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天津条约》，不但让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有沿海航行权，而且有内河航行权。1862年英商旗昌轮船公司成立之后，英商怡和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也相继设立。中国的航运业几乎为外商所垄断，“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之红单船，全失其利”①，依靠旧式航运为生的船商船民纷纷破产；清政府的漕运也面临困境。封建官僚中的洋务派鉴于此，乃谋划兴办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的创办与宁波分局的设立
经过一番筹备，招商局于1873年1月14日(同治11年12月16日)在上海正式开办。初名“轮船招商公局”后改为“轮船招商局”。筹办之初，李鸿章奉旨拨户部直隶使饷局存款制钱20万串作为官借资本，并确定“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官督商办”的方针，拟定收商股百万两。(接至1873年7月招得商股47.6万两，到1881年招足100万两，1882年又招100万两，共200万两。)
招商局成立后，始隶属北洋大臣专管，委任唐廷根为总办，徐润、盛宣怀、朱其昂为会办。唐、徐专管客货揽载，朱专管漕运，盛为李鸿章亲信，代表官方督办局务。开办后不久，该局向英国购进轮船“伊敦”号一艘，接着又购“福星”、“永清”、“利运”3艘，共4艘。在浦东建码头一处。开办的第一年，即在国内外设立19个分局，宁该分局为其中之一。1874年,总局在宁波购置原英商广源洋行洋房一所，栈房二处作为分局局址。1875年开辟沪甬线，同时在宁波建造码头。是年六月初六，总局派“德耀”轮加入宁波运输业。不久又派“大有”轮行驶宁波。这是招商局在沪甬线上最早航行的轮船。1877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产业(包括轮船及其他设备)出卖给招商局，该公司在宁波的码头、仓库也归宁波招商分局所有。“大有”轮行驶没多久损坏，总局于1878年派3000吨级的“江天”轮行驶沪甬线，成为我国第一艘定期定线客货轮，业务渐趋正常。之后，分局于1884、1888、1892、1900、1901、1916、1923、1924年在宁波及镇海陆续添造码头、仓库和住房，初具规模。
“江天”轮在沪甬线上一直航行了40多年，到1921年,招商局添购“新江天”等轮多艘，才由“新江天”代替老“江天”行驶沪甬线。(老“江天”改走长江线，1931年因残旧停航，1937年被日军掳走。)“新江天”也是三千吨级的沿海客货轮。
从与洋商竞争到与洋商勾结
招商局的开办，旨在打破洋商在我国航运业中的垄断地位。因此，一开办就招致与外商的竞争与矛盾。美商旗昌与英商怡和、太古等勾结起来，用跌价竞争对招商局进行打击和排挤，一时招商局颇有难以招架之势。李鸿章为了维护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与利益，竭力扶持招商局，将大量漕运拨交该局承运，1873年就达到30万石之多，以后逐年增加，最多时年达60万石。1877年起，又明确规定：江浙两省漕粮须分四、五成拨给招商局轮船承运，不得短少，这样漕运倍增，利亦随之倍盈。招商局购买旗昌轮船等产业后，李鸿章又下令：“凡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应需轮船装运者，统归局船照章承运。”除了在运输上给招商局以支持外，李鸿章还多次给招商局以贷款，并对这些贷款，一再延期归还。如招商局购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全部产业(包括16艘轮船及仓库和码头)需220万两银子，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权威，立即向各省及海关筹集100万两银子，同时又拨官款50万两给招商局。由于有这一系列措施，招商局在初期总算勉强敌住了洋商的竞争。
然而，洋务派并没有从这场较量中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而是在洋商的排挤、打击、竞争之下吓得心惊肉跳，向洋商求和妥协。先后于1877年、1884年，1893年三次与太古、怡和订立“齐价合同”，规定三家轮船公司的船只在长江、沪甬、津沪等主要航线上实行统一运价，凡这些航线上出现其他轮船公司的船只时，要联合起来进行竞争；三家的运费收入、货源分配乃至轮船的只数及吨位，均规定一定的比例，不能擅自增加。这些协议招致了后来宁绍轮船公司的“宁绍”轮在投入沪甬线时，招商局竟与洋商联合起来削价竞争，排挤打击宁绍轮，妄图将民族企业扼杀在摇篮之中。幸好宁波人民迅即动员起来，组织了航运业维护会，捐集10多万元，补贴宁绍公司；同时，华商相约将货物尽量交宁绍公司承运，这样，宁绍公司总算站稳了阵脚。于此可见，官僚资本与洋商沆瀣一气之一斑。
前期招商局中的黑幕举隅
轮船招商局是在李鸿章主管下创办的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但发展艰难缓慢，除了有外商竞争的原因外，主要是管理不善，本身腐败性严重。例如：
1、开办之初“购第一船‘伊敦’，船大而旧；第二船‘福星’，舱通而小，均即沉溺。余船合用者少，致连年皆有漂没，而购买价值反较洋行新造之头等好船尤贵”。②
2、1877年收买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所有轮船、码头、栈房，更是黑幕重重。旗昌的轮船及其他设备已经陈旧，不足以与英国人的轮船公司竞争，因此决定全部出卖，盛宣怀等人却以高价买下，从中取得巨额佣金。后来虽经揭发，但由于李鸿章的庇护，事件没有下文。
3、从1884年中法战争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16年间，盛宣怀多次玩弄将招商局船向外国公司卖出买进的把戏，从中渔利，李鸿章均听之任之。
4、1915年盛宣怀死后，董事傅宗耀(筱庵)内勾结局内一部分股东，外依附北洋军阀和上海领事团，把持局务，大权独揽，营私舞弊，管理更是混乱。单是驳运一项，不是局中自办，而是由分局长、科长、栈长等出资组织的“鸿昌公司”承包，五年内每年约付1万两。(该款可购驳船十多艘)另如各轮用物，皆由傅宗耀经营的“祥大源”五金号承包，每年浪费平均在10万两以上。
5、1926年7月军阀孙传芳发动战争，抗拒北伐军东来，征用招商局江轮9艘，调兵运械，9月间，江永轮船停泊九江附近江面，充作水面军械栈房，因不慎军火爆炸，全船焚毁沉没，船员88人遭没顶之灾。
正因为弊端百出，“轮船招商局虽为我国唯一之大规模航业机关，创设在日本邮船会社之先，50年来，绝少发展，邮船会社之航线已遍布全球，招商局则依然局促于长江及南北洋三航路。③”虽然，在1880年前，招商局的轮船曾试航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美国，但均以没有竞争力不能继续下去。到1927年初，由于连年积亏，傅宗耀已陆续将总分局全部产业向上海外商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抵押，借款600万两，每年要付利息50万两，全局几乎濒于破产，傅宗耀畏罪潜逃被通缉。
从“官督商办”到收归国营
1927年春，北伐军相继光复上海、浙江后，国民党政府曾派员成立清查整顿招商局委员会。同年10月，清查告一段落，国民党政府派交通部长王伯群兼任招商局监督，委参事赵铁桥为监督办公处总办。1928年2月接管招商局，着手改组，原来的各部门负责人一律撤裁。宁波分局局长严子均亦被撤职，改派何嘉猷接任。1929年何嘉猷与温州分局局长张一鸣对调。
1930年夏，赵铁桥被暗杀，交通部先派航政司长李仲公到沪代替，9月派郭外峰正式接替，1931年郭外峰病故，由刘鸿生接任总经理。 1932年11月发还商股资本，收归国营，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僚资本。
从1932年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招商局范围扩大，业务有所发展。以1936年宁波分局的码头与仓栈建设，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在宁波的码头与仓栈比较，已不相上下。招商局码头长79.8公尺，码头前沿水深4.4公尺，太古的码头虽略长，但前沿水深一样，仓栈方面，招商局容量达3700余吨，太古仅2600多吨。码头装卸衔接情况也较前进展，驳船、人力车、汽车可直达码头，轮船的淡水、煤、油均用驳船运送。以1935年为例，码头年通过轮船达145艘次，载物约38万吨，比太古多11万吨。
从1937年上海“8.13”事变到1940年,国民党政府以“防止敌舰侵入计”为由，强令征用全国各轮船公司的轮船、趸船沉塞港口航道，全国先后有87艘共11余万吨轮船凿沉在各港口要塞，其中招商局的江海轮船被凿沉的有14艘，约28000余吨，行驶于沪甬线的“新江天”(3640吨)轮被沉入甬江口。
1941年4月19日日军侵占宁波后，宁波港的正常贸易即告停止，招商局被接收。在江北岸先后成立了日军势力控制的“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和汪伪势力控制的“中华轮船公司”。
从抗战胜利到宁波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招商局在宁波的原江天码头及其附属设施浮桥等已全部坍毁，无法靠船，镇海的一座趸船，船底已烂穿漏水。至于仓库、办公楼等只剩下空架子，连门窗、地板及其他器物均被毁坏，或被劫掠一空。招商分局实际上只剩下一个招牌。到1946年9月，修复了原江天码头(铁壳木面，长46公尺)，12月又在旁边接长一只水泥趸船，在镇海修复码头一处(铁壳木面，长52公尺)，到1947年7月，宁波分局还只有码头两座，仓库五所，总面积约1670平方米，可容纳货物约6000吨。此外，便是两座雨棚，用来临时堆货、候船及售票。到1948年，码头增至7座。
关于轮船运输方面，抗战后全国仅剩下江轮450余艘，约8万余吨，海轮则大多丧失，船舶吨位比战前减少了87%。招商局鉴于沪甬线历来是国内主要航线之一，于1945年冬先后租民营公司的“江风”和“舟山”两轮投入沪甬线，定期开航，每日轮流。但江凤轮没有行驶几个月，即退出。1946年3月，改派“江建”轮行驶，同年5月“江亚”轮又正式投入沪甬线，并恢复战前弯靠镇海。10月又增添“江静轮”。至此，江亚、江静成为招商局的客货班轮，也是沪甬线上的主要客货运。江亚轮原名“兴亚丸”，江静轮原名“宁波丸”，是日本投降后，招商局在汉口接收的一批日轮中的两艘。江亚轮总吨量为3363吨、正式客位1236个，江静轮总吨量3764吨，正式客位1266个，比江亚轮略大。江亚轮于1948年12月3日沉没后，招商局于1949年2月又派“江宁”轮与江静轮对开，3月间又增开“江平”轮。据1947年1月至1949年4月的28个月统计，宁波招商分局平均每月进出口船只为10多航次，进出口货运量约9000吨左右。旅客流动较多，平均每月进出口达85000多人。沪甬线的客运量在招商局所辖全国各航线中居于首位。
全国解放前夕，作为官僚资本控制下的招商局(1948年曾改名为招商局轮船股分有限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手中的一个军运机关。招商局所有船只，多时竟有80%投入军运，供蒋介石集团打内战和溃退时调遣。招商总局和各分局分别制订了所谓“应变计划”，将财产、船只和各项设备以及文卷档案转移到台湾。宁波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将招商局的江静轮和江建轮及一座水泥趸船和镇海的两座趸船码头拖到舟山，宁波招商分局的轮船也均被掳走。宁波解放后，仅留下3座简陋的铁壳木面趸船浮桥和几间仓库。解放后对招商局的接管，实际上也是一个空架子。
注释：
① 见《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138页。
② 见《洋务运动资料》第六册《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奏》。
③ 清查整顿招商局委员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