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胞兄华一鸣，原姓夏名明辉，参加革命后改名换姓。他壮烈就义迄今已经50年了。

一

　　1944年冬，我从四明山去会稽地区途中，接张大鹏(时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长)同志来信，说我哥被日寇抓去了，中共三北地委王仲良等同志正在设法营救，要我不要太焦虑。哥哥被捕，我怎能不着急万分？！但我相信组织定能把我哥哥营救出来。以后由于战斗频繁，我再也没有得到我哥哥的任何消息。但我总是想着他的安危。直至抗日胜利后的北撤途中，原三北地委的负责同志才慎重地告诉我：哥哥已经壮烈就义了。情况是这样的：1944年10月，我哥哥出任慈镇县龙山区区长，12月9日晨，细雨濛濛，日寇在扫荡时突袭龙山区甸山乡。我哥接情报后，遂立即转移，因眼睛高度近视，在转移中与日寇便衣队遭遇，不幸被捕。随带的区政府、区长的印章被搜去，身份暴露，敌人遂把他押往宁波。在狱中，敌人施以多次利诱和酷刑，要他说出党的机密。他大义凛然，严词以拒，连续3个月，敌人一无所获。最后，敌宪兵队长命令放出狼狗，乱咬乱抓，逼他屈服。我哥虽然鲜血直流，肌肉被狼狗一块块咬去，头部、胸部、四肢都血肉模糊，但是他仍铁骨铮铮、钢言琅琅，痛斥敌人。有一口气就骂一声“鬼子”，直至死去。

　　这是日寇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我哥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

二

　　1913年，哥哥出生在上海市青浦县朱家角镇，父亲给他取名明辉。我家共有l0个兄弟姐妹，他是长兄。由于战乱频仍，家口逐增，生活极为艰难，父母不得不忍痛把5个弟妹送人。1933年8月20日，哥哥在送人后不久死去的最小妹妹的遗照上写道：“金钱哟，你又把一个可爱的小生命摧残死了。我的心快要碎了！……既然明白了你的黑幕，非和你决斗一下不可!”他呐喊：“同有这隐痛者们，起来吧！”当时他才20岁。哥哥曾进过初中大门，但因家境贫困，不得不辍学而当练习生。

　　1934年冬至1935年，哥哥在黄渡区公所当职员。他托区长介绍我去一米行当学徒。后来，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他愤然离开黄渡。因为他看不惯国民党党棍置国难而不顾，依然我行我素，争名夺利。临别时，他要我好好学习，尊重老板、师兄，保住饭碗。

　　“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日寇进攻上海，我随老板逃难到朱家角，又和哥哥会面了。这时他在西川当小学教员。他对我说：“你要做一个爱国青年。不论干那一行，都不能忘记抗日！”

　　1938年冬，我仍在米行当店员。有个小老板告诉我，他叔叔在顾复生游击队，我哥也在那里，要我去看望，但一定要保密。我高兴地去了。兄弟相会，他滔滔不绝地谈抗战的意义和当时的形势以及爱国青年的前途等等，要我也参加游击队。这样，我就离开米行，走上新的人生道路。

　　顾复生游击队的番号是“淞沪抗日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我哥在三支队担任军需副官。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觉悟不断提高，1940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4月，日寇对青东地区进行残酷“清乡”，我哥转移到江抗东路苏常太地区。先参加“青训班”学习，后奉命去太仓地区一支游击队做秘密工作。不久又调到青浦西路做秘密工作。他依靠群众的掩护和帮助，团结进步青年，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活动，历经艰险，胜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41年春，我随部队南渡到三北。是年冬，知我哥也调三北地区工作，先后任暂三纵副官、南进支队支队附、三北总办事处总务科长、姚东办事处主任等职。在工作中，他全力以赴，颇著业绩。1943年9月，他组织姚东农民和武装力量去截夺敌伪在沿海“清乡”时打篱笆用的毛竹30余万斤，生俘押运毛竹的伪军10余人。次日，日伪军赶来搜查，在三管的一个祠堂里架起机枪，包围后逼问村民，300余村民横眉对敌，无一人交出一支毛竹，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中，我哥在领导组织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哥由于从小勤奋学习，以致眼睛高度近视，这给他在以后革命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他中等身材，能言善写，待人和蔼可亲，善于联系群众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他战斗过的地方，群众都说他是党的好干部。

　　他牺牲时年仅32岁。我哥把短暂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抗日事业。作为他的弟弟，我感到自豪。半个世纪以来，他的精神和业绩始终激励着我。

　　作者：夏治行，上海市青浦县人。抗日战争初期任五支四大指导员，现已离休。

　　编注：

本文由唐武声根据夏治行回忆并参照虞天石《华一鸣烈士小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