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洞闸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五洞闸高级社”)，地处慈溪市东北部、杭州湾南岸，原属岐山乡，1983年建制为五洞闸乡，属师桥镇管辖。这里因1908年旅日华侨吴锦堂先生出资兴修水利，在淹浦河出海口建造了一座“五洞闸”而得名。

　　1952年4月，我和14户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五洞闸高级社，1957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示中，高度赞扬了五洞闸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因而名闻全国。现在把当时情况，简述如下：

贫困的海边小村

　　在二十年代初，五洞闸一带还是一个搭着零星歇舍(按：为农民劳动间隙休息和躲避风雨的简陋草舍)的沿海荒野。1914年，虞庆裕、宝贤父子从虞家到五洞闸落脚，成为第一家住户，以打柴、捕鱼、种植为生。后来，逍林、浒山、横河等地陆续过来一批贫苦农民，结草为庐，逐渐形成村落。他们虽起早摸黑，顶风冒雨，辛勤劳动，但由于种的是地主、富农的土地，所以交租之后归己部分极为微薄。他们常年穿的是破衣裳，吃的是番薯、麦碎、草子饭，住的是破草房，走的是泥浆阎王路。有不少人家债务累累，典妻卖子，四处行乞，生活极其悲惨。除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外，这一带还经常遭到不可预测的旱涝、虫灾、台灾(即台风侵袭)和兵祸，真是天灾人祸，雪上加霜。所以那时当地流传这样一些民谣：“大水白洋洋，棉花剩光梗”(形容台灾之重)，“农民头上两把刀，租头重、利息高”、“种了地主地，七分算亩二，不种要饿死，种种要气死”(形容地主、富农剥削之重)。抗战期间更有“一斤花皮一斤米，卖卖出眼泪，不卖饿肚皮”的说法。

农业合作化前后

　　1950年底，土改工作队进驻五洞闸，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依法没收、征收了地主、富农的部分土地，从此，贫苦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大家欢欣鼓舞，积极投入劳动生产。但是许多农民资金不足、工具匮乏、劳力单薄，加上这一带土地高低不平，水利长期失修，所以，生产中存在不少困难。部分农民因抵御不了天灾人祸，仍然靠典卖土地、出卖劳力度日，重又陷入贫困之中。小农经济确实是“沙蟹命”：“沙蟹爬溜缸，爬爬上，跌跌落”，“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

　　为了摆脱小农经济的困境，发展农业生产，1951年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通过宣传教育，广大农民热烈拥护，积极响应。1952年4月，中共鸣鹤区委根据宁波专署和慈溪县委的指示，准备选择一个点试办集体农庄，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农民除留少量自留地外，自愿带土地进来，大中型农具亦可折价入社，然后统一组织生产，按劳分配产品。政策决定后，区委指定区生产助理沈邦才和我(当时我担任西罗村干部，获宁波地区“植棉能手”的称号)负责筹建，县里派来余旭标同志协助我们开展工作。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是调查研究，选择试点地点。4月5日开始，我们走乡串村，选择合适地块。经反复讨论，我们最后选定了五洞闸桥下的一畈土地。然后。我们着手根据政策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结果，有14户农民报名参加了农庄。其中雇农4户，贫农8户，中农2户，共48人，男25人，女23人。党员1人，团员4人；实际劳力28个，男16人，女12人。共有耕地面积149.91亩。

　　4月15日，五洞闸集体农庄成立(后改名为“五洞闸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推选我(党员)为主席，应伯荣(团员)、戴友卿(团员)为副主席，沈万华为会计。成立那天，慈溪县农委主任宓文海、鸣鹤区长张明前来致贺，呜鹤区委还委派沈根荣同志来驻社帮助工作。

　　6月，为发展生产需要，我们组织群众兴建房屋2幢，计14间，购置喷雾机、水车、农船和用竹、木、铁等制造的小农具数件。

　　7月，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打电话给正在农庄检查工作的省委农工部长吴植椽同志，正式批准“五洞闸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全省第一个高级社试点单位，并派员来我庄指导。11月，华东局农委书记刘瑞龙、省委农工部长吴植椽、宁波地委书记王起和专员朱之光等领导先后前来检查指导工作，指示“一定要把农庄办好”。这样，在省委、地委、县委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全省第一个农业高级社在浙东海边诞生了。这既是全省农业战线的一件大事，更是我们五洞闸人的无尚福祉。

集体化的优越性

　　自1952年建立五洞闸高级社起，到1957年的六年间(1958年9月，五洞闸高级社转为人民公社)，无论是在生产、抗灾，还是在生活福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由建社时的14户、48人、149.91亩土地，发展到1957年底的1486户、6055人、10730亩土地，确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时隔四十多年，每当想起那段经历，仍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当时，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l.不断改善生产条件，推广应用先进农业技术，促进生产发展。建立高级社后，我们实行统一组织生产，这是一个可以利用集体力量开展规模农业经营的生产力方式，在当时，其力量远非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所比拟。根据五洞闸的地理条件和种植结构(以棉花为主)，我们首先进行了平整土地和兴修农田水利基本设施，改造低产地600亩，改咸地为淡地200亩，探挖疏通河沟17条，开垦荒地30亩；其次，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如引进岱字棉良种取代本地棉种，种籽由株选改为粒选，进行深耕深翻，由撒播改为条播，合理密植。增添新式农机具，用喷雾机、新农药治虫，并用中耕机、描种机耕作，用抽水机灌溉。经过上述工作，加上社员勤奋劳动，棉花生产稳定提高，有些年份的增幅尤为可观。这可以从棉花单位面积产量的逐年提高中可以看出来：1952年以前，当地平均亩产皮棉仅在30市斤左右；办社后的第一年即1952年当年亩产皮棉达59．2市斤，将近翻了一番；1953年扩社后，亩产皮棉为77．6市斤；1954年再次扩社，亩产皮棉为84市斤；1955年进一步扩社，在1380亩土地上，亩产达到120市斤，比办社前增产3倍；1956年，由于遭受强台风袭击，亩产皮棉仅34市斤；1957年又提高到亩产1ll.7市斤。春花作物的产量也不断增产，如大白蚕豆，1953年亩产115市斤，1957年达到21l市斤；大麦1952年亩产252市斤，1957年为321市斤。

　　2．努力提高社员收入，改善社员生活。自建立高级社起，除1956年受灾减产外，社员生活逐年提高。1952年每户平均收入275．90元(包括肥料投资折价)，1957年达到672元，增加145％．同时采用社员集资办法(部分资金由合作社借支)，新建瓦房107间，有68户社员从草舍迁入新居，社员生活普遍有了提高。

　　3.壮大集体经济，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到1957年底，全社已有公共提留积累28万余元，加上社员入社时生产化股份基金和公有化股份基金10万余元，合计公有资产39万余元，平均每户268元。购置了喷雾机、播种机、中耕机等新式农具92件，42匹马力柴油机1台，中小农具800余件；新建仓库60间，大粪坑2座；增添加工机械，如万能轧粉机2台、炒糠机1台、切草机1台、轧米机1台、轧花机12台、发电机l台；还办起了农具修配厂和饲料加工厂。文化福利事业也有了发展，兴办托儿所22个，受托儿童704人；幼儿班9所，入学儿童350人；小学8所，学生1000余人；农业中学1所，有90％以上的社员脱掉文盲、半文盲帽子。办起保健站14个，培养接生员121名，为社员免费看病、接生。社里还安装了有线广播、电话机。建立了农业科学研究所、水文站、图书馆、俱乐部，订阅100多份报纸，供社员们业余学习。此外，对因公受伤或遭特殊灾害的社员，我们还给予必要补助。

　　4.不断提高完善组织机构和制度，培养了干部。在高级社里，社员爱集体、爱劳动、团结和睦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新道德逐步形成，—批干部茁壮成长。在省地县有关部门帮助下，培养出能胜任管理委员会的干部18人，队长、组长99人，记工员22人。还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发展了共产党员100多名和一批共青团员，分别建立了党总支和团总支，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与此同时，还不断完善高级社的组织机构，推行生产责任制。其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组织机构。社员(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一切重大问题，如选举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制订全社性制度、生产计划，收支预算、分配方案、举办公共福利事业、劳动日标准定额、吸收与开除社员等，均需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管委会为执行权力机构，有权讨论和计划社内日常工作，研究建议各项重大措施，由社员(代表)大会通过后，负责执行、督促检查，并定期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管委会下设记工员小组、保管小组、妇女代表小组、托儿所委员会、技术研究小组、治安队等六个部门。生产队为合作社生产基层组织，下分若干生产小组。设正副队长、正副组长、记工员、保管员等。各级干部任期一年，民主选举，连选得连任。

　　 (2)关于生产责任制和计酬方法。1952年，社员人数不多，分工分业也较粗，实行“分组干活、死分活评、按日评分”的方法。1953年，试行棉花包工包产责任制，如①土地划片、劳力分组。②小组自报定产，社员大会通过，肥料、农药也定额包组。③超产奖励，超产的60％奖给小组，10％给其他小组，20％归社；如减产，本组赔40％，其他组赔60％。④劳动日报酬采用“按件计工”。这些办法能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1955年对责任制有所改进，“三包”由只包棉花扩大为包全年作物，实行包工、包产、包肥料，年终综合产、工、肥三项，按多奖少赔原则处理。1956年又在“三包”基础上实行“交产计工"的奖励制度，进一步提高社员生产积极性。

在摸索中前进

　　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办高级社是开天辟地第一遭，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困难，因而在实践中必须学会摸索经验．并不断地同各种小农思想作斗争。

　　办社第一年，棉花产量比建社前增产将近一倍，比周围个体农民高出30%，震动了周围群众，不少人纷纷要求入社。如师桥的贫农杜小尧宁愿放弃土改时分得的瓦房，迁到五洞闸入社住草舍。这年秋收后按自愿原则扩大到55户、171人，土地面积537．45亩。

　　但是由于社员贫穷，办社又缺乏经验，不少人带着“享受供给制”的思想，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钱没了，米没了，政府会帮助解决，所以日常开支有些大手大脚。结果到了年终结算，除应向政府归还贷米6060斤、贷款2300元(用于购置生产资产)和部分社员新建草舍时所领借款外，能用来分配的已不足总收入的40％。参加分配的14户社员中虽有12户能分进现金，但金额不多；还有2户为“倒挂户”(即不但没有找进现金，还亏欠集体一些钱)。少数社员生活因此遭到困难，这时，邻近富裕农民乘机讽刺挖苦，致使7户社员退了社。

　　正在这时候，中共华东局农委书记刘瑞龙来到五洞闸高级社检查工作，他严肃地说：“社会主义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用金钱买到。沙滩上是不能建牢宝塔的。”批评了一味依赖国家和坐享“供给制”的思想，要求社员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去解决面临的困难。领导的指示、沉痛的教训，使我们明确了办社的指导思想。我当场表示要发动社员干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于是我们一面发动社员群策群力，提合理化建议，一面建立财务预算制度，严格财务管理，限定经费开支额度，进一步明确重大事情由社员大会决定，经费收支活动受社员共同监督。与此同时，我们还动员社员抓紧开展农副业生产。如男社员到5公里外的海王山上开荒种马铃薯，部分人外出做小工或下海捕鱼捉蟹，有手艺的社员利用雨天、晚上，制作修理农具。原则是；不违法，不剥削；靠劳动，靠技术；搞副业，增收入；收入归集体。女社员也参加冬季生产，种了4亩芥菜。这样，我们依靠集体力量，终于度过了生产、生活上的难关。

　　1953年，遵循省委提出的“提高产量，紧缩开支，发展副业，增加收入”的指示，经过全体社员的努力，农业获得丰收。棉花比上年增产，每亩农业成本却由上年的18元降低为12元，做到增产增收，每户平均收入449元，比上年增加63.27％。原来部分思想动摇的社员坚定了走集体化道路的信心，个别退社的农民后悔了。社员周尧云，在棉花开摘时，估算收入要比入社前减少，就退了社。秋收分配时，他可找进现金235元，出乎意外。他有两夜睡不着觉，悔不该退社。又看到集体组织冬季积肥比单干搞得好，预计1954年棉花又能增产。于是他坐不住了，重新提出入社要求，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接受了他。这年年底，合作社扩大到88户、273人，耕地面积为797.83亩。经过这一年办社，我们取得了两条经验；一条是要坚持群策群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另一条是精打细算，勤俭办社。对此，社员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生产要像硬脚扫帚一样，连石板缝里也要一点一滴都扫出来，不要像芦花扫帚那样，前面扫后面脏；开支要像桐油畚斗一样滴水不漏，不要像菜篮畚斗，边扫进边漏出”。这几句话，后来成了我们五洞闸高级社经营管理上的座右铭。

　　1954年，不幸遇到水灾和虫灾，但我们发挥了集体优势，棉花获得好收成，亩产皮棉84斤，人均收入186元。同村单干的中农胡尚和，在单干农户中算是收入较高的一个，也只亩产皮棉63斤。这样，周围单干户也动起了要求入社的念头。连在社外观望了三年的胡尚和也等不住了，他懊悔地说；“我看了三年，钞票少收入1000元。我也要敲合作社的大门了。”这年底扩社时，胡尚和果真入了社。1955年，五洞闸高级社获得更大丰收，棉花亩产皮棉120斤。农业部授予五洞闸高级社“爱国丰产”奖状。

　　这几年里，我个人多次受到党和政府的嘉奖。1953年9月23日，我作为中国农民代表参加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前往朝鲜战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4年我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向全国人大代表作了《农业集体化就是好》的发言。195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时苏联《真理报》记者专程到五洞闸高级社采访我，在《真理报》上作了报道。

　　五洞闸高级社试办成功，带动了周围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到1955年10月，岐山乡有92％的农户分别加入了8个高级社，这年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一文写了按语：“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五洞闸合作社所在这个乡—慈溪县岐山乡，有92%的农户加入了8个高级社，谁说高级社那么难办呢?”到年底，五洞闸高级社和周围11个高级社、7个低级社合并，同时又吸收了200多户个体农民，组成了一个大型高级社，共有社员1430人、5829人，耕地10718．51亩、山地35亩。

　　1956年，五洞闸高级社在干部、社员的努力下，前期棉花长势很好，丰收有望。不料8月1日遭受百年未遇的12级强台风的袭击，450间房屋被刮倒，棉花全部倒伏，叶片刮破，花蕾掉落。灾后虽经奋力抢救，但亩产皮棉仅为34斤。农业生产受灾损失达100余万元，以致集体生产资金短缺，社员生活发生困难。是依赖国家救济，还是自力更生救灾度荒?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经过冷静思考和反复讨论，我们决定走“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道路。我们的办法是，开展副业生产，如捕鱼、砍柴、剥棉杆皮、做小工等，计划收入5万元；种植青菜，要求达到人均300斤。经过努力，全社收入7万元，终于平安地度过了冬春两荒，无一户外出乞讨。我们还把节约下来的5000多元钱，支援附近兄弟社解决困难。

　　次年，我们凭着抗灾夺丰收的精神，依靠集体力量，开源节流，挖掘生产潜力，发展农副生产，获得全面丰收。社员户户钱多粮足，集体经济进一步增长和巩固，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再次年，即1958年8月，县委、县府根据全国形势和上级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并将鸣鹤、观城两区12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30736户、119410人合并为一个人民公社，定名为“五洞闸人民公社”。至此，五洞闸高级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翁欣问整理)

　　作者：罗祥根，慈溪市人。全国劳动模范。曾任第一、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慈溪县政协副主席等职。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