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通商，源远流长。清咸同以降，商市更加旺盛。那时，国际因初辟商埠，交通频繁，国内则太平军起义，各省梗塞，惟吾甬巍然独存，与沪渎交通不绝。故经营商业者，舟楫所至，北达燕鲁，南抵闽粤，西迤四川，鄂皖赣诸省的特产也由吾甬集散，海运陆转，万商云集，成为浙东唯一的吐纳口岸。

　　至光绪末季，朝廷厉行新政，奖励农商，各省大都市均设商务会以主商政，首起者上海，吾甬既以商著称，且与上海唇齿相连，自非设商会不可。乃由绅商王月亭、吴葭窗、汤仲盘等发起组织，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成立“商务总会”，而冠以郡名“宁波”，推吴葭窗为总理，聘童焕伯任坐办，就在鄞城东后市茶场庙侧（即今苍水街）赁民房若干楹为会所。由于王月亭诸人各捐官衔，由商而绅，因此，商会大门挂起一对虎头牌：“商务重地，闲人莫入”，俨如衙署。他们官轿提灯，后面跟班，道府县衙，直进直出，时人给以诙谐的称号，曰“黄鱼汤”①。

　　当时入会者，一般为大业大户，而由公行先生②代理出席者，则不乏其人。因此，商会会董属于半绅半商的人物居多，特别会董更是地方大资本家或绅矜莫属。会务由坐办童焕伯③掌理。

　　不久，宁波府属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定海各县，以及柴桥、石浦、岱山、沈家门等镇，依宁波例，先后组织了商务会。与吾甬虽没有统属关系，但在实际工作中，莫不仰赖“宁波商务总会”为上司机构。

　　辛亥光复，国体变更。民国元年（1912）府制废，他郡都改称，独吾宁波犹袭旧名。三年（1914）全国商会开联合会于上海，宁波商务总会领导旧府属各县、镇商务会，参加为会员。接着全省商会联合会组织成立，亦一并参加。从此，商会有了上下一贯的组织背景。五年（1916）奉部令，全国商会统一名称，于是改“宁波商务总会”为“宁波总商会”，“总理”亦改称“会长”。各县、各镇商会，也相继改正了名称，仍唯甬会的马首是瞻。那时商会设施粗具规模，亟需征求会员，扩展组织。凡入会注册者，按户给以搪瓷牌一方，蓝底白字，上书“宁波总商会注册”宁样，钉在店门上端，以资识别。

　　自1905年，宁波商会成立以来，商会人事变动较为频繁，现就我所知，将1905—1927年的历任商会总理（会长）记述如次。第一任总理吴葭窗之后，继之者为郑谔笙④、余芷津（慎丰钱庄经理）。至民国五年（1916）改正名称后，第一任会长为费绍冠⑤，继之者依次为屠鸿规（钜康钱庄经理）、副袁端甫（当业代表）；俞佐廷（天益钱庄总经理）、副袁端甫；孔馥初（升大北号经理），副林芹香（当业代表）；袁端甫，副陆卓人（仁和钱庄经理）；陈南琴（中国银行经理），副林芹香；林芹香；俞佐宸（元益钱庄经理）等。坐办童焕伯死后，姚次●继，不久姚辞，又聘王叔云担任⑥。

　　根据上面情况，已可看出商会的主要职位，完全操纵在大业大户之手，而且银钱业更占着领袖地位。因此，商会经常费用，没有预算限制，随时由钱庄垫付，然后酌情分担，而钱庄业常占总数的70%。

　　在陈南琴主持商会工作期间，由于颐隶会籍者日益增多，旧设会所，地位狭小，且偏僻不适中，工商业者咸感不便，屡次建议新建会所。但因经费无着，难以实施。适值十六年（1927）夏，国军莅吾浙，省财政机关又需征募新借款，陈南琴乘机持旧借券到省，索得兑银3万元，继又向会众募银3万元，遂郑重议建新会所。其时，地方人士亦在筹建中山公园，正苦募费为难，于是商得筹委会的同意，由商会拨助公园建筑经费3万元，中山公园则划拨旧道署东官厅全部房屋连基地2.7亩零，给商会登记管业，建筑新会所。自民国十六年（1927）十二月开工，至次年六月竣工。会所系中式洋房，前后四进，东有小议事厅和花园，长廊曲槛，亭榭假山，园卉争妍，四季长春。西有洋台与公园毗连，登高眺望，景色宜人。周围布置，富丽堂皇。大礼堂上面挂起三方金字匾额，署名者：中为蒋中正，左为王正廷，右为宋子文。

　　北伐胜利，宁波设市后，商会隶属于宁波市政府，称为“宁波市商会”。依照定章，改为委员制。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为俞佐宸，另选陈南琴、孙性之（瑞丰钱庄经理）、陈如馨（如生罐头厂经理）、毛稼生（棉业交易所常务理事）等为常务委员。坐办也改称秘书，仍由王叔云担任。在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指导之下，商会尚能适应新的形势，进行工作。讵知本市有似商非商的严肃、苏鸿、俞康龄等辈，拉拢一批小商民，组织了“宁波市商民协会”，满想通过宁波市商民协会的合法地位，与宁波市商会合并，改为宁波市商民协会，但始终不能得到整个工商界的同情。双方对立，纠纷时起。党政领导为免除无谓隔阂，召集双方开会研讨，决定合并组织，变更名称为“宁波市商人统一委员会”（简称“商统会”）。推袁端甫、陆卓人担任委员会正副主席委员。市党部执委林建中乘此时机，踏入商统会，担任指导科主任，并安插其兄林雍敏充指导科干事。这是国民党政府官员涉足商会内部事务的开端。

　　1930年，宁波废市，商会隶属鄞县县政府管辖。依照会章，既以鄞县区域为区域，自应改正名称为“鄞县县商会”。商会接到县政府通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佥以商会名称，总商会也好，市商会也好，无论如何，总须保持“宁波”两字。盖以宁波商会历史悠久，中外闻名，对外只知有宁波，根本不了解鄞县，一旦骤易名称，势必失却联系，而碍及会务的进展。一致决议，据理力争，分呈党政领导核转外，并电请浙江省政府和中央，申叙沿革，说明利弊，提出坚决的要求。结果，奉到批复，准予保持“宁波”两字，称为“宁波商会”（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解放）。同时，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撤销后，人民团体改由鄞县县党部领导。于是，党部执委斯旺，同样踏进商会，继任指导科主任。至1932年，遵照新颁商会法，订好宁波商会章程，呈奉实业部核准备案。

　　从此，小行小业和手工业户，多有机会组织同业公会，以公会会员资格，加入商会。未组同业公会者，由各户直接参加，称为商店会员。由于基层组织扩大，成员复杂，意见难期统一，小业代表屡欲挤入执监队伍，却屡遭大业代表的把持和排挤，所以，商会内部派系立起：一派是新派，由祁云贵（药行业代表）、金光强（交通银行行长）带头，捧袁端甫为领袖；一派是老派（实力派），则多有大业代表组成，他们利用金臻庠（《时事公报》社总经理，钱庄业的公行先生）作挡箭牌。在新会所落成后的第一次选举大会中，双方竞选剧烈，选举第一天，意见严重对立，以至动武，会场哗变，一哄而散；第二天，继续选举，又不成；第三天通过调和总算完成选举任务，金克强得任常委，祁云贵也任了执行委员。这可证明商会内部已潜伏着分化迹象了。

　　商会由于内部执监起了分化，而秘书王叔云逝世后，继之者为钱玉麒（字增龄），虽出身秀才，熟于处理公牍，但对内对外，既无应付之才，又乏掌握能力。因此，老派的领袖们，不得不开动脑筋，欲借外力以谋定，终因时势突变而未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老派的领袖们亟欲照料自己业务，安顿筹码，保全财产，并且感到非常时期，商人处处受敌，商会工作，更加难搞，必须抓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作幌子，才能挡住来自各方的矛头，自己情原退避在幕后策划，即使牺牲金钱，亦在所不惜。那时，适有奉化人王文翰，从宁绍台温四属剿匪指挥官卸任后，拥资巨万，建筑了新式的高楼大厦，创办了宁穿长途汽车公司，由军阀一变而成大老板。他以宁穿汽车公司总经理身份参加商会。过去既有渊源，至此更臻密切。老派的领袖们愿属意于他。而王文翰雄心勃勃，兴趣异常。协议既成，即以商会主席相畀，并配备专职常委四人相辅，行使副主席职权，即中国银行行长阮葭仙、瑞丰钱庄经理孙性之、锦华洋行总经理朱旭昌、轮船业主委周大烈（周由王文翰引进的）。阮、孙二人负责经济，朱负责内部总务，周对外联系，明确分工。如此，王文翰得以高高在上，指手划脚，做一个稳稳当当的工商界的领袖。

　　1938年冬，王文翰接任浙江省公路局局长。临行，通过商会执监委员会的决议，推先周大烈继任主席。周系象山人，保定军校毕业，曾任江北警察署署长及江北义警队队长，挂了宁波防守司令部参议的头衔，以宁象轮船公司经理资格，进入轮船业同业公会，攫得主席委员职权，再通过王文翰的关系，引进商会任常务委员。王文翰一走，又跃居商会主席的职位。我正是在这时，通过执委会决议，补了一个商务科干事，后升为主任。

　　在抗战进入高潮时期，常有敌机侵袭，风声鹤唳，形势非常紧张。商会一度搬到战船街钱业会馆办公，继又迁至西郊白云庵附近，与鄞县救济院合在一起工作（当时周大烈兼任救济院院长）。日寇在镇海登陆消息，时有传来，商会应该怎样打算？如何准备？周大烈置之不问，一味同金廷荪（金为空袭，暂住救济院）和一批趋炎附势分子，夜以继日，吃酒聚赌，尽其享乐腐化，真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迨至沦陷前日，便匆匆逃跑了事，临行之前，根本不与工作人员打招呼，秘书钱增龄，又胆小如鼠，成天躲在家里，不理会务，是故商会所有历年档案文卷、帐册，俱遭焚毁。

　　1941年4月，宁波沦陷。大汉奸袁端甫、郭逸民、刘镇泰组织了“鄞县乡镇联合会”。而郭逸民更加疯狂，乘机请得“宁波特务机关”（日寇最高行政机构）的同意，筹组宁波商会，遂即拉拢一帮流氓商人，在中山东路裘卫生堂药店原址开会，推选郭逸民、王礼嘉、包正芳、曹国香、张保康、范正权、洪中民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以郭逸民为筹备主任，王礼嘉担任组织。班子底定，立即涌入旧商会公所，在特务机关经济科的指使下，开始办公。一方面勒迫旧商会移交，一方面派员深入各行各业，组织同业公会，推派出席商会代表。一个月后，基层组织勉强完成，于是郭逸民等呈准特务机关，定期召开选举大会，并预先安排好候选人名单，内定郭逸民为主委，王礼嘉为副，其余常委、执、监委，排得舒舒齐齐。全部名单通过经济科长日人前鹿川许可，向各行各业进行联系。郭逸民满心欢喜，认为商会会长一席，可以稳稳到手。谁知特务机关别有用心，表面上由经济科长随时到会指导，而实际上了解到郭逸民等都是非正式商人，领导整个工商业，声望不孚。所以一面敷衍郭逸民等，一面找到了旧商会委员名册，按册密访，知道前商会委员，尚留在城市的，如毛稼生等几个，资望比较高，过去亦有领导地位，一心要抓住毛稼生来担任商会主席。于是日本特务机关长泉铁翁备好丰盛酒席，派了下级军官，开驶汽车，到西郊新河塘周家，强邀毛稼生到特务机关。泉铁翁待以上宾，亲自敬酒，席间提出要求目的。毛被软化，当面答允照办。在选举大会前夕，经济科长前鹿川即与毛稼生协商：根据前商会名册中，留甬委员，不论执、监，一律作为新任委员。这次大会新选的，一律作为候补委员。等次日大会选举，开票完毕，突由经济科翻译张嘉祥登台宣布全部新任委员名单。在会人等闻之失色，郭逸民用尽心机，结果仅名列候补第一，恼丧万分，悻悻而去。

　　接着，执委会根据预定名单，推选毛稼生为主席委员，范笑斋、李贤钊为副主席委员。同时，让我担任秘书职务。此后，特务机关派军官陪同新任正副主席，分别拜访日寇军政主要首脑，以资联络。其中，李贤钊在选举前，并没允诺，系强迫与会，故随员拜客后，溜之大吉。

　　几个月后，副主席范笑斋因兼任永耀电力公司经理，为了特务机关停拨用煤，垄断柴爿，市上燃料，一时告绝，家家户户，大起恐慌。复以电费逐步提高，灯高越来越暗，形成怨声载道，人人唾骂。范笑斋看到情势不妙，就此隐退。毛稼生感到帮办乏人，办事棘手，遂拉拢当时“宪兵司令部”红牌翻译程明，任了商会常务委员，借资臂助，并以对付日本通。

　　任凭毛稼生交际手段怎样高明，但始终挡不住来自各方的矛头。至1943年秋，毛稼生被形势所迫而萌退志，乃使金蝉脱壳计，先属意郭逸民作替代，旋因袁端甫出而竞选，主席被夺，郭逸民只得任了常委。当时袁端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活动做县长，奔走沪杭，无暇顾及商会，于是郭逸民大权在握，又复活跃起来。郭逸民死后，商会通过执、监联席会议决定，推举沈曼卿（西药业）、洪芙馥（糖北业）、余顺安（钱庄业）、顾守中（《时事公报》社经理）四人为常务委员，负责处理对内对外日常会务。后来，袁端甫任了鄞县县长，仍然兼了商会的挂名主席，一直到抗战胜利，会务停止。

　　1945年9月，抗战胜利，河山重光。俞济民先遣部队朱桂棠、洪一飞、范孟伦等入城，以城区区署名义，指派张延龄（绰号张买办）、黄荣琯等控制了商会。先组织“欢迎我军筹备委员会”，向工商界勒索经费和物资（物资以布匹比重中为最大）；继则组织“应变委员会”，筹募应变费，供应俞济民部队。隔了几天，张延龄授意工商界，列队到江东张斌桥去欢迎周大烈复员。周大烈接事之初，带来了“鄞县参议会”，占住商会的花园内房屋作办公室、大礼堂充议场，参议会秘书斯旺兼任商会秘书（斯旺原系国民党鄞县党部执委、总工会主席、前商会指导科主任），我复任商务科主任。周大烈想到“应变”二字，觉得对外太露骨，立即运用手腕，变更组织，称为“宁波复兴公益事业委员会”，拉拢鄞县县长徐志道为主委，自己以副主委名义，总揽大权，换汤不换药，依然采取压榨手段，献媚反动军警，把汗血资财供私人挥霍。

　　周大烈工作特点可以归纳为：勾结官厅，拉拢豪绅，择肥而噬大业，非法压榨小商。平时以老头子自居，门下多新发户，开口叫“先生”。那时候，绸布业朱维官，发了抗战财，一变而为纱厂大老板（朱在沦陷期间，买通日寇，开设长丰纱厂于镇海，后迁宁波）。周大烈对这一个门下士，特别垂青，有意提拔他，先把他安插为商会执委，旋又升为常委，后竟授意执委会，推他为商会主席，大权独揽，任其摆布，引起各业物议纷纷，孰不知周大烈别有企图，盖因非常时期，必须换一个陌生面孔，避免正面冲突，才能从容措置。这是外人所不能了解的。

　　朱维官于1947年3月间上台，由于平地一声雷，好像小狗捧上墙头，倒行逆施，无所不用其极，引起贪官注意。高三分院首席检察官季赓扬，指定朱维官是镇海三纱厂汉奸案中的主要人，非严厉审办不可。中间经过许多波折，调和也无效，朱维官被迫于同年10月就此下台。周大烈为了适应形势，不得已商请老会长俞佐宸出山（这一届主席任期尚有三个月，俞答允暂代三个月，任期满后，仍还于周），借资缓冲，自己仍在幕后坐镇商会，以常务委员名义，实干主席职务。秘书斯旺周旋于两位主席之间，颇为卖力。

　　那时，国民党中央颁布工商划分组织的新办法，浙江省已经组设了“浙江工业协会”，在罗霞天主委领导下，经过鄞县县党部执委沈明才来商会指导进行改组事宜。结果，将原有工厂全部划出，组织成立“浙江工业协会鄞县办事处”，推郭东明（大昌布厂经理）为主任委员，各大厂经理担任了委员，会址仍在商会内部，由鄞县县党部及商会各指派一人兼任干事，经费暂由各大厂垫付，这种组织，表面上虽然划分，实际上并未开展工作，徒具形式而已。

　　1948年，由于传来各处解放的消息，本地党政当局胆战心惊，欲谋应付环境，而苦无适当策略，情况非常窘迫。适值周大烈在宁波商会所组织的“宁波复兴公益事业委员会”以粥少僧多，无法满足反动军警的欲望，筹款与供应，处处感到棘手。党政首脑分子看到这一情况，遂乘机控制周大烈，利用过去党政军警法联席会议的组织成例为依据，将宁波复兴公益事业委员会扩大组织，由党、政、军、警、法各机关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以及地方人士参加组织，于1948年3月成立“鄞县自卫救济委员会⑦”。这样一来，商人集团一变而为政治中心机构，一切措施，不论经费的筹集，军需的供应，难民的救济，必须通过自卫救济委员会的决议，然后由商会去执行。所以，外界只知有商会，而不知另有这个政治背景。直至解放为止，商会工作，完全结束。

　　（1962年10月）

　　作者：吕瑞棠，宁波市人。曾在宁波商会工作，建国后在宁波市工商联工作。已故。

　　注释：

　　①王月亭，名澄，其父王磬泉，经营颜料起家，系鄞城著名殷富，与大资本家秦

　　均安、叶澄衷等合开许多行号，大有丰洋广货兼营颜料，尤为闻名，俗称“大有丰王家”是也。月亭读书不第，仗着财势，捐了监生加道衔，常与官绅交际，有特殊势力。

　　吴葭窗名传基，乾丰钱庄经理，老成持重，声誉卓著，在同业中有领导地位，常参与地方事务，人称“仁厚长者”。本埠遗老盛炳炜（盛系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曾提督四川、江西两省学政；致仕还乡，官府多尊敬之）深契其才，因此通过盛老的关系，上通官府，下达群商。汤仲盘名嗣新，其父汤仰高，先在上海开设增泰洋货号及官商合办纺织新局，继在宁波创设汤森泰洋布棉纱号、通久源纱厂、通久远面粉厂、通利轧花局、通利源榨油厂，系甬地独一无二的实业家。仰高有二子：长嗣衔，举人；次即嗣新，出身秀才，捐了候选道官衔，有财有势，成为本城著名的绅商。以上三个筹组商会总会，时人以其姓的谐音简称之曰“黄鱼汤”。当时因吴任钱庄经理，系在职商人，并以钱庄为百业领袖，也有相当资望。所以一致拥他为商务总会的总理。

　　②公行先生是宁波商业的特殊制度。在封建时代，商贾为竞利垄断，组织同行，

　　俾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御。而商贾一般与官吏较难接近，所以往往聘请一二绅矜为背景，依为代达衷情，讲通声气，此一二绅矜便是“公行先生”。

　　③鄞城醋务桥童氏，在前清时代，官势之盛，无以伦比。童槐以进士授工部主事，

　　旋改户部，由广东司主事升郎中，历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甘肃兰州道、山东衮沂曹济道，升江西按察使，改通政司副使。其子童恩以荫用内职改外，历官直隶延庆州、开州等知州，奉天府治中，湖南道州、茶陵州等知州，浏阳县知县。次子童华，以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吏部左、右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子童章，贡生，官上虞训导。孙儿童祥熊，以进士授考翰院编修，援例以道员分发安徽，署按察使补劝业道。童氏官势既如此，无怪地方官，不论道、府、县，对待童氏族人，莫不尊而敬之，养成他们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横行里闾，为所欲为。特别是童华之子童玉庭，以荫生身份，成为本城大绅士，接受南号等业公行先生，神通广大，碰着事情，只要他一顶官轿，抬到县衙，虽县官正在坐堂理案之际，一闻童爷光临，马上退堂，开门欢迎，其威风可知。玉庭死后，继之者为童焕伯，仗着先人的恶势与余威，周旋于官府和绅商之间。处事机警，手腕灵活，初则担任南号等业公行先生，继则协同筹组商会，等到商会总会正式成立，他受聘任坐办，大权在握，参赞擘划，会务多所依赖，对外威望极高。

　　④郑谔笙，出身猪行，他与镇海炮台司令吴吉人结为换帖弟兄，具有特殊势力。

　　因此，转入纸行业，被推为领袖。猪行、螟蜅行等业，多聘其为公行先生，在江东方面有相当威望。

　　⑤费绍冠，字冕卿，初任源丰顺银号经理，后任四明银行经理，本系慈溪秀才，

　　久寓甬北，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性镇静，为人排解纠纷，不动声色。遇公私利害，能力争之。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保安会，宁波光复后，遂以望被推长宁波总商会。平时与耆绅张让三（即张美翊，晚年任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坐办）友善，赞助颇多。

　　⑥王叔云，名贤瑞，出身秀才，曾任宁波警务长公所课长。性机警，嗜鸦片，擅

　　长公牍，有王师爷之称。担任商会坐办职务，官势虽不及童焕伯，然而参赞擘划，足智多谋，获得会长和各会董的信任。

　　⑦鄞县自卫救济委员会的成员：主任委员陈佑华（鄞县县长）；副主任委员汪奂

　　伯（国民党鄞县县党部常委）、周大烈（商会主席、参议会议长）。下设四处：秘书处处长沈友梅（国民党鄞县县党部执委）、副处长胡起涛（农会主委）；自卫处处长王文翰（参议员，永耀电力公司经理）、副处长卢时宪（公安局长）；救济处处长陈如馨（参议员，商会常委、西郊镇镇长）；财务处处长俞佐宸（参议员，商会常委。当时，他已离开了宁波，由单方面推定，以周大烈兼代之）。委员有：冯莼馆（参议员，鄞西同道乡负责人）兼鄞西自卫团主任，斯旺（前总工会主委，参议会秘书，商会委员）兼秘书，徐信章（总工会主委）、沈贻芗（妇女会主委）、金臻庠、洪宸笙、朱维官（俱参议员）。此外尚有法院院长及首席检察官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