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金臻庠先生诞生100周年、去世30周年纪念。父亲自1920年创办《时事公报》，除去宁波沦陷的四年多时间外，一直坚持到1948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勒令停刊。以后积极投身迎接解放军解放宁波工作。解放后，受命筹组工商联，后曾任宁波市政协第一、二届副主席。

金、刘合为一家

　　金臻庠先生夫妇是我的养父母，但胜过我的亲生父母。我的生身父母是杭州人(母姓杨，父不详)，因抗婚逃到上海，和刘世华(系我养母之三妹)同在中华职业学校求学。后来他们都在1936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临行前，三姨刘世华把我抱到宁波，并对我生身父母说：“我姐没有孩子，不会亏待她的。”当时，养父也鼓励他们，“应该到延安去，你们放心去吧!”生身父母早已与三姨失去联系，不知他们现在何处。此事直到1987年，三姨才告诉我的。

　　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父亲主办二十多年的《时事公报》，被日伪劫夺。父亲怀着国家仇、民族恨，愤然离开宁波，隐居在上海大伯(润庠)家。当年，我舅父母相继去世，留下了外婆和表姐刘静宜(葆真)、表哥刘有汉及守寡的二姨刘醒华，靠谁赡养?我父亲在上海也生活无着，只得在大伯的民丰、华丰造纸厂驻沪办事处任职员，靠工资收入，勉强养家糊口。他毫无怨言，毅然挑起生活重担，并安慰母亲说；“金、刘合为一家吧!”他不但供养老岳母一家，还要让三个孩子读书，生活十分清苦。宁波解放后才与早年参加革命的三姨取得联系。三姨对父亲此举十分感佩。

“为民喉舌”办报纸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生办报的父亲总算熬出了头，欣喜若狂。他积极筹备《时事公报》的复刊工作，在上海四处奔走，联络各方亲朋好友、筹集资金。随即举家返回宁波，住槐树路105号(东海徐家)。几经周折，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和刁难，改名为《宁波时事公报》，于1946年2月11日与读者见面。从此他一心扑在办报上。他每天吃过晚饭即到编辑部工作，第二天清晨或中午回家，下午开会或应酬。夜以继日，不辞辛劳。他不向报社领取工资，反而在财务中开支一笔钱资助职工子女读书。

　　他坐镇编辑部，连版面编排都要过问，在新闻中重视报道工人、农民等基层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国民党统治下，物价上涨，资本家唯利是图，加紧剥削工人；工人要活命，要求增加工资，劳资斗争十分激烈。我父亲在报上如实反映工人的斗争和要求。有时亲自动手写社论。他经常说：“‘为民喉舌’是我办报的宗旨。”

　　通过报社同人齐心协力，《宁波时事公报》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超过国民党主办的《宁波日报》(社长为宁波国民党上层人物沈友梅)，于是，倾轧、捧挤、刁难一齐向《宁波时事公报》扑来。我清楚地记得，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控制，宁波市面上曾一度买不到白报纸，说“无货供应”。父亲很着急，打长途电话向大伯求援。因此．白报纸从杭州、嘉兴运来宁波，存放在家里，一时间家里成了纸仓库。

　　国民党当局一面打击、刁难，一面又拉拢、诱惑。多次诱劝父亲加入国民党，但都遭到我父亲拒绝；又让他参加参议员竞选。父亲当上了“参议员”，他说：“我借机可为老百姓利益讲话。”在参议会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很多反映老百姓的要求和建议，并在报上大声疾呼，会场和报纸互相呼应。

　　《宁波时事公报》复刊三年中，发行量不断上升，舆论影响不断扩大，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多次派人到报社查问有没有共产党。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共产党。”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当时报社里确有共产党人，他回家对母亲曾说过：“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有什么不好?”

　　表姐夫钱久望是宁波警察局江北分局局长，和我们同住“东海徐家”一个院落。国民党专员俞济民要钱久望秘密搜查报社有没有共产党员，钱久望暗中向父亲透露消息。父亲对钱久望说：“即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怕。”钱久望用托词搪塞了俞济民。在我父亲和钱久望的掩护下，报社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多次脱险，并且继续在报社工作。

黑暗中迎接黎明

　　1948年8月，《宁波时事公报》报道了镇海自卫队“哗变”的消息，被国民党反动派扣以“造谣惑众”的罪名，至10月勒令停刊。此时，我父亲显得特别镇定，处之泰然，因为他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朽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在1947年，就让报社电讯室人员何世鸿、潘善邦等到家里来装置电台，秘密抄收新华社电讯。他早就料到《宁波时事公报》会有被查封的一天。勒令停刊后，他自己动笔写社论、启事，告别读者，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宁波时事公报》的实质是封锁消息、限制言论自由。随后动员母亲变卖家中物件以作工人的遣散费。

　　《宁波时事公报》停刊后，父亲表面上显得清闲了，但与中共鄞慈县工委联系更频繁了。他接受了党交给的配合迎接解放军解放宁波的任务。他积极动员上层人士留甬和组织力量维持宁波治安。

　　表姐夫钱久望那时已是鄞县警察局代局长，他拿到国民党“浙东行署”主任俞济民为他弄到去台湾的飞机票。父亲劝他留下，组织警察协助维持地方治安，调转枪口投诚。钱久望按我父亲说的去做。解放后认真做好移交工作，受到军管会的表扬。

　　我还清醒地记得，在宁波解放前十天的一个深夜，下着倾盆大雨，一个邮递员模样的人前来送电报。后来知道是和父亲联系解放军进城的线路，父亲把宁波城区国民党军队布防图交给党派来的联络员。宁波解放前三天三夜，父亲一直没有回家。当时我不了解他做什么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坐镇商会，紧张地联络各方确保平安，完成党交给迎接解放宁波的任务。

“反面教员”作贡献

　　1957年夏天一场“大风暴”，我父亲成了宁波妇孺皆知的大“右派”，他经受着严峻的考验。那时正是我第一个孩子出生，在第二医院难产。父亲特地到医院来看我。我看他心神不定的样子，不知出了什么事了。不料第二天报纸竟登出消息说“金臻庠推说女儿难产，意欲逃避斗争。”母亲把报纸偷偷藏了起来，怕影响我月子里休息。可我还是看到了，我伤心地哭了。

　　父亲曾去找市委领导谈谈自己的想法。“看来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请求领导毙了我吧!”父亲说。这位领导开导他：“这是群众运动，把你作为反面教员，也是对人民的贡献嘛!”这话很灵验，他似乎吃了一味“定心药”，心里平静多了，牢牢记着“做反面教员也是对人民的贡献。”

　　最后对父亲的处理是：撤销一切职务，保留政协委员，降职降薪。他回家说：“这是党和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一定要争取早日摘帽。”从此他一面及时向领导汇报自己思想，一面抱病参加政协定期学习，他订阅了很多报刊杂志，如《红旗》杂志是他必读的。他每天的生活似乎沉浸在报刊杂志的海洋之中。

　　1961年我大伯(润庠)病笃时，对父亲的处境深表不安，又考虑到他没有亲生子女。因此嘱咐在遗产中拨出2万多元作为我父亲安度晚年的生活费。父亲身处逆境，但想到的还是国家和社会公益事业，他拨出部分生活费献给国家。此前还多次写信给三叔(安庠)和大伯要求资助，捐献给国家，将功补过，早日摘帽，他想争取轻装上阵，再为家乡父老多做些事情。

叮嘱女儿跟党走

　　1962年1月，翁心惠(原副市长)摘了“右派”的帽子，而父亲的摘帽没有消息，父亲感到自己“出头”无望了。从此闷闷不乐，饮酒消愁。在最后一年里断了米饭。当时黄酒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半斤，他竟以醋代酒，梳打饼干代粮。

　　还有使他伤心的是抚养长大的三个孩子都远离了他。表哥刘有汉，1950年去读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不幸于1963年被癌症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表姐刘静宜受表姐夫钱久望自杀的牵连，被迫去了兰州，进西北军区医院工作。我是“大右派”的女儿，在宁波四中工作，1958年被迫清除出共青团。我丈夫是第一代海军航空兵，在东航司令部作战处工作，也因岳父是“大右派”而调离机要部门转入后勤部门，后又离开宁波到上海。我也去了上海。从此，父亲孤苦伶仃和母亲相依为命，以度残年。

　　1965年春节，我回甬探望老父母，谁知这是和老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他老泪纵横地拉住我的手说：“你要相信我，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我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们母女俩的事，我的一生是清白的。”我也泪流满面，父女抱头痛哭，我竭力劝慰老人。当时由于“立场”、“界线”原因，我在家只住了三天。在大年三十那天匆匆赶回上海。临别时，他又郑重地对我说(这次他没有流泪)：“共产党是伟大的，你要坚定地跟党走!”谁知这话成了他最后的遗言。我忍住了眼泪对他说：“我会为你争气的!”

　　第二年春节过后，父亲刚满70周岁，终因长期郁闷成疾，戴着沉重的“右派”帽子，默默地告别了人世。

　　当时阶级斗争口号四起，“文化大革命”序幕已经拉开。母亲害怕再次连累和为难我，连电报也不敢拍，还是在沪的堂姐金玉亭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去世消息的。我一阵心痛，急忙向学校请了假，当夜赶回宁波。不料父亲已成殓安葬完毕(听说政协主席葛仲昌派人送来500元丧葬费)。我欲哭无泪，欲喊无声，连父亲最后一面也未见到，也没有亲自为他送行，这是我的终身遗憾。父亲的坟墓在宝幢永安公墓，非常简陋，墓碑上没有子女名字，只有好友沈曼卿先生的题字。

　　“共产党是伟大的，要坚定地跟党走。”这句遗言表明了父亲虽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仍毫不动摇跟党走的信念。多年来我以父亲为榜样，并遵循他的教诲，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把一颗爱心献给学生，作出一些成绩，多次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嘉奖，获得“模范班主任”光荣称号，又连续评为市“三八红旗手”、“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1979年4月父亲的错误结论得到改正后，我受到无辜的株连也撤销了。198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父亲的遗愿。

作者：金玉娟，宁波市人。中学高级教师。先后在宁波、上海从事中学教育工作，己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