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臻庠（1896—1966），号恨顽，笔名金雁桥。镇海城关西门人。出身清寒，3岁丧父，靠任教于毓秀小学的母亲，兼刺绣、绘画的收入维持一家生计。其四舅每月贴一石食米，供金氏兄弟润庠、臻庠和安庠求学。
金在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办的斐迪中学。因带头罢课抗议洋人校长雷海伯凌辱同学，遭到校方开除。后去上海钱庄当学徒，晚上补习文化。后因钱庄倒闭回宁波，先后在北隅、崇进小学任教。因其秉性耿直，与校长不协调，就在君子营创办钟灵小学，自任校长。
二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激荡 宁波 ，金臻庠积极投身爱国反帝运动，组织“救国十人团”，并任团长。联合张传畴领导的学生会，深入街道商店，依靠青年店员，查禁日货，打击奸商，他们顶住威胁利诱，在东门口闹市区当众烧毁大量日货。一时声势浩大，吓得有些商人隐藏日货，有些自行烧毁。金臻庠在斗争中结识了张虬公、庄禹梅、乌一蝶等一批爱国进步青年，为其后来事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查禁日货的斗争中，当时宁波的《四明日报》胆小怕事，不敢刊登人们揭发奸商罪行的言论文章，群情愤慨，激发了金臻庠自办报纸，建立舆论阵地的想法。年仅23岁的金，毅然邀集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艰苦创业，惨淡经营。金无党无派，经济上不接受官方津贴，完全靠自己设法筹集资金。金氏同妻子凑得银元800元，又得到部分“十人团”成员和其他朋友的资助，总共不到2000元。底子虽薄，经过努力，《时事公报》终于在1920年6月1日问世。金自任社长。由于办报以“爱国反帝”为宗旨，适合时代革命潮流，满足读者爱国愿望，报纸发行量日增，由初创时日销4000份，半年后达8000份。不久，《四明日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相继来归，连主办人的侄子乌一蝶也成了《时事公报》的台柱。在宁波出版十余年的《四明日报》发行领域，终由《时事公报》取而代之。
金臻庠为人刚正不阿。20年代，宁波镇守使王桂林儿子结婚，宾客盈门，独不见金臻庠去道贺，而且他还声言“我若趋奉官厅，就不必办报了。”王桂林获悉后颇为恼怒，称金臻庠的眼睛竟生在头顶上，寻机报复。1922年5月，镇海县署捕获一名“土匪”，经查系炮台司令张伯歧手下的士兵。庄禹梅写了题为《兵化为匪之可危》的短评。文中写道：“兵化为匪，兵即是匪，匪即是兵。”激怒了张伯歧，勾结王桂林查缉记者。王桂林就将金臻庠与庄禹梅一同逮捕起来，关押25天之久。这一事件发生后，读者为之不平，报纸声誉反而益增。同时也激发金臻庠对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更为强烈的追求。他常说：“报纸不封不是好报纸，编辑不抓不是好编辑。”1927年，北伐军进抵宁波，《时事公报》地方新闻版上刊登了大量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消息。“四·一二”事变后，又以隐晦的笔调刊登了牺牲烈士的英名和他们的死难事迹。这在当时黑暗统治的岁月里，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主持的《时事公报》积极宣传抗日。报纸天天登载抗战的电讯和文章，长篇连载前方将士抗击侵华日军的英勇事迹，并发起为抗战将士增添寒衣的募捐和义演活动。为了正确及时地报导前线战讯，特设短波电讯室，自收电讯；为大力宣传抗战爱国，副刊原名《珊瑚网》，改为《挺进》。因此，凡关心国事者抢先购阅《事时公报》，日销突破15000份，香港、东南亚及欧美诸国，凡有宁波人足迹的地方，皆有《事时公报》的读者，发行量为当时浙东地方报纸之冠。
1941年“4·19”宁波沦陷，《时事公报》停刊，金臻庠避难上海。敌伪鄞县乡镇联合会副会长郭逸民劫持报社、印刷厂，任卢孟瑜、贺彦为正副社长，策划发行伪报。金臻庠及时发电向国民党中宣部声明，并在沪浙各报刊登启事广告，声明敌伪盗用该报名义的无耻阴谋，吁请各界勿致误会。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金向旅沪同乡筹措经费（宁波未收一文股金），积极筹备复刊。当时国民党鄞县党部为维护其党报的垄断权益，横加阻挠，欲把《时事公报》当作敌产接收。金检具上述声明电文、启事广告等据理力争，才未让其得逞。但地方当局又横生枝节，硬要金臻庠在原报名上加“宁波”两字，以抑制《时事公报》的竞争能力。因此，在1946年2月11日复刊时，只得以《宁波时事公报》的报名与阔别四年多的读者重新见面。（报名由邓散木（粪翁）执笔重写）。这一改变，并未影响报纸的发行范围，外埠凡有宁波同乡旅居的地方，都有它的读者。发行量激增，以致不得不拼排双版印刷。
金氏在办报中，不断改进，采用六号铅字增加新闻、副刊文字容量；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读者关心经济消息，为此增印了四开一张的经济新闻专页，日出对开报纸一张半。面对报纸欣欣向荣的时机，金臻痒力图革新发展，自置照相制版设备，以美化版面。为开辟国内新闻专电，争取自己有撰稿权，想方设法在上海牯岭路设立专用电台，派编辑吴伟农为驻沪特派记者，抢重要新闻，拍发快讯专电，如“金元券贬值”、“王孝和（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不该判处死刑”、“北京、上海学生集会游行，坚决要求惩办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美军”等消息，都不经过国民党新闻检查官的检查，当天就能见报。
金臻庠在办报中积极支持工人运动。1946年12月，定海工人罢工斗争，《时事公报》连续两天，在地方版上以重要地位长篇登载了罢工的起因及处理情况。据当年担任鄞县织布业产业工会理事长胡章生同志（地下共产党员）回忆：1947年“五一”节之后，宁波织布工人的工潮斗争蓬勃开展。《时事公报》连续报道工厂开除工人、降低工人伙食标准、克扣工人工资等消息，把工人劳动条件之差、生活之苦、工资之低、厂方之刻薄、欺压工人之甚，以致工人食不果腹等等，触发工潮的原因，公之于众。当时资本家指责织布业工潮是《时事公报》发动起来的。国民党地方当局也以《时事公报》的报道，对工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恨之入骨。一时间，金臻庠成了围攻对象。报纸对此表明立场，发表短评，文中说：“本报报导评论以大众利益为前提，从不因一方的请托，而作违心的主张。坚定报人岗位，不负舆论职责，这是我们的信条。是毁是誉，听之而已！”记者胡庆源在向织布业工会采访时，进一步表明报社态度，他对工会理事长胡章生说：“我们的社长金臻庠先生虽遭有些人的非理指责，然而社长说‘今后还是持公道立场，同情工人苦难，支持你胡理事长开展活动’。”以后工潮持续，工人的申诉材料都刊登在《时事公报》的地方新闻版上。后来，胡章生聘请毛翼虎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启事，也刊登在同年8月17日的《时事公报》上。
也是胡章生同志的回忆：1948年6月中旬，宁波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当局四出逮捕地下党员。6月18日的《时事公报》上刊载《知识青年多人被捕》的新闻。写道“本埠日来人心惶惶，闻有知识青年多人，以某种嫌疑被有关当局逮捕。被捕者中有江东和平小学楼汝年及其妻贺某，江东镇中心学校女教师陈某，四明电话公司女接线生张某等，均已于昨日乘车押解至姚。”这一消息的披露，急得特务直跺脚，说“这是金臻庠通知共党分子赶快逃走”。事实上确是起到暗示有关同志及时隐蔽和撤走的作用。
金臻庠办报，一贯以无党无派自居。其实他所聘用的人员既有进步文化人，又有国民党及民社党、青年党的成员，也有共产党地下党员。在这各党各派纷然杂处的队伍中，可贵的是他所依靠的都是一些当时有真才实学的爱国文化人，如乌一蝶、庄禹梅，蔡竹屏、应斐章、谢磐如等。未入蒋介石幕僚前的陈布雷，也一度应聘前来担任编辑。他们文笔恣肆，才华横溢，立论有据，为《时事公报》在社会上争得声誉。而他对报社内的共产党人则以忠诚相待，知道庄禹梅是共产党员，他心照不宣，是他最信赖其中的一个，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在他们的影响下，他的思想日趋同情革命，行动上积极向共产党与人民靠拢。特别在抗战胜利后，他热衷于选载介绍苏联人民生活的文章，积极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的意义，不仅让编辑们去做，自己也亲自撰写《从苏联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看当今世界的倾向》等文章。当时我在报社搞电讯工作，在电讯室的地下工作者曾利用报社收发报机，与四明山根据地联系，他眼开眼闭，表示默许；鄞西方面地下交通员来宁波活动，也常在报社宿舍过夜，保护他们的安全。1946年2月，地下工作者毛重耀（报社译电员），接受四明山根据地采购电讯器材的任务，有些部件为官方当局控制，难以购到。毛曾通过我的帮助，将报社收发报机上的真空管拆下送上山去，事后金也不加追问。他把中国的独立富强寄托于共产党人，希望四明山游击根据地迅速发展，故将副刊改名为《四明山》，由庄禹梅主编。这个刊名本来已引人注目，何况刊登的多是进步文章，但他宁愿冒着风险，也不动摇自己的志意。
1948年间，他把我和潘善邦两人留在自己的寓所里，装置电台，秘密收抄新华社电讯，传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捷报，为时二三个月之久。当他一遍遍读完新华社电讯后，总是忍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他曾直言对我说：“改造中国的使命已落在共产党肩上。”后来当中共提出国民党战犯名单时，有些人有不同看法，但他说“剿共这么多年，共产党人死了多少？今日理应索赔性命，追偿血债。”可见其当时之政治倾向。
金臻庠办报，向以“为民喉舌”而自勉。他牢牢地掌握地方新闻这块阵地，每当晚间六时起，总是坐镇在编辑部审阅稿件，觅取他需要为民众办的事。如他发现宁波某些士绅控制了粪便公司，以高价出售坑害农民，就派记者采访，及时刊登农民的的呼声和要求，并发表评论，揭露某些人“吃”粪便的恶劣行径，提出以公道的价格，合理分配给四乡农民，以利生产。其它如新江桥（浮桥）急须整修；东钱湖必须兴修提高蓄水量；要多办、办好学校提高国民素质；要改变市政拓宽马路；要追询贪污，取缔色情刊物等等，或以鄞县参议员身份向政府当局提建议，或在报纸上大声疾呼。他言而又行，如自己兼任鄞县东钱湖兴修委员会委员；由报社支付职工子女学费，让她们上学校读书；当江亚轮遇难沉没后，金亲自去上海落实经费，慰问死难家属，处理丧葬等善后事宜。此类事不胜枚举。金氏办报所以获得民众支持，创宁波报纸历史最长、发行量最多的记录，亦可从中探知原因。
金臻庠要办报，平时就必须登载国民党中央社统一发布的国内电讯，这是他最为懊恼而又不能回避的事。有一次中央社发来一篇诬蔑共产党作战是搞“人海战术”的电讯，他见稿拍案大骂，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坚决不予刊登。在平时，他对电讯中有攻击诬蔑革命之词，总尽力作文字上的技术处理，以减弱其恶劣影响。这虽是无可奈何之作，也足见其爱憎之分明。
金臻庠办报，也必须周旋于上层社会，进出在旧营垒中，交接王文翰、周大烈、金廷荪等达官贵人，但金与他们并非应声求气，而是貌合神离。据吴伟农回忆，金派他当驻沪特派记者时，王文翰企图利用专电电台，为其棉纱交易市场秘密通报行情，畀予金臻庠当一经纪人为酬，金断然拒绝。其次是金支持吴伟农、赵赉章和张纪余发动七百多家商店控告王文翰的永耀电力公司浮收电费。再如金廷荪为包庇某大汉汗，授意其妻说情，要求不在报上揭发，金臻庠婉言回绝：“我个人可以帮忙，但不能阻止人民投稿控诉。由此可见其清正自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与他们是同流而不合污。”
《时事公报》复刊三年，深得人心。金臻庠力图发展，准备在中马路营业部原址，扩建新楼，把电讯、编辑、排字、印刷、发行、广告以及行政管理等部门集中于四层大厦之内。但国民党当局早对这张言论悖逆的报纸视作眼中钉，恨不能除之而后快。1948年10月24日，报纸在报道镇海自卫队李丹部哗变的新闻中“失实”。当局即以此为把柄，由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竺鸣涛用“造谣惑众”的罪名，查封了这一张在宁波先后发行近卅年的《时事公报》。
办报是金臻庠的终身事业，他视报纸为第二生命。但当报纸被查封时，他却表现得异常镇静。当晚他亲自执笔写了社论《惜别之言》，其中说：“本报以抗日为目的，以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思想为目的，以与地方恶势力搏斗为目的，始终如此物此志。怨尤之报，在所不惧，困危之来，甘之如饴。”又写了《本报启事》，辩析报纸被查封是毫无根据的。又写了《金臻庠启事》，写道：“报纸复刊以来，销数日增。而环顾社会遍地之黑暗有加，一线之光明未睹。三年奋斗，成绩何在，负愧何言，方期淬励素旨，获致涓涘。忽奉停刊之令，不得不与诸君暂别惟正义所在，自不能默尔而息，自当依法向内政部声辩，要求收回成命，万一不获所请，自后当以‘在野’之身，仍为桑梓尽力。一息尚存，此志不渝。”接着又写了《本报经理部启事》等，在翌日同时与读者告别。他从亲身办报经历中看清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毫无希望可言，因此表明要致力为桑梓服务，为解放宁波，建设新宁波贡献出他的精力。
三
1949年，解放军胜利进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中共鄞慈工委钱铭歧同志不断给金臻庠传递指示和信息，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积极开展工作。他利用江北镇镇长职权，将江北镇公所自卫队的武器，秘密送交鄞慈工委，并劝阻侄女婿钱久望等人留在大陆，不要逃往台湾。
在宁波解放前十天，金臻庠和沈曼卿受宁波工商界、地方士绅的委托，到绍兴某地浙东纵队司令部驻地，受到司令部的热情接待，并交代了有关解放宁波等事宜。不久，钱铭歧同志又约金、沈出城到望春桥会见。后来考虑两人同行，目标太大，恐怕引起敌人疑心。临时改由沈曼一人赴约；由柳璋律师陪同，以遮人耳目。沈接受了任务：1.摸清敌人动向和国民党政军警情况，以及市内重点工厂企业情况；2.迅速改组商会内的自卫救济委会，掌握该组织的人财大权；3.积极组织社会力量，迎接解放。上述任务确定由金臻庠、沈曼卿具体负责。他们立即改组自卫救济委员会，充实力量，安排一些与党有联系的人士。金还做好义务警察方面的工作，要他们值勤站岗，维持秩序；并组织救火会义务消防员参加市区临时治安。由于群众和工商界的支持，很快编成一个治安大队，分布在市区各处，听侯命令，执行任务，保证宁波秩序井然，迎接解放大军顺利进城。
解放了，金臻庠庆幸自己揭开了生命史上新的一页。他曾高兴地说：“几十年办报，浊世浮沉，应酬官绅，同流而不合污，现在可以还我清白了。”党和人民对他也很信任，授命他筹组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先后被推选为市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段时间，吃住就在工商联内，积极领导、组织工商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组织发动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全市工商业者共捐献100多亿元（旧币），可购买飞机7.5架。动员工商业者子女踊跃参军，保家卫国。还动员其胞兄、杭州民丰造纸厂总经理金润庠捐献飞机3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宁波解放之后，撤逃到舟山群岛的国民党部队，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舟山，不断派飞机来宁波骚扰，9月中旬起竟对市区轮番狂轰滥炸。当时，宁波金融、商业繁华中心——江厦街被炸成一片焦土。市民被炸死炸伤的450余人，房屋被炸毁5800余间，财产损失约2000亿元（旧币），受灾难者达3万余人。
在9月20日大轰炸后，宁波市人民政府动员宁波工商界和慈善机构，组成“宁波市遭受蒋机轰炸善后救济委员会”。金臻庠接受任务后，代表该会赴上海开展劝募救济活动。金到了上海，与宁波旅沪同乡会及上海工商界取得联系，组织了“宁波旅沪同乡会家乡惨遭轰炸救济委员会”，由魏伯桢任主任委员，蒉延芳任总队长、盛丕华任副总队长、秦润卿任总参谋、沈日新任副总参谋。在上海的宁波同乡很多，他们非常关切宁波被炸的情况。上海的报纸、电台也及时宣传报道劝募情况。约请了魏伯桢、蒉延芳、盛丕华、秦润卿、沈日新、张絅世、黄振世、周信芳等宁波籍著名人士往电台呼吁劝募。金在电台义播开幕式上诉述家乡人民遭受蒋机袭炸的惨景，感动了上海以及远在东北三省，西北宁夏甘肃，近在大江南北的宁波同乡，踊跃认捐。又邀请名伶、歌星参加义演，足球队篮球队参加义赛，还有义卖、推销等活动。劝募原定一个月，出于预料的踊跃，延续到二个月以上。捐款者达7万余人，计人民币21.9288亿万元（折合当时市价可购大米75万公斤或黄金1000两左右），实物3万余件。（包括食品、衣被、药品、金银首饰等）救济委员会常委黄振世，还赴香港劝募，所得款项，汇寄上海。这些捐款和物资带回宁波后，及时解求了受灾难者的生活困难，支援了遭轰炸而失业的小商贩，得以生产自救。
金还把印刷用的照相、制版设备全部无偿赠送给《宁波时报》社。《宁波时报》创刊号套红所需的白报纸，也是他赠送的。
正当他可以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为桑梓尽力的时候，1957年反右扩大化，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66年不幸因病离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召开，开始全面拨乱反正。次年4月即对金的错误结论作了实事求是的改正。他重业不重财，生前办报近卅年，而且具有相当规模，但是没有留下什么私人财产和积蓄，由此也足见他为人的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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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解放前曾在《宁波时事公报》任译电员，现为宁波高等专科学学校培训中心主任。在编辑此文时，根据吴伟农、胡章生和李政同志撰写的有关资料，以及原宁波《时事公报》工作人员孙肇同志核正和补充的情况，作了某些修正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