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人员以及军佐、军属均相应比较改叙；飞行人员则于薪饷之外，加给飞行津贴百分之五十。 三、航校内部的派系矛盾中央航校虽是一个新兴的航空机构，但集中了不同派系的旧航人员，所以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成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角逐的场所。这些旧航人员有南苑航校的老教官金世中、江绍荣、李瑞彬、曹文炳、胡光晋、丁普明等；有东北方面的孙琰、高志航等；有中央军校航空班的陈嘉尚、徐晋典、侯镜轩等；有两广云贵的航空人员黄毓沛、晏玉琮等。蒋介石想把这些复杂矛盾的派别统一起来，起初把他们编成高级班，一面随美国顾问练习飞行或研究学科，一面作为学生的辅导教官。后来索性把高级班改称“中央航校第一期”，而把原来招收的第一期学生改称第二期，以示“亲爱精诚”。可是尽管有名义上的统一，但仍不能改变彼此貌合神离的状态，特别是CC系和黄埔系的对立政治活动，成了校内争权夺利的焦点。 毛邦初和蒋坚忍到校初期，黄埔系的复兴社或许还未组织，至少蒋坚忍还未被列入该系成员之内，这从事实上可以看出来：上海的小报上出现“蓝衣社”的消息，载有所谓“十三太保”的名单中，没有蒋坚忍的名字。相反，蒋坚忍主持的政治训练处一开始就拉拢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常务委员罗霞天（属CC系）为政治总教官，引起了黄埔系分子的不满；而罗霞天到任之后在讲课之余，常穿梭于干部幕僚之间，兜售其CC系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入会志愿书，更为黄埔系分子所齿冷。于是，黄埔系使出双管齐下的对策：在杭州，复兴社也组织了一个外围团体“中国文化学会”，专门吸收中高级知识分子，与CC系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对抗，蒋坚忍被派为筹备员之一；在航空学校里，上面派下许多黄埔系的“新贵”，如学生总队长龙韬，政治教官李新俊，训育教官尹希等，他们的职位虽不算高，但他们都半公开地表示除了黄埔生的资格之外，还是负有“领袖”特使身份的“骄子”，俨然与毛邦初并起并坐，威风驾于蒋坚忍之上。蒋坚忍既被拉拢又受压力，只能俯首贴耳乖乖受复兴社支配，罗霞天自知形势不妙，铩羽以归，政治总教官一席便落到曾经在中央军校充当过政治教官的张韶舞头上。 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地结局。黄埔系对蒋坚忍的作风仍在怀疑，毛邦初似乎也没淡忘蒋坚忍对他搜集情报向蒋介石密报之仇，所以尽管蒋坚忍已成为复兴社的重要分子，但校内的空气仍旧对他不利。有一次，蒋介石接到密报，说蒋坚忍本姓“张”，为冒充“领袖”本家才改姓“蒋”，因而骂蒋坚忍招摇撞骗。蒋坚忍回校后，背地里大发牢骚，说是要呈请辞职。他把准备好的辞职呈文读给朋友听，细溯他祖宗八代的家谱，家住奉化棠岙，虽非“领袖”本家，却是姓蒋。最后他象是有骨气地说：“我追随领袖是为了革命，如果领袖不是革命的，我一样的不服从，何至冒充姓蒋！”这样一纸看似对抗实则恭维的辞职呈文，究竟是发出去了呢，还是只在朋友面前装装门面的，那就不便臆测了。反正这桩公案校内知道的人不多，蒋坚忍依旧是大家心目中的“领袖耳目”。 蒋坚忍在航校虽然位高权重，但他明白，要领导空军，自己非得先成为空军人物不可。于是他不管太太哭哭啼啼的劝阻，随同第五期飞行科学生学习飞行。上午飞行，下午办公，天上地下，陆空两栖。过了一年，第五期飞行生毕业名单呈到蒋介石跟前，赫然有蒋坚忍的名字在内。黄埔系的空军人员趁机向这位“总校长”打报告，说是蒋坚忍凭借副校长的地位，表面上随班飞行，实际上没有学会飞行技术，只是想骗取资格，冒充空军。蒋介石对双方的呈报都没批答。在举行毕业典礼时，蒋介石亲临杭州，检阅毕业生的成绩。翁家埠轰炸机场的角落上搭起一座草棚，作为实弹轰炸的假想目标。毕业生先是成队飞行，然后转为单机表演，一个个单机俯冲，实弹轰炸。蒋坚忍驾驶的轰炸机掠过机场上空，向草棚俯冲，炸弹落处，訇然一声，火光熊熊，草棚被击中了。蒋坚忍下了飞机，满面春风地走回检阅台。蒋介石连声称赞道：“好！好！你成功了！”于是，中央航校第五期轰炸科的毕业文凭落到蒋坚忍手中。蒋介石还善于锦上添花、笼络人心，索性把黄埔四期的毕业证书也补发给了蒋坚忍。这样曾经被斥为冒充姓蒋招摇撞骗的人物，突然双喜临门，其感激零涕之情不禁跃然脸上。然而，矛盾并没有就此中止，只是暂时从表面转入潜伏罢了。 四、中央航校的“美国顾问团”中央航校的学制是由美国顾问帮助订定的。学生经录取后入伍教育六个月，飞行科初级飞行教练和中级飞行教练各三个月，然后分组进入高级飞行，驱逐、轰炸、侦察各为六个月，共计一年半时间。飞行科每天上午飞行教练，下午上学术科和政治讲堂。高级班的飞行员则在下午飞行。机械科学行上午上讲堂，下午到附属工厂实习。课堂除一般的理论讲堂之外，还有装置特殊设备的轰炸教室、侦察教室、无线电教室等。 以退伍上校裘伟德为总顾问的美国顾问团一共十几个人。这些人在职务身份上是飞行教官、机械教官和机械士，但从其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态度上来看，则俨然是殖民地的主人翁。实质上，他们是十足的飞机掮客和航空流氓。起初，他们住在杭州西湖的西冷饭店，每天由学校派汽车接送。接着，学校便为他们在飞机场附近盖造华丽的洋楼，设办西餐厨房和供他们打牌、跳舞的俱乐部。而他们从不把中国航空人员放在眼里，肆意侮辱。在飞机场上，他们动不动就罚学生戴上花花绿绿的纸制高帽子示众，说是这些学生不听教导或者违犯规则。他们自己则歪戴帽子，敞袒服装，嘴里叼着香烟，哼着淫曲，醉眼朦胧，步履蹒跚。他们的恶劣行迹，引起了教职员、航空学生特别是守卫士兵的极大反感。有一次，美国顾问向学校当局大兴问罪之师，说是门首的卫兵竟敢不向顾问敬礼，还加以留难，要求学校严予惩处。于是传问这个卫兵，卫兵回答道：“我守卫有责，只知凭学校证章放人出入，看军官服装符号对他们敬礼。这个外国人既不穿制服，又不佩带学校证章，酒醉醺醺的，我不认得他是什么顾问！”学校当局只好要求美国顾问以后进出校门时要佩上学校证章。这个美国人第二次进校门时，卫兵向他验看证章，没想到他竟举起右脚向卫兵踢去，同时用手一指，原来他把“中央航空学校”的徽章倒别在他的西装裤脚上了。这里说的只不过是美国顾问蓄意侮辱中国人的一个最小例子罢了。 第二期飞行生毕业时，举行特级飞行表演，什么“俯冲”、“螺旋”、“失速”、“筋斗”乃至头下脚上的倒飞技术，都大大超过了美国人。在场观看的美国顾问的一个家属，显出十分惊诧的神情说：“真想不到中国人也能学会这样的本领!”可见美国人把我们中国人看成多么低能落后！ 其实，美国顾问的使命并不在于传授技术，众所周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控制整个中国的命运，插撒“美国至上”、“美国第一”的种子，顺便推销美国制造的飞机军火。以毛邦初为首的留美派在美国人面前最为吃香，当学校新建的教育楼兼大礼堂落成之时，适逢留美的飞行教官胡家枚飞行失事殒命，学校当局厚加殡葬抚恤，还把大礼堂命名为“家枚堂”，作为崇美、亲美、媚美的表示。 不仅人是留过美的好，从生意眼上说，飞机器材乃至日常办公的教具纸张，都是非美国货不合用。这时侯，中国人民正为了爱祖国的热忱，受着“航空救国”口号的迷惑，纷纷捐机救国。上海天厨味精厂吴蕴初独捐“蓉克式”飞机两架，河南省人民捐献了“阿姆斯特郎”式飞机三架，别的省份团体也多购机捐献。谁知这些不是美国造的飞机到了笕桥飞机场，美国人竟不许把它们停放在飞机棚厂内，都被抛丢在机场角落露天草坪上，一任雨打日晒，直至变成废铜烂铁．美国人规定初级教练机必须买美国“弗利特”式样，中级教练机非美制“道格拉斯”式不可，高级飞机就要让“好克”牌独霸机场。后来索性让制造“好克”式飞机的美国“寇蒂斯飞机厂”在笕桥开设起分厂来了。曾由浙江上虞人徐伯鋆发明的一种用动植物油炼制的飞行汽油，经过实验完全合用，但美国顾问坚持非美国汽油不用，至使这项发明付之东流。 五、中央航校的尾声1937年“八·一三”，日寇在金山卫登陆，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和他的陆军、空军都远远地退到山城重庆，大营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就此宣告结束，而成为历史的残痕．到了重庆之后，在航校经营了十来年的蒋坚忍，也随着大营笕桥的命运，宣告了他空军领导人之一的资格的结束，其原因是由于他跟特务头子戴笠的火拼。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蒋坚忍在校内为了对“嫌疑分子”进行检查，故意暴露了戴笠安插在航校内的眼线．但蒋坚忍无论从资望、地位以及在蒋介石面前的作用，都无法跟戴笠相比．所以当戴笠向蒋介石抖出此事经过时，蒋坚忍不仅挨了一顿臭骂，而且还被翻出冒充领袖本家在外招摇撞骗的陈年老帐，而被扣押在军委会达半年之久。直到另一个黄埔大头目胡宗南代为缓颊，蒋坚忍才得以恢复自由。前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跟蒋坚忍相得，便邀请他到南开大学作了短期的“党义”讲师。之后，胡宗南进一步向蒋介石把蒋坚忍要了去，作为他西北反共的得力助手。 这个尾声插曲，是抗战后从航空界接近蒋坚忍的人们从西北传到东南的内幕新闻，也许不够详实，却足以反映出国民党内部矛盾迭迹、一波三折的实况。 航空委员会一、从航空署到航空委员会航空委员会的前身是军政部航空署。中央航校成立以前，航空署几乎只有一块招牌，几架残缺破旧的飞机和七拼八凑的一些已停止飞行的航空员。杭州兴办航校时，航空署也从南京迁到杭州梅东高桥，作为航校的上级机构。署长先是黄秉衡，后是葛敬恩。葛敬思当署长时，就曾兼代航校校长。 在葛敬恩之后，徐培根接任航空署署长一职，徐培根是浙江象山人，曾担任过陆军大学教育长，去德国和意大利考察航空军事。上任后，他利用一切机会竭力宣传从德国、意大利那里学来的法西斯货色，什么棒喝团、褐衫党怎样了不起啦，希特勒、墨索里尼怎样“伟大”啦，什么“绝对的服从”、“铁的纪律”啦 ，等等。他还绘声摹形地平举右手，立正呼喊：“海尔希特勒！”更有甚者，徐培根把自己的胡子也留蓄成希特勒式了。当他说起墨索里尼等怎样崇敬中国的“领袖”时，许多“领袖的忠实信徒”情绪激昂。 一时间，法西斯的空气弥漫了航空界。对此种种，蒋介石的得意是可想而知的了。在蒋介石处心积虑准备第五次“围剿”驻到江西，创办庐山训练团，提倡法西斯化的“新生活运动”时，航空署随这扩大为航空委员会，会址也由杭州迁到南昌。徐培根仍是航委主持人。 二、航空委员会的纵火大案正在航空界认为“蓬勃”的日子里，飞行人员热衷于讨论美国好还是德国、意大利好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江西传来：南昌的航空委员会被一炬大火烧得精光！希特勒的嫡传生徒徐培根被蒋介石关到牢里去了！消息所至，顷刻鼎沸。 这次航委内部上下左右同时起火的情景，据说是蒋介石的“行营”亲眼看见的。航委的经理部分烧得最为彻底，所有帐册、单据全部烧光。因而有人向蒋介石明言：徐培根亏空公款，他的裙带庶务老爷贪污舞弊，无法弥缝，才用定时燃烧弹纵火的。但没有人证物证，这就使“行营”的军法处大伤脑筋，；因为，既要拘于“六法全书”和“军法汇编”，按据论断，又碍于“天威动怒”，必得判刑，何去何从，殊难适中，按平时，贪污案件千千万万，豪门孽案不知几多，蒋介石都不闻不问，何以对徐培根一案如此热衷呢？其内幕实难探查。 徐培根平日恃宠而骄，气焰凌人，不得人和，杀一个徐培根本来算不得什么，但军法处怕“龙颜”喜怒无常，万一日后追念起徐培根来，军法员哪里吃得消？因而，案件一再延搁，终未定谳。果然，一年之后，忽然镜头变换，说是航空委员会的大纵火案“真相大白”了。据称一个勤务兵“投案自首”，报告失火原因是他曾经用擦洗过飞机的汽袖代替水洗刷了所有房间的地板，一处失火立即蔓延全部云云。徐培根要恢复自由“为国效劳”了。这“今古奇观’式的公案，人们并不以为奇。在那个翻手作云覆手为雨的年代，“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司空见惯的事。 继徐培根之后，由粤系的陈庆云接任航空委员会的负责人。 三、航空委员会的改组1936年春，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和航空委员会都迁到南京，航空委员会改组扩大的任务落到航校校长周至柔的头上。 蒋介石鉴于两广军阀反对他的空气仍然浓重，就把周至柔升为航空委员会主任，把航校校长畀予两广系的黄光锐，实施其怀柔政策，航校的实权则操在副校长蒋坚忍的手里。周至柔调到南京去时，从航校带去三个人，一个是他的本家，秘书周鸣湘，一个是航校附属工厂厂长王承黻，另一个是办公厅秘书蔡竹屏。蔡竹屏在航校随蒋坚忍工作五年，不属于黄埔系统；又因为他曾在上海的报刊上写过讽刺“最高领袖”的文章，一向被认为不忠于“领袖”。蒋坚忍拉蔡竹屏进入“中国文化学会”，曾经过不少波折。蒋坚忍既被黄埔系所嫉视，而蔡因与蒋坚忍关系不错，自然受到黄埔系的排挤，蔡在航校处境苦闷。周至柔在航校三年，对蔡竹屏也十分赏识，所以蔡愿随同周至柔离开航校，藉此摆脱与“中国文化学会”的关系。 周至柔兴致勃勃来到南京，一开头便碰上未曾料到的难题。蒋介石在叫他草拟航空委员会改组方案时，规定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航空委员会的委员长。委员会只是虚名，没有一个委员，宋美龄为秘书长，周至柔为主任。以下的编制、人事归周至柔草拟。周至柔考虑到秘书长虽然只应是主任以下的幕僚长；但这个秘书长却是“天字第一号的夫人”，决不能把她放在自己的下面。因此拟上去的组织系统是：委员长——秘书长——主任。不知道蒋介石是为了“客气”、“大度”，还是要宋美龄负实际监督作用，竟亲自用红铅笔把“秘书长”的地位钩到“主任”下面，说秘书长应该是主任以下的秘书长。这就叫周至柔为难了，但他还是在编制系统里让秘书长高于主任之上。改制后的具体编制系统见表三：（自1937年下半年起，表内的各“处”又扩大为“厅”） 其中，改组之初，航空委员会“秘书”、“主任”以下的人事为：第一处处长沈德燮、副处长欧阳璋；第二处处长黄秉衡、副处长刘芳秀；第三处处长曹宝清；第四处处长王承黻：第五处处长王家骧。处以下的科长，第一处有罗机、王立序，其余的记不清了：建筑科(独立科)科长邝某某；参事室参事赵云鹏、姚锡九等；秘书室中文秘书蔡竹屏、机要及财务秘书周鸣湘、俄文秘书李仲武；其他如翻译、打字员则属于顾问室。 组织编制核定后，蒋介石自定为空军中将，宋美龄为少将秘书，周至柔也晋升为空军少将。 四、航空委员会的“意大利顾问团”以总顾问劳地少将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初到中国时，仿佛有意为徐培根的法西斯宣传作证明，确实曾经迷惑过不少人。从欢迎宴上回来的空军高级人员，纷纷谈论对意大利顾问的好印象。说他们服装整齐，举止严肃；宴会一开始就先举杯祝“蒋委员长”健康，宴席散时还齐声高呼“万岁”；坐立之际，一听到提及中国的“领袖”，马上挺腰肃立，表示敬意。不特如此，这个顾问团来华时，还带来墨索里尼赠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一架“卡帕罗尼”号巨型座机。凡此种种，与一向藐视中国的美国顾问团相比较，真使许多空军人员大为感奋。于是蒋介石又派了一批飞行科和机械科的毕业生去意大利留学。据说墨索里尼非但不收任何费用，还一个个亲自接见把亮闪闪的勋章佩带在中国学生的胸襟上，使这些中国学生以自己的政府不曾授予勋章为憾事(国际上的礼节是，没有在本国受过勋的人，不能佩带外国的勋章)。 但很快，意大利顾问团也暴露了真实面目，他们跟美国顾问团完全是一丘之貉，同样是一伙飞机掮客和航空流氓。所谓墨索里尼赠给蒋介石的“卡帕罗尼”号飞机一经试飞，方知是一架陈旧落后、性能很差的木制家伙。飞行人员谁也不愿意驾驶它，怕出危险，蒋介石更没有乘坐过一次。更有甚者，他们与日本鬼子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试图窃取中国的军事情报。“西安事变”前夕，意大利顾问团(此时的总顾问为史卡隆尼)，以策划“对日作战”为借口，向宋美龄提出要航空委员会给他们一系列关于中国空军军备的资料，包括全国飞机场面积的图表，全国飞机数量、性能、种类和装配表，飞行人员姓名、职级的统计表，以及贮藏弹药、器材数量的统计表等等。对于这种企图，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险谲，但一向迷恋于意大利顾问团的宋美龄竟毫不犹豫，一口答应，吩咐周至柔照办。在这件事上，周至柔破例违背宋美龄的旨意，由此导致了他与宋美龄矛盾的表面化。 五、宋美龄和周至柔的矛盾航空委员会有了宋美龄这个地位特殊的秘书长，主任周至柔的权限就大为削弱，他几乎事事都要听命于这个“委员长”的代理人。尽管他们在表面上一个客气，一个恭顺，暗地里的矛盾却在日益加深。 在购买飞机这件事情上周至柔竟无权过问，购买大权完全在宋家兄妹宋子文、宋美龄手中。买来的飞机往往是人家贮藏库里的过时货，配不到零件，坏了便无从修理。飞行人员对于陆军出身的周至柔本来就不很服帖，便借使用飞机之事对他进行责难。周至柔向宋家兄妹提到质量问题，就会碰上钉子。宋子文说：“你们要是挑肥拣瘦，那你们就拿钱来．要知道我购买的飞机，都是借来的款，赊来的货，你们办得到吗?”这样，买来的飞机只不过充个数目，登个册子，一架架坏了之后就搁置在棚厂，不容谁有置喙的余地。 平日里，这位位极人臣的秘书长又是极难伺候的，连秘书长室的勤杂员兵也须慎加挑选。宋美龄喜爱年青英俊、能说英语、最好是惯于喊“阿门”的上帝子民。宋美龄来航空委员会“办公”，有时每天来，有时隔天来，有时隔周来；来的时间忽而中午，忽而傍晚，事先无从知道。随从的秘书速记人员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她乘坐的汽车种类、式样，牌号、颜色，时时更换，难以辨认，这可苦了大门卫兵排长，往往因不认识秘书长的大驾，临时集合排队，连迎接、敬礼都来不及。逢到宋美龄高兴时还罢了，碰到她与周至柔在什么问题上有别扭时，这个“迎候、保卫不周”的罪名首先就得由周至柔担当。周至柔暗下对秘书们谈起；“夫人”当这里的秘书长，只有一件事是别的机关占不到便宜的，那就是要“委员长”批准的文件，只要先得到她的同意，今天交给她，明天一定批准了拿回来，万无一失。 在许多问题上，宋、周之间虽有某些龃龉，但到头来周至柔只好唯命是听。唯独当意大利顾问索要全套中国空军的机密档案时，周至柔玩了一套手法。他表面上答应交各处科汇集整理，暗地里却用极机密“即刻到”的电报向在洛阳的蒋介石报告，说这是关系国防的极机密件，不能轻易予人；现在秘书长布置下来的任务是否应当照办，请“委员长”立即回电示复。周至柔这样做是否因为别的事情上跟宋美龄有矛盾而借此留难，这就不得而知了。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周至柔这一做法是有较强的国家利益意识的。同时，他明知蒋介石与宋美龄“同床不出两种人”，但为日后免得承担严重的责任，以此“将一军”，一则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二则蒋介石纵然内心怪他多事，在表面也是难于措词的。这一手确实玩得高明。果然，秘书周鸣湘在无线电机旁等候了几小时后，回电来了．蒋介石的电文很简单，只有“婉词延宕可也”六个字。怎么“延宕”呢?只好往下推，说各处科还没整理出来，宋美龄到底还是知道了这出把戏，就借鸡骂狗，大骂幕僚无能。不久，周至柔便被曾经充当过蒋介石侍卫长的钱大钧所替代。直到抗战期间，宋美龄离开航空界，周至柔才复以空军总司令的名义重新登上空军舞台。 （1962年） 作者：蔡竹屏，（1904年—1982年）鄞县人。曾任七届宁波市政协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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