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东南半壁河山沦丧。“天下人心归延安”，有志于抗日救国的革命青年，都向往延安。甬籍几位进步作家也不辞千辛万苦来到延河岸边、宝塔山下。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庄启东

　　庄启东,1910年出生于镇海庄市。其父庄禹梅是宁波新闻界老前辈，他受家庭影响，在中山公学读书时，就学习写文章，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于1927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月到武汉参加中央办在宁波同乡会的学习班，听了著名共产党人张秋人的报告，接受革命启蒙教育。6月底,学习班结束，他奉命回原籍进民强中学读书并参加学运工作。是年冬，宁波地下党团组织遭破坏，他不幸被捕。囚禁在杭州陆军监狱。此前，张秋人在杭州被捕，也囚于此。在狱中,庄启东看到许多烈士英勇就义，特别是张秋人同志与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胡公达（徐玮）同志的壮烈牺牲，使他受到很大的教肓，“更懂得活着的人要加倍努力，继承革命的遗志。”由于狱中的严峻考验，他于1928年秘密加入狱中的中共组织，参加绝食斗争、劫狱活动。1932年出狱后到上海，在沪东区赤色互济会工作，并从事写作、以稿费维持生活。1934年参加“左联”与“左联”成员陈君冶合编大型文艺月刊《春光》并任春光书店与新钟书店总编辑。

　　《春光》于1934年3月1日创刊，在创刊号的《编辑后记》中提出要“尽量容纳青年作家的作品”，“且希望在青年作家的创作中发现中国文艺的天才。本刊以培植他们的职责负在身上。”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艾青在狱中写了很多诗，托入捎出来转到他们手里，庄启东读着读着，“深为那朴素浑厚，形象鲜明，感情深挚含蓄而又略带忧郁的诗风所吸引。”《春光》第一期发表了艾青的《监狱的夜》、《叫喊》、《Orange》三首短诗；第二期又发了《聆听》；特别是第三期刊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长诗，震动文坛，成了诗人的成名作，在文学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

　　《春光》还开辟“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专题讨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鲁迅先生对《春光》很关心，在给友人信中多次提到该杂志。还把3期《春光》寄赠友人。但《春光》只出了3期，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

　　《春光》停刊后，庄启东曾应邀接替徐懋庸主编《新语林》期刊，仅编2期，刊物“奉令”不准出版。之后，他又和蔡若虹合编《漫话·漫画》，若虹编画，启东编文，笔锋犀利，颇受读者喜爱，也只出了3期，被迫停刊。后来，他又与胡依凡（左联成员)合编《小品文》出版一期便遭摧残夭折了。这些杂志的短命，正说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进步文化的惧怕，反映了“文化围歼”的残酷；另一方面，则表现了我地下党员与进步文化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庄启东是其中勇猛的一员。

　　庄启东30年代在上海，除编辑上述刊物外，曾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散文集《自杀者》和一本诗集《流》。

　　抗日战争开始后，庄启东离开上海，先到河南第十五军干训班任政治教官。1938年到重庆，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会任干事，编辑会刊《新闻记者》。1939年转往山西，任民族革命大学教务处长，并讲授“统一战线”课程。旋因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逮捕民大进步师生。庄启东偕妻子何桢于是年底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他先任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兼编译部副部长，并参加编辑《大众文艺》。该刊受到党的领袖和许多著名作家的支持和关怀。毛泽东主席为它题写了刊名，朱德总司令的《移太行侧》、《太行春感》、《出太行》、《贺友人诗》等四首古体诗就是最先发表在该刊第一卷第五期上的。那时人手少，编一个刊物，从收稿、发稿、退稿、画版样、校对，常是一人做。庄启东不嫌工作琐碎，都认真去做。同时，他也很快习惯了延安的艰苦生活。他把他骑的马交公，让马夫同志去晋西北；还介绍他的勤务员到“文抗”当管理员，干什么事都自己动手。

　　1940年秋，陈云同志跟他谈了一次话，允许他从延安到重庆，接其母亲来延安。经组织安排，他跟茅盾等同行。由于路途艰难，走了几个月才到达重庆。当时，时局已很紧张，不久，发生了皖南事变。他只好暂住重庆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皖南事变后第一次去延安的车开通，他就带着他的母亲、妹妹和孩子与欧阳山等一起返回延安。

　　庄启东在延安写的第一篇小说《夫妇》发表于1941年7月《解放日报》副刊上，甚得当时担任文艺副刊主编的丁玲同志的好评。后来这篇小说由叶以群选入解放区小说集内，在香港出版，以《夫妇》为书名。编者在《后记》中说：“集名《夫妇》是用庄启东先生的一篇作品的题名”,“我们觉得这篇东西也的确写得清新可爱。”

　　1942年，庄启东调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他与作家魏伯、诗人厂民(严辰)3人一同到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去体验生活，回来后，写了《盐田行》(散文)、《给沙漠上的守望者》(诗)，刊于《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及《诗刊》上。

　　从三边回来后，他深深地感到一个作家必须深入实际，长期体验生活，才能在创作上有所成就，并向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支持。于是，庄启东、魏伯、雷加、柳青等，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1942年3月）就由任弼时同志亲笔写信介绍给绥德地区专员王震同志，到绥德分区深入群众生活。到绥德以后，他们受到王震同志的热烈欢迎，亲自陪他们吃一顿丰盛的饭，并与他们一同照了相。这帧照片，庄老一直珍藏着，照片上有的坐，有的立，都很随便自然，显得十分亲热。

　　在绥德分区，庄启东先到米脂县河岔区当副区长，以后调到绥德县义和区七乡当文书。这年下半年，他在绥德地委参加整风学习。整风后，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调他到地委机关报《抗战报》任主编。

　　抗战胜利后，他从陕北调到东北，先后在《哈尔滨日报》、《北光日报》任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东北工作了一段时间，于1952年调到北京，担任过国家计委劳动工资局副局长、局长、国家经委劳动局局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副部长级）等职。离休后，仍担任国家计委咨询小组副组长。他一边继续经济理论方面的著述，一边又重操旧业进行文艺创作，写散文、写小说、写回忆录，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新文学史料》、《革命史资料》等期刊上。1993年，香港正之出版社出版了庄启东的作品选集，题为《一个左联兵士的求索》，林默涵同志为之作序。该书收入庄启东在“左联”时期、延安时期以及近几年写的小说、散文、诗、回忆录等，内容丰富，文情并茂，反映出他在漫长而艰辛的生活道路上不断求索的精神。这可说是“一个三十年代‘左联’作家给九十年代读者的一份新奉献。”

延安文协驻会作家李又然

　　1938年元旦后一天，李又然辗转到达延安。

　　李又然(1906—1984)，祖籍宁波慈溪，他出生于上海，童年在慈溪观海区(现观城镇)度过。他当过银行练习生，在上海南洋高商英文专修班、群治大学法律系读过书，曾远涉重洋到法国留学。在巴黎时，认识了法国杰出的作家罗曼·罗兰，受到教益与资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到祖国，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担任过世界反战大同盟的代表团副团长，法国著名进步作家瓦扬·古久里的秘书。陪同代表团深入工厂访问，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36年11月，震惊中外的爱国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参加营救工作，将自己穿的狐皮大衣卖掉寄钱到苏州作为营救费用，并赶往苏州探监，与反动军警发生冲突，被打伤右耳致聋。血的教训，使他看清了反动派血腥统治的罪恶，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仰。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李又然应李公朴之邀，前往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翌年，与徐懋庸、钟敬之等一起到达延安。先后在女子大学和延安大学教世界语。在女大时，曾被评为模范妇孺工作者。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被选为执行委员。1941年8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举行第五届会员大会，他被选为理事，调任驻会作家。

　　在延安，他曾多次见到毛主席，并在主席的关怀下，解决了党籍问题(按：李又然在法国留学时曾加入共产党，回国后失去联系，1941年在延安重新入党)。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文艺界存在一些问题。一天，李又然去看望毛主席，他率直地把这些问题向主席反映，主席脸露愁容。其实，当时主席对此已有所了解。过了几天，毛主席分别找丁玲、艾青、肖军、舒群等，一个一个地谈。不久，又然接到了邀请书，参加文艺座谈会。从1942年5月2日至5月23日，开了三次座谈会。23日毛主席作总结发言，他聚精会神地听，主席的话句句沁入他的心田。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开过不知多少次会，也听过数不清的演讲。说实在的，再设有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更鼓舞人，更使人心胸突然扩大起来，心里亮起来”。

　　文艺座谈会之后，李又然参加文抗机关整顿三风学习，他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心情舒畅，精神振奋。

　　曾写了一首小诗：

　　同志和同志之间，

　　是星星与星星之间，

　　不是相互挤轧，

　　而是互相照耀。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整顿三风“使我转变为一个全新的人”，“雄心壮志的复活，和新的内在战斗力的产生”，使他深深地体会到：“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党的集体精神。”

　　怀着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顿三风的丰收喜悦，李又然笔耕更加辛勤。他写诗、写散文，还翻译外国作品，分别发表在延安《文艺月报》、《谷雨》（文艺刊物）及《解放日报》上。他的政论性散文《吉普车》，被誉为“政论性艺术散文的范例”，收入当时中学语文教材。1984年被选入《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李又然在延安8年，于1946年调到东北，他被卷入“反胡风”、“反右扩大化”的漩涡。“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尽磨难与屈辱。然而，在任何苦难中，他的一张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与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合影的照片一直珍藏在身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他得到平反昭雪。虽然这时他已年迈,体弱多病，但焕发革命青春，挥笔写诗、写回忆散文，在《诗刊》、《作品》、《人民文学》、《新文学史料》等期刊上发表。其中《我永久的生命》一诗，真挚地表达了他对党对人民诚实的心声：

　　南国朋友寄来相思子，

　　这红色的珍珠象征着爱，

　　我应该最无限地爱谁呢？

　　党、祖国、人民和世界。

　　世界是我的家庭，

　　人民是我的父母，

　　祖国是我的荣耀，

　　党呢，我永久的生命。

　　1984年11月13日，李又然因久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同仁医院。他生前出版了3本著作：《国际家书》(1948年，吉林出版杜)、《伟大的安慰者》(1955年，作家出版社)、《李又然散文集》(198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著名作家丁玲在《为李又然同志的散文集写几句话》中称“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没有害人之心的人”，“他给过别人爱，给过别人同情，给过别人温暖，然而他得到的却是很少。”丁玲“认为他的散文写得很好，这次重读五十年代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散文集《伟大的安慰者》,我还是感到很大的安慰”,“他有很健康的饱满的热情，爱祖国，爱人民，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事业。他的感情是一个战士的感情。”

《解放日报》文艺编辑、作家陈企霞

　　少年意气输自量，快马飞驰奔疆场；

　　书生胸怀战士胆，思尽绵薄斩楼兰。

　　这是作家陈企霞回顾自己一生写的《无题》诗中的一节，抒写了他青年时代对革命斗争充满豪情壮志和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

　　陈企霞(1913--1988)，原名陈廷桂，出生于宁波一个破产的商人家庭。从小勤奋好学，正直刻苦。他曾在宁波甲种商业学校读书，失学后，携带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书，于1927年只身离家出外流浪谋生。从宁波到上海，再到武汉、宜昌。当过小银行练习生、商店学徒、糕饼工场小工等，有时没有工作，风餐露宿，饱尝人生况味。在流浪生活中，他一直以书为伴，求知欲极强。后来，他读到高尔基的作品，对那一系列被蹂躏、被折磨的小人物，引起共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开始写作。1932年与当时尚未成名的叶紫通讯，应邀来到上海与其一起参加革命文学活动，并联系了几个志趣相同者，创办了“无名文艺社”，出版《无名文艺》,成为当时文艺界无名小卒的一块园地。1933年6月《无名文艺》创刊问世，登出叶紫的《丰收》引起文坛注目。他与叶紫因此一起参加“左联”。加入“左联”后，陈企霞接受组织分配，于是年8月到沪西从事工农教育工作，并参加陶行知创办的“晨更工学团”,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团支部书记。于是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曾两次被捕入狱，虽遭受酷刑，均未招供。后来他回忆狱中斗争，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几经锒铛入囹圄，狱卒残狡难友怒;

　　龙塔桃花风雨中，丹忱总以贯日虹。

　　陈企霞30年代在上海时，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1934年刊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上的短篇小说《狮咀谷》叙写浙东沿海狮咀谷口马家集的农民兼渔民何生一家苦难深重的生活。人物心理刻划细腻传神，博得文学界好评。这可说是他早期的代表作。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江现代作家创作选》，选入了这篇小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由地下党派往镇讧、武汉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由于时局动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9年春，他得悉叶紫在湖南益阳老家贫病交迫，特从湖北赶去探望，在那里住了3天，阅读了叶紫正在写的《太阳从西边出来》的部分手稿，并送给叶30元生活费。讵料这次分手，竟成了永诀。企霞以后常以此为憾事。

　　1940年，陈企霞到了重庆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旋即经西安转赴延安。他先被分配在中央青委编写《青年辞典》，同时与几个爱好文艺的青年一起编辑《轻骑队》壁报和油印刊。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他被调到报社协助丁玲编文艺栏。以后舒群主编，他继续当文艺编辑。同时，积极参加延安的文艺活动。边区文协创办“星期文艺学园”,他担任讲师,授《修辞学》；文艺月会开讨论会，他就当时创作与理论上的优点和缺点胪陈己见。他还就新诗问题，在《文艺月报》上，与何其芳进行论争。这次论争，有批评，也有反批评，自由平等地争论，不扣帽子、不伤感情，在延安文坛传为佳话。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他接到邀请书，欣然参加。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他心明眼亮，精神振奋。接着又参加整风学习。由于他曾在《解放日报》编辑发排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几乎遭到批判，幸好报社社长博古主动承担责任，保护了他。过了很多年后，他在《自写传略》中写道：“延安整风给自己很大的教育。后期的‘抢救’运动却使人目瞪口呆。但那时是战争的年代，大家又都还年青，摔了一跤爬起来，抖掉身上的灰土，又前进了。”

　　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又经过整风，企霞更积极认真地从事编辑工作。为贯彻毛主席讲话的精神，《解放日报》文艺栏召集小说作家座谈，舒群、企霞在会上鼓励作家参与当前斗争生活，多写报告文学。之后，文艺栏报告文学源源而出，贴近生活，富有战斗气息。不久，他们又在文艺栏开辟“创作和思想的道路”专题征文。周立波、何其芳等著文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满怀信心深入生活。

　　陈企霞在延安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1945年深秋，他参加了以艾青为团长的华北文艺工作团，长途跋涉，到达张家口，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任文学系主任，同时兼编《北方文学》。北平解放后，他随军到达。1949年9月，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创刊，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为办好刊物，培育文学新人，他付出辛勤劳动。后来他在一首诗中追述这段生涯：

　　秃笔夜夜伴孤灯，当时文坛曾厕身。

　　滥竽愧难狮子吼，细心甘为蚕儿缯。

　　那时，他还写了不少文学评论，结集为《光荣的任务》于1951年出版。正当他年富力强时，50年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他蒙受不白之冤，特别是十年浩劫，他遭到更大的迫害，然而他始终不向邪恶屈服，“未长半片鹦鹉舌，不羡一枝雀鹊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企霞得到了彻底平反，调回北京任《民族文学》主编，并主持首届“茅盾文学奖”。后以患晚期肝癌，医治无效，于1988年1月26日逝世。全国作家协会党组在《陈企霞同志生平》中对他一生作了公正评价：“作为共产主义者，他对党的信仰始终不渝，服从组织决定，遵守党的纪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磊落胸怀”。

　　作者：李军，宁波师范学院副编审，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附：

　　抗日战争初期奔赴延安的甬籍作家，还有“五四”时期诗人徐雉。关于他的生平事略，我在《文学研究会甬籍三作家》(刊于《宁波文史资料》第8辑)中已作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