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才识宏富，学贯中西，处事认真，刚正不阿，一生奉献于金融事业，声誉卓著。现就我记忆所及，概述先父生平事迹，遗留后人，以示缅怀。

早年成才执教杭垣

　　父亲名祖同，字孟嘉，生于1888年农历重阳节，自号旭斋，含重九诞辰之义。世居浙江鄞县。父亲幼年好读书，手不释卷，10岁，能背诵《左氏春秋》。曾祖俊卿先生修儒术，专医道，酷爱父亲，亲授诗书，曾以“礼乐本仁义”为题，命父亲属对，父思少顷，即对曰：“春秋自古今”。祖父庆源先生设馆授徒，训诲有加。父亲刻苦攻读，学业益进，13岁即应神童试，文章为当时宿儒所称道。

　　叔祖叔田先生是晚清秀才，在段祺瑞执政时任参议员。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先生慕叔祖才学，聘其主讲国学，父亲于同年随叔祖就读于南洋公学。叔祖爱侄如子，督读过于严师。父亲蒙庥匪浅。中西学科成绩出众，并与徐新六先生同为唐老入室弟子，1906年卒业于南洋公学。1908年，国家以庚子赔款为经费，选拔青年赴美留学，父亲与徐新六、胡敦复、叶叔衡诸先生经考试后同榜录取。随即被派遣英伦，入伯明罕大学，专攻经济学，四年后，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12年父亲学成归国。时值清帝逊位，民国初创，当局为巩固统治，延揽人才，父亲因之被聘为浙海关监督。父亲见官场混乱，贿赂公行，深恶痛绝，遂以用非所学，拂袖而去。随后父亲投身教育界，在杭州政法学院、甲种商业学校执教。章乃器、潘仲麟等诸先生均为当时从读弟子。杭垣任教达七年，著有《经济学讲义》、《国际商法晰义》等书。30岁诞辰，曾有诗示志：“尘世寄身三十年，文章功业两茫然，养成遍体崚嶒骨，来日乾坤待仔肩。”可证父亲之抱负也。

投身金融呕心沥血

　　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先生聘父亲为外文编辑，然尚未就职，会上海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先生委乃弟叔衡先生持聘书抵杭垣敦请，父亲以已受商务印书馆聘，婉辞之。时陈叔通先生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商务印书馆董事，揆初先生乃以父亲所学专业，宜于金融界工作为由，与叔通、菊生情商，并得到允诺。于是父亲受浙江兴业银行之聘，聘任该行上海分行副经理。自此，父亲开始踏入中国金融界。

　　1912年，钱新之先生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当时中国银行业务繁盛，声誉卓著，为华商银行之冠。相形之下，交行有所逊色，钱新之先生深感振兴交行，须经营国际汇兑。即与浙江兴业银行协商，聘父亲为交行国外业务部主任。父亲就任后，创设国际汇兑。他利用在上海的汇丰、麦加利等外商银行的同学关系，委托外行代理外汇收支、信用等业务，获得外汇调拨、兑换等利益，于发展国际贸易，多所助益。由是，交行上海分行国际汇兑初具规模，不仅业务大振，而且信誉日隆。

　　其时,中国银行沪行经理宋汉章先生德高望重，久负盛名。交行当局为与中国银行抗衡，又聘颇有威望的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盛竹书先生任交行沪行经理。同时，晋升父亲为交行沪行第一副经理，襄佐盛竹书先生。二人原属兴业银行同事，相处莫逆，盛又年长父亲30岁，视之如子侄，倚之如左右手。父亲亦竭尽所能，上下交孚，相得益彰，交行业务蒸蒸日上。

　　金融界前辈宋汉章先生对青年后生素不轻易许可，尤其对留学国外懂外文者，更有偏见，所以，宋先生从不与父亲交谈。北京总行每年召开全行行务会议，盛竹书先生以年高而委父亲代行参加会议，宋先生与父亲虽寓同一舍，对面相遇，但亦不屑一顾，当时中交两行实力不及上海通商银行，通商银行经理傅筱庵，又素来傲慢。中交两行欲融通资金，傅必多方刁难，如故意在星期日约宋盛两先生前往签订借款协议。一次，盛先生偕父亲到香港路银行分会赴傅筱庵之约，宋先生也如期应约，但深虑协议起稿乏人，恐为傅所暗算，故商于盛先生，盛笑颔之，命父亲当场起稿，即呈宋先生审阅。宋阅后大为嘉许，并一改过去的冷谈，深致歉意，此后逢人必赞父亲的才能。

　　1927年，盛竹书先生病故。交行当局以沪地为金融重心，沪行经理一席，非同一般。当时上海外商银行恃其雄厚资力，侵挤我国金融业，如英商汇丰、麦加利，美商花旗、大通，都是巨头，而汇丰尤执金融牛耳。交行以父亲不仅熟悉外商银行业务，而且与外商银行当局雅有交谊，加之多年襄佐盛先生功绩卓著，晋升为交行沪行经理。

　　1928年，政府定都南京，交行总经理梁士诒遭通辑。当局即任父亲为交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1，并将交行总管理处（即总行）从北京迁入上海。时中央银行创立不久，中交两行基础虽较稳固，但外有洋商银行之侵挤，内有民营行庄之争衡，非厚培实力，不能与中外金融业竞争。父亲因以内固基础为首要任务：安恤长居交行要津成员，如任王子崧先生总管钞券发行，袁松藩先生兼任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倾心结交金融界前辈如天津分行经理杨荫孙先生、武汉分行经理浦心雅先生。其中杨先生尝云：“胡先生品学兼优，不愧为金融界后起之秀。”另于交行总管理处增设“设计部”，延揽人才，革故鼎新，力图振兴。

　　1931年，父亲专聘钱业界秦润卿先生任交行沪行经理，融银行与钱业为一家，增强交行实力。又在峡、甘二省增设支行，西北乃棉花产地，货款农业，改良播种，开发泾渭二渠，兴修水利，以广国家富源；还与中央、中国两行联合领导华商行庄，与洋商银行抗衡。此时，父亲声誉卓著，众望所归，被推为银行公会主席，不久荣膺银行学会主席。同年，上海华商仅有的公用事业——闸北水电公司推选父亲为该公司董事。其他如上海市银行、国华银行、新华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国货银行等，莫不争选父亲为董事，以资借重。此外，父亲还兼任了中国银行董事、招商局监理、四明公所董事等职。

　　1933年，父亲辞去交行总经理职务，保留常务董事一职。时值中央银行成立国库局，当局复聘父亲为该局总经理。

　　1935年，中日战争迫在眉睫。财政当局与英人李兹罗斯合谋，策划实施纸币政策，把白银收归国有。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法币”，其他各商业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一律由本行收回。由是各地金融出现动荡局面，上海为全国金融中心，情况尤为紧张，凡内部实力不稳的银行和钱庄，皆相继停业。延至是年秋，四明银行、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国货银行（简称小四行）持票兑现及提存者并肩接踵，形势危殆，朝不保夕。当局以父亲在金融界之声望，为平息金融风潮，乃敦请父亲兼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父亲虽已劳累过度，健康不佳，但念之国计民生，于是年5月就任。父亲视事之日，各银行、钱庄积极配合，输入存款，于是一场挤兑、提存风潮得以平息。同时，父亲为从中国实业银行长远发展计，思谋良策，双管齐下，对外开展各项业务，吸收存款，对内健全制度，调整人员，治理整顿，煞费精神。是年冬，父亲因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但仍不休息，坚持带病处理银行重要事务，屡次邀请四明银行、通商银行总经理至病榻前会商三行业务联络等事宜；每日还坚持听取国库局人员工作汇报及其他如纳税华人会等的工作汇报。

　　父亲一生清廉，崇尚道德，不图私利，敢于直言，即使于己不利，亦从不退避。作为一行之长，带头恪守行规，每晨准时到行，傍晚始退，遇有要事，常至深夜。本行职员，有事求见，不论公私，无不倾心接待，或有以土产相馈者，必婉却之，绝不以公济私。对经济金融之变化，证券市场价格之波动，虽了如指掌，但从不参与投机买卖，偶有亲友前来探询行情，父亲严守如瓶，决不泄露半点，由此赢得金融界的赞誉。

忧国爱民身体力行

　　三十年代，战事纷繁，军阀误国，日寇入侵，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父亲为维护国家利益，不畏强暴，挺身而出，点滴事例，足可证也。

　　一、支援北伐军借饷。1927年，北伐军兴，长江下游各地闻风响应。北伐军抵沪，军饷困窘。其时，父亲任交通银行沪行经理，他深恶军阀误国害民，遂说服中国银行宋汉章先生，协力输借饷银，以济急用。

　　二、争租界主权。1930年，上海经济重心在租界，政权被外国人把持，爱国之士引为殷忧，父亲与虞洽卿、李馥荪、徐新六、徐寄庼、刘鸿生等先生商讨修改租界不平等条约，迨时机成熟，出与英美诸国有力商董折冲，主权得稍稍收回。同年，父亲被租界纳税华人会推选为工部局华董。

　　四、拒付“西原借款2”。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入侵东三省，风云突变，局面紧张，日商银行借故不断向交行索要“西原借款”，并出言威胁。父亲从国家利益出发，顶住各种压力，始终不予承认此项借款。终父亲之任，日商银行未得分毫。

　　五、成立地方维持会。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狂轰滥炸，致使上海城厢烽火连天，哀鸿遍地。由于日寇不敢侵入租界，难民纷纷云集于此，以求避难。但租界当局铁门紧闭，不许入内。当时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奋起抗日，前赴后继。上海市民义愤膺，坚决支持。由于军饷不继，伤员医疗无着，孤军作战，情况危急。父亲等人挺身而出，与租界当局交涉，力争主权，要求提供方便，援军救民。于是父亲会合虞洽卿、袁履登、徐新六、钱新之等社会贤达组织成立地方维持会，以民间组织形式输饷支援前线，解救难民。父亲担任该会会长，率先捐款，奔走呼号，备极辛劳，其处理事项，概略如下：

　　1、向银钱业和各实力单位募捐资金、车辆、粮食、药品等输送前线。

　　2、通过红十字会成立伤兵医院三所，动员名医牛惠霖、牛惠生、余云岫等主持医务工作，使伤兵及时得到治疗。

　　3、 成立难民收容所，使难民不致颠沛流离。

　　在父亲等人倡导下，不仅华商和社会人士群起响应，出资输物者络绎不绝，连花旗、麦加利、华比等洋商银行之华人高级职员，亦皆纷纷解囊。

　　父亲还让我和二妹一馨每日参加护理伤兵工作，家中节约开支，采购各色罐头食品送往前线，发动家中妇女缝制棉背心送前线士兵御寒防弹，邻里均纷纷响应。

　　父亲每日为稳定金融动荡和业务工作操心，又要为地方维持会活动奔忙，内外交集，废寝忘食。及战事结束，父亲大病数月，虽经治疗，勉强支撑工作，终因过度劳顿，酿成病根。

　　六、力争“半分铜元”。1935年，时局动荡，而政府又强令推行纸币政策，不啻火上加油，加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因辅币以十二银角为一元（银元）；铜元二十四枚为一角。实行纸币后，辅币十角为一元；铜元十枚为一角。顿时小商品、大众食品涨价两倍，贻害百姓。父亲等人建议政府制造半分铜元，方便人民，经多次力争，得使半分铜元面市。

　　七、助章乃器义不容辞。“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是父亲在杭州政法学院执教时的学生。章乃器投身革命后，长期在金融界工作，三十年代，他是上海银行业工会领导人之一，与爱国人士长期合作共事，通过银行为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购买武器等尽心尽力。“九·一八”事变，章乃器以炽热的爱国热情四出奔走呼号，发表文章，评击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被日军和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于是章欲投奔苏区，但苦于反动派日夜跟踪无法离沪出境。一日深夜，章只身避难至我家，求助于父亲。父亲当即驱车亲自送至北火车站，并赠以银圆二百元，助他脱离险境。此事父亲从没对家人说起，直至解放后章乃器先生亲自来我家向恩师道谢时，我们方知其中原委。

　　八、支持民族企业发展。三十年代，洋货充斥国内市场，华商企业，因受外商侵挤，度日维艰，父亲则极力予以扶持。他所主持的交行贷款，多用于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如闸北水电公司为当时上海华商仅有之公用事业，父曾加擘划，以襄其成。又如刘鸿生创办的章华呢绒厂、大中华橡胶厂、火柴厂、水泥厂等；荣宗敬创办的纺织厂、面粉厂；方液仙、李康年创办的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化学工业社等，均获得过交行的贷款。

盛年早逝壮志未酬

　　1935年，父亲积劳成疾，多方就医，均不见效。次年农历四月初三进福民医院治疗。当时继母和我同车伴随，父亲虽在病中，然进院时仍步履如常，无需旁人扶持。但入院不久便病势沉重，竟至昏迷，情形突变，我们深感疑惑，而该院院长敦宫宽（日本人，据悉他在日军投降后自杀）此时则扬言：本院已无药可治，须另请名医。于是，我们请父亲至友，与福民医院医生松井、小山（为父亲治病医生）相熟的沪上名医余云岫医生（日本留学）帮助诊断，余医生到福民医院索要他们为父亲治病所开的药方，松井、小山坚持不与，不欢而罢，余医生亦无言而退。延至6月3日（农历四月十四日）父亲溘然长逝，年仅49岁，震动金融界。

　　（1994年2月）

　　作者：胡若谷，女，宁波市人。1935年毕业于启明中学，建国后曾在上海第十一中学、机电局业余工大等校任教。1977年退休。

　　注释：

　　①据《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所载陆康《浙江帮

　　金融家在上海》一文写到宋子文改组交通银行一事，改组后，卢鉴泉任董事长，胡孟嘉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时间在1928年11月16日。

　　②所谓“西原借款”，是1917—1918年间，日本和段祺瑞政府公开或秘密签订的

　　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借款的总称。由西原龟山经手，目的在于侵占中国主权和支持段祺瑞扩大内战，借款总数有2亿多日元，交通银行借款是其中一部分。即1917年9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令交行总行出面向日商银行借款日元2000万元，名为“整理业务款”，实由北洋政府用于军阀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