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市政协领导要我谈谈与党合作共事的感受，我自惭浅薄，难能胜任。姑将往事略作回顾，以对自己策励。
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我一生走过坎坷的道路，但对党的感情始终不渝，并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种感情和信仰，非一时一事之偶生，而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
我读小学的时候，连续发生了“五三”、“五卅 ”惨案，整个五月，几乎就是一个“国耻”月。“国耻”两字，深刻地印入我童年的脑中。升入中学那一年，又逢“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在我少小的心灵里，再度留下了创伤。要爱国、要强国的强烈向往，就在这个时候萌生了。
怎样才能救中国呢？我尚不知道。但有一股无形的力量，鞭策着我要勤奋学习，促使我对史地、政治、经济发生兴趣，对进步书籍爱不释手。随着日军对我国变本加厉的侵略，抗日运动不断高涨，我在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了由抵制日货到响应北京、上海“一二·九”运动，思想认识有了提高，意志得到了锻炼，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救国的队伍，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逐渐靠拢党，积极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参加了上海市学生救亡协会。在共产党员王永琪、林修德、薛驹等领导下，主编该会的机关刊物《学生生活》。后去桂林广西大学，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和政治学会主席，编辑出版《新生代》刊物，宣传进步思想，引起延安抗大的瞩目。以后又与共产党人郑公盾一起，参加编辑由郭沫若当社长、夏衍任主编的《救亡日报》副刊《青年政治》，宣传党的“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救国的方针，揭露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亲日妥协、制造反共分裂的阴谋活动，并开展捐献慰问抗战将士等各种爱国活动。由此，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在险遭迫害时，是地下党员邵荃麟、林涧青等保护我离开了桂林，辗转介绍到福建集美等中学任教，后又在省政府编译室任编译员兼图书馆长。这段时间，我在党的地下工作者洪邃明的领导下，办了时事讲座，编辑了《安溪新报》的国际、国内新闻，宣传抗日的形势。1945年7月，国民党发动永安大逮捕，我得到党组织的通知，协助地下党员脱险后，在郑公盾同志的帮助下，离开福建到浙江湘湖师范任教。在湘师，我和教师们一起组织嘉、湖、宁、绍省立师范学校老师请愿代表团，到省教育厅请愿，配合学校地下党组织发动全省省立师范学校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罢课、游行的政治斗争，同时掩护了来自福建的洪邃明在我这里避难。1948年我转到宁波三一中学任教。到校不久，湘师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陈沛浩和党员张肖云来我处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当时，宁波城区白色恐怖严重，是杨少同学帮助我把他们安全送走。此后，我就与地下党员杨少和学校的进步师生一起，在中共慈镇、鄞慈县工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反蒋斗争，共度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宁波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详见《宁波文史资料》第七辑我写的《庆祝宁波解放游行的前前后后》）。
今天回顾这一段风风雨雨的岁月，仍使我激动不已。是中国共产党，引导我走正了抗日救国的正道；是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斗争，使我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做了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是艰苦斗争的年月，把我这个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人的命运系在一起，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为革命而忘我的精神，一直成为我在追求人生价值中不断推动的力量。
接管宁波中学
1949年5月，宁波解放没几天，我接到杭州军管会文教部的同志来信，要我去杭州工作。可是宁波军管会文教部车文仪部长却把我留下来了。他告诉我已与杭州军管会说明，需要我参加接管宁波中学的工作。从那天起，我白天在三一中学上课，晚上就到文教部驻地――新江桥旁的原交通银行参加会议，学习了解接管城市学校的方针、政策，研究接管工作的事宜。6月13日，车部长约我到部，向我传达军管会决定，任命我为宁波中学校长，并和我共进午餐。餐间，他向我一一交待接管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应有的思想准备，最后还郑重地告诉我必须严格掌握“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工作方针，并谆谆相告，学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场所，要好好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的政策。
省立宁波中学在当时我省教育界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是我市接管的第一所学校，也是全省接管的第一所学校，能否顺利接管，颇为教育界关注。加以刚刚解放，社会尚不安定，师生生活困苦，政府财政拮据，工作难度很大。我深深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但也决不能辜负党对我的期望和信任。接管工作千头万绪，首要的任务是安定师生情绪。我牢记军管会的指示，集中精力抓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做好老师的聘请工作。对此，车部长曾交代我：要贯彻《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规定的约法八章，防止“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旧作风，要在“包下来”的前提下，择优选用。我就是这样做的。不仅对学校安定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使全校师生通过这件事，深信共产党、解放军是关心教师、秉公办事和说话算数的。
第二件事是迅速修复校舍，改善师生的教学和生活条件。宁中自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山区迁回宁波南门原址，但三年过去，国民党当局忙于内战，全不顾及教育，被日军破坏的校舍从未修建。接管时，除了一座有10间教室的旧楼房和几间办公用的小平房外，是一片瓦砾堆,师生们分散在校外5个地方上课和住宿。因此，改善办学条件是当务之急。那时，军管会的中心任务是支前和安定社会秩序，公认驻军粮的筹集已十分困难，解放军官兵生活的艰苦更是人人皆知。然而谁能想到，就在这种情况下，军管会特别批准拔给200担大米为学校修建校舍。更令人难忘的是，军管会领导苏展同志在批准拨给大米时，还带歉意的口气对我说：“财政困难实在太大了，不能给学校以更多支持，务必做好思想工作，取得师生谅解。”这件事感动了全体师生，经过同心合力的抢修，校舍迅速修复。9月13日，宁中全体师生集中在校本部，举行解放后第一个学期的开学典礼，正式上课。原来国民党拖延三年之久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解放后接管仅三个月就满足了全校师生渴望“弦歌一堂”的宿愿，这是多么显明的对照呀，师生们无不出自内心的欢呼：“共产党万岁！”
第三件事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了切实执行行军管会新区办学必须以“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指示，我在开学典礼上作了关于《今后办学方针与方向》的讲演，阐明人民教育必须为人民的方向，强调学校必须坚持正规化的教学。这个讲演为全体师生所接受，当时的《甬江日报》也全文登载。事后，根据讲演的精神，制定了学校的教育计划和各种规章制度。
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关心下，宁中师生为贯彻新的教育方针作了不懈的努力。当时退踞在舟山的国民党军队派遣飞机对我市狂轰滥炸，全体师生照常坚持教学秩序，白天带领学生外出到郊区上课，入夜回校自修。教师从星期日到星期五，几乎每夜备课到学生就寝。在飞机轰炸的间隙，师生们还赶赴灵桥灾区抢救伤员和人民财产。解放后的第一个学期，虽然在反轰炸斗争中度过，但没有荒废一堂课。即使在全无教学设施的郊区，体育、音乐课也照常进行。宁波接管工作以取得良好的成效，这是与军管会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重返教育岗位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中，党受到损害，国家遭受困难，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也吃了很多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怀着第二次解放的喜悦，回到我所热爱的教育岗位，担任了宁波师范专科学校的副校长，分管教学业务的工作。我决心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过去20年工作的损失。
我到师专以后，看到十年动乱把把学校教学秩序破坏殆尽；粉碎“四人帮”后，教学积极性虽然很高，但要建立新的教学秩序，谈何容易。当时，教学没有统一教材，没有全面计划，只有参考性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学生的学籍管理也没有建立起来，学好学坏一个样。针对这个情况，我根据校党委意图，到师生中间进行了解，作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并利用外出开会期间，前往兄弟院校取经，然后凭自己多年的教学工作经验，与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草拟了教学工作计划，制订了各项规章制度。通过实践，我又利用暑假中在校值班两周的时间，编写了2万多字的《宁波师范专科学校学生手册》，从学生守则、学籍管理、品德评分、请假、考试、借书，以至教室、宿舍、食堂等守则，都以条文形式规定下来，使学生有所遵循，使学校教学秩序逐渐走上正规。
同时，鉴于师范学生将来都要走上教育岗位，因此，师范专科教学不仅要有正规的学制，而且必须面向中学实际，具有自己的特点。为此，我与学校各科负责人商量研究以后，成立了教材教法教研组和中学理化实验室，强调各科在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研究教材同时，都要注意面向中学实际。同时，着重抓了教育实习工作。在实习的准备阶段，我和系科负责同志、教师一起听学生的试讲，要学生熟悉教材，认真备课，决不能打无准备的仗。在实习阶段，我偕同党委负责同志一起深入各实习点，一边听课，一边吸收所在学校领导及教师意见，并且与实习学生进行座谈，对实习班主任和课堂教学，一再提出严格要求。实习结束后，再作总结，并和有关同志一起编写了《教育实习手册》，把教育实习列为各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合格的中学师资，我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注意学生的德育。我要求学生从进校起就要加强“为人师表”的修养，从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生活上遵守纪律、讲究礼貌，一一都提出严格要求。我这样要求学生，同时也严格检点自己，一举一动从自己做起，甚至连拾废纸、清垃圾、净化校园，也亲自带动学生去做，教育学生养成注意公共卫生的美德。为了使学生适应将来的工作，我与有关负责人一起，支持学生举办体育、演讲、各种专题讨论会及中学生课文试教等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我也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早上，我起床后就到操场去，鼓励学生坚持早锻炼。其间，我还要挤时间搞史学研究，撰写学术论文，这样一来，除星期天外，我吃住都在学校里。
有的同志问我：“你过去受了20年的委屈，今天为何还有这股劲？”我回答说：“我是教历史的。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不少冤假错案，然而象中国共产党这样实事求是，有错必改，却是史无前例的，这正说明共产党的伟大。没有三中全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怎能不加紧干呢！”
在师专、师院，我做了一些工作，党和人民鼓励我，把我评上副教授和省级“五讲四美优秀教师”。同时，又被选为省人民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省委委员，民盟市委副主席等职。我深知这不仅是党对我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更是为我在有限的岁月里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工作环境。当我到了人大工作以后，耳闻目见各条战线、各个地方在改革开放中呈现的蓬勃发展好势头，进一步体会到党提出的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路。我为此感到激动、振奋。我要珍惜人民交给我的权力，努力完成人民托付的任务。
近几年，我虽在市人大常委会会工作，仍兼任宁波师院顾问，时刻关心着学校。1986年底，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学校冒出不安定因素，我特地约同民盟组织的同志到师院做学生的思想疏导工作。1989年春夏之交这场政治动乱，党在关键时刻及时向我通报，按照党的指示，我也做了一些工作。5月上旬，我在杭州参加省人大会议，听盟省委传达了民盟中央四点指示，回甬后立即向民盟师院支部传达，要求盟员做党的维护安定团结的依靠力量。6月间，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后，进一步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实质，与盟市委几位负责人一起发布了《民盟宁波市委坚决拥护四中全会作出的各项决定》。事实再一次教育了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泛滥，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场政治斗争，也使我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我现在已年逾古稀。为使点滴之水永不涸竭，我以“老牛明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自勉，做党的助手和诤友，将晚年余生贡献给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