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2岁，在医院里生活了四十个年头，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也有半个世纪了。我这一生经历了旧、新两个社会，耳闻目睹宁波在民国时代（1912——1949）多种疾病交相肆虐、老百姓生命朝不夕的惨痛情况，抚今思昔，深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鉴于作为历史见证人的知情中西老医师相继凋零，特撰此简要回忆，寄望于青年和后代子孙从中了解旧中国的苦难日子，增强建设祖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寄望于全市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保障宁波市人民的身体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宁波的经济腾飞，多作贡献。

“一到农历七月半，疟疾痢疾又霍乱”

　　旧社会是瘟神的天下，凡是上了年纪的宁波人都知道过去在民间流行的一句俚语：“一到农历七月半，疟疾痢疾又霍乱”。农历七月半，正是气候最炎热之际，各种病菌活动频繁，迅捷扩散，严重危害宁波人民的身体健康。

　　霍乱，译名“虎烈拉”，俗称“虎疫”。因其发病急、来势凶，前几天还相帮邻居抬霍乱死者棺材去墓地的人，不料旋即被别人抬了去安葬，因此人们往往谈“虎”色变：“今夜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着不着？”据考证，过去我国霍乱病发生和流行，都是从国外传入的。1817年印度香客、旅游者从陆路把病菌传入我国；1820年从缅甸由水路将病菌传播到我国东南沿海商埠，如香港、澳门、广州、福州、温州、宁波、上海等地。在宁波霍乱大流行的年份分别为1841、1851、1860、1877、1883、1887、1890、1907、1929①，慈溪县（今宁波市慈城镇）就是因为1907年死于霍乱病者众多，当地土绅遂于1910年3月集资创办了保黎医院，寓“保我黎民”之意。

　　旧社会的劳动苦力，由于贫困和缺乏卫生知识，不注意夏季饮食，在热天因出汗多，口干舌燥，常喝生水解渴；城乡居民没有自来水，则多在河里淘米、洗菜、刷餐具。而沿河两岸，露天粪缸和简陋厕所林立，带霍乱病菌的粪便易被雨水冲入河中，致使河流大面积污染，加上苍蝇四处飞扑，病菌愈传愈广，所以，“水”和“蝇”便成了传播霍乱病菌的重要媒介。旧时宁波每届热天，几乎每年都有霍乱病患者，尤以1946年夏季最烈。当时，全国16个省受到了霍乱的侵袭，我们宁波属重病区之一，仅老市区就有4千多人受到感染，其中在西郊梁伯庙烧香许愿的一百多个善男信女集体感染，震动乡野，这年霍乱发病率高达2.7%，且半数为之丧命，凡年老体弱和怀有身孕者无一幸免。一时哭天号地，煞是凄惨和恐怖。

　　地方有识之士为控制霍乱蔓延，拯救患者，倡议募得资金，借财神殿、庙宇、寺观等处设立临时时疫医院，邀请附近的医务人员义务应诊，此外还在仁济医院（1932年创办，今为宁波四中校址）特地建造了一幢时疫门诊部。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抗菌良药,收效甚微，患病者死亡较多，一段时间，棺木供不应求，以致箍桶匠临时改做棺木。人们在无可奈何中，求助于鬼神，放焰口（对死者追荐的佛事）、办“七月半羹饭”，祈求免降病灾。旧社会贫病交迫的苦难日正如1948年8月4日《宁波日报》（鄞县国民党机关报）的社论《简单的卫生工作》一文所说：“每年到这个时候总有人要谈夏令卫生，今年谈起来有点难得下笔，事到如今，粮价涨，柴火贵，日子实在难得过，人命也不如鸡狗。一升米要卖四十万元，一包香烟起码也要廿万元。投河上吊、服毒抹颈一类事，人们早已见惯不惊。这时候，要谈夏令卫生，有许多人看起来未免多事。今日宁波街上，到处是棒冰的叫卖声。这些棒冰到底是生水做的，还是开水做的，卫生当局似乎并未注意。一般人常说热天比冬天好过，天气一热没有衣服也可以过日子，这只看到一面，热天各种疾病流行，遭殃的往往是贫户，一查前年政府的统计，全国霍乱患者五万四千余人，死亡一万五千余人。许多穷乡小镇的病亡数字更是无法统计。今年六月以来上海时疫患者已达五百人左右。这些人大半都是赤贫苦力，倘再加上生活的逼迫，这个夏天死人真要比死耗子还容易。”

　　令人惊奇的是，1949年5月宁波解放后，随着甬江上的外国军舰和商船的消失，古典型霍乱病也趋于匿迹。直到1961年以后，印度尼西亚的副霍乱蔓延到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沿海一带，宁波才发现了已绝迹十几年的霍乱症状。1962年9月3日下午，靠近三江口新江桥南堍的江厦街（今江厦公园）一家小理发店里首先出现了一个副霍乱病人；接着，江面上两艘渔船又有二人相继发病。经流行病学调查，是因为近千只渔船为躲避台风而驶入宁波港，其中停泊在新江桥南堍的渔船上有一个副霍乱带菌者（已无症状）向江中便溺，污染了江水。凡吃过在附近江水中洗过食物，或使用江水洗过餐具者便受到感染。在患者船上捕捉到的5只苍蝇，经化验带有副霍乱病菌。市卫生部门立即组织力量，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封锁疫点进行消毒、灭蝇，救治患者，普遍打预防针，迅速控制了疫情。

　　疟疾是宁波的地方病，主要由蚊子传播。过去，宁波人习惯吃“天落水”（雨水），家家户户都置备了天水缸，天水缸长年积垢，又疏于清洁，就成了蚊子天然的孳生场所。疟疾病四季流行，人数众多，到医院和诊所就诊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为疟疾病患者。因此，全市各处的夫妻烟杂小店亦都出售治疗疟疾病的药物——双桃牌奎宁丸。疟疾大流行以1939年夏季最为严重，几乎每户人家都有疟疾病患者，幸而恶性疟疾并不多见。为了控制疟疾流行势头，当时曾组织过“宁波防疟委员会”，其任务是：筹措经费，采购和分发防疟药物。

　　新中国成立后，全市上下常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填平污水河32条，改建漏缝石板阴沟49公里，对8.9万只水缸统一编号、加盖、养金鱼，铲除了大批蚊子孳生场所，这样，疟疾病患者大大减少了。

　　痢疾，特别是细菌性痢疾也经常发生。这大都是因为宁波人喜欢吃生的或半生的水产品，如活虾、膏蟹、螃蟹、蛏子、蚶子等，以及吃未经无害化处理的人粪施肥的瓜果和蔬菜。

一度流行的登革热

　　1945年夏末初秋，宁波市区突然流行一种怪病，其症状为患者全身肌肉和关节剧烈酸痛，并伴以高热，然后出现麻疹样的皮疹。每户人家都有人染上此病，无论男女老幼皆不能幸免，所幸的是无死亡现象。起初，诊治医生对这种病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是由于蚊子吸血传播所致、发病范围极广的登革热。宁波从未发生过这种热带病，显系外域传入。此后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过这类症状。

　　据《华人病症篇》载称：“登革热在台湾约每隔10年流行一次。杭州在一次大流行中90%的居民患病②”杭州流行何时没有说明。《传染病学》记道：“登革热在我国仅于解放前（1939—1940年）曾流行于东南沿海各省市，近十余年来未见有流行报告。1928年希腊的登革热使80%的居民受染”③，《热带病学》则谓：“吾国闽奥、台湾亦有登革热，1940年上海亦曾一度流行”④，对于宁波的登革热没有专门记述，这恐怕与当时国民党卫生组织未作流行病学调查有关。尽管如此，地方上一般认为宁波发登革热，是因为抗战结束后，原驻福建的国民党军队调防宁波而传播该病病菌所致。我觉得这种说法颇有道理。

扼杀小儿的破伤风和麻疹

　　旧时宁波人大都有浓厚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祈求“多子多福”，但结果往往是生的多，养得少，究其原因，盖由老法接生不科学不卫生所致，过去的接生婆，俗称“土老娘”，在引产时用未经消毒的瓷碗碎片或剪刀切割脐带，由于处理不净，引起新生婴儿染上破伤风（俗称“七月风”或“脐带风”），此病极难治，新生儿为之夭折者不计其数。

　　此外，婴幼儿还得闯过“出疹子”（即麻疹）这个难关。解放前，宁波每隔两三年常有一次麻疹大流行，严重威胁小儿的健康，尤因迸发肺炎而丧命的为数不少。一般居民缺乏必要的卫生知识，又无力就医。所以麻疹初起时，总是希望疹子出得越旺盛越好，采用土办法紧闭门窗、棉被捂头，时日一长，探望者进出频繁，室内空气十分污浊，患儿身体虚弱，极易引发肺炎。两病交作，患儿苦不堪言。家人无奈，求助迷信，在街头的电线杆上帖一张红纸条聊作祈祷，上面写道：“天黑赤，地黄黄，小儿夜哭在娘房，过路君子读一遍，一夜睏到大天光。”迷信毕竟是迷信，丝毫无助于小儿病情的好转，相反由于一再耽误拖延，可怜的婴幼儿被无情地逼上了黄泉路。例如1948年白沙居民区的胡家墙门内住了3户人家，共有8个小孩。其中7个因得麻疹而相继死亡。由此可见，旧时婴幼儿死于麻疹的比例是很高的。

　　解放后，在“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指引下，普遍开展了麻疹疫苗接种，使小儿获得了自动免疫力，从而控制了麻疹的发生和流行。

虚体弱骨的肺痨病

　　旧社会里的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重重压迫下，生活困苦，营养不良，劳动条件恶劣，抗病能力微弱，因而患结核病的人数众多。据统计，“三十年代在我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中，痨病患者约有二千七百万人——每百人中有六人，每十六人中有一人——每年死于痨病的竟有一百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人之多。若以每十分钟计算，死于痨病者当有二十六人”⑤，因此，被外国人污蔑为“东亚病夫”。由于当时尚无抗痨药物，只能靠滋补和去庐山、莫干山呼吸新鲜空气，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所以人们习惯把结核病称为“富贵病”。穷人患上此病，无钱就医，在无可奈何中孤注一掷，口服煤油，以期能溶解结核菌和脂质菌壁而使之消失。但事与愿违，相反引发不良反应。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由于兵荒马乱，生活颠沛，患肺结核的人成倍增加。

　　抗日战争胜利后，宁波医务界有识之士为保护民族健康着想，在社会名流的支持下，发起组织了宁波防痨协会，于1947年10月4日正式成立，这是浙江省最早成立的防痨组织，据中国防痨协会编纂的《中国防痨史料》第一辑载：“到了1947年底，全国成立防痨协会的仅12处，即上海、南京、青岛、湖南、昆明、平津（当时的北平和天津）、成都、重庆、广州、芜湖、苏州和宁波”。宁波防痨协会成立后，在市区设立了四个防痨门诊部：中心门诊部附设于鄞县卫生院内，第一防痨门诊部附设于鄞县县立中心医院内；第二防痨门诊部附设于宁波华美医院内；第三防痨门诊部附设于宁波天生医院内。四家门诊部免费为居民作x线胸部透视或拍片(由中国善后救济总署赠与一台供集体普查用的缩影x线胸片拍摄机，可拍成70×65毫米的小胸片)，经费由国际红十字会提供．通过集体防痨普查，在7万余人中，患肺结核的占10．37％，即10人中有患者1人；而本人自己要求作x线肺部检查的4773名门诊病人中，患肺痨的则高达32．76%。当时由肺结核继发结核性脑膜炎而死亡的亦复不少。

　　宁波防痨协会还积极编印防痨小报、图画、标语等，并且按照世界各国防痨协会的惯例，义卖“防痨章”(形如邮票，贴在信封特别是贺卡上)，广为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综合治理和专项特别防治，像上述这样的苦难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1994年3月）

　　作者：吴元章，宁波市人。曾任八届宁波市人大副主任、九届宁波市政协副主席。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宁波市委名誉主委。已退休。

　　注释：

　　①《中南医学杂志》第一卷第五期；Jefferys：《华人病症篇》，1910年，第87

　　页。

　　② Jefferys:《华人病证篇》，1910年，第78页．

　　③ 王季午：《传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61年，第176页。

　　④ 应元岳：《热带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第60页，

　　⑤ 中国防痨协会：《中国防痨史料》第一辑，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