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检索: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文献资料文史之窗文史汇编《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宁波商会五十年述略
字号:[  ] 发布日期:2015-06-15  信息作者:吕瑞棠

  宁波通商,源远流长。清咸同以降,商市更加旺盛。那时,国际因初辟商埠,交通频繁,国内则太平军起义,各省梗塞,惟吾甬巍然独存,与沪渎交通不绝。故经营商业者,舟楫所至,北达燕鲁,南抵闽粤,西迤四川,鄂皖赣诸省的特产也由吾甬集散,海运陆转,万商云集,成为浙东唯一的吐纳口岸。

  至光绪末季,朝廷厉行新政,奖励农商,各省大都市均设商务会以主商政,首起者上海,吾甬既以商著称,且与上海唇齿相连,自非设商会不可。乃由绅商王月亭、吴葭窗、汤仲盘等发起组织,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成立“商务总会”,而冠以郡名“宁波”,推吴葭窗为总理,聘童焕伯任坐办,就在鄞城东后市茶场庙侧(即今苍水街)赁民房若干楹为会所。由于王月亭诸人各捐官衔,由商而绅,因此,商会大门挂起一对虎头牌:“商务重地,闲人莫入”,俨如衙署。他们官轿提灯,后面跟班,道府县衙,直进直出,时人给以诙谐的称号,曰“黄鱼汤”①。

  当时入会者,一般为大业大户,而由公行先生②代理出席者,则不乏其人。因此,商会会董属于半绅半商的人物居多,特别会董更是地方大资本家或绅矜莫属。会务由坐办童焕伯③掌理。

  不久,宁波府属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定海各县,以及柴桥、石浦、岱山、沈家门等镇,依宁波例,先后组织了商务会。与吾甬虽没有统属关系,但在实际工作中,莫不仰赖“宁波商务总会”为上司机构。

  辛亥光复,国体变更。民国元年(1912)府制废,他郡都改称,独吾宁波犹袭旧名。三年(1914)全国商会开联合会于上海,宁波商务总会领导旧府属各县、镇商务会,参加为会员。接着全省商会联合会组织成立,亦一并参加。从此,商会有了上下一贯的组织背景。五年(1916)奉部令,全国商会统一名称,于是改“宁波商务总会”为“宁波总商会”,“总理”亦改称“会长”。各县、各镇商会,也相继改正了名称,仍唯甬会的马首是瞻。那时商会设施粗具规模,亟需征求会员,扩展组织。凡入会注册者,按户给以搪瓷牌一方,蓝底白字,上书“宁波总商会注册”宁样,钉在店门上端,以资识别。

  自1905年,宁波商会成立以来,商会人事变动较为频繁,现就我所知,将1905—1927年的历任商会总理(会长)记述如次。第一任总理吴葭窗之后,继之者为郑谔笙④、余芷津(慎丰钱庄经理)。至民国五年(1916)改正名称后,第一任会长为费绍冠⑤,继之者依次为屠鸿规(钜康钱庄经理)、副袁端甫(当业代表);俞佐廷(天益钱庄总经理)、副袁端甫;孔馥初(升大北号经理),副林芹香(当业代表);袁端甫,副陆卓人(仁和钱庄经理);陈南琴(中国银行经理),副林芹香;林芹香;俞佐宸(元益钱庄经理)等。坐办童焕伯死后,姚次●继,不久姚辞,又聘王叔云担任⑥。

  根据上面情况,已可看出商会的主要职位,完全操纵在大业大户之手,而且银钱业更占着领袖地位。因此,商会经常费用,没有预算限制,随时由钱庄垫付,然后酌情分担,而钱庄业常占总数的70%。

  在陈南琴主持商会工作期间,由于颐隶会籍者日益增多,旧设会所,地位狭小,且偏僻不适中,工商业者咸感不便,屡次建议新建会所。但因经费无着,难以实施。适值十六年(1927)夏,国军莅吾浙,省财政机关又需征募新借款,陈南琴乘机持旧借券到省,索得兑银3万元,继又向会众募银3万元,遂郑重议建新会所。其时,地方人士亦在筹建中山公园,正苦募费为难,于是商得筹委会的同意,由商会拨助公园建筑经费3万元,中山公园则划拨旧道署东官厅全部房屋连基地2.7亩零,给商会登记管业,建筑新会所。自民国十六年(1927)十二月开工,至次年六月竣工。会所系中式洋房,前后四进,东有小议事厅和花园,长廊曲槛,亭榭假山,园卉争妍,四季长春。西有洋台与公园毗连,登高眺望,景色宜人。周围布置,富丽堂皇。大礼堂上面挂起三方金字匾额,署名者:中为蒋中正,左为王正廷,右为宋子文。

  北伐胜利,宁波设市后,商会隶属于宁波市政府,称为“宁波市商会”。依照定章,改为委员制。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为俞佐宸,另选陈南琴、孙性之(瑞丰钱庄经理)、陈如馨(如生罐头厂经理)、毛稼生(棉业交易所常务理事)等为常务委员。坐办也改称秘书,仍由王叔云担任。在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指导之下,商会尚能适应新的形势,进行工作。讵知本市有似商非商的严肃、苏鸿、俞康龄等辈,拉拢一批小商民,组织了“宁波市商民协会”,满想通过宁波市商民协会的合法地位,与宁波市商会合并,改为宁波市商民协会,但始终不能得到整个工商界的同情。双方对立,纠纷时起。党政领导为免除无谓隔阂,召集双方开会研讨,决定合并组织,变更名称为“宁波市商人统一委员会”(简称“商统会”)。推袁端甫、陆卓人担任委员会正副主席委员。市党部执委林建中乘此时机,踏入商统会,担任指导科主任,并安插其兄林雍敏充指导科干事。这是国民党政府官员涉足商会内部事务的开端。

  1930年,宁波废市,商会隶属鄞县县政府管辖。依照会章,既以鄞县区域为区域,自应改正名称为“鄞县县商会”。商会接到县政府通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佥以商会名称,总商会也好,市商会也好,无论如何,总须保持“宁波”两字。盖以宁波商会历史悠久,中外闻名,对外只知有宁波,根本不了解鄞县,一旦骤易名称,势必失却联系,而碍及会务的进展。一致决议,据理力争,分呈党政领导核转外,并电请浙江省政府和中央,申叙沿革,说明利弊,提出坚决的要求。结果,奉到批复,准予保持“宁波”两字,称为“宁波商会”(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解放)。同时,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撤销后,人民团体改由鄞县县党部领导。于是,党部执委斯旺,同样踏进商会,继任指导科主任。至1932年,遵照新颁商会法,订好宁波商会章程,呈奉实业部核准备案。

  从此,小行小业和手工业户,多有机会组织同业公会,以公会会员资格,加入商会。未组同业公会者,由各户直接参加,称为商店会员。由于基层组织扩大,成员复杂,意见难期统一,小业代表屡欲挤入执监队伍,却屡遭大业代表的把持和排挤,所以,商会内部派系立起:一派是新派,由祁云贵(药行业代表)、金光强(交通银行行长)带头,捧袁端甫为领袖;一派是老派(实力派),则多有大业代表组成,他们利用金臻庠(《时事公报》社总经理,钱庄业的公行先生)作挡箭牌。在新会所落成后的第一次选举大会中,双方竞选剧烈,选举第一天,意见严重对立,以至动武,会场哗变,一哄而散;第二天,继续选举,又不成;第三天通过调和总算完成选举任务,金克强得任常委,祁云贵也任了执行委员。这可证明商会内部已潜伏着分化迹象了。

  商会由于内部执监起了分化,而秘书王叔云逝世后,继之者为钱玉麒(字增龄),虽出身秀才,熟于处理公牍,但对内对外,既无应付之才,又乏掌握能力。因此,老派的领袖们,不得不开动脑筋,欲借外力以谋定,终因时势突变而未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老派的领袖们亟欲照料自己业务,安顿筹码,保全财产,并且感到非常时期,商人处处受敌,商会工作,更加难搞,必须抓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作幌子,才能挡住来自各方的矛头,自己情原退避在幕后策划,即使牺牲金钱,亦在所不惜。那时,适有奉化人王文翰,从宁绍台温四属剿匪指挥官卸任后,拥资巨万,建筑了新式的高楼大厦,创办了宁穿长途汽车公司,由军阀一变而成大老板。他以宁穿汽车公司总经理身份参加商会。过去既有渊源,至此更臻密切。老派的领袖们愿属意于他。而王文翰雄心勃勃,兴趣异常。协议既成,即以商会主席相畀,并配备专职常委四人相辅,行使副主席职权,即中国银行行长阮葭仙、瑞丰钱庄经理孙性之、锦华洋行总经理朱旭昌、轮船业主委周大烈(周由王文翰引进的)。阮、孙二人负责经济,朱负责内部总务,周对外联系,明确分工。如此,王文翰得以高高在上,指手划脚,做一个稳稳当当的工商界的领袖。

  1938年冬,王文翰接任浙江省公路局局长。临行,通过商会执监委员会的决议,推先周大烈继任主席。周系象山人,保定军校毕业,曾任江北警察署署长及江北义警队队长,挂了宁波防守司令部参议的头衔,以宁象轮船公司经理资格,进入轮船业同业公会,攫得主席委员职权,再通过王文翰的关系,引进商会任常务委员。王文翰一走,又跃居商会主席的职位。我正是在这时,通过执委会决议,补了一个商务科干事,后升为主任。

  在抗战进入高潮时期,常有敌机侵袭,风声鹤唳,形势非常紧张。商会一度搬到战船街钱业会馆办公,继又迁至西郊白云庵附近,与鄞县救济院合在一起工作(当时周大烈兼任救济院院长)。日寇在镇海登陆消息,时有传来,商会应该怎样打算?如何准备?周大烈置之不问,一味同金廷荪(金为空袭,暂住救济院)和一批趋炎附势分子,夜以继日,吃酒聚赌,尽其享乐腐化,真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迨至沦陷前日,便匆匆逃跑了事,临行之前,根本不与工作人员打招呼,秘书钱增龄,又胆小如鼠,成天躲在家里,不理会务,是故商会所有历年档案文卷、帐册,俱遭焚毁。

  1941年4月,宁波沦陷。大汉奸袁端甫、郭逸民、刘镇泰组织了“鄞县乡镇联合会”。而郭逸民更加疯狂,乘机请得“宁波特务机关”(日寇最高行政机构)的同意,筹组宁波商会,遂即拉拢一帮流氓商人,在中山东路裘卫生堂药店原址开会,推选郭逸民、王礼嘉、包正芳、曹国香、张保康、范正权、洪中民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以郭逸民为筹备主任,王礼嘉担任组织。班子底定,立即涌入旧商会公所,在特务机关经济科的指使下,开始办公。一方面勒迫旧商会移交,一方面派员深入各行各业,组织同业公会,推派出席商会代表。一个月后,基层组织勉强完成,于是郭逸民等呈准特务机关,定期召开选举大会,并预先安排好候选人名单,内定郭逸民为主委,王礼嘉为副,其余常委、执、监委,排得舒舒齐齐。全部名单通过经济科长日人前鹿川许可,向各行各业进行联系。郭逸民满心欢喜,认为商会会长一席,可以稳稳到手。谁知特务机关别有用心,表面上由经济科长随时到会指导,而实际上了解到郭逸民等都是非正式商人,领导整个工商业,声望不孚。所以一面敷衍郭逸民等,一面找到了旧商会委员名册,按册密访,知道前商会委员,尚留在城市的,如毛稼生等几个,资望比较高,过去亦有领导地位,一心要抓住毛稼生来担任商会主席。于是日本特务机关长泉铁翁备好丰盛酒席,派了下级军官,开驶汽车,到西郊新河塘周家,强邀毛稼生到特务机关。泉铁翁待以上宾,亲自敬酒,席间提出要求目的。毛被软化,当面答允照办。在选举大会前夕,经济科长前鹿川即与毛稼生协商:根据前商会名册中,留甬委员,不论执、监,一律作为新任委员。这次大会新选的,一律作为候补委员。等次日大会选举,开票完毕,突由经济科翻译张嘉祥登台宣布全部新任委员名单。在会人等闻之失色,郭逸民用尽心机,结果仅名列候补第一,恼丧万分,悻悻而去。

  接着,执委会根据预定名单,推选毛稼生为主席委员,范笑斋、李贤钊为副主席委员。同时,让我担任秘书职务。此后,特务机关派军官陪同新任正副主席,分别拜访日寇军政主要首脑,以资联络。其中,李贤钊在选举前,并没允诺,系强迫与会,故随员拜客后,溜之大吉。

  几个月后,副主席范笑斋因兼任永耀电力公司经理,为了特务机关停拨用煤,垄断柴爿,市上燃料,一时告绝,家家户户,大起恐慌。复以电费逐步提高,灯高越来越暗,形成怨声载道,人人唾骂。范笑斋看到情势不妙,就此隐退。毛稼生感到帮办乏人,办事棘手,遂拉拢当时“宪兵司令部”红牌翻译程明,任了商会常务委员,借资臂助,并以对付日本通。

  任凭毛稼生交际手段怎样高明,但始终挡不住来自各方的矛头。至1943年秋,毛稼生被形势所迫而萌退志,乃使金蝉脱壳计,先属意郭逸民作替代,旋因袁端甫出而竞选,主席被夺,郭逸民只得任了常委。当时袁端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活动做县长,奔走沪杭,无暇顾及商会,于是郭逸民大权在握,又复活跃起来。郭逸民死后,商会通过执、监联席会议决定,推举沈曼卿(西药业)、洪芙馥(糖北业)、余顺安(钱庄业)、顾守中(《时事公报》社经理)四人为常务委员,负责处理对内对外日常会务。后来,袁端甫任了鄞县县长,仍然兼了商会的挂名主席,一直到抗战胜利,会务停止。

  1945年9月,抗战胜利,河山重光。俞济民先遣部队朱桂棠、洪一飞、范孟伦等入城,以城区区署名义,指派张延龄(绰号张买办)、黄荣琯等控制了商会。先组织“欢迎我军筹备委员会”,向工商界勒索经费和物资(物资以布匹比重中为最大);继则组织“应变委员会”,筹募应变费,供应俞济民部队。隔了几天,张延龄授意工商界,列队到江东张斌桥去欢迎周大烈复员。周大烈接事之初,带来了“鄞县参议会”,占住商会的花园内房屋作办公室、大礼堂充议场,参议会秘书斯旺兼任商会秘书(斯旺原系国民党鄞县党部执委、总工会主席、前商会指导科主任),我复任商务科主任。周大烈想到“应变”二字,觉得对外太露骨,立即运用手腕,变更组织,称为“宁波复兴公益事业委员会”,拉拢鄞县县长徐志道为主委,自己以副主委名义,总揽大权,换汤不换药,依然采取压榨手段,献媚反动军警,把汗血资财供私人挥霍。

  周大烈工作特点可以归纳为:勾结官厅,拉拢豪绅,择肥而噬大业,非法压榨小商。平时以老头子自居,门下多新发户,开口叫“先生”。那时候,绸布业朱维官,发了抗战财,一变而为纱厂大老板(朱在沦陷期间,买通日寇,开设长丰纱厂于镇海,后迁宁波)。周大烈对这一个门下士,特别垂青,有意提拔他,先把他安插为商会执委,旋又升为常委,后竟授意执委会,推他为商会主席,大权独揽,任其摆布,引起各业物议纷纷,孰不知周大烈别有企图,盖因非常时期,必须换一个陌生面孔,避免正面冲突,才能从容措置。这是外人所不能了解的。

  朱维官于1947年3月间上台,由于平地一声雷,好像小狗捧上墙头,倒行逆施,无所不用其极,引起贪官注意。高三分院首席检察官季赓扬,指定朱维官是镇海三纱厂汉奸案中的主要人,非严厉审办不可。中间经过许多波折,调和也无效,朱维官被迫于同年10月就此下台。周大烈为了适应形势,不得已商请老会长俞佐宸出山(这一届主席任期尚有三个月,俞答允暂代三个月,任期满后,仍还于周),借资缓冲,自己仍在幕后坐镇商会,以常务委员名义,实干主席职务。秘书斯旺周旋于两位主席之间,颇为卖力。

  那时,国民党中央颁布工商划分组织的新办法,浙江省已经组设了“浙江工业协会”,在罗霞天主委领导下,经过鄞县县党部执委沈明才来商会指导进行改组事宜。结果,将原有工厂全部划出,组织成立“浙江工业协会鄞县办事处”,推郭东明(大昌布厂经理)为主任委员,各大厂经理担任了委员,会址仍在商会内部,由鄞县县党部及商会各指派一人兼任干事,经费暂由各大厂垫付,这种组织,表面上虽然划分,实际上并未开展工作,徒具形式而已。

  1948年,由于传来各处解放的消息,本地党政当局胆战心惊,欲谋应付环境,而苦无适当策略,情况非常窘迫。适值周大烈在宁波商会所组织的“宁波复兴公益事业委员会”以粥少僧多,无法满足反动军警的欲望,筹款与供应,处处感到棘手。党政首脑分子看到这一情况,遂乘机控制周大烈,利用过去党政军警法联席会议的组织成例为依据,将宁波复兴公益事业委员会扩大组织,由党、政、军、警、法各机关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以及地方人士参加组织,于1948年3月成立“鄞县自卫救济委员会⑦”。这样一来,商人集团一变而为政治中心机构,一切措施,不论经费的筹集,军需的供应,难民的救济,必须通过自卫救济委员会的决议,然后由商会去执行。所以,外界只知有商会,而不知另有这个政治背景。直至解放为止,商会工作,完全结束。

  (1962年10月)

  作者:吕瑞棠,宁波市人。曾在宁波商会工作,建国后在宁波市工商联工作。已故。

  注释:

  ①王月亭,名澄,其父王磬泉,经营颜料起家,系鄞城著名殷富,与大资本家秦

  均安、叶澄衷等合开许多行号,大有丰洋广货兼营颜料,尤为闻名,俗称“大有丰王家”是也。月亭读书不第,仗着财势,捐了监生加道衔,常与官绅交际,有特殊势力。

  吴葭窗名传基,乾丰钱庄经理,老成持重,声誉卓著,在同业中有领导地位,常参与地方事务,人称“仁厚长者”。本埠遗老盛炳炜(盛系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曾提督四川、江西两省学政;致仕还乡,官府多尊敬之)深契其才,因此通过盛老的关系,上通官府,下达群商。汤仲盘名嗣新,其父汤仰高,先在上海开设增泰洋货号及官商合办纺织新局,继在宁波创设汤森泰洋布棉纱号、通久源纱厂、通久远面粉厂、通利轧花局、通利源榨油厂,系甬地独一无二的实业家。仰高有二子:长嗣衔,举人;次即嗣新,出身秀才,捐了候选道官衔,有财有势,成为本城著名的绅商。以上三个筹组商会总会,时人以其姓的谐音简称之曰“黄鱼汤”。当时因吴任钱庄经理,系在职商人,并以钱庄为百业领袖,也有相当资望。所以一致拥他为商务总会的总理。

  ②公行先生是宁波商业的特殊制度。在封建时代,商贾为竞利垄断,组织同行,

  俾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御。而商贾一般与官吏较难接近,所以往往聘请一二绅矜为背景,依为代达衷情,讲通声气,此一二绅矜便是“公行先生”。

  ③鄞城醋务桥童氏,在前清时代,官势之盛,无以伦比。童槐以进士授工部主事,

  旋改户部,由广东司主事升郎中,历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甘肃兰州道、山东衮沂曹济道,升江西按察使,改通政司副使。其子童恩以荫用内职改外,历官直隶延庆州、开州等知州,奉天府治中,湖南道州、茶陵州等知州,浏阳县知县。次子童华,以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吏部左、右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子童章,贡生,官上虞训导。孙儿童祥熊,以进士授考翰院编修,援例以道员分发安徽,署按察使补劝业道。童氏官势既如此,无怪地方官,不论道、府、县,对待童氏族人,莫不尊而敬之,养成他们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横行里闾,为所欲为。特别是童华之子童玉庭,以荫生身份,成为本城大绅士,接受南号等业公行先生,神通广大,碰着事情,只要他一顶官轿,抬到县衙,虽县官正在坐堂理案之际,一闻童爷光临,马上退堂,开门欢迎,其威风可知。玉庭死后,继之者为童焕伯,仗着先人的恶势与余威,周旋于官府和绅商之间。处事机警,手腕灵活,初则担任南号等业公行先生,继则协同筹组商会,等到商会总会正式成立,他受聘任坐办,大权在握,参赞擘划,会务多所依赖,对外威望极高。

  ④郑谔笙,出身猪行,他与镇海炮台司令吴吉人结为换帖弟兄,具有特殊势力。

  因此,转入纸行业,被推为领袖。猪行、螟蜅行等业,多聘其为公行先生,在江东方面有相当威望。

  ⑤费绍冠,字冕卿,初任源丰顺银号经理,后任四明银行经理,本系慈溪秀才,

  久寓甬北,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性镇静,为人排解纠纷,不动声色。遇公私利害,能力争之。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保安会,宁波光复后,遂以望被推长宁波总商会。平时与耆绅张让三(即张美翊,晚年任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坐办)友善,赞助颇多。

  ⑥王叔云,名贤瑞,出身秀才,曾任宁波警务长公所课长。性机警,嗜鸦片,擅

  长公牍,有王师爷之称。担任商会坐办职务,官势虽不及童焕伯,然而参赞擘划,足智多谋,获得会长和各会董的信任。

  ⑦鄞县自卫救济委员会的成员:主任委员陈佑华(鄞县县长);副主任委员汪奂

  伯(国民党鄞县县党部常委)、周大烈(商会主席、参议会议长)。下设四处:秘书处处长沈友梅(国民党鄞县县党部执委)、副处长胡起涛(农会主委);自卫处处长王文翰(参议员,永耀电力公司经理)、副处长卢时宪(公安局长);救济处处长陈如馨(参议员,商会常委、西郊镇镇长);财务处处长俞佐宸(参议员,商会常委。当时,他已离开了宁波,由单方面推定,以周大烈兼代之)。委员有:冯莼馆(参议员,鄞西同道乡负责人)兼鄞西自卫团主任,斯旺(前总工会主委,参议会秘书,商会委员)兼秘书,徐信章(总工会主委)、沈贻芗(妇女会主委)、金臻庠、洪宸笙、朱维官(俱参议员)。此外尚有法院院长及首席检察官参加。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