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山弄村，位于鄞县五乡镇南4公里，附近有玉女、天童、鹿山诸山。因山岩石质坚韧，自唐代起就采石制作石磨、墓碑坟料和造桥石材，由此名闻遐迩，故得名“石山弄”。

　　土地改革前，全村154户，其中农业89户，非农业65户，70%耕地为外地和本村的地主或封建的祠堂、义庄和寺观等占有。耕地水利条件差，沿山田易旱，低洼田易涝。以种植双季间作稻和单季稻为主，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一般年景亩产400多市斤。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困。1951年，农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1952年春开始组织互助组，是年冬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1954年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成了全县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业经济组织。数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遭受挫折的教训。

走互助合作道路

　　土改后，无地少田的农民虽然分进了土地，但是由于缺少耕牛、农具、种子、生产资金和口粮，生产仍无法开展。所以，有的人把田卖了，准备去做雇工；有的把田出让，另寻生路；有个别的则出去乞讨。当时，我们兄弟俩看到这种情景，又好似回到自己少年时给地主做看牛郎的年代，心里颇不好受。就在许多农民陷于困境之际，195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克服困难，发展生产，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我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村民宣传中央决议。遵照“自愿互利’原则，与陈增尧、张瑞林、黄小毛4户联合起来，组织起第一个互助组。瑞坤被推选为组长，领导互助组捻河泥，积土肥，抓农业，搞副业，生气勃勃。村民看到互助组建立才几个月，田间作物生长和春耕生产准备都比自己好，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所以到春耕时，村农会主任王阿毛等5户贫农也加入了互助组。

　　王阿毛雇工出身，任村农会主任，所以，互助组扩大改选时，瑞坤将组长一职推让给王阿毛，互助组也就名为“王阿毛互助组”。王阿毛为人老实，但没有文化，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较弱，所以，互助组的领导和组织生产工作，实际仍由瑞坤来做。这一年，“王阿毛互助组”生产喜人，粮食亩产平均645市斤，比上年增产25％，副业收入分红后，还提留了133万元(币制改革后折133元)作为集体积累。组员的收入都有显著的增加，如组员陈增尧，入组前因家庭困难，妻子被迫外出乞讨，入组第一年由于互助组开展互助合作，亩产量提高到500市斤，其妻子也就结束了乞讨生活。是年，县里召开农业生产劳动模范大会，我们带头推选王阿毛为石山弄村出席县劳模大会的代表。县劳模代表大会评选“王阿毛互助组”为县模范互助组，王阿毛当上了县劳模。

　　但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一些组员轮到在自己田里劳动时，出工早、干活仔细，而给别人劳动时，干活马虎，相互之间不免闹起意见；又如安排季节活时，常有时间上和农具使用上的矛盾冲突。这说明，互助组的生产协调是有缺陷的，为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促进生产进一步发展，1952年冬，“王阿毛互助组”又吸收了2户农民，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后通过宣传教育，又有几户自愿入社，规模有所扩大，并经集体酝酿，定名为“石山弄初级农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

　　1953年2月，召开合作社成立大会。选举张瑞坤、王阿毛、阮庆华、张瑞泰、张瑞昌等5人组成合作社理事会，瑞坤任理事会主席兼社长，王阿毛为副主席兼副社长。瑞泰生产经验丰富，办事实事求是，又会精打细算，所以担任合作社的生产计划和技术员。聘请阮定华担任会计。

　　领导机构成立后，理事会从有利生产、便利社员出发，把15户社员编成两个生产小组，评定社员劳动等级，实行临时派工、按级记分制度，根据勤俭办社和以粮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针，订出全年生产计划，并开展兴修水利、积土肥、改良土壤工作和以春耕备耕为主的劳动竞赛。同时发动社员进一步学习互利政策，讨论土地入社和耕牛农具等政策处理意见。经过社员共同努力，短短几个月，全社共疏浚了9条老水沟，沿山开挖了32条新水沟，掏了2个蓄水池，改良了21亩土地的灌溉条件；捻了458船河泥，除山田外，每亩施上4．5船河泥；80亩绿肥田每亩施上5斤化肥，提高绿肥产量。同时还办起养猪场，开展了抬石料帮人做坟墓等传统副业生产，为农业生产准备了部分资金。

　　但是，由于初办合作社，经验不足，特别对等价交换政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处理耕牛、农具时，就存在折价偏低的问题。起因是瑞坤自己耕牛农具齐备。怕引起社员议论，所以以低价折入合作社，结果一视同仁，反而损害了其他有耕牛、农具社员的利益，引起不满。有些社员因此提出退社，散伙单干。针对这一局面，合作社及时组织社员学习办社方针、政策，统—认识，并请有经验的人对耕牛、农具重新估价。同时，根据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对要退社的社员进行思想工作后、仍坚持要退社的就让他退社，结果退出2户。合作社经过短暂波动，又稳定坚持下来。

　　瑞泰从省农业技术训练班回来后，带头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发动社员修订生产计划。将13亩杂作田除6分种植芋艿外，全部改种水稻；11亩单季稻田改种双季间作稻；早稻秧田过去种单季稻，现在也全部改种双季稻。传统种植的甘蔗、瓜果、蔬菜作物，集体继续种植。在培育秧苗上，不但选用良种，而且采用盐水浸种、催芽、小株密植、合理施肥、勤灌浅灌等先进技术。

　　在财务管理方面，健全财务组织，建立土地登记簿，耕牛、农具、肥料、种籽投资记录薄，实物、工分、现金收入支出日记帐，定期向社员公布收支帐、实物帐和社员工分；建立预支和决算分配制度，春季、夏季预分和秋收分配的政策方案，都交社员大会讨论，并张榜公布，发动社员核对，做到财务公开、民主。

　　1953年，办社第一年，由于春耕准备充分，生产条件初步改善，并加强了生产技术指导，全年粮食产量平均每亩908市斤，比办社前提高了90%，比本地其他两个常年互助组高13.75%，比全村平均亩产高31％。全社粮食总产量78773.2市斤，多种经营收入折谷10357市斤，占总收入的10．6％。年终分配结果，全社13户社员(其中2户中途退社)户户增加收入，其中的5户缺粮户也变成了余粮户；还提存了2064．6市斤谷的公共积累，后用这笔钱买来1头耕牛、31件农具，新造2间牛舍和1只粪池。是年，我们石山弄合作社被评为县模范合作社和省一等模范合作社。

建立包工包产责任制

　　宁波地区农业合作社的包工包产责任制，是我们率先推行的。因前一年我们增产增收，互助互利，声誉较好，所以村里农民要求加入合作社的渐多。1954年2月，合作社成员扩大到23户，并改名为“石山弄第一社”(本地有两个常年互助组，这时也转入初级社，称为第二社和第三社，全村共有52户农户参加合作社)。扩社后，我们为便于管理，分三个生产小组，实行小段包工，改变了原劳动生产中乱哄哄的现象。但当时由于小段包工没有与生产质量、产量挂钩，所以，实行不久，生产中又出现了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偷工减料的问题。使得组与组之间互相怀疑起来。

　　针对上述情况，瑞坤发动社员讨论怎样解决生产中出现的新问题，共同分析干活不讲质量的原因和后果，提出建立包工包产责任制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社员普遍赞成。于是，我们成立了包工、包肥和包产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包”)，“三包”方案交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后，由生产小组与合作社理事会签订“三包”合同。合同规定：一、各组承包田亩产量、工分和肥料(后改为成本)，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超产部分50％奖励承包组，50%上交合作社，统一分配。如遇自然灾害和意外情况，导致减产，那么承包组赔偿50％，50％由合作社承担；二、合作社成立包水小组，稻田灌水由包水小组负责，保证及时车水，浅灌勤灌，耕牛归包水小组管养；三、副业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合作社根据副业生产需要劳动力，向承包组抽调，各组不得违反，工分记在合作社；四、包产组遇到劳动力不足，向社申请，由合作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剂，但均得记工分或还工；五、承包组必须服从合作社领导，严格遵守社内各项制度和劳动纪律，反对分工如分家，不得争夺耕牛、农具、闹不团结；六、合作社设立检查组，检查“三包”执行情况。

　　农业生产在瑞泰的指导下，继续加强对社员进行先进生产经验和农业技术的宣传教育，总结上年增产经验。选用良种和早季、晚季良种的合理搭配，使良种增产优势得以发挥。在种植制度上，继续改单季稻为双季稻，旱地改水田，并试种了1.3亩双季连作稻。适当提早育秧和做好防烂秧，培育壮秧。争取早稻早插、早发、匀发，使两季水稻都获得增产。在耕作方面，改湿种为燥耕燥耖，使土块易撒，绿肥易腐烂分解，增加土壤养分，提高土温，使秧苗早返青、早分蘖。施肥方法，采田施足基肥，看苗追肥，以及进行搁田等七项先进技术措施。群众把七项技术称为增产的“七大法宝”。在抓好粮食生产同时，继续种植传统作物，如西瓜、茭白、芋艿、荷藕等。

　　建立“三包”生产责任制后，生产小组和社员的心理和劳动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责任性加强了，对生产更加关心了。学习采用先进技术劲头更足了，对集体财产也更加爱护了；所以这一年，虽然遇到了较大的自然灾害，但还是获得了平均亩产878市斤的收成，比第二、三社分别高出45市斤和68市斤。年终分配时，23户社员，增收14户，减收9户。减收的有三种情况：一是干部外出开会没有记工分，瑞坤一人即有40工；二是社员生病；三是社员因事外出多，出勤少。

高级农业合作社

　　由于我们第一社产量高，社员收入增加稳定，所以在村里有了一定的吸引力。这样第二、三社的干部、社员和其他互助组成员要求与我们合并，未入社的中农也看到政府和供销合作社支持农业社，也纷纷要求加入。到年底，三社合并加上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加入，扩大到96户、373人、168个劳动力，655亩土地。村里除地主和大佃农外，几乎都加入了合作社。于是，大家议论着要办一个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经县委批准，于1955年春正式建成，在当时的鄞县还是第一个。

　　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社务管理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瑞坤当选高级社主任。管理委员会根据有利生产、便利社员原则，把96户社员划分成3个生产队、9个生产小组，实行三级管理和包工、包成本、包产责任制和多奖少赔制度。超产部分50％归生产小组，10％归生产队同队的两个小组，40%归合作社；达不到包产指标，承包组赔40％，按劳动底分赔偿，10%由同生产队的两个组赔偿，50％由合作社承担。对新入社社员的耕牛、农具等合理折价，防止再次出现折价中的不合理现象；并按社员劳动底分，分摊股分基金，对超过应负担的股份基金或不足部分，分三年归还或补足。这时全社共有耕牛25头，农船16只，水(牛)车18部、犁21张，耙18张，手车(车水)5部，竹簟184张，竹箩498只，稻桶53只，遮凉47只，总值折谷81120市斤(谷价每100市斤7．5元)。

　　在生产耕作方面，我们通过双季间作改种双季连作试验后，决定扩大推广，改变传统种植制度。但多数社员因没有经验，顾虑很多。这样，瑞泰就要把有关经验和操作方法详细地介绍给社员。大家听了介绍，心中有了底。于是，通过具体计算，确定35%的水田改制为双季连作田，总共230.73亩。这年双季连作田获平均亩产1123.64市斤，比双季间作田增产200.44市斤，全社平均亩产超千斤，石山弄变成了“谷山弄”。

　　合作社在抓好粮食生产同时，根据勤俭办社、以粮为主、全面发展的方针，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种植50亩油菜籽，500株桑叶，集体养猪31头，以及种植各种传统作物，全年总收入51438.9元。年终分配时，人均收入96．03元，超过1954年全村11户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因此，我们石山弄合作社被评为1955年省一等模范合作社，我们兄弟俩亦被评为省劳动模范，沙文汉省长授予奖状、奖章和各50元奖金，中央农业部授予石山弄合作社“爱国丰产”单位，授予瑞坤爱国丰产奖章一枚。

经受了考验

　　1956年，我们石山弄合作社遭到严重挫折，造成巨大损失，挫伤了社员积极性，给社员生活带来很大困难。

　　事情是这样的：1955年春天，上级传下“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方针，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整社后，部分社转为互助组或散伙单干。当时，我们石山弄合作社没有受到影响。是年7月31日，毛泽东主席批评“坚决收缩”为“小脚女人走路”，提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有准备分步骤发展”的方针，涵玉乡党总支规划从1955年秋冬到1956年春，实现全乡合作化和高级化。乡领导找瑞坤谈话，石山弄社要把基础较差的四、五两村并入办成大型高级社，并要瑞坤做好干部社员的思想工作。石山弄人思想不通，说与四、五村合并，是“干菜煮猪肉，油被揩去。”当时，瑞坤对于能否办好300多户的大社也没把握。但是乡总支的决定不能不执行。结果，石山弄社的公共积累无条件归大社所有，老社员感到吃亏，影响了生产积极性；新社员有依赖思想，生活困难找干部解决，牵制了干部领导生产的精力。同时，县领导提出“消灭间作稻，实现连作化”，改变种植制度。根据我们合作杜的情况，每个劳力需负担7亩连作稻，夏收夏种劳力严重不足，但上级又不准雇用割稻客。不料又遇上“8·1”强台风侵袭，耽误了农时，晚稻减产，比上年每亩减产310市斤。因强调了粮食生产连作化，挤掉了副业生产，秋收分配时，老社员现金收入人均比上午减少41．83元，口粮减少120市斤。这样，引起了部分社员对合作化优越性的怀疑，动摇了走集体化道路的信念。个别坏人又趁机造谣说：“合作社‘合’字，上面一‘人’，下面一‘口’，参加合作社一个劳动力只能供一张口”，煽动社员退社。有些社员一时迷失了方向，拉牛、搬农具，退社单干。

　　在闹退社的危急时刻，我们紧急研究，先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坚持办社方向，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并耐心说服教育社员，帮助口粮不足户解决困难，修订生产计划，连作稻田由原来占总面积的72%仍回复到35％，发展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如西瓜、茭白、荷藕、荸荠、生姜、榨菜等种了200多亩，又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正确处理并社中的遗留问题，社员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全年粮食产量比1955年增产10万余斤，农副业收入比1956年增加28%，秋收分配时，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留足种子、饲料外，人均现金收入78．14元、口粮517市斤，分别比上年增加23.94元和120市斤。社里还有余粮8万多市斤。在乡、区政府的动员下，我们当年又将余粮的一半交售给国家。这年下半年，《浙江日报》发表了《三条泥鳅翻不了大浪》的署名文章，赞扬石山弄合作社在大风大浪中经受住考验。

　　1958年上半年，我们兄弟俩分别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石山弄合作社在干部社员的齐心协力下，又生气勃勃的向前发展，早稻获得大丰收，亩产平均高达600市斤，晚稻长势良好。8月，县里作出并大社规划。9月开展人民公社运动。10月，天童区还成立政社合一的天童人民公社，涵玉乡改为石山弄大队(后改为管理区)，石山弄合作社改为耕作队(后改为生产队)，并入其内。石山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到此结束。

　　(鲁刚整理)

　　作者：张瑞坤，慈溪市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曾任省第二届人大代表，邱隘区农机公司经理、支书，已退休。

张瑞泰，张瑞坤之胞弟。曾为鄞县第二届政协委员，宁波市科普协会会员，五乡镇农科站站长，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