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现任宁波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监委常委、民革宁波市委名誉主委等职的毛翼虎老人，是一位胸襟磊落、澹泊自甘的长者，素受大家的敬重。在他主持我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的二十年间，用力甚勤，成果颇著。其中为学术界首肯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就是毛老两度组织班子调查得来的。我们特约请毛老谈了该文组成出台的来龙去脉。为保存这段鲜为人知的调查实况，现将拜聆笔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问题的由来：《金陵春梦》风靡大陆
50年代末60年代初，著名小说家唐人所著的长篇小说《金陵春梦》传入大陆，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这部小说很快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不仅因为作者用娴熟的笔法和生动的情节详尽描述了国民党政权从建立到崩溃的全过程，而且或者说主要是因为作者以“惊人之笔”在第一集《郑三发子》中“揭开”了蒋介石的身世：蒋介石是其母王采玉从河南许州(今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改嫁带到浙江奉化溪口的，原名为“郑三发子”。庸人宣称这部小说不是一般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撷取于真实的历史素材，或者说，是真实历史的通俗演义，这就由不得读者置疑了。关于蒋介石的“身世”，唐人另著《关于<金陵春梦〉及其它》一文详述其得到线索、查征线索的过程，令人对蒋介石是“郑三发子”一说确信不疑。
且不说唐人所言是真是假，单就《金陵春梦》一书在当时所激起的反响确是十分巨大。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说法不胫而走，风靡大江南北，并成为一桩有待史学界进一步证实或证伪的“历史公案”。
蒋介石究竟是哪里人?是浙江人抑或是河南人，孰真孰假?不成问题的问题一经提出，仅凭小说家一番叙说盖棺论定，未免失之武断。倡导和匡定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要以“去伪存真、实事求是”为原则的已故周恩来总理当时兼任全国政协主席，得悉这一传闻后十分重视，全国政协就将这件事情交由宁波市政协核实。
宁波市政协接此任务后，作了认真的研究，决定由当时负责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毛翼虎先生进行调查。毛老是奉化石门人，是蒋经国先生的亲娘舅毛楙卿的族侄，不但对乡情相当谙熟，而且对蒋氏家史也多有了解，所以由毛老负责调查，确是十分合适的人选。毛老回忆当年接过任务的情形时非常激动，他说；“在这之前曾读过《金陵春梦》。作为奉化人，对小说所叙述的蒋氏身世觉得破绽百出，不值得一驳。但也有为难的地方，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连纠正他的历史事实，也怕有为蒋介石翻案成为反革命的危险，但这是一项任务，我首先去找楙伯商量”。
“楙伯”就是毛楙卿，他是蒋介石的妻舅，蒋经国的亲娘舅。他的妹妹毛馥梅(后都误写为毛福梅，而把毛楙卿误写为毛懋卿)是蒋介石的妻子，比蒋介石大二岁。他是真正知道蒋介石身世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左”的思潮影响下，他也很害怕被扣上“为蒋介石翻案”的帽子。两人研究结果，还是交张明镐去搞调查研究，组织这篇稿子。之所以叫张明镐组稿，因为张明镐老家就在溪口附近东山地方，又与蒋家有些亲戚关系，张留学日本回国后，蒋介石就叫他筹建武岭学校，武岭学校第一任校长就是张明镐。于是，张明镐在毛老的直接支持下，开始了第一次调查活动。
第一次调查：《蒋介石在溪口》一稿的成文
蒋介石的身世在毛楙卿、张明镐等人心中，实际上是一清二楚的。知情人士不敢凭空来翻此案，况且文史工作的要求是去伪存真，要有根有据。书面的资料《蒋氏宗谱》是重要的依据，可是解放以后几乎失存，难以寻觅。于是张明镐便以专访和座谈会来了解证明蒋介石的身世。在大量接触的有关人士中，其中主要的有毛楙卿(前已言之)，孙表卿(奉化唯一老举人，蒋介石在奉化凤麓学堂读书时的老师)，蒋周澜(蒋介石的族兄)，蒋介石发妻毛馥梅和蒋介石胞妹蒋瑞莲结义姐妹、蒋家家庭教师陈志坚，丰镐房老账房唐瑞福，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与宋美龄有同事关系、国民党时期宁波市第一任市长罗惠侨等。另外，还走访了袁静之、杨孝维等人。袁静之是市民革成员、政协联系人土，蒋孝先之遗孀。蒋孝先是蒋介石最为看重的侄孙，毕业于黄埔一期，后任宪兵团团长，西安事变时，蒋孝先在蒋介石身旁被击毙。杨孝维，市政协委员，其母与毛馥梅、蒋瑞莲结拜姐妹，其父与蒋介石同年、同村、同学、少年好友，又同时留学日本。
经过张明镐一年多的反复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有些材料鲜为人知，十分珍贵。为了使这些资料尽快组成文章上报，张明镐不顾年老体弱，立即执笔整理，写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共6千余字。因当时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征集到手的三亲史料无条件出版，按照惯例，毛老将此稿送省政协文史委。省政协文史委收到稿子后，即发笔墨费，但不见刊用，其实也不敢刊用。蒋介石的身世之谜，在这篇文章里基本解决了。后来撰写文史资料的何国涛（何国涛，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解放前当过编辑、报社社长，著作甚多。汪伪时期任上海《中华日报》的某版主编。解放后，因其历史问题，闲居在家，常常为宁波市政协撰写文史资料）看到此底稿，认为这样重要的题材还可以深入细写。于是，毛老叫何国涛帮张明镐重组此文。
何国涛参与此事，标志着本次调查进入了第二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是调查的广度还是调查的深度均有所加强。一方面，何国涛配合张明镐在溪口多次召开座谈会，邀请蒋介石故居——丰镐房的账房总管唐瑞福和其他了解蒋家内情的孙义朵、徐汲清等老人参加并提供情况；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宁波邀请著名律师朱赞卿、老教育家杨菊庭、藏书家冯孟颛等老人进行座谈，请他们详细提供在1947年受托纂修《蒋氏宗谱》的情况1。由于他们早在十五年前还是蒋介石权倾朝野的时候，已经系统接触和查核了蒋氏世系的变迁、传承问题。所以，在座谈中，他们的谈话自信合乎逻辑，对唐人《金陵春梦》称蒋介石是“郑三发子”一说均不屑一顾。此外，他们又访问了郁辅祥、张葆灵、罗惠侨等几位老人，根据他们的亲见亲闻，也认为唐人《金陵春梦》关于蒋介石身世的叙述纯属无稽之谈，何国涛还利用座谈访问的间隙查阅了《蒋氏宗谱》与地方志书，对重要年月、人物、事件逐条核实，以免挂一漏万，从而掌握了有关蒋氏家世的较为系统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张明镐、何国涛对《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原稿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补充和修改。
至1965年4月，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全文长达4万余言的《蒋介石在溪口》第二稿完成了。毛老披阅全文，感到历时四年反复调查的结果——修改后的稿子较原稿来得详实，富有说服力。全稿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蒋氏先系及其家族”，依次分析了“蒋氏先系之谜”、“蒋介石父兄的身世”、“关于蒋母王采玉”、“毛福梅、姚怡诚、陈洁如”、“协议离婚的一幕趣剧”、“‘太子’蒋经国、蒋纬国”、“一群‘皇亲国戚’”等问题；第二部分为“蒋介石的早期生活”，着重叙述了“童年时代的蒋介石”、“从师考略”、“早期跟蒋介石交往的一些人物”等情况；第三部分为“蒋介石在溪口的所作所为”，则列举了“溪口镇上的新老家宅及坟庄”、“第一次下野见闻”、“武岭学校及其附属机构”、“西安事变后回籍活动种种”、“一手扶植起来的所谓溪口四小家族”、“逃亡前夕的狼狈处境”等史实。文章从蒋氏世系起笔，上至蒋家先祖，下迄蒋介石父子，娓娓述来，谱牒资料与口碑资料俱备，足证蒋介石身世之来龙去脉。文章又以蒋介石在溪口的种种活动收尾，特别是记述蒋介石三次下野回故里的情况尤为翔实，可作为民国史的研究材料。此稿分送全国政协和省政协文史委，全国政协文史委于1965年9月22日收到稿件后，十分重视，经研究后，于同年12月25日给宁波市政协文史委汇来200元稿费2，并附言“在适当时候刊用”。后因“文革”的原因，迟至1981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3辑上正式发表。但当年全国政协文史委的及时汇款与准备刊用的简短附言，对毛老及其他调查人员、执笔整理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支持和肯定。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激发了毛老抢救民国史料的工作热情。他动员原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奉化人汪日章根据亲身经历写下了《西安事变亲历记》，后经1979年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辑刊出后，受到民国史学术界的关注。他还动员辛亥老人、民国老人和其他各界人士撰写富有史料价值和借鉴作用的“三亲”资料，绝大部分已在近年来先后出版的全国、省、市各级文史资料上发表。
然而，当第一次调查刚刚有了点初步结果并准备进入系统研究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各项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也不能幸免。毛老组织班子对蒋氏世系的调查、研究工作遂被迫停止。
第二次调查：《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的发表与轰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被迫停止工作12年之久的全国各级政协随之相继恢复工作，毛老亦在此时被重新安排到市政协任职并继续主管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当时全国政协文史委要求各级政协文史委遵循“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周恩来语）的方针，要求文史资料工作者包括原撰稿积极分子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号召各级政协文史委要树立“抢救史料”的紧迫感。毛老深知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十分有意义的事业，自觉响应全国政协文史委的号召，埋头耕耘，努力以自己的加倍工作挽回“文革”十年给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短短几年，经过毛老耐心细致的工作，又积累了一批数量可观、价值较高的“三亲”史料，连同“文革”前征集到的一大批史料，陆续送往全国和省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共计百余篇。
同时，考虑到“文革”前关于蒋氏世系的调查客观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调查过程往往言有所隐；二是调查面过于宽泛，没有直奔“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一主题，从而影响了调查的深入和调查材料的力度，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这时张明镐已老成凋谢，于是毛老只得和何国涛商量进行第二次调查。如果说第一次调查主要以谱牒、宁波奉化两地有名望的耆旧为主要对象，以搞清蒋氏家世全貌为重点的话，那么，此次调查则侧重于以蒋介石身世为主线，以蒋介石父母来历为依托。因为搞清楚蒋介石本人身世，归结为一点首先必须搞清楚蒋介石父母的身世、行踪，唯其如此，才可从根本否决唐人《金陵春梦》所张扬的说法。
有了课题的主攻点，调查的目标与对象也就十分明确。自1979年始至1981年初止历时一年多的调查中，何国涛正是循着已确定的课题主攻点，在溪口重点调查了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的职业与行踪，在葛竹调查了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的来历与行踪，收集到了较“文革”前更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证据确凿，可信度较高，足以澄清关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的种种传闻，这些材料后来都完整的反映在何国涛撰写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中。
本次调查的最初想法只是弥补前次调查的某些不足，抢救和保存日趋枯竭的“三亲”史料，至于整理成文则是第二位的事情，待适当时候再做。但是这一年随后发生的情况说明“蒋介石身世”仍是文史资料领域乃至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且舛误甚多，有必要立即将最新材料公诸于世。所以毛老和何国涛商量，要他继续撰文，系统地揭开蒋介石的身世之谜。当我们问及这一年发生了哪些情况，毛老回忆道：“首先，全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3辑发表了我们1965年寄去的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我们感到很高兴。但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可能跟我们在这之前估计的该文涉及面过杂，反而冲淡了‘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个主题有关，因而起不到澄清史实的作用。接着，当年（指1981年）4月出版的《河南文史资料》总第5辑刊发了一组力主‘蒋介石是河南人’的文章，进一步说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澄清非易。这组文章由三篇组成：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传闻》，张仲鲁作于1962年5月；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点滴见闻》，李延朗作，从他文末所记分析，大概亦作于六十年代初，李文目的是就自己所闻，证实唐人《金陵春梦》一书关于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真实性；再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补充》，系《河南文史资料》编者综合郭海长、谢梅村、李静之等回忆材料而成，这些回忆材料与前面两篇一样，并没有新的“补充”。这三篇文章都是以抗战期间有一河南人郑发千里寻弟至重庆、蒋介石如何‘礼’待郑发为依据，断定蒋介石便是郑发的胞弟，是河南人，从而证实唐人说法的正确性。本来唐人所述为小说家言，文学书籍，事有妄载，言有阙书，对一些史实，经不起推敲，有我们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就可证其讹误。但现在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文史资料连篇累牍，一再引证，且言之凿凿，可见问题已超出了一般的‘传闻’范畴，虽然这些文章的依据大都是传闻而已。问题既然再次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按照历史学的观点，不妄断，不途闻，用事实来说话。而关于蒋介石身世涉及到浙江、河南两方，那么双方均应开展周密的调查，提供确凿的证据，切莫以传闻作信史，以讹传讹，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好在我们有备而作，所以，很快就请何国涛写成了一篇《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
经毛老一说，我们恍然大悟：后来轰动学术界、播及海内外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原来是如此情况下写出来的，具体完成时间是1982年初。这篇文章写作动机是严肃认真的，笔法也是公正朴质的。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相比，它更能抓住要害，更能说明问题。全文1.3万余字，分为“传说的由来”、“问题的探索”、“蒋肇聪其人”、“葛竹调查弄清底细”四个部分。“传说的由来”简要胪列了从《金陵春梦》到《河南文史资料》关于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中心内容。“问题的探索”对上述传说的常识性错误作了一一辨正。“蒋肇聪其人”与“葛竹调查弄清底细”是文章的重点所在，根据谱牒与调查资料考实了蒋介石父母的身世和经历。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继承父业经营溪口玉泰盐铺”，“既未去过河南，亦未当过师爷，其来历是清清楚楚的，与河南传说中的‘绍兴师爷’毫不相干”。蒋介石母亲虽是改嫁至蒋家的，但“她从未离开过奉化，更未到过河南，亦未嫁过姓郑的人。在嫁给蒋肇聪时，也未带来前夫之子，更未在河南留下另一个前夫之子”，她的来历也是清清楚楚的，“由此可见，《金陵春梦》以及有关史料所作的种种传说和猜测，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以上引文均见何国涛撰写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奉化县政协文史委亦多次组织班子，利用当地优势，遍访乡间耆宿，终于找到了当年仍健在的蒋氏族人中的年长者、蒋介石的同辈人、91岁的蒋生德，据他讲：“蒋介石生时由昭仁婆婆（即撑竹排的蒋肇富之母）接生，以后蒋家有了红白喜事，必请昭仁婆婆赴席。蒋介石在胜坤娘（即蒋肇性之妻单氏）那里吃过奶，胜坤娘死后，蒋介石为她亲题墓碑‘蒋公肇性德配单氏之墓中正题’以报哺乳之恩。”另一个蒋介石的奶娘是原蒋家帐房唐瑞福的祖母，至今仍健在的90岁高龄的唐瑞福老人说：“小时候常听祖母讲起此事。祖母死后出丧，蒋介石原配妻子毛氏还亲自送葬到镇外藏山大桥以南的上山村，以报她为蒋介石哺乳之恩。”以上事实有力地证明蒋介石系蒋肇聪与王采玉的嫡子。蒋介石父母的来历清楚，并无启人疑窦之处，蒋介石自身来历亦已了然，因此可以断定，如果传说中的“郑三发子”真有这个人，必另有其人，但绝不会是奉化溪口出生、长大的蒋介石。
文章杀青后，何国涛交给毛老审阅。毛老阅读全文，认为文章资料翔实，一气呵成，已达到了调查目标，即送交中共宁波市委统战部、宣传部审核，拟在《宁波日报》发表，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能如愿。毛老将文稿送省政协文史委，当时负责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曹湘渠同志阅稿后，认为该文章史料珍贵，结构严密，证据充分，但是否立即予以发表尚不敢定夺。后经当时任省政协主席、原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同志审问，认为这是一篇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 ，达到了“去伪存真”和实事求是的要求，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战工作。并赞扬了宁波市政协文史工作和何国涛。
1982年12月，《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连同宓熙（原蒋介石侍卫大队长）所作的《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唐瑞福、汪日章所作的《蒋介石的故乡》等文一并刊载在《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上。该辑“前言”评论说：“《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就是一篇释误解的文章。所谓‘谜’，就是长期以来《金陵春梦》等书所流传的‘蒋介石是蒋母从河南带来的拖油瓶郑三发子’的种种传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何国涛通过在溪口和在蒋母家乡葛竹的详细调查，查《宗谱》，访族人，以所得的大量材料，解了此谜，证明这些传说纯属子虚乌有的海外奇谈。这一澄清大大有利于辨真伪、正视听。这也是史料工作的一种拨乱反正。”至此，宁波市政协文史委两度组织的关于蒋介石身世的调查活动，真正告了一个段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用毛老的话说，这样持续经年的调查活动所以能开展，这样较圆满的结果所以能取得，首先应归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归功于中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可喜的是，文章一经发表，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和学术界。首先，香港《大公报》等四家报纸同一天刊登了中新社发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出版的消息，香港大公报还连续15天转载了《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等三篇有关蒋介石身世的文章。《百姓》杂志也要求转载。有的报纸专门写了题为《蒋介石并非郑三发的评论文章。信息很快传到台湾，台湾《传记文学》等报刊争相转载，并给予了较高评价。经《传记文学》第52卷第四期全文转载后，决定编印《蒋母王太夫人身世特辑》，全文转载何国涛和唐、汪两文。又与《我与蒋介石身边的时候》一文同被收入《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文）附录中。著名旅美作家江南（刘宜良）写作《蒋经国传》时就采用了该文提供的大量史料。其次，在大陆，《浙江文史资料》总第23辑于1982年12月第一版发行后，立即告罄，次年4月第二次印刷。1985年6月第二版印刷，仍供不应求。1986年10月，第四次印刷，4年间共计印数18.5万册。1988年10月，浙江省政协文史编辑部在原有稿件的基础上，扩大征集范围，编辑出版了《蒋介石家世》专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38辑）第一版，1991年、1992年两年又连续三次印刷；至今年5月，沿袭原书名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并将《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放在第一篇醒目位置，出版了《蒋介石家世》第二版。6年间共计印刷5次、发行28.88万册。先后12年来，以《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为主要文章的蒋介石家世史料一版再版，数次印刷，共计销售47.4余万册,堪称文史资料出版物之最。再次,这篇文章的影响远远超越了问题本身，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而成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改善海峡两岸关系的楔机之一。读者纷纷来信，赞誉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蒋介石家世》，“是做了最大的统战工作”。原任台湾高雄“警察局长”、“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的某位人士，看到省政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孙中山、蒋介石两辑史料后来信说，这两本书“很吸引读者，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史料贵在真实，你们的史料，能反映历史真实面目，信实可靠，很珍贵。”大陆解放时，在香港通电起义的原国民党立法委员某人士，看到蒋介石史料后来信说：“读之令人折服，长期以来，《金陵春梦》等书，谬种流传，硬说蒋介石是‘拖油瓶’，流传极广，这篇史料，有力地予以澄清，读之爽口，十分得体。”又据毛老介绍，台湾当局特别是蒋氏后裔看到这篇文章，反映甚为强烈，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能讲真话的。蒋纬国先生等改变了对共产党原来的看法，响应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二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从中可以看到，一篇实事求是的文史资料不仅能释学术误解，也能释政治误解。
始于60年代初、终于80年代末，先后两次调查蒋介石家世的活动中，除了张明镐、何国涛二位先生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外，毛老作为组织者，也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二十余年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无私才能无畏，求实方可存真”。现在，已八旬开外的毛老虽然不再主管文史资料工作，但仍以极大的热情关心、支持文史资料工作，或提供线索，或动员周围老人撰写稿件，或不顾年高体弱，亲述往事，不一而足。作为晚辈和文史工作的后来人，叠承嘉惠，诚感激无已。下面，援引毛老的切身感受作为本文的结尾：“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史学园地中具有统战性、三亲性的一朵奇葩。做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文史工作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而且更需要全体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与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只要大家存有一份爱心，贡献一篇史料，那么，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文史资料工作就会常青不枯、生生不息！”
（1994年6月）
作者：王晓舜，女，宁波市政协文史处编辑。
编注：
①1947年受蒋介石委托纂修《蒋氏宗谱》的实际负责人为鄞县沙孟海先生，详
见其自著《〈武岭蒋氏宗谱〉纂修始末》一文，刊于《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39辑。在查证、纂修过程中，杨菊庭先生于1947年曾作《莲桂坊蒋氏考》一文，考证宁波白水巷蒋氏祖先宗祠和牌位。
②关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稿酬一事，我们曾于今年5月31日去函全国政协
文史委办公室，请求协助查证，6月7日收到复函说：“关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之事，确有其事。全国政协文史委是1965年9月22日收到稿件的，同年12月24日付酬200元，这在当时是按质量高的稿件标准付的资料费”。宁波市政协文史委收到这笔稿费后，由毛翼虎先生分配给张明镐、何国涛，两人各取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