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解放后，依次出现过《宁波新华电讯》(1949年6月1日—8月7日)、《甬江日报》(1949年8月8日—1950年7月6日)、和《宁波时报》(1950年7月7日—1951年8月31日)这三张报纸，担任总编辑的都是郑汉杰同志。我从1949年6月初开始，就参加编办这些报纸的工作，先后任记者、编辑和政治秘书等职。

　　195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认为当时党的工作重心既然要面向农村，而当时的报纸却几乎都面向城市，因此必须作出调整，规定地委以下的党报都以面向农村为主，走通俗化道路，并且将报名一律改为《xx大众》报。这样，从1951年9月l日起，就把《宁波时报》改组成为《宁波大众)报。由于郑汉杰同志已调省人民广播电台任台长，中共宁波地委决定：由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丁菲同志(她在老解放区做过新闻工作，建国后曾在《浙江日报》任职)兼任社长，不久，即离甬调杭《浙江工人报》工作，由我和何其同志分任正副总编辑。

走通俗化道路

　　中共宁波地(市)委在《关于出版<宁波大众>报的通知》中说，“报纸大众办大众看，为大众说话，说大众的话”，使之“成为广大工人、农民读得懂、买得起的报纸，成为工农大众自己讲话的园地”。要办好大众报，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工作人员在思想上、作风上和文风上的转变。过去，我们都是办对开大报的，读者对象大体是党政干部和一些城市知识分子，直接面向工农的内容不多；同时稿件文字长，语句不通俗的状况又较普遍。今天，要改成4开小报，又得直接面向农民和工人说话，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很大的转变，无论从报道内容的策划、标题的制作、以及稿件的遣词造句等方面，都得反复斟酌了。幸好，在省城杭州已经办起了一张面向全省农民的《农民大众》报，相当通俗活泼，很有参考价值。另外，我们还收集到外地的一些通俗报纸，如江苏的《盐阜大众》等等，从中也能找出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可以作为借鉴。同时，我们当即派出不少编辑、记者，直接到农村中去，和农民交朋友，熟悉他们的生产过程和生活状况，了解其要求和忧乐。那时，我们大多很年轻(我刚满25岁，算是中等以上年龄了)，对上山下乡视作家常便饭，车船不通的还要步行。到了乡里村里，当然是粗茶淡饭，就地借宿，很少在正规的招待所和旅馆住宿，但是，大家都不以为苦。

　　为了充分发挥报纸的作用，并争取工农群众的直接参与，我们还在农村和城市工厂中开展读报组活动，做好工农通讯员的组织工作，选择一批稍有文化水平的积极分子担任读报员，定期为周围群众选读报上的重要内容，并开展议论。如从群众中发现有价值的材料，希望读报员向报社反映，或直接写成稿件。这样，就逐渐培养一批报纸的通讯员，既密切了报纸与工农的联系，又保证了稿源。到1952年9月，共发展了5千多个读报组，鄞县和平乡花园村读报组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全村订阅《宁波大众》20份，有中心读报组、小组读报组。他们通过读报，受到启发，村里民兵把外逃上海的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徐仲达逮捕归案。1951年12月提出“过春节要废止迷信浪费行为”的建议在报上刊登后，引起各地读报组响应，他们先后被评为县、地区模范读报组，徐杏桂被评为模范读报员，受到县和报社的表彰。当时本报的通联组长孙肇同志曾为组织读报组，发展工农通讯员付出不少精力，并取得丰富的经验。

　　由于经常同农民们接触，又有一些农民通讯员的直接反映和参与，我们感觉到在农村中流行着一些生动而有价值的农谚，对农民的生产生活颇有裨益。因此，我们从1953年4月起在报纸上设“古人老话”专栏，不定期选载，少则一二条，多则六七条，并用科学道理解释。各地农民、农技人员和读者纷纷来稿，提供农谚。在此基础上，决定由农村组的编辑们广泛组织搜集，还商请当时的专署农林科、农校、农场的技术人员们协助鉴别、挑选和注释，编印成64开的《宁波农谚》小册子数千本，分送给广大农村通讯员、读报员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参考。这些活动，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报纸同农民群众联系密切的程度，体现我们力图把报纸办成他们所欢迎并为他们服务的诚意。

组织思想讨论

　　当然，我们办的是党的机关报，宣传的内容决不能局限在生产环节诸如春种秋收上，作为党的耳目喉舌，应该在政治思想上帮助工人和农民提高认识。报纸创刊不久，有一件来稿反映，农村干部胡阿宝认为“土地改革结束，革命成功了，卷起铺盖回家去搞生产”。经过调查，发现胡阿宝的思想在当时农村干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不及时教育，将影响农村工作的深入开展，于是从10月13日起在报上开辟“胡阿宝思想讨论”专栏，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群众教育群众的方法，分析部分农村干部中以为“分了土地，革命已经成功，回家搞生产”的错误思想，一个月中，收到各地来信来稿240余件，发表了其中43件，有不少稿件是乡干部集体讨论后写成的。到11月13日，胡阿宝也写来了检查。认识到产生错误认识是因为平时学习不够，看不清革命前途，只考虑个人利益。经过讨论，大家感到党组织要加强对农村干部的教育，要经常组织农村干部学习理论和读报，认清形势，明确有关使命，不断把农村工作推向前进。

　　在1952年春天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某些资本家谬论四起，胡说“老板养活了工人”，又把工人们揭发“老板”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等不法行为，说成是“忘恩负义”。对此，作为党报有责任予以回击。因此，我们又在报上开辟了“是谁忘恩负义?”的思想讨论，揭露了资本家欺压工人和超经济剥削的事实，阐明了是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养肥了资本家，而决不是相反。如果说，谁“忘恩负义”，那末首先是资产阶级自己。通过这一讨论，也有力地提高了工人们的政治觉悟。

　　1952年早稻丰收后，互助组组员朱将才提出“散伙单干”。报纸又组织“朱将才单干思想讨论”。各地互助组纷纷参与，有的地方还利用黑板报、土广播等宣传工具，运用读报组、说唱队、剧团演出等宣传方式投入讨论。认为互助组增产丰收了，要散伙单干，这是忘本思想，走回头路，贫下中农又要吃苦头。互助组不但要巩固，还要向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产，过上好日子。通过讨论，许多原来动摇不定的农民安定了思想。此外，在粮食和棉花的“统购统销”等重大经济政策变动时，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时，报纸都大力作了报道解释，有时还提供宣传员讲话资料，印发座谈会纪要，邀请代表性人物发言，利用报纸接触面较广的特点，起到了舆论引导的作用。当时，我们报纸发行二三万份，每天出版，在农村和工厂还建有不少的读报组和黑板报编写组等等，使广大群众很快地接受党的主张。

拿起批评武器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我们很快就作出了反应。改办成《宁波大众》以后，对于执行这一决定，似乎更加积极。记得当时对农村干部中的强迫命令甚至打人骂人等恶劣行为，报纸进行过多次揭露和批评。印象较为深刻的一个典型人物，是镇海的一位区委书记，他经常以功臣自居，动辄训人，并且无理压制属下的干部，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我们宣传组的同志采访了这个人物的有关错误事实，作了详细的批判性的报道，当时还似乎配了一幅漫画。此事曾得到地委领导的支持，责令其作出检讨，并在报上公布。这类事件还有好几起，当时都得到地委的支持和鼓励，认为这也是教育干部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我们报社的宣传组长王泰栋同志等，还经常写些小品和杂文等，对某些社会上的不健康现象，进行不指名的讽刺和批判，也收到一定效果。现在看来，当时的一些做法，虽然还有不尽完善之处，语言文字也不免有些粗糙，但是上下一心对待工作中错误缺点的严肃态度，却是十分真诚和可贵的。

　　报纸既然要拿起批评的武器面向社会，同时，也应该勇于在自己的队伍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曾经在报纸上开展反“客里空”的活动，即对某些通讯员在报道中，用虚构手段，随意渲染某些情节，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假新闻，引起读者的不满，造成不良后果。凡此种种，一经发现，我们都公开曝光，指出错误，澄清事实并取消这些造假者的发表权利。另外，在编采人员中产生的差错，也经常公开更正和道歉。记得有一次，是因为在一条新华社电讯中，有一句“抗美援朝”的句子，却被排字工人错排成“抗美抗朝”而没有校正，作为总编辑，由我公开郑重更正和向读者道歉，并收回和销毁尚未发出的报纸加以重印再发。40多年过去了，此事的教训仍铭记在心。

关心天下大事

　　我们办的虽然是一张通俗小报，以农民为主要对象，兼顾工人和其他城市读者。但是这毕竟是地委机关报，而非专业报纸，因此宣传范围应该涉及各个方面。比如国际国内大事，还是不能忽视的，加上，当时的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人民群众把战争的胜败常同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因此，十分关切战况。又如，各地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中的成就和经验，以及稳定物价和加强城乡流通秩序等等方面的情况，也是读者所关心的。因此，时事报道也占有一定的篇幅。我们除了抄收新华社的明码电报以外，还采用了新华社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的记录新闻。这种广播新闻，我们称之为“小广播”，它是专门供给隔几日出版一期的通俗小报使用的。我们通过对两种新闻来源的比较和综合，常常能够选取比较丰富和通俗的稿件供给我们的农民、工人读者，有利于他们了解天下大事。当时的时事编辑李政同志，几乎每夜都要抄收这种断断续续的“小广播”，并迅速编好发排，我们当时用的是平板印刷机，速度不很快，但我们大体都能在天亮前后出报，通过邮局发往各地。

　　我在《宁波大众》报的时间只有最初三年，到1954年10月，就奉调去《浙江日报》工作。回想往事，可能还有一些情节上的出入或差错，但是基本情况是真实的，并且充满着亲切而美好的回忆。

　　作者：徐炎，浙江省海宁县人。原名程继昌，又名程斐。曾任《宁波大众》报总编辑、《宁波日报》副总编辑。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