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海空基地——珍珠港后，日本军国主义称霸东南亚的野心暴露无遗，太平洋战争从此开始。日军在珍珠港得手后，频频发起攻击，迅速占领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等国，东南亚一片战火。

　　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又是美国租借给我国的军需物资的主要入口处，所以，日军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不仅威胁着驻缅英军的安危，而且也威胁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于是，英、美、中三国军事首脑根据战事发展紧急协议：由中国派遣3个军入缅协助英军北撤；同时抢运储存在缅甸的美国租借给我国的军需物资(据我所知，在仰光码头仓库堆放着500门火炮，缅北重镇腊戍储存着近20万桶汽油)。

　　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宣告成立，并第一次入缅。当时，日军十八师团从仰光登陆后，急向缅甸中部城市曼德勒挺进，先期入侵泰国的日军十五师团亦同时由东向西直插泰缅边境，企图切断英军退入中缅边境，气焰极为嚣张。所以，中国远征军刚入缅，即与日军激战于伊洛瓦底江。结果，我军失利，被迫退守我国云南高丽贡山一带。英军在腊戍陷于日军包围之中。远征军奉令回师解救被围英军。经过苦战，解救了英军，而自身则被胶着在腊戍这一弹丸之地。为了尽快跳出日寇包围圈，远征军被迫兵分两路，开始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艰难历程：一支约7000余人，向西退入缅北原始森林，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与大自然的生死搏斗和长途跋涉，5000余名壮士带着无穷遗恨长眠于异国他乡。生还的1800余名幸存者就地组成中国驻印军，继续抗击日本侵略军。另一支向我国云南方向北撤，途中险象环生，不断遭到日军伏击，生还祖国者亦所剩无几。二○○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就是遭遇敌人伏击而壮烈牺牲的(戴将军牺牲后，美国罗斯福总统曾颁发过勋章；中共方面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致电吊唁)，戴将军的随身英文翻译张英杰①同时身中七弹，幸未击中要害，伤愈后，再度飞越“驼峰②”，加入第二次入缅战斗。

　　第一次入缅战争失败后，英、美、中三个盟国并未放弃在印缅战场与日寇决战的努力。所以，于1942年底，重新组建了中国远征军并再度入缅参加战斗。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第二次入缅战争的。

奔赴比哈尔邦兰姆伽军区

　　我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后，于1942年11月4日从昆明武家坝机场起飞，离开昆明盆地，飞越“驼峰”，到达印度阿萨姆邦汀江地区。

　　第二天，我们4个小队和先期人员凑足500人一列专车，启程奔赴比哈尔邦兰姆伽军区。

　　兰姆伽位于印度第一大商埠加尔各答西北约150英里处，此行将有5天水陆行程。负责列车指挥的是我团张宏范副团长，联络官是英军××少校(已忘名)。当天上午9时左右，我们齐集在汀江火车站，军官全乘卧铺，士兵则分配在头二等列车；国内外军人待遇，有很大区别。

　　经过一个晚上的行程，到达了孟加拉湾恒河西岸，换乘广轨火车，绕道加尔各答，继续前行。大约又过了3天多的旅程，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比哈尔邦兰姆伽。比哈尔邦虽离海岸不远，但气候较为炎热，且土地贫脊，水利设施较差，其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远不如盂加拉湾一带优越。中国远征军的驻地就设在这里，外面挂有“兰姆伽训练中心”(简称兰伽军区)。

　　驻地方圆五六英里。西区是交通区，设有一座火车站，铁路西侧的平原上有一小山头，为轻重兵器、火箭筒、地雷、火焰喷射器等实弹射击场地；南区是商业区，设有一个规模不大的集市，再向南则是一块田野村庄，人烟稀少，灌木丛生，是理想的步兵和炮兵演习场所；北区地面宽阔，供坦克兵和机动车训练之用；东区有一条小河，过了河即是工兵和通讯兵的演习区域。

　　兰伽军区总部设在东区。总部有平房10余幢，l所医院，1座电影院(可容纳2千人，昼夜放映)，1座自来水厂等。直属军区营房仅容纳2个步兵师和直属部队(三十八师和二十二师。这两个师主要有第一次入缅战争后突围入印的l800余人和此次空运的部分兵力组成)，后期到达的其他独立营团分别驻扎在各自帐篷区内，星罗密布在军区四周，各自设哨。我团编为中国远征军炮兵第四团，驻扎在东北一侧第四帐篷区。

兰伽军区的组织、训练与装备

　　兰伽军区设有参谋总部和军事顾问处，下设步校、炮校、工兵学校、汽车驾驶学校、坦克学校等，培养战地人才。

　　总部总指挥是70高龄的美国史迪威将军，我国罗卓英将军副之。总部隶属于同盟军西南太平洋司令部(该司令部设在斯里兰卡，由英国皇家海军中将、印度总督蒙巴顿将军任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位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我在兰伽电影院听过他的讲话。他出生在中国，并在天津和郑州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个子不高，眉清目秀，平易近人，没有趾高气扬的官架子；穿着与普通士兵一样，不佩戴陆军少将的肩章和领章(1943年晋升为陆军中将)，没有前呼后拥的警卫。当我团抵达驻地后，老将军穿梭于各营团之间，督促训练，格外繁忙。

　　罗卓英将军，黄埔毕业生，广东人，1943年夏奉调回国，由郑洞国将军继任。郑将军是黄埔一期的先辈，儒雅可敬，与史迪威将军合作十分融洽，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将军是当时唯一的非黄埔系将领，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在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曾担任过税警团团长。他是安徽人，治军甚严，第一次入缅战争中表现出色，因解救腊戍被围英军有功，得到过蒙巴顿将军代表英国政府的勋章，后在反攻缅北、打通国际公路的战斗中，屡建奇功。

　　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黄埔六期的佼佼者，湖南人，因一眼有疵，故人称“廖瞎子”。作战灵活，口才极佳，我曾亲自听过他所作的关于缅北战场的专题报告，很受鼓动。但他爱钱如命，颇受下级军官的指摘。记得我在一厕所墙上见到过用木炭勾勒的一幅漫画：一口棺材中躺着一个人，一手伸外，口里嚷着：“我要钱”。漫画的标题是“廖瞎子死要钱”。

　　在密支那会战前夕，驻印军又增加了3个步兵师，扩展为2个军，以三十八师为主力成立了新一军，由孙立人将军任军长；以二十二师为主力成立了新六军，廖耀湘任军长。

　　我团是一个独立炮兵团，团长蒋公权，浙江诸暨人，法国卡尔登炮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七分校的炮兵科长。副团长蒋宏范。营连排骨干都是军校或炮校出身，士兵大都是陇陕川子弟，后来加入了近300余位青年学生，规模扩大。全团分3个营，每个营4个连(其中3个为火炮连，1个为运送弹药汽油的补给连)，团部还有1个直属连(名曰团部连，负责通讯、警卫和交通)，团营连都配备有美军顾问(我记得团里顾问有3人，即考茨上校，柯灵斯中校和伯格上校)，负责武器弹药的补给，训练和作战指导。他们住宿在顾问处。

　　部队训练在美军主持下进行。一般先教官，再由官教兵。要求官兵都能精通有关炮兵的各项技术。所以，先由军官到有关学校接受专业训练，然后依次学习其他专业，回来后再带兵训练。整个训练内容安排相当繁多，时间极为紧张，但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英国军方责任印军后勤负责供水、供电、供油、供给养等工作，虽设备较为简陋，效果却相当显著的。

　　我团的武器装备不甚理想，为此还有些风波。正规军事训练后，顾问处给我团装备了155型榴弹炮，但这些榴弹炮制作粗糙，而且炮架上刻有“1918”字样，一看就知道是被淘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剩余武器。所以，我团要求装备105型榴弹炮，但库存无货。据说，原有105型榴弹炮百余门，在印度洋运输途中，被德国潜艇击沉，葬身海底，只好暂以75型榴弹炮替代，两月后才有105型榴弹炮补给。这件事当时是由我一手交涉定当的。说起来也真是好事多磨，还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全团南下接收火炮的目标至此方得以实现。除火炮外，我团装备的步枪也是“一战”后期的剩余物资，枪筒又长又重，性能还远远不及国产汉阳7.9型；冲锋枪，又名汤姆森，也是过时货，口径大，子弹重，射程近，瞄准性能又极差。官兵们议论纷纷，极为不满，因为这是美国租借给我国的军需物质，并非无偿恩赐。其他如对讲机(一笨重，每台约10公斤；二通讯距离短，仅5里)，汽车(均系4×4、6×6重型军车)等也有差距，唯发报机，使用起来比较满意。

　　这里顺便说说中国远征军的名称变更情况。考虑到“中国远征军”名不符实。所以，于1943年初，更名为“中国驻印军”，与此同时，在我国云南保山成立了“中国远征军”。而美军机关则习惯佩带有C.B.I.字样的标记，即China(中国)、Burna(缅甸)、India(印度) 的缩写。

进入“色地亚”待命

　　我团经过一段时间的正规训练后，开始变换驻地，从原第四帐蓬区，迁入东部偏西一侧的营区。该区原是二十二师一个团的驻地，因这个团奉命开赴缅北战场，所以由我团进驻。当时，印度天气十分炎热，高达41-43摄氏度，但我们照常坚持训练。

　　不久，即1944年雨季来临之前，我团得到命令立刻离开兰伽军区。于是乘车绕过加尔各答市区，到达加市西北排拔里铺车站，改乘火车前往西里古里，这是一个紧靠大吉岭和我国西藏边境的车站。从这里又乘了3天路程的汽车，来到了我们最先踏上印度国土的阿萨姆邦汀江地区。仅一年多时间，昔日冷冷清清的边境小镇，此刻则变得十分热闹，原来这里已经开辟为缅北战场的后方基地，有机场、仓库和英军补给机关。通往我国内地的“中航机场”和“战地后方总医院”也设在这里。20英里之外，即为中国驻印军总部雷多。雷多是印度铁路的终点站，又是中印缅公路的起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1943年日军在困帕尔遭中国驻印军重创后，已很少在这一带骚扰，所以雷多公路两侧多设数公里长的炸弹仓库和汽油仓库。

　　与汀江相距20英里，并与雷多、汀江呈三角形的一块冲积平原，名色地亚，往里进去约60余英里，有一块被原始丛林包围，东西约500米、南北约300米的小平地，是我团此行的目的地。这块小平地原本没有地名，那时，我们仍以“色地亚”呼之。此地原由驻印军战车一、二营驻守，附近公路、木桥均由他们修建。因为，这里是一块原始地带，公路两侧即为林海，所以，很少有人居住。我团进驻的任务，是进行适应性训练，以尽快进入缅北战场参加战斗。

　　所谓适应性训练，主要是锻炼适应森林战的特殊能力。森林战有很多特殊要求，又十分艰苦，非常人所能想象。在这里，炮兵必须改变射击方法，采用45度以上的高射界射击。因为45度以下射击往往受到茂密树枝的阻挡而达不到杀伤敌人的目的。空中观测方法亦与平地不同，一般多采用小型飞机，灵活机动；其他如采用的进攻武器与战术，亦有相应的调整。所以，我们的训练安排得很紧，只有星期天，稍稍可以到汀江、汀苏卡或雷多、色地亚采购一些必备日用品，或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

　　在森林地域的生活也有许多特殊要求，比如每日要吞服一粒阿托品药丸，以防疟疾感染；还要服食一颗10克重的食盐，以防中暑；一到傍晚，每人务必放下长袖，穿着长裤。站岗放哨的士兵更需戴上头帐，以防各种飞虫和无孔不入的吸血旱蚂蝗缠身。

集训青年军

　　抗日战争进入后期，中国驻印军由于连年与日寇作战，伤亡很大，兵力急待补充。所以自1944年开始，总部陆续从昆明空运来一批又一批学生为主的青年军。这批青年军先编入步兵师，经过训练再充实到特种部队。

　　我所在的团部接到雷多总部通知，有300名青年学生编入我团。团部要我负责接送，参与集训事宜。从雷多接回团部后，就将青年学生平均分配到各营连和直属单位。由于他们大都是内地初高中生，个别是大学生，文化素质较高，所以要求集训人员也应有较高的素养与过硬的技术。第二天，成立了青年军训练队，团长蒋公权亲任集训队长，命我任副队长(我当时是团直属连上尉副连长)，全权负责具体事务，并在全团临时抽调黄埔十七、十八期的成绩优异者充任集训队骨干。整个训练为期4周，依次学习炮操、观测、有线无线电通讯等基本技术。由于青年学生素质好、接受快，外加有一股强烈的报国热情，所以，短短一个月，收效甚为显著，得到各营、连长的赞许。结业后，均委以下士班长。青年军的到来，无疑大大提高了我团的整体素质。

　　过了几个月，我又接到一项特殊任务，是雷多总部下达的。要我带领武装士兵20名，从汀江出发，前往加尔各答，随行的还有美国顾问柯灵斯中校和翻译官。当时去执行什么任务，我并不清楚。到了加尔各答，我向美军补给(后勤)总部报到，但总部并没有立即交待任务。到了第四天，任务来了，要我们去码头护送120余名华侨至雷多总部。这批华侨原是在外轮服役的下属海员，因太平详战争爆发，船到美国即被解雇，后经国民党驻美使馆周旋，遣送回国。这批海员多数是粤闽籍人，在国内皆有妻儿老少，如能遣返回国，正遂心愿。谁知回国并不是回乡，而是要他们当兵，编入驻印部队。我出于同情和乡谊，要了4名鄞县东钱湖人编入我团服役。

修筑史迪威公路

　　在我团进入“色地亚”驻地待命的同时，驻印军与日寇在缅北的战斗从未停止过，而且进行得非常激烈。战斗越深入，交通显得越重要。其中，中印缅公路(俗称“国际公路”，西起印度阿萨姆邦东陲的雷多，东至我国云南昆明，全长1037英里)对于抗日战争后期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自从第一次入缅战争中我方失利后，日寇乘机侵占了龙陵、腾冲等地，使致中缅公路拦腰被截，交通受阻，大大影响了我方军事行动的深入。

　　所幸的是，驻印军在孟攻打了一场漂亮仗，杀伤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并乘势组织更大规模的密支那和八莫会战，令人鼓舞。驻守在云南保山的中国远征军几乎同时发动了大反攻，收复了滇西重镇腾冲，继向怒江、龙陵挺进，从而形成了东西夹击日寇的有利形势，迫使日寇板垣师团拉长战线，分散兵力，无力冲击。所以，战事的发展，一方面要求中印缅公路能尽早打通，另一方面客观上亦为打通中印缅公路创造了条件。

　　于是，筑路高潮到来了。筑路部队是以驻印军工兵团和美军一个机械化工兵团为主体，高架通信线路和输油管道的铺设任务则由美军黑人工兵团承担。筑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沿线没有沙石，所以只好事先伐木，构筑路基，伐木机和推土机是主要工具。筑路场面十分壮观，各项工作同时进行，甚至挑灯夜战，筑路的筑路，铺设油管的铺设油管，架设电线的架设电线，一寸一寸地往前延伸；筑路费用十分庞大，从雷多到昆明共1037英里，10对铜质线路，3条口径8寸至10寸的输油管，平坦区每40英里修筑一个泵站，山区则相隔20英里就有一个泵站；据美方估计，修筑这条路，耗资相当于巴拿马运河的造价。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条路何止用金钱所能算清，为了打通这条路，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有多少英雄儿女贡献了自己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

　　修成后的中印缅公路正式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为的是表彰史迪威老将军在缅北战场上所作出的特殊功绩。

八莫之战

　　八莫，位于密支那以南，是日军据守缅北的最后一个据点。因为那里是缅北丛林的边缘城镇，所以，日军曾在通向曼德勒公路线上架设了一条轻便铁路，八莫就是这条铁路的终点站。

　　八莫城内，日军拥有一个加强团的兵力，我军则以绝对优势即两个整师的兵力包围了八莫城。1944年末，八莫之战打响了，战斗激烈程度不亚于密支那之战，双方战机出动，重炮轰鸣，持续近一个礼拜，最后，日军几乎全部埋葬在火海之中。日军接连失利，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中国远征军攻克了中缅边境的畹町镇，进入缅北地带，与驻印军相距仅百里。两军会师有望，日军度日如年。

芒玉会师

　　芒玉是畹町与八莫之间的一个小集镇，地处丘陵地带，相比丛林而言，形势较为开阔。这里便是缅北战场的最后一战。

　　日军在小山头上构筑了绵延20余里的野战工事，妄图作最后挣扎。我东西两军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夹击日军，虽也付出较大代价，但仅3天激战，即彻底干净地把日军消灭在芒玉田野上。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胜利会师，中印缅公路亦宣告正式打通。

　　1945年5月1日，我团接雷多总部命令，立即启程回国，限期3天做好有关补充军需物资，检修车辆的一切准备工作。4日上午，我团齐集雷多，共计330辆大小军车、80辆加拿大产5吨型民用车，组成一个车队，浩浩荡荡踏上归国征途。车队首尾用对讲机保持联系，每辆车之间保持20米距离，每日行程约150英里。400余辆重型车辆，牵引着36门大炮，穿梭在万木丛林之中，风餐露宿，走得也相当艰苦。但战士们的心情是十分愉悦的，走出国门几千个日日夜夜，盼望的就是这胜利的一天。唯有途中时时闪过十八一堆、三十成群的中国驻印军无名烈士墓碑，我们的心不禁紧缩起来，作为幸存者，至今思及，仍无尽地思念着这些曾朝夕相处而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

　　车队经芒玉到畹町，顺利回到祖国怀抱。5月中旬，抵达昆明市郊，把随行60辆民用车交给西南运输处，继续北上至曲靖沾益，在山坡上驻扎。从此，我们告别了8天的长途跋涉，得以稍稍休整。不久，我团奉命向贵阳进发，参加收复广西柳州的战斗。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我团被编为国防部独立炮兵第四团，驻守贵定，这年我晋升为团部直属连上尉连长。

　　作者：李祚达，奉化市人，黄埔第十六期毕业生。曾任宁波市七、八、九届政协委员，现任宁波市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编注：

　　①张英杰(1919-1994)，又名应其，奉化市莼湖镇人。1938年投笔从戎，考

入黄埔军校炮兵学校。1942年为国民党第五军二○○师上尉参谋，中国远征军入缅时，为戴安澜将军的英语翻译。在朗科遭日寇伏击，戴将军壮烈牺牲，张也背部7处负伤，幸未伤及要害。经抢救伤愈后，于1943年春再次飞越“驼峰”入印度，加入驻印军炮兵第五团任上尉连长，不久调总指挥部任少校翻译。解故前返原籍奉化，后定居宁波。曾在宁波市工商联工作，甬江女中(现六中)和职工业余大学任教，最后在市环卫处退休。曾任宁波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② “驼峰”，这里特指我国西南横断山脉地区。飞机飞临该地区上空，不能

直线飞行，穿插于群峰之间，上下落差很大，一座座山峰犹如一座座驼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