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梅先先生(1889—1942)，宇佑庭，学名炽朝，奉化长寿乡(今江口镇)后竺村人，出身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由于家贫，童年仅读过二三年书，给乡绅家放过牛，13岁离乡背井，随兄到上海同乡何源通五金杂货店当学徒。在当学徒期间，省吃俭用，把零用钱积下来付学费读夜校，掌握文化知识。

从参加辛亥革命到投身商业

　　辛亥革命时，竺梅先信奉孙中山先生思想，参加同盟会，投身革命活动。曾在光复军中任职并参与攻打高昌庙兵工厂一役。之后去长春，与留日学生孙鹤皋合伙开设均益呢绒店作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久被捕，中途脱逃，在英商太古轮船上做水手的同乡帮助下，秘密潜回上海。

　　在上海，竺梅先当过电车售票员、经纪人，开过印刷厂、纸盒工场。后来还去山东任军需官，与友人金润庠等合办“三合成”商号，积累了一些资金。1929年，应朋友邀请，入股大来商业储蓄银行，后来被推选为董事长兼经理。同时，与金润庠接办浙江濒临倒闭的禾丰造纸厂，更名为民丰造纸厂，聘请工程技术人员，增添设备；生产的黄版纸，无论质量和数量，都为全国首位。1936年又试制卷烟纸成功，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

　　宁波人开办的宁绍轮船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到1936年底，负债累累，原总经理辞职，各董事一致商请竺梅先出任总经理。竺为了爱护桑梓事业，应允接任，不支薪津。公司经过调整和整顿，业务渐有起色。半年过后，“八一三”淞沪战事发生，永兴轮被国民政府征用凿沉在江阴封锁线，老宁绍轮被封在宜昌附近，只剩下新宁绍轮一艘往返在沪甬线上。

反帝爱国义无反顾

　　1925年“五卅”运动时，竺梅先任上海六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领导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反帝爱国斗争。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竺梅先不惜花费几千元广告费，在9月29日上海《申报》上，以报纸四分之一篇幅，刊登《告全国同胞书》，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针锋相对，呼吁同胞们齐起抗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抵制日货，不与日本合作；加强宣传教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暴行。

　　次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竺梅先敬佩十九路军英勇抗日，针对当时伤员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在好友虞心炎医师支持下，在康定路陕西路设立伤兵医院，救护伤兵500余名。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竺梅先再次邀请虞心炎医师，在长乐路富民路一座花园洋房，筹设国际红十字会伤兵医院。医院的费用，大部分由竺梅先向爱国工商业者募捐来的，他自己也捐献了三分之一；先后救护伤员达4000余人。

　　自淞沪抗战发生后，江湾、闸北一带难民大批拥进了当时的租界，云集在黄浦江沿岸。争欲搭船到宁波乡下避难的难民有几万人。竺梅先不顾冒战争风险，为了拯救同乡，毅然挺身而出，经过周密策划和繁杂的组织工作，新宁绍轮更名“谋福”轮，悬挂德国国旗，以确保难民生命安全。每次运送3000多人，不间断地往返十几次。终于将几万难民全部安全送到宁波。之后，“谋福”轮继续往返在沪甬线上，冒险从宁波将内地的蚕茧、棉花等土特产运往上海，又将大批布匹、医药器材等急需物资从上海送到浙东，“谋福”轮曾多次遭到日机袭击。

　　日军占领上海后不久，战火不断向西蔓延，相继侵占嘉兴、杭州。日本侵略者觊觎民丰、华丰两造纸厂。先是日本军部委托素与民丰厂有业务往来的德商到竺梅先家中，要求两厂与日方合作，遭到竺梅先严词拒绝；继之日本领事馆人员和日商代表多次去竺梅先家，要求租借，竺不答应；最后是日本浪人前往竺家，在一个月时间里，先后十几次进行威胁、利诱、恐吓。但竺梅先始终泰然处之，毫不妥协。后来在亲友们再三劝说下，他才被迫离开上海，避居宁波。不久，日军就强占了民丰、华丰两厂。

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

　　“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不少同胞惨死于日寇铁蹄之下，家园毁于炮火之中，无数灾童流落在街头，无家可归。在这国难当头时刻，经办上海大来银行、杭州华丰纸厂、嘉兴民丰纸厂、宁绍轮船公司等企业的竺梅先先生，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一次董事会上慷慨陈词：“国家灾难深重，寄希望于下一代，应把这些灾童收养起来，教养成人。”竺梅先竭力主张开办一所教养院。他的倡议得到同仁们的赞同，纷纷捐款；并推举竺梅先为院长，其夫人徐锦华女士为副院长，主持日常院务。为避免日寇的骚扰，他回乡勘察，选定在地处鄞奉交界的奉化莼湖镇岙口村的泰清寺。凭他多年在上海经商的声望，商请法、英、美等国的著名外商为校董，发给护照，在“灾童教养院”前冠以“国际”两字。全称为“国际灾童教养院”。

　　修缮后的泰清寺设有9个教室、7个寝室、2个饭厅；辟有盥洗室、理发室、浴室、洗衣房、缝纫室、储藏室、厨房和大会堂；还有教职工的办公室和宿舍。70余名爱国青年在竺梅先夫妇舍身救国、矢志不悔的精神感召下，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接受礼聘，来到穷乡僻壤，教书育人。

　　教养院收养了江、浙、沪一带600余名灾童，年龄最大的14岁，最小的仅5岁、6岁，一般是11、12岁。夏季穿白衬衫，蓝色背带裤；春秋穿灰色夹袄；冬季穿棉袄夹裤。教养院的院徽呈三角形，上方是熊熊烈火，下面为蓝蓝的海洋，中间是一只雪白的救生圈，表示救灾童于水深火热之中。教养院设有中学部、小学部，教材由教师自编，600余名灾童在这里受到了相当正规的教育和抚养。

　　教养院的所有费用都由竺梅先一人筹集。为了解决700余名师生的粮食、药品和学习用品，竺梅先常年奔波在上海、嘉兴、宁波等地。开办的头三年，教养院生活相对平静，但随着战火的不断扩大，一些校董先后中断了提供给教养院的经费。此后，教养院的开支全由竺梅先一人承担了。当时有许多友人劝竺梅先解散教养院，去香港或海外重振家业。竺梅先心中想着600多名灾童，一一婉言谢绝，说：“我不能半途而废”。在战火纷飞的日伪控制区内，又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要维持700多师生的生活，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1942年9月，宁波地区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百姓断粮断炊，路有饿殍。当时兼任浙东粮食救济委员会主任的竺梅先，为拯救灾民于饥饿之中，亲赴当时浙江省政府所在地永康县方岩求援，调得大米l5万石，以解灾民燃眉之急。竺梅先为了宁奉地区数百万百姓，也为了600多个灾童，终因奔波不息，积劳成疾，在方岩回奉化途中，即已咯血不止，回家后便卧床不起，虽经名医全力救治，仍无济于事，数日后与世长辞，时年54岁。竺梅先临终前叮嘱夫人徐锦华：“教养院这副担子交给你了，一定要把这些孩子抚养成人。”当竺梅先先生的灵柩抵达教养院时，全体师生和当地村民无不泪流满面，悲恸万分。

　　竺梅先先生逝世的当年，在清理竺家财产时发现，自抗战开始后，为支付那浩繁的开支，竺梅先已将他持有的民丰、华丰两厂的股票全部抵押给银行。他为了抗日救国，为了祖国的未来，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财产，没有为家属留下一亩土地、一幢房屋或其他金银首饰。他留给后人的是一片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徐锦华女士，江苏省松江县人，出身名门，毕业于松江女子师范学堂。她博学多才，文笔流畅，写得一手好楷书，是当时接受新思想妇女的佼佼者。她是竺梅先的贤内助和好参谋，全力支持丈夫的爱国行动。她毅然放弃城市的安乐生活，带着儿子，随夫到泰清寺主持院务工作。她爱灾童似子女，亲切地呼灾童为“小囡”，在夜深人静时，她总是在伴女的陪同下，提着马灯到寝室去查看孩子们是否盖好被子，叫醒要尿床的孩子起来撒尿。马灯旧了、破了，换了一盏再提着走……一次，有个孩子患了肺结核，当时肺结核是难治之症。为了挽救这个孩子的性命，徐夫人把他接到自己的住处，给他吃小灶，增加营养，反背穿衣服，让背部晒太阳。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照料，那个孩子竟奇迹般地康复起来。一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回忆在教养院的生活时说：那时我腹部生了个疮，年幼无知，疮越烂越大，肚子快烂穿了，副院长得知后，随即请4位农民用担架抬着急送横溪治疗。他哽咽着说：“我这条老命是当时副院长救回来的呀!”

　　竺梅先先生逝世后，院内外的一切事务都压在徐锦华的身上。她与师生共甘苦，同患难。他们上山挖掘树根作燃料，开垦荒地种粗粮，即便如此，也摆脱不了饥饿与疾病的侵袭。一些食量较大的男生，往往饥不择食，课余偷偷上山采摘野果充饥。其中有一个男孩因误食蛇果而中毒身亡，对此，徐锦华泪沾衣襟，心如刀割，责备自己没有照顾好孩子。

　　一年后，教养院的日子更为艰难，经费左支右绌，难以为继。这时，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趁机派人找徐锦华商洽，表示愿意出任教养院董事长，并将提供优厚的经费，企图接管教养院。徐锦华为人和蔼可亲，平常从不粗气重声，而这次面对陈璧君的叵测居心，她一反常态，义正词严，力加痛斥：“我宁愿忍痛解散教养院，也决不教我的小囡们做汉奸的工具!”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徐锦华和大家商议后，决定解散教养院。事前，她费尽心力，对孩子们的去留作了精心的安排：一部分灾童被送往抗日前线，参军作战；一部分被送往工厂做工；年龄较大的女生则由当地村民领养或与年龄相仿的农民结婚成家。对那些和当地村民结婚的女生，徐锦华特地为她们置办了被褥、箱子等嫁妆，以尽长辈之责。每当学生离去时，她总是象慈母一样亲自送到村口，谆谆叮嘱，挥泪告别。

　　“国际灾童教养院”这朵抗日战争期间教育战线上的奇葩，终于结束了它那艰难而有意义的岁月。但它的事迹、它的精神，却是永世不灭的。

　　作者：陈兆芳，宁波市人。奉化市政协秘书科长、文史办负责人。

编注：本文根据竺培农、竺培德《创办民丰、华丰造纸厂的竺梅先》、王舜祁《拯救灾童于水火之中》等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