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号的由来及货运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鼓励海上贸易，宁波港成为重要门户。福建、广东的商人都到宁波来经营港口贸易。1191年，福建船主沈法询在宁波立了一尊天后神龛，通过信奉天后娘娘这个船民的保护神，把福建船商联合起来，可以说这是商业船帮最早出现的雏形。随着元朝统一全国，北路航线得到恢复，山东、江苏商人也络续来宁波。南北商人依托宁波港优越的地理环境，在宁波定居，并与当地商人合作，开设商号，打造船只，既搞运输，又搞销售，逐渐形成地域观念很强的商业船帮。这就是饮誉海内、持续时间长达700余年之久的宁波南号和北号。

经营南方贸易的称“南号”，或称“南帮”。主要采购福建的木材，同时还夹带烟叶、纸札、白糖、靛青(颜料)、桂圆、荔枝、药材等土产到宁波转口发售；宁波放空回去，又把明矾、绍酒、螟蜅鲞、棉花等宁波土特产销往福建的南台、泉州、厦门等地。经营北方贸易的称“北号”，或称“北帮”。采购山东齐鲁特产的红枣、黑枣、蜜枣、核桃、柿饼、瓜子、花生、黄豆、生油、豆油、豆饼等，经过宁波销往南方各地；而以宁波所产之棉花、茶叶、毛竹、竹枝、明矾、黄酒、乳腐，奉化纸(有长屏、方高、八一尖、海纸、改方高、改屏等之别)以及鱼胶、海蜒、淡菜、勒鱼、黄色鲞、海蛰等海产品，运往营口、青岛、烟台、上海等地出售。营业出入万金，非一般商贾能措置。

南号北号商船都停泊在三江口一带，光绪鄞县志载胡德《过甬东竹枝词》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巨艘帆樯高插天，桅楼簇簇见朝烟；江干昔日荒凉地，半亩如今值十千。”昔日荒凉的江东地方，因百帆停泊，也成了商人争相设店开业的黄金宝地，迅速成为宁波最繁荣的商业区之一。那时的商运货船，南去北来，历经风浪和海盗的艰险，一般均需30— 60天，如遇顺风，可稍提前，若有不测，航程时间更长。据北号放载次数统计，每舟全年来回三趟可称顺利，倘能多放一次，各号都喜逐颜开，额手相庆。因此，“每遇广船初到或初开，邻舟各鸣钲迎送，番货海错，俱聚于此”①。这种景观，实为南北号所独有。

商业船运的鼎盛时期

南北号商运事业，曾因明、清朝两次“海禁”，窒息一时，但一当开放“海禁”，又重获恢复。到嘉庆、道光年间进入了黄金时期。“商业船帮总数不下六七十家，约有大小海船400艘。其中实力最大的有福建帮15家，宁波北号9家，南号10余家，是当时宁波港海上贸易运输的主要力量。”②

南号以经营木材为主，其所属木行，自江东大道头(今大河路口)沿江起至泥堰头止就有15家，称之为“外帮”，江东木行街因而得名。他们在福建南台都设有字号，专人负责坐庄，办理采运木材事务，谓之“木客”，又称“南台客人”，信用卓著，声誉极高。其所经办的木材，用帆船从福建运到宁波三江口卸货，再做木排运往城乡各镇的木行，如建船厂跟、壕河头、大教场、大河路、金家湾、迎凤桥、西门外等处，余姚、绍兴等木行多向慈溪太平桥批购。这江东15家水行，资金均在二三万以上，称为“外帮”。而分布在城乡各镇的木行，则称“里帮”。

南号外帮中资金实力最雄、经营方法最活的数矸桥以上的元大、广和、仁和、德懋、同润、阜升、广润、恒大等8家；矸桥以下的瑞大、豫大、森大、润丰、豫润、大茂、恒润等7家就不如上8家经营灵活。因而有“七死八活”之评浯。上八家专做乍浦、长江、上海(包括通州、崇明、下沙、天生港、涨王港)的“放账生意”，范围颇大，生意成交之后，买主可以分三期付款，给予资金周转的优惠。而甬庄在福建采办木料时，则采用先货后银，听开汇票，货到甬江，照汇不误，中途如遇海损等不幸事故，由会馆代为垫解。这也足以说明南号木行帮在当时经济实力之雄厚，可以灵活融通资金，扩展业务，同时也显示出他们在市场上的信用昭著。

那时的北号，所拥有的商家和船只，在数量上不及南号多，但经营的规模和能力却十分可观。其中公一、敦大、复大、祥和、余源润、立生、新泰、淇春等资金均在五万以上，有自置1000担(胶担500斤作一担，1000担为250吨)以上的三帆大船四至五只，运装货物，往返南北重洋，每一次装货数量，北货载额重，南货载额稍轻，南北货相平，往返一趟在500万斤以上，本金需6万以上。这几家实力最强的商家，称之为“大同行”。其次资金在5万以下者，统称“小同行”，有源润泰、安泰、洽泰、新顺等。资金在5千以上1万以下者，如振

新、元春等，谓称“小货行”。

他们在办货运输方面，除甬地土产由号内派员赴产地采办，或由产地来人洽销外，都在北方的胶县、营口、大连、龙口、烟台等处设立分庄，派定一至三人，常年居住客地，负责随时报信、采运等事务。所采北货枣子、核桃、花生、黄豆等，给江厦街的正源、晋大、慈和、德和、福记等牙行代销；生油、豆油、豆饼等油料，售给乾美、乾源、老恒茂等各油行。

大同行自置的运输货船，不仅载重量大，而且构造精巧，选料严格。如公一、立生自己制造的“金宝丰”、“金利源”、“金元宝”、“金长泰”、“金惠生”、“金永顺”、“林德茂”等大帆船的中桅，都是采用泰国生产、质韧且软的“介拉尼”木料，在外洋挂帆时，若遇强海风袭击，能随风动向，虽弯不折。船上还配有土制起重机，前后巨链大锚、救生器具等，一应具有，且舱位宽敞、容量巨大，估计当时造价约在十万金以上。每届夏令季节岁修一次，其化费之大，不亚于当今的机动船。

遐迩闻名的南北会馆

南北号鼎盛时期，在江东木行路(今江东北路)建立同业会馆。南号会馆，建于道光年间，取名“安澜”，意在“仰赖神佑，安定波澜”之义；北号会馆，建于咸丰三年，取名为“安庆”，寓“海不扬波，庆兮安澜”之意。组织会馆的目的是，联络感情，保持同行团结，制订业务章规，共图事业发展。南北号会馆分别以木行外帮和大同行为会员，即使后来字号闭歇，会员地位依然保持；南号的里帮和北号的小同行、小货行，因其营业性质和范围都与外帮和大同行异然不同，故另组同业公所以区别之。会馆公推行内年老长者为号长，并以高薪聘请当地负有盛名的晋绅为总办或“公行先生”，专职联络官府，谋保号商不受欺悔，同时也向各有关方面联络感情，搞好关系，籍谋业务的扩展。因此，可以说会馆是一个对内协调，对外一致，为维护同业利益而建立的比较紧密的联合体。

会馆的管理井井有序。内设司帐、文案、司书、庶务、办事员、勤工、厨司等一二十名工作人员。会馆所需经费，南号是从每家木行的进口额中抽取厘金，足够每年日常支出四五千元的用途；北号则规定每一只船往返一次，缴纳银圆60元，充作会馆事业基金。同时规定由各号会员轮流担任司年司月的任务。司帐把一天内的收支帐目备册抄送司月另记入册，司月再抄送司年，月终核实，几十年来帐目清朗，收支核实。至于各项器皿什物，除由庶务随时检点造册保管外，司月司年也要定时检查监核。同时，司年还要负责执行天后生日以及其他祭典仪式的当办任务。对司年、司月的工作，会馆每月给予优越的报酬。

会馆还办有社会福利事业。如北号会馆成立了保安会消防组织，置机龙一部以及铜盔、阔斧等各项设备，倘遇各地火警，立即出动救援。北号会馆还鉴于学届儿童失学者众多，于1944年间聘请校长教师6人，设立“庆安”小学(现为江东区木行路小学)。广收学额、仅取书籍费。学校教师员工和开支杂支俱由会馆按实支销，从不向学生或其它方面收费劝募。

南北号会馆遐迩闻名，不仅因为它在商业场上的影响，还因为会馆建筑本身的壮严特致和色彩的神秘。以北号会馆为例，整个建筑，占地五亩，有前中后宫式殿堂三幢。会馆的大门和周围内外墙垣上，都布满了砖塑人物、花卉、飞禽、走兽，仪门及大殿的石柱，飞龙环抱，栩栩如生，雕刻精细异常，都是一些民间工艺中稀见的珍品。进入前幢大门，装有八扇围屏，东西设庶廊，内有明堂一方；二幢设仪门二道，两旁塑立哼哈两将，仪门内建庆典剧的台亭一座，东西两廊楼上全是看台，中间是明堂，踏上丹墀，即是天后正殿，设精雕神

龛一座，内塑戴旒冕、服霓裳、执镇圭并以檀香木贴金的天后全身坐像，像前供桌三柜，摆设铜锡烛台、香炉，两边树立宝盖、掌扇和高大的照衣镜两座，周围有宫式大座椅一堂，四周悬挂名人书画，天花板上挂满玻灯珠盏，金添画梁，极为富丽堂煌，第三幢是后殿，为其它祭典之所，正屋外东首为花厅，并有耳房六间，分作办公和寝室，西首为厨房，直出后门有一大明堂，踏出月洞门，即是东胜街。整座建筑造价，不下万金。

商业船帮的习俗

南北号都奉天后娘娘为保护神，北号会馆中除立天后神像外，还有圣迹图四幅，是绘天后在历朝中显圣神迹。南北所有各号以及帆船内均有神龛供奉，在帆船装载足额扬帆出海的一天，诸船都挂起红黄小旗，中桅升起了“天上圣母”的白底红字大旗，锣鼓炮竹，响彻云霄；神龛前供奉牲醴，香烛缭绕，自耆民(事务长)老大至贴写(账房)、水手等均顶礼拜扣，而且每个人都是缄口作金人，不许胡言乱语，操作行动也极须谨慎，如吃饭时筷子不能搁在匙上，碗、碟、盆、匙都不许倒置倾倒，帆船到达目的地，不能说船到(倒)了，应说船进了。北上南归，都要在进口时照例向神龛拜祷，船上炉香一路上点烧不断。

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日，为天后娘娘生日，南北各商号都备祭品供奉，上至号长、经理，下至职员勤杂，依次参拜。会馆内更是丰盛豪奢，同业群集，鼓乐演剧，并大摆筵宴，由“公行先生”出面邀请就地官绅赏光，以撑场面，而资联络。此时，各行业也另雇戏班前来助兴，如此连续数天至半月，所需经费浩大。其它若逢天后父母、风神、关帝、龙王等生日，以及农历二月初八(为风暴期)，也需供祭，虽比不上前者热闹，但也有南词(地方曲种)品乐和筵宴开张。

威震四海的“宝顺轮”

南北号为祝祷事业的风调雨顺，化费大量钱财，搞了许多迷信陋俗，这在今天看来是落后的。但唯有一件事开了社会风气之先，这就是引进了中国第一艘机动船——“宝顺轮”。

1854年咸丰初期，太平军革命烈火燃烧东南各地，清廷只着力于镇压农民起义，而对沿海巡哨漠然置之，导致海上盗匪横行，大帆每遭掠劫，生命财产频受损失。后因黄河决口，清廷袭用元朝做法，把从内河运输的官粮转入海运，尤以宁波为大宗，一到春夏之交，联帆运粮北上，虽有兵船护送，但并不能镇摄海盗，每劫一舟索费尤甚，甚至公然进城入室，讨价还价，坐索巨资，使船商忍无可忍。于是，北号股东费纶●、盛植官(慈溪人)、李客(北号尊股东曰之为客，名不详)倡导购买外国轮船，以镇海盗之患。当时得到宁绍台道段光清的支持，决定官商各负担一半经费，船商从年货运总收入中抽成，官府从捐税中列出一部份，以充水兵薪给和购买号衣、粮食、枪枝弹药之用。同时请客居上海的鄞县人杨坊、慈溪人张斯藏、镇海人俞斌联系经办，于咸丰四年(1854年)从广东外商那里购得火轮一艘，定价白银7万两，命名为“宝顺轮”。任慈溪人张斯桂为督船勇(带兵的船长)，镇海人贝锦泉为司炮舵(旧时船上炮击对方时全靠掌舵)，全船官员船勇共79人。并呈报督抚，咨会海疆文武官员，登记入册。

次年，“宝顺轮”经过枪炮的装备和船勇的训练后，就出海巡洋，对海盗连连出击，旗开得胜，战绩辉煌：

8月19日，与抢掠浙闽后窜回北洋的广东海盗船30余艘激战于复州洋，击沉击毁盗船15艘，使北洋航路畅通；

8月26日，在黄县洋蓬莱县洋炮击海盗，沉4艘，焚6艘，俘虏一艘，余盗上岸逃窜，追毙40余人，俘30余人；

8月30日：在石岛洋击沉盗艇一艘，救出江浙回空商船300余艘；

9月10日，巡逻石浦洋，盗船23艘在港停泊，宝顺轮率水勇船进扼洞下门与盗船交战，从上午8时至下午5时，全部歼灭盗船，井追杀余盗至黄婆岭，毙300余人。

10月23日在岑港洋击沉盗船4艘；

10月24日在烈港洋击沉盗船8艘；

10月28口复在石浦洋击沉盗船2艘；

11月27日复在烈港洋击沉盗船4艘。③

仅仅三四月时间，击沉击毁海盗船68艘，海盗被毙被俘二千余人，宁波港南洋北界的海盗基本被肃清，宝顺轮因此威名远扬。第二年上海船商慕宝顺轮之战绩非凡，也购买了一艘轮船，并与宁波合约分工，一艘泊南槎山，杜绝海盗北犯之路，一艘巡浙海，以备非常，自此以后海上就太平了。

这期间还有二个小插曲，亦颇引人耳听。有一次，宝顺轮驶至大沽口，轮烟敞天，驻津通商大臣怡良见之大惊，以为英国人又来内犯，继而得悉是号商所雇的轮船雇员中没有一个洋人，就怒不可歇，行文江苏巡抚薛焕严加责问，经关道吴晓风与憩棠再三解说，才免查办。还有一次是山东巡抚崇恩听说宁波买了外国人轮船，就向咸丰皇帝奕奏章，奕詝听了生气，下诏书要两江总督何桂清追查发护照的人治罪。宁绍道台段光清本是一个能干的人，此时也吓昏了头，马上召请地方士绅为他出主意，大家对他说：“历来官府是不禁止商人买船的。至于这艘船虽是外国人所造，但卖到中国商人手里，就是中国商人自己的船，再说买这艘船是为了护航，也没有雇一个外国人，官府发给护照是天经地义，还有什么罪呢?经此一说，段光清壮大了胆子，向总督回奏，何桂清感到此话说得有理，也就置之不问了。

不久(1857年)，英法联军侵占天津，清廷再次屈辱求和，出让沿海及长江商埠，于是外国轮船在内海畅行无阻，清廷官员看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而且懂得了轮船的好处，也造起轮船来了。宝顺轮继续护航，地方有事也听调派遣。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宝顺轮被调遣参加镇海之役，因为船身已经老朽，只能载满石头停泊在镇海口门，充作封港沉船之用。宝顺轮为地方服务30年，对宁波航运事业作出了贡献，地方上不忘其功德，将其始末经过撰写刻碑，立于北号会馆天后祠中，也表示一种纪念。

南北号的衰落

南北号开始衰落，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以后。那时外国侵略者抢夺了我国沿海、内河的贸易权和引水权，外国在华的航运势力急剧扩张，许多轮船公司纷纷在中国出现，不仅操纵远洋航运，而且把持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业。当时宁坡南北号所经营的旧式帆船，在快速、安全、水脚价廉的外国新式海轮排挤倾轧之下，无法与之抗衡，外国商船不但带来了大批洋油、木材、烟叶等洋货倾销宁波市场，也贩卖中国的南北土货到各通商口岸，使南北号市场日益萎缩；加之当时邮电讯网开始发达，市价行盘瞬息万变。更使南北各号的经营老手无法适应市场的新情况，在这种困境下，只得舍本就末，仰求外国轮船代为运输，使更多的钱落入外国人的腰包。所有这些，对南北号商运事业的摧残是十分惨重的。例举其中两事：

1898年间德国侵占青岛，清政府被迫与德国订立《胶州湾租借条约》，胶澳四周百华里及胶州湾海面都成为德国的管辖范围之内，陆上运输阻塞，海运又为其垄断，胶县一带市面一蹶不振，长期在哪里经营的宁波北号各号庄同时受到冲击，无法维持下去，有的收盘歇业，有的移帐青岛，在胯辱之下薄利苟喘。硕果仅存者只有立生、新泰等几户，不若前代旺盛了。

1918年间，随着洋松倾销内地，上海英商祥泰木行到宁波开设分行，大力推销洋松。英商先以减价吸引买主，继而买通工务局作出规定，凡市内各公共和民用的建筑都必须采用洋松

绘制图样，才能核准给予建筑许可证，同时又办厂设店，大量制造西式家俱应市，为洋松开辟新的销路。这样一来，使南号木行运销的建木无人问津，营业一落千丈。为了挽救经营，少数木行也不得不兼售洋松，搭配建木，更使洋松的

销量直线上升，全市木行营业额竟被洋松夺去了80%。南号的商运事业因而受到沉重的打击。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后，全国水陆交通阻滞，南北号经受各种打击已经困难重重，所置大帆船连年失事失修已存无几，此时又遭侵略军掠夺，事业更难维持。抗战胜利后，因轮运须缴纳捐税，南北号联合要求装帆免税，虽然获得允准，但其它各项捐税叠加，市面不景气现象日增无已，业务萧条，朝不保夕，从此，在宁波商业和航运事业上夙负盛誉的南北号商业船帮只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名称。

史料来源： 本文根据洪宸笙、芦国辅先生生前回忆的材料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撰写而成。洪宸笙先生曾任南号广和木行副经理，解放后为宁波市第1-6届政协委员。

注释：

① 清，徐兆昺《四明谈助》(卷二九)。

② 人民交通出版社《宁波港史》113页。

③ 摘于安庆会馆天后祠内石碑，董沛《书宝顺轮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