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5年10月，我时任青年团宁波市委副书记,一天，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刘德焜找我谈话说:“市委准备创办一张机关报，调你去报社任副总编辑。总编辑贾萌同志身体不大好，日常工作你要多做一点。”那时我正迷恋于文学，常写些散文、诗歌之类，到报社可以练习写作，自然很愉快地接受了。市委对创办《宁波报》决心很大。拨给一幢位于永丰路江滨的三层小洋房作为编辑部办公用房，迅速从市级机关各部门抽调一批党性较强、年轻、懂写作的干部来作记者和编辑，创刊初期只有十几个人，以后也不过二十几个人。我那年24岁，总编贾萌同志42岁，他是1938年去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大家都很尊重他。报到后，他先组织我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和介绍苏联《真理报》、塔斯社工作经验的文件，接着又带领大家去《杭州日报》学习取经，参观了他们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回来就着手做创刊的准备工作。

　　这时，距市委要求报纸在1956年元旦正式创刊不到三个月，时间十分紧迫。由于市委的高度重视，筹备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市委专门发出通知，提出全党办报、依靠群众办报的方针，要求各级党委把报纸的通讯、阅读和发行工作当作党的政治工作来做，由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向报社推荐一批政治素质好又能动笔的通讯员，召开了全市报纸通讯和发行工作的动员大会，报社则派出记者到各区和各基层单位帮助落实。这期间，与我们编辑部隔路相望的地委机关报《宁波大众报》社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老报人多，办报已有几年时间，各方面工作都已走上轨道。除了新华社电讯稿和印刷厂都是利用他们的设备外，他们的编辑和记者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除了另—位副总编何鲁同志有过短期办报经验外，绝大多数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新手，只好在工作中边干边学。例如报纸划版样，便是何鲁同志手把手教的。好在那时大家都年轻，有一股朝气和干劲，大多数人尚未结婚成家，平时就住在编辑部三楼集体宿舍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学业务、干工作，摸索着采访和编稿，先后出了三期试刊征求意见，终于如期在1956年元旦印出了《宁波报》的创刊号。我在永寿街宁波大众报印刷厂亲眼看着一张张报纸从平板机上印出来，手捧着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回到永丰路编辑部去休息时，幸福和喜悦之感阵阵涌上心头。

二

　　《宁波报》的“创刊词”，对报纸的性质、任务和办报方针作了明确的阐述：“《宁波报》是中国共产党宁波市委员会的机关报。它的创刊，主要是为了密切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加强对全市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以便动员和组织全市广大群众去实现国家建设计划和贯彻执行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本报将努力面向全市人民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因此，报纸的字体要大，文章要短，使粗识文字的人能够看得懂，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得懂。因此，报纸要编得通俗活泼，有文有图，为大家喜爱，使大家看了之后能够受到教育和增长知识”。这是一张4开4版的通俗小报，用5号活体字排印，每周6期(周一无报)，一版为要闻版，二版为工交、财贸新闻，三版为文教政法新闻和副刊、党的生活、学习、科学知识、读者来信等专版，四版为国际国内新闻版。

　　编委会组成人员，除总编辑贾萌(兼，1956．1-1961．2)、副总编辑陈方(1956．3—1958．11)、何鲁(1956．12—1961．1)外①，尚有邬武耀(总编办公室主任)和唐怡华(党的生活组组长)。编辑、记者则有石奇才、汪闻望、陈立春、周律之、郑文权，张美珍(女)、施怀珠(女)、方天、杨宪忠、杨志远、江智华、傅常乐、包阿宝(女)等人，以后又陆续调入肖容、施怀诚、谢典勋、武吹(女)等同志。编辑和记者并没有严格的分工，往往外出采访和发稿称”本报记者”，回来编稿则成了“编辑”了。编辑部先后设有总编办公室、记者组、党的生活组、工业组、财贸组、政治文教组、副刊组，读者来信组、夜班编辑组，但时有调整或变动。

　　《宁波报》创刊时，全市正处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1月1日报纸一版以“主动地积极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为通栏标题，编发了一组报道。1月17日编发新华社电讯稿：“首都已进入社会主义，毛主席和北京20多万人欢庆胜利”；1月20日，又在一版以套红大标题向全市人民宣布“宁波市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现在看来，当年大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未免太简单了些，但举国上下那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确实是十分感人的。创刊初期的报纸，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作为一张以城市广大劳动人民为主要读者的城市报，宣传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1956年元旦专门编发了一个“在1956年我打算做些什么?”的专版，发表9篇省、市劳动模范，全国、省、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优秀教师和医师的文章和照片；在版面上十分注意反映工人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发表过多篇为先进生产者呼吁的记者采访手记。3月25日二版编发“市纪委作出决定，严肃处理女工洪翠月投江自杀(获救)事件”的新闻稿，报纸为此在一版显著地位配发社论《热情地关怀群众的生活——从洪翠月事件中吸取教训》，点名批评了第一布厂负责人不关心工人疾苦的官僚主义错误，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十分重视社论的写作，许多社论都是直接面向工人群众讲话的。如3月8日社论《姊妹们，跟上革命高潮形势》；9月15日社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写于党的“八大”开幕之日》等，都是可以读给工人听的。这些社论都是报社编委会根据每月一次的社论写作计划分工起草，重要的社论都经市委分管报纸工作的负责同志审定。社论和评论见报数量，一般在每月8—10篇左右。

　　三是编辑部人人动手写稿。从总编、副总编到编辑、记者都十分积极主动地下去“跑新闻”，写报道。2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宁波市第八次代表会议侧记，便是由我、何鲁、唐怡华、石奇才四同志下去采写的。

　　报纸的经营管理比较简单，收支基本平衡。工作人员工资、福利等“人头费”由财政拨款，收入主要是报纸发行和广告。报纸每份定价3分，每月7角2分，发行5000余份，每月收入3600余元。当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只有少量的戏剧、电影广告，每月约可收入1500余元，两者合计为5100余元，用以支付稿费、纸张、印刷和邮发费用，收支相抵，略有盈余。因此我们的精力全部集中在编辑业务上，得以在创刊8个月之后，便进行了一次颇有声势的“报纸改革”。

三

　　1956年我国的政治氛围是比较宽松的。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发出了“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5月2日，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的繁荣科学艺术的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于7月间批发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报纸改革”的报告，传达到我们报社已经是8月份了。其时贾萌同志已因病外出休养，由我主持报社日常工作。这时候，编辑部经过8个月的运转操作，有了一些实际经验，又增加了一批新的骨干，办报条件有所改善，已能独立抄收新华社电讯，大家对“报纸改革”的热情很高，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改革意见。我根据编辑部内部讨论的情况起草了《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经编委会讨论后报市委审批同意，于1956年9、10月间陆续付诸实施。

　　一是加强新闻报道，扩大报道范围。针对创刊以来新闻数量少、不及时、不广泛等缺点，提出报纸要注意思想性与可读性的结合，新闻要写得准确、迅速、简洁，报道的题材要多样化，努力加强地方色彩，充分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支持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深刻揭露实际工作中的各种矛盾。报纸改革后，各版的短新闻多了，信息量明显增加，从原来每版3—5条增加到10—15条以上，减少了冗长的会议新闻，增加了读者有“共同兴趣”的消息。版面标题的制作也较前美观、醒目。

　　二是贯彻“双百”方针，革新副刊版面。创刊以来，副刊一直与政法文教新闻拼版，先后推出过“文艺园地”、“周末”、“科学与卫生”、“党的生活”等专刊。报纸改革后，保留“党的生活”、“周末”，将“文艺园地”改名为“百花园”。10月9日推出的《“百花园”释名》说：“园地名为‘百花’，显然取‘百花齐放’的意思……在《百花园》里，只要能够增长人们的知识，各种色彩和香味的花都可以开放。但这并不说明编者完全和作者有同样的嗜好。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爱花的人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眼力和嗅觉去鉴别”。可见这个副刊是为了响应党的“双百”方针而改名的。将原来的“科学与卫生”改为“学科学”，并从半个版面扩充为—整版。10月11日正式刊出。11月30日，又新辟专发讽刺性小品文的“思想医院”，出了《开诊通知》：“本刊以《思想医院》为名，无标新立异之意，哗众取宠之心。乃是考虑到社会上各种医院，都以治疗病人生理上的病痛为主；而本刊专治人们思想上的毛病，不得不加以区别而已”。这样，报纸改革后，副刊版拥有“百花园”、“周末”、“学科学”、“党的生活”等各种专刊，从11月份起，将新华社电讯发到三版，四版则为副刊版，并改用新5宋字体，以增加版面容量。

　　三是提倡学习业务，改进文风。报纸创刊时，曾配备专职的“修辞编辑”，以把文字关。实践证明：不提高编辑、记者的业务水平，单靠一个修辞编辑是不行的。因此在报纸改革中，提出要练好基本功，要求见报的文字都能符合语法，读得上口，同时要反对冗长，提倡简洁。为了提高业务水平，建立了每周半天的业务学习制度，请甬江女中的语文教师来讲授语法修辞，大家学得都很认真刻苦，稿件上语法修辞方面的差错明显减少，语言通顺，文风有了很大改进。

　　报纸改革受到读者的欢迎。读者来信来稿激增，发行量到年终上升了43%。副刊上关于“双百”方针的笔谈、关于戏曲改革和甬剧《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讨论和争鸣，“思想医院”上那些笔锋犀利的小品文，在当时都曾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1956年12月30日发表社论《为创刊一周年告读者》，对此作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努力方向。整个编辑部在“八大”精神的鼓舞下，以高涨的政治热情迎接1957年的到来。

四

　　1957年的春天是个“不平常的春天”。②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开得很成功。毛泽东在2月27日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心内容就是剥削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因此在4月份前，报纸上宣传报道的中心就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月6日一版的通栏标题便是“大张旗鼓宣传增产节约”，3月14日一版通栏标题是“在供产销平衡的条件下，努力增产”；在文教方面，则集中宣传“向科学文化进军”和“双百”方针。

　　4月11日，报纸转发了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个转折点。社论点名批评了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看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抵制“双百”方针的错误。社论提出，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鸣得很不够，放得很不够。接着，报纸在一版显著地位连续发表《人民日报》一系列社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4月18日)、《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4月24日)等。与此相呼应，本市新闻也加大了关于“双百”和“鸣放”宣传报道的份量，宣传报道的中心转到整风鸣放上来了。5月1日，报纸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初，我参加了省委在杭州召开的全省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仿照中央的做法，不但有党内做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参加，也有党外的民主人士参加。我们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录音。这两次讲话精神，与后来正式发表时有很大不同，讲话的基调是鼓励人们“放”，鼓励人们打消各种顾虑帮助党整风，大家听后都感到心情舒畅，如坐春风。我在会议期间写就并于5月7日以“张宁”笔名发表在“百花园”上的散文《西湖寻春》，就正好反映了这样一种美好的心情。5月8日报纸在一版编发消息：“市委召开党员骨干会议，部署分三批开展整风”。编辑部按照市委指示，全体人员都深入到社会各界参加帮助党整风的“鸣放”座谈会。从5月中旬到5月底市政协二届一次全会开幕，一版到二版都是记者从“鸣放”第一线发回来的消息。诸如：“拆除领导和群众之间的隔墙”、“工厂技术人员有苦闷”、“让戏曲这朵花开得更鲜艳”、“工厂技术人员诉衷情”、“工会工作的‘危机’从何而来”、“市委负责同志和本报记者座谈，支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社员要求民主办社”、“中学校长谈内部矛盾”等等。我自己也以“江健”为笔名，接连发表两篇杂谈《论无穷的忧虑》和《再论无穷的忧虑》，为推动鸣放扫除思想上的障碍。这一阶段，我的工作十分紧张，但心情是舒畅愉快的。

　　而，“事情正在起变化”。③那个时候，我几乎每天或隔天都要去市委看电报、送审稿件、或列席市委常委会，听取市委对报纸工作的指示。中央对整风鸣放的报道有过多次电报指示，总的精神就是后来在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关于“阳谋”的论述：“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报纸在—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实行反击”。

　　5月底宁波市政协召开二届一次全会，开展“鸣放”。我作为市政协二届委员，参加了这次不寻常的会议，同时负责组织记者对会议的采访报道工作。5月31日，市政协二届一次全体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市委负责同志到会讲话，希望到会的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打破顾虑，大鸣大放，批评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共产党整风，会后即分成13个小组酝酿讨论。预备会议开了三天，主要是学习文件，准备发言。6月3日市政协全会正式开幕，第一天报名要求发言的已达百余人。市工商联的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台上慷慨陈词，台下掌声阵阵。台上发言一结束，记者立即上去索取发言稿，写成消息，重要的新闻稿都经过也在参加会议的市委宣传部领导审阅，第二天立即见报。从6月4日到15日，我们在报上开辟“在市政协全会上”这样一个专栏，详细摘登各人发言内容。当时，我已经嗅出“风向”转了，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5月初在杭州西湖边上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顿时消失，变得紧张、沉重起来。

　　果然，6月8日、10日新华社播发了《人民日报》两篇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这表明反右派斗争已经打响。6月11日，市政协全会闭幕，市委负责同志到会表示：“感谢大家的批评。绝大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善意的，有一小部分的发言，与共产党的看法有出入，是我们不能同意的。”编辑部在完成政协会议报道后，立即全体动员，投入反右派斗争的报道。报纸从6月14日开始，发表各条战线反击右派谬论的消息。6月14日，发表“市工联召集工人座谈，反驳本市工商界某些论调”，6月15日，二版以“坚决反击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为标题，发表工人发言和来信。6月19日，全文发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6月20日，报纸在头版头条以特大字体发表消息《万人争读主席讲话，广大群众信心倍增》。这篇讲话发表时已作了多处重要修改，有了很强的针对性，顿时成为反击右派言论的重要的理论武器，报纸的发行量由平日的5000多份猛增至1万多份，促使反右斗争联系宁波市的实际向纵深方向发展。6月25日一版发表消息“民盟宁波市全体盟员通过决议，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6月30日，二版以“甬江之滨群情沸腾斗志昂扬，千万群众愤怒声讨右派分子”为标题，摘登读者来信。经市委批准，7月5日、7日、12日、25日，报上逐一发表了点名批判“右派分子”孙绍、王荫亭、李于己、金臻庠等人的消息。8月25日起开始举行的市人大二届三次全会，则将本市反右派斗争推向新的高潮。8月30日，报纸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全文发表副市长、民盟宁波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翁心惠《严重的错误和惨痛的教训》的长篇检讨。但他仍然逃不脱被错划“右派分子”、下放劳动的厄运。

　　10月8日，《宁波报》一版发表消息：“市级机关严肃认真开展整风”，整风反右从社会各界转入市级机关内部。报社为此组成整风、业务两套班子，开展鸣放，揭露问题。我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编辑，开始时还是业务班子的负责人，后来随着“鸣放”的深入，揭发的“错误言行”越来越多。“上纲上线”越来越高，到年底前后，完全靠边站了，白天参加整风会，听取揭发批判，晚上到印刷厂排字房做校对，事实上是“停职反省”了。对我的批判，当时我最想不通的是这样两个问题：“报纸改革”明明是按照中央批转的文件精神，报市委审批同意的，为什么就成了“篡改党报政治方向”的错误？鸣放、整风、反右各个阶段的宣传报道，都是在市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怎么就成了“鼓励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批判会结束回到宿舍，只好与新婚不久的妻子一起抱头痛哭。现在想想，当年被我们在报上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何尝不是同样的心情?他们明明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披肝沥胆，坦诚进言，纵使有的人说了些过头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风向”一转，竟成了“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动谬论”，这真是历史的误会，时代的悲剧！报社反右斗争到最后定案，被正式戴上帽子的，虽然只有肖容同志一人，但被点名批判的还是不少，伤害了许多同志。

　　1958年3月11日早晨，在料峭的春寒中，我随着大批被划为“右派分子”和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机关干部下放到镇海梅山岛参加梅山盐场建场劳动，从此过了三年下放生活。1958年4月，我在工地上接受市监委下达的给我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文件。虽然没有戴上帽子，但到“文革”一开始，就成了“漏网右派”给揪了出来，从此背上长达20余年的政治包袱。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2月，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发出(1979)12号文件，才为我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已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在《历史的反思》中写道：“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特别是中国从此向“左”转，离开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十年浩劫。《宁波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在版面上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段沉痛而曲折的历史。党犯了严重错误，作为党的喉舌的机关报，不可能不跟着犯错误。我们应当痛定思痛，牢记历史教训，不让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作者：陈方，宁波市人。曾任共青团宁波市委副书记、文化局局长、文联党组书记，九届市政协常委。已离休。

　　注：

　　①据《中共浙江省宁波市组织史资料》，可见除贾萌同志职务是1956年1

　　月份就发文公布的以外，我与何鲁同志的职务则是分别于1956年3月和12月才正式公布的，当时只是口头宣布而已。

　　② 这是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

　　②这是毛泽东1957年5月15日写成的一篇供党内高层领导阅读的文章的

　　题目，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式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