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1878—1933)，原籍福建古田，俗姓吴。18岁剃度出家，法名弘悟，字圆瑛，号韬光。2l岁参访诸方名刹，27岁后从天童寺寄禅老和尚(即八指头陀)习禅6年。1914年任中国佛教总会参议长。1929年起，历任各届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1930年2月，圆瑛大师被天童寺两序和四众弟子选为方丈。次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三省，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圆瑛大师虽为方外之人，但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安于说法念佛、修习苦行了。他满怀沸腾的爱国热情，以中国佛教界领袖的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建立“护国法会”。同时，他又代表中国佛教徒致书日本佛教界，书云：“我佛以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信奉佛教，则对国际间，应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而造成东亚和世界之和平。”他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的野蛮行径，号召日本佛教界“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此时，圆瑛大师写下了一副忧国忧民的诗联：

　　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圆瑛大师进一步从佛教救国转向抗战救国。他在上海召开中国佛教会理事紧急会议，要求全国佛教徒起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倡导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自任团长。紧急通知京(南京)、沪两地各寺庙派出年轻僧伽200人，前往上海玉佛寺报到，组成“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并在该寺进行集训。接着，圆瑛大师又在上海清凉寺开办准备收容伤兵的佛教医院和圆明讲堂等9处佛教难民收容所。

　　第一僧侣救护队集训满月，“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了。僧侣救护队即时奔赴前线。出发前，圆瑛大师对全体队员讲话，要求每个队员以“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做好伤员救护工作。他说，这“三大”精神，是大乘佛教救世学说的准则。“无畏”就是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抗战救亡中去；“无我”就是忘却身家之我见，置自身生死于度外，全身心地去救护别人；“慈悲”就是救苦救难，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辜横遭杀戮，不能眼看着无数生灵被敌机摧残，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哀呼惨号。所以，挺身而出，惩一儆百，诫少救众，负起抵抗侵略的救亡工作，正是大悲大勇的菩萨行。

　　僧侣救护队开赴战场后，对牺牲的战士进行掩埋，将负伤的战土和难民送往后方，昼夜奋搏，艰苦顽强，受到国内外爱好和平人士的赞扬。

　　由于战事不断扩大，圆瑛大师又写信给在汉口的弟子，指令他组织“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写信给宁波佛教会，指令该会组织“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要求这两个队立即筹备所需物资，尽速赶赴前线。

　　救护队、医院和收容所的经费，原来由上海联合救济会负责，不久即发生困难。圆瑛大师为筹集经费，于1937年11月，带随侍弟子明旸①一起去东南亚。他们历经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巴生、马六甲，得到著名华侨陈嘉庚和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支持，各地侨报也大力宣传，终于募得巨款，由当地筹委会寄往上海联合救济会。

　　1938年9月，又为救护队等组织的支出，圆瑛大师再度带明旸去南洋各地，向华侨提出“一元钱救国难运动”，一下子筹集到叻币②五六万元。

　　1939年6月，圆瑛师徒回到上海。9月的一个星期天，大师正按例向善男信女宣讲自已的新著《劝修念佛法门》一书时，有个信佛徒悄悄递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大师：据可靠消息，有汉奸向日本宪兵司令部告密，谓您老两次去南洋是宣传抗日，募捐一百万元(经费)授助重庆抗日政府。情况紧急，恳求立即离开上海，暂避一时。

　　圆瑛大师阅后，不动声色，仍以平静的口吻说法。法会结束后，师徒商议一阵，大师说：“避难的实质是胆怯，是逃跑。抗日救国，是我们本份，何罪之有?为何要暂避一时，我不走，我要让日本侵略者知道，一个老朽的和尚，尚且不怕死，更不要说千千万万有良知的中国人了!”

　　接着，有个日本人藤井草宣来劝他与日本合作，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被大师严词拒绝。

　　10月19日(农历九月初一)上午10时左右，大师跟莲池念佛会众人一起举行上供礼佛仪式，突然冲进来数十名持枪的日本兵，将圆明讲堂团团包围。然后以“抗日分子”罪名，将圆瑛师徒两人押上汽车带到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

　　在审讯室里，日酋要圆瑛师徒承认为抗日募捐有罪。师徒俩不予理睬，宪兵便动手毒打明旸。第二天，日寇押着圆瑛师徒乘特别军用火车到南京，直送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圆瑛大师闭目念佛，两人被分别关押。圆瑛大师被提审16次，他从容陈词，义正辞严，绝食20余天，但照样坚持打“佛七”③。这时，佛教界的同仁正在多方设法营救。日寇慑于圆瑛大师在国内外的声望，加上接连而至的谴责声、呼喊声，遂不得不在11月16日(农历九月廿八日)将圆瑛师徒释放出狱。圆瑛师徒回到上海后，稍事休养，又回到圆明讲堂继续说法念佛。

　　是时，虹口区本愿寺教长藤井草宣又来诱说，希望圆瑛大师“既往不咎，联合起来，为东亚共荣圈出力”。他的企图再次遭到拒绝。明旸法师曾有《囹圄入定仰高风》一诗记述当时情景：

　　樊笼冥坐显定功，火里莲花挺古松；

　　履险若夷为爱国，坚贞不屈仰高风。

　　敢将热恼化清净，巧把地狱当佛宫；

　　民族英姿扬永世，光辉史册颂圆公。

　　从此，圆瑛大师闭门注经讲学。然而，他并没有忘记爱国。当（北平）中国佛教学院师生请求圆瑛大师赠言时，他欣然写道：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圆瑛大师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9月，示寂于宁波天童寺。

　　作者：周冠明，鄞县人。退休教师。宁波文化研究会会员，宁波作家协会会员。

　　编注：

　　①明旸:1916年生，福州人。15岁出家到宁波天童寺，随圆瑛大师习禅。

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同时兼任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寺福建西禅寺、浦田光寺、上海圆明讲堂和宁波天童寺方丈。

　　② 叻币：叻即为“叻埠”，是华侨对新加坡的别称。叻币即为新加坡币。

　　③“佛七”：系净土宗僧人克期取悟的修法活动，七天为一阶段，只念“阿

弥陀佛”故名“打念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