在家国多难中读完了初中4年，升入高中文科班。在高中两年里，学校新聘来一位大学史学系毕业的教师程文藻，专授世界历史。如前所说，我在父亲的教导下，已对中国史知识有了一定根底，所以，我自审将来成为一个历史学的教学工作者最为适宜，于是在历史教师程文藻师的指导下，课余多在图书馆借阅中外历史书籍，以便将来升大学攻读史学专业。

　　1930年夏，我在效实高中毕业。当时，有这样一个风气，效实毕业生虽可享受免试升大学(如上海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的优厚待遇，然而以凭自己实力考上国立大学为荣，所以，不少毕业生竞相参试。我考上了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史政系。在浙大半年，因史政系侧重政治学，非我们志趣，于是集体向代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邵裴子先生请愿，要求转学。邵先生系作风开明的老教育家，尊重学生合理要求，于学期末，按照学生自填志愿，分别与北大、清华、中央三所大学协商，结果，我得保送转学至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

　　1931年，我进入“中大”学习。刚过一个学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大中学生几十万人云集南京，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中大”被迫解散，学生被武装军警驱逐回家，“听候甄别”。次年春，学生回校，接受不合理的“甄别”考试，重新承认学籍，复学上课。从此，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高压政策下，我们只好埋头读书。所幸当时“中大”名师荟萃，多数教师敢于在法西斯统治和列强炮舰的威胁恐吓下，亢颜大庠，坚守岗位，师生团结，不屈不挠。在我们史学系中，就有缪风霖讲师慷慨讽谕，借古论今；沈刚伯教授渊博深邃，讲学如行云流水；朱希祖教授治学严谨，专授明史；萧一山讲师精研清史，自成巨著。这些老师，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民族气节，不畏强暴，借古论今，对我们学生确实起到了春花秋实的培育塑造作用。我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经过4年的学习，终于1934年夏毕业。在最后一个学年里，经缪风霖师的精心指导，我写成一篇较有独到见解的毕业论文《秦文化考》，取得了文学士学位，结束了将近20年的学生时代。这年，我已23足岁又6个月了。

　　三、教书生涯

　　1934年，我大学毕业的那年，南京发生日人“藏本失踪事件”，下关敌舰，卸下炮衣，随时准备轰击首都；蒋介石甘心降敌，倾注全力，向江西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内忧外患，濒临亡国。六朝名都，已非首善之区；台城烟柳，弥漫乌烟瘴气。我对南京，已无留恋之意。不从政，不经商，当教师教历史，我早有抉择。好在我所学专业在当时重理轻文的社会风气下虽是一个“冷门”学科，但正因为专业教师奇缺，反而受到中学教学的需要和欢迎，几成“热门”。我应鄞县女子中学校长杨菊庭先生之邀，即于是年秋任鄞县女中史地教师，兼效实和正始两校的历史课，开始了执教生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举家随校迁居鄞西风岙市，工作仍以县立女中为主，就近兼任省立高级工业学校“中国通史”和鄞县高级商校“国际贸易史”和“商业地理”课教学。地理和商业史均非我所长，又学校迁乡，资料匮乏，所以只好边教边学，自编讲义，此时始感“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之真谛，由此促使我加强自学进修，努力扩大知识面。后因妻多产久病，老父又于1939年客死乡寓，家务日繁，不得不辞去在母校的兼职工作，专注史地教学。

　　我那时已任教五载，感到当教师不易，当史地教师尤难，一则地理学知识得从头学起，二来要不断充实哲学等其它学科知识。在实际教学中，我深知“知今而不知古，是谓盲瞽；知古而不知今，是谓陆沉”的道理，不宁唯是，中外历史息息相关，不可任意割裂，厚此薄彼，所以，教历史就得注意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同时还必须留意六个“W”，即where(地)、when(时)、who(人)、what(事)、how(过程)、why(原因)等，忽略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历史。治史讲史，要在力求真实，直言不讳，这便是史德。但真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这是自古皆然的道理。我那时因愤世疾俗，直言不讳，常常触禁犯忌。政治上偏右的人说我“左”，而偏左者讥我“右”；求知者说我空言无益，爱护我的人恐我狂言招祸；有的学校慕名聘我，有的学校打算辞退我。曾有人投恐吓信，邮寄枪弹，附条祝我“一路顺风”。我则主意在胸，我行我素。记得当时我任课最多的一所学校校长，善于见人之长，奖掖后进，素为我所敬仰。他通晓乡土文物掌故，曾发现、鉴定乡邦许多文献古迹，并集资修葺。他知我爱好书法，把家藏碑帖全部相赠，勉我天天临摹。然而他对上司奉命唯谨，忽然有一天，他派人来对我说，上级有指示，凡中学教师必须参加国民党，问我意向，我便回答：“你们有信仰自由，我有不信仰自由，倘使强要干涉我的自由，可以按照你们规定，我上午上完课，下午就离校。”来人悻悻而去，也就没有下文了。

　　1941年4月，宁波沦陷，学校解散，我匆促间携老弱幼少十余口在乡间流迁，途中妻又生第七子，于无可奈何中，回到宁波沦陷区故居。原准备闭门家居，但在敌寇铁蹄下，环境险恶，伪办学校把我们这些赋闲教师作为延聘对象，软硬兼施，难于应付。其时，有些原效实中学的学生家长不愿送子弟到伪校读书，私下寻觅家庭教师，于是由留居沦陷区的文化人沈曼卿、王荫亭和裘公洨夫妇等为代表，敦请效实原教务主任蔡箴五师和老年教师叶建之师筹办补习学塾。再由蔡、叶出面，邀原效实英语教师陈季泉、语文教师方余甫、休业在家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郑佐卿(系效实毕业生)和我共6人为任课教师，蒙白衣寺小学一位教师(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支持和寺僧们的慷慨相助，无偿拨给僧舍两间，作为教室之用，办起了一所有学生20余人的私塾，定名为“求实学杜”。后来学生增至60多人，改在镇明路一所业已闭歇的当铺房子里办学，直到日寇投降。后效实复校，“学社”师生大部分并入其内。“求实学社”虽属私塾，但也常常遭到敌伪的干扰勒索。蔡、叶两位老师曾被占驻原效实中学校舍的敌伪司令部的伪师长传去讯审一整天，幸亏该伪师长曾是原宁波某中学的毕业生，与两位教师有师生之谊，故侥幸得到释放。

　　我在“学社”仍担任历史课，采取史地、中外混合法教学，并多为专题讲座，如“欧洲殖民史与中国近百年国耻史”、“世界各族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的起源、发展与多民族整体的形成”、“世界古代文明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中外文化的交流”、“世界交通史”、“中国列代忠奸简介”等等。我上课不备讲稿，不带书本，只拿两支粉笔，对学生常说：我是来讲学的，你们没有教科书，也不必做笔记。学生听后将心得体会随意做篇作文，作为考核成绩。

　　“学社”每学期收费为米6斗，分两次交纳，以便随时遇不测而解散。从1941年10月到1945年8月，历时达4年之久。我们教师每月工资收入约米200斤，此时，我家人多吃口重，伙食难继，幼女乏乳，竟致饿死。我便卖去砌石街祖宗旧居，迁居公园路，与镇明路“学社”相距仅为百来公尺，天天往来家和“学社”两点一线之间，精神物质两受非人之苦。那时每逢学生学业告一段落或内迁离去，向我索句留念，我常题写陆放翁诗句“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山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或“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相赠，心境的凄怆可以想见。岂料八年艰苦抗战过后，等来的“王师”竟是劫收大员，真是苍生不幸！

　　1945年10月25日，停顿4年半的效实中学复校开课，我回母校任世界史地教师，久经离乱，重返母校，心情为之一爽。于是我把家事重担全部交弱妻肩负，一心扑在教学上。但时值内战爆发，市面通货膨涨，工资收入有限，家中细软，又罗掘一空，处境甚为艰难，有时不得不靠举借高利贷度日。

　　我同效实中学骨肉相连，休戚与共，直到现在，虽退休闲居，仍时时关心。这其间自然由于她是我的母校，一生根源所系，更重要的是效实的校风、教风、学风感人至深，特别是师长们的循循教导，令我终生难忘。如蔡箴五师连续对我授业达五年之久，言传身教，获益尤多。在沦陷时．我们患难相处，合作共事，彼此相知更深。复校以后，蔡师仍任教务主任。我当时专任教员不问校事，但蔡师把我的工作室，特地安排在教务处，整日同他一起备课、工作、学习，可谓精心培育。1947年，镇海一位士绅创办一所新中学，挽蔡师邀我出任校长。他们根据我的性情和志趣，给我以优惠待遇：一不强求参加国民党；二不强求参加社会活动；三使用经费实报实销，不硬定预算；四用人、行政独立自主，不加干预。我经过犹豫，还是婉辞不就。蔡师深表理解。知遇之感，唯此为深!

　　四、行政工作

　　40年代末，临近解放前夕，政局混乱，不少原在外地的工作人员纷纷回故里谋求工作。“知识分子”的捷径则是挽亲投友，谋当教师。因此，一段时间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学校在当时原已不是清净之地，至此更加复杂起来。曾在国民党政治圈子中人摇身一变，以教育阵地作为隐身潜伏之所。他们以特有的政治“长才”，伪装进步，以“革命”姿态互相勾结拉拢，坐待时机。

　　1949年5月，宁波解放，老校长(冯度师)自动辞职，效实群龙无首。而军管会一时不能像对待公立学校那样对私立学校实行接收，所以，效实暂时维持现状，由师生自治，安定教育秩序。新进的教师就利用这一时机，按照当时私立学校的领导班子可以通过师生民主选举的暂行规定，以所谓“合法”的手段攫取了教导、总务、生活管理三部主任以及工会主席要职。我当时既不愿自己所热爱的母校遭受破坏，又深信在全国解放、万事更新的大好形势下，党和政府一定会按照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接管改造我们私立学校，此种混乱不过是新旧交替中的暂时现象。所以，我和校中多数教职员工相约，协力坚守岗位，坚持教学，安抚学生。即便敌机狂轰滥炸市区，我们也不慌不乱，坚持早出晚归，在郊区破庙祠堂上课。而对这些学校“新贵”们，我们则抱不合作、不理会、不争吵、沉默观变的态度。这些人心怀不安、千方百计排斥打击我们这批和学校渊源深厚、真正爱护关心学校前途的教师，最明显的举动莫过于公然阻止我们参加那年10月1日举行的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全市庆祝活动。

　　1949年冬，大局日益安定，而学校“新贵”们仍—意孤行，不得人心，工作难以为继。当时，新任校长纪挺芳老先生佐理乏人，无力应付，任事不久即提出辞程。经民主选举，由地理教师、原奉化中学校长顾礼宁先生继任，我经市领导指派去杭州革大学习。回校时已近1950年暑假，顾校长奉调去定海中学任校长。这年夏，经民主选举，由校董会同意，报请政府任命，我开始接任效实中学校长(初行校务委员会制，任主任委员，1952年改制，任校长)。那时私立学校仍未被政府接管，全部经费开支由校长负责向校董会索取，学校干部和教职员工任免，也由校长提名报请教育局审核决定，教师队伍依旧良莠不齐，加上解放初期美蒋飞机侵扰不绝，人心惶惶。但当务之急还是学校的经费问题，我每学期必去杭州一、二次，向旅杭校董筹款，或由他们向上海校董请援。其中有赖于董事长秦润卿先生和我的中学、大学时代老师陈叔谅先生，出钱出力，慷慨相助。如是，直到1956年1月，效实中学才由国家接管，改为公立“宁波第五中学”。

　　1954年，学校正式成立了党支部，加强了政治领导，纯洁了教师队伍，健全了领导班子，学校渐趋稳定和正规，教育质量亦得以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特别是贯彻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发挥老教师作用，以老带新，分科分工负责，有计划地培养青年教师，这不仅解决了自己学校因事业发展而显教师不足的困难，也为其他学校陆续输送了教师骨干，成为我校此后办学的特色之一。1956年宁波师专创建，邀我兼教中国近代史。经过“反右”和三年困难时期，由于校党支部领导得力，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学校声誉逐步提高，1959年，由省政府审核指定为全省重点中学，不久又指定为五年一贯制的全省教育改革试点学校。在历年全省统考、会考中，都获得了名列前茅的优秀成绩。1952年，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参与民盟市委组织的领导工作。后又相继被选为省市两级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员。1957年，以特邀代表名义参加省文教系统群英会，并赴北京参加全国教育改革成绩展览会。1959年，以省民盟代表团成员名义出席全国民主党派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衷心铭感。对于半生坎坷、受抑压艰难的知识分子说来，自有生逢盛世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如所周知，为了除旧布新，扫清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解放初期的一些政治运动是不可避免的。期间，我得到组织上的格外照顾，肃反时，留校工作；上山垦荒，留校工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免予参加；大饥荒时，还得到生活上特殊待遇，工资级别从解放初期评定完全中学的三级校长递升为二级、一级校长，为全省所仅有。因为在历次运动中都顺利过关，所以，对于后来突然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就比别人缺少思想准备。对《海瑞罢官》的大批判一开始，我以几十年历史教学工作者和民主党派领导成员之一的身份，理所当然要表态谈看法，这就踩进了“陷井”。尤其是作为全省重点中学兼教育改革试点学校的五中，已经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教育样板”，加上我与吴晗评价海瑞问题上唱同一个调子，于是被戴上了除当时流行的一般帽子外，还戴上一顶罪大恶极的“南北呼应”、“共同反党”的特殊帽子，叫做“北吴南李”。从1966年8月26日起被“造反派”宣布“强迫劳动”，剥夺人身自由，直到1970年9月26日宣布“解放”，达4年又1个月之久。

　　恢复自由后，学校工宣队问我要不要继续做工作，因为我当时将届60岁，已近退休之年，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做！”当问我愿意干什么工作时，我说；“还我本行，当教师！”他们要我仍教历史，我则要求改教语文。他们吃惊地问我为何改行?我说：“我在政治上从解放以来一帆风顺。这次跌交就是跌在‘海瑞罢官’的历史观问题上，我是惊弓之鸟了!”他们说：“教语文政治性也强，弄不好也会出毛病。”我说：“再出毛病，再改行，教地理；再犯错误，改教英语，还可以教初中数学。”于是，我开始教语文，不料一教就是13年，一直到1983年临退二线时又教了1年外国史，重操旧业。幸好教语文并未犯过错误，而且还在全市高中语文教师行家备课会上示范上课。在学校，有4位青年教师主动同我协约，订立师徒关系，天天随堂听课达2年之久，至今她们已是取得高级职称的教学骨干了。宁波卫生学校创办中医大专班，经地委领导指定，叫我去上“中医古文”课程，一年完成教学计划，得到较好反应。市教师进修学院也请我去作《左传》专题讲座。如此几年，我居然又成为语文老教师了！1972年，林彪叛国身亡，时局出现曙光，学校渐复正常。是年，我被评为市教育先进工作者，摘去长达4年多之久的“黑牌”后又挂上了红牌。

　　1976年，正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天灾人祸相逼而来。年初周总理逝世，7月朱总司令逝世，同时唐山发生大地震，举国震惊。其时，不明真相的人们以为宁波也将爆发地震，惶惶不可终日，此时我觉得知识分子有责任为国分忧，讲请科学道理，以安民心。特在课外向学生讲解世界地震线分布状况及其与中国地域的关系，并参以中国从周秦以来对各地地震的历史记录，断定一处地震不会引起全国地震，唐山地震不会引发东南区域地震。区里几处公安派出机关听到消息，约我到几个居民点讲解，收到一定效果。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神州大地，日月重光，遭劫深重的教育事业，亦喜逢春天，走出谷地。我被重新指定负责学校教学工作。全校教师倾注全力，召集历届高中待业学生举行多次甄选考试，选拔德才较优学生进行日夜补习。1977年夏，全国恢复高校考试招生，我校以全省录取人数最多的成绩，恢复了省重点中学的声誉。1978年，我校先后被评为地、市两级先进单位，我也沾光被评为地、市两级先进工作者。4月26日，我奉市委任命恢复五中校长职务，并恢复和调整原有社会公职。还首任宁波市历史学会会长和教育学会副会长。不久，经省委批示，宁波五中恢复旧名为“宁波效实中学”，并指定为全省80所重点中学的18所首批办好重点中学之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党组织叫我填写入党志愿书，1979年3月5日也就是周总理生辰的纪念日里，学校召开了党支部大会，吸收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月1日党生日的前夕，经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批准，参加了全市教育系统“文化大革命”以后首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典礼，我代表全体新党员在大会发言，表示今后将以党员的模范行动，更加努力地为党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再工作十余年。我是从五十年代“反右”斗争后，我省我市吸收老年知识分子入党的第一人，也是民主党派骨干经省委批准特许入党的第一人。我从1952年书面提出入党申请起，先后写了13次申请报告，长达27年，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所以，我将1979年3月5日看成是我的第二个生日。这年恰好是我虚岁70岁生日，更觉时日巧合，特别令人兴奋。

　　从1978年4月26日我被重新任命为效实中学校长，一直到1984年4月26日退居二线，整整6年，依靠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顺利完成了我50年曲折的教学生涯。1978年我复职以后，首先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做好整顿教师队伍和领导班子工作。原副校长兼教导主任朱敦礼从四中调回，提任体育教师张明科为副校长，新任书记侯保群全力支持，由此组成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我遵照党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方针，整顿教师队伍，除了必需清除的那些原来不学无术，又在混乱年代里掀风作浪、乘火打劫的不合格教师外，建议上级领导，留用一些虽曾犯过错误但有一定才能的人继续任教，并安排一定岗位，使其在拨乱反正的政策感召下，继续发挥个人所长。我们又召开追悼会，为在浩劫中受冲击后病故和迫害致死的老教师平反昭雪。于是，校局一新。其次，继承发扬效实办学的优良传统，大力提高教学质量。此后迄今，历届毕业生大都能以优异成绩升入重点大学深造，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可用之材。我们还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在海内外同胞及校友们的支持下，扩大校舍场地，新建科学馆和图书馆，开辟和扩建实验室、电化教室和语言实验室，充实图书、科研仪器和设备，扩展教学资料室，以及学生体育和音乐美术活动场所。

　　以上成绩是学校集体领导、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绝不应“贪天之功以为己功”。记得1985年夏，我上完最后一班的课，正式宣告退出教学生活，市教委和校领导为我举行任教51年纪念会时，我满怀感激之情向各级领导和师生来宾们说过：“效实建校七十多年了，先人创业艰难，有目共睹。我在解放初期接任校长且为时最久。在位期间，无所大功，只是做到了兢兢业业，不曾辱没先人对学校所建立的声誉。对于这样一所在全国也有一定知名度的学校来说，我自感德才不称，只是福命还好，一有党的正确领导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在‘大树下，好乘凉’，得到荫庇；二有学校团结协作的集体领导班子，如今天在校的和在座的夏重宜、李行之、朱敦礼、张明科等等同志，还有一大批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新老教师，加上遍布海内外的成千上万的关心爱护母校发展的老学生、老校友。所有这些力量，好比大树覆盖，茂密秀挺，繁花郁郁，卫掖在学校内外。而我得以清闲安泰，居校长之名而坐享其成”。春种桃李，秋得其实，没有一支团结一致、事业性强、德才兼备的优秀教职员队伍，没有前辈们经年倡导、代代相传的优良教风、学风和校风，要想办好一所学校，谈何容易，仅靠个人力量，即使殚精竭力，也是无济于事的。当然，我当了34年校长(除“文革”十年靠边外)，也不是尸位素餐、一事不管的。我始终认为学校是传授知识、培养青年学生全面发展的场所，事关民族素质和祖国前途。因此，教书育人是教育工作者的天职。教室犹如工厂的车间，是人材培养的枢机。作为学校领导人，如果不深入课堂，不从师生的教与学活动中观察实情，就会失去工作的基础。所以，我当校长以后不但坚持任课，而且坚持深入各课教室随堂听课，起一点检查、督促、了解、帮助的作用。数十年来，在正常情况下，我于上午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听课，养成了随意进出各教室(除新来教师外)的习惯。同时，我也主动欢迎教师来听我的课，及时交换意见，互相提高。我认为这就是教学平等。这样既融洽了我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客观上也收到了严正办学的效果。

　　我退居二线后，仍为教职人员，同时担任名誉校长。但我有自知之明，支持新领导班子工作，不再作任何行政干预。1990年底，我正式办好退休手续，仍保留效实中学名誉校长及宁波市历史学会会长职务，其余社会公职先后任期届满，不再继续担任。

　　退休以后，倏忽6年有余。自觉身体尚健，身可退，政治思想、专业知识不能退。趁有限时间充实自己，若能以一得之智，形成文字，既可以弥补过去，或还可以作余热的贡献。因此，自1984年退居二线以来，天天习字、读书、写作，早晚锻炼身体，很少间断。到现在已积累有关文、史、哲长短文稿约50余万言，其中有部分文章已发表示人。1984年夏，应浙江省古籍出版社之约，协助他们共同编纂先祖李杲堂先生诗文全集。承天一阁同志热心支持，把珍贵的手钞本《杲堂诗钞内、外篇》供我抄录，经仔细校订后与杲堂的传世《鄞东竹枝词》79首一起寄省，编成《杲堂诗文全集》，今已出版。古人有言，知识分于对国家、对人民应有所作为，标准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谓之不朽。”我自审对国家对人民没能立德建功，但读了一辈子书，教了大半生学，写点文章，说点见解，为祖国文教事业作些微薄的承前启后的芹献，虽不能成一家之言，也不至于有愧“一介书生”——知识分子的称号了。

　　作者：李庆坤，宁波市人。曾任民盟宁波市委副主委，浙江省人大代表、宁波市人大常委，效实中学校长等职。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