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青年时代起，接管父亲留给我的事业——行驶内江的“新宁余”轮船。我曾把自己的全副精力灌注于这一小小的事业中，但任凭我个人怎样努力奋斗，船工们怎样同心协力，我所遭遇到的恶运总是层出不穷。这是什么缘故呢?根本一条是当时政治的腐败，外侮内战，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由此而使我感到个人的命运系于整个国家，国好家才好。试看解放以后的航运业，天高风顺，万里破浪，与旧时的航运业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现在年过花甲，虽然不从事航运业了，但回首往事，既觉得有许多辛酸要吐；展望将来，更欣幸航运事业前景无限。为此，愿把我的经历如实介绍，请大家看看宁波过去航运史的一面。
言受激怒 办起轮船局
我父亲名叫裘锡九，慈溪裘墅人。他13岁到上海北货行学生意，后来居然能在许多行业兼有股份，银行钱庄也有股权。他开设杭州闸口造船厂，曾任闸口钱江轮船公司经理，(后来担任董事)，但他生活节俭，衣着朴素，而在事业上，却是个精于经营、善于计算的行业竞争中的老手。他在外面走，完全是一个极普通的老者，一点也看不出他的地位。在20年代后期，有一次他回乡探亲，为走近路，跳下火车改乘姚江小火轮，在石子道头前上船，距裘墅最近。船将到石子道头时，父亲请船员停车吊渡下船，那船员看父亲是个瘦黑老商人，其貌不扬，看不起他，不但拒绝要求，竟说：“要方便吗，去趁自己的船”。父亲不禁自言自语说：“要有一条船也好”。那船员听了，更加冷言讽刺：“你也想做船老板，哈哈!”就在这样一气之下，父亲就下决心办轮船了。经过一番筹划后，创立 “甬利轮船局”，调闸口船厂在江东设立大丰造船厂，自造柴油引擎钢壳船和趸船，在姚江主要地点买地建码头，取船名为 “宁余”(宁波至余姚)。他来往闸口和宁波，也带领我这个才13岁的独子一起，叫我增广见识。想不到7年之后，我就是这个事业的继承者了。
因为这条航线原有轮船行驶，同业之间免不了有一场竞争。父亲的办法是：1、以先进胜落后。对方轮船公司经理，是由四明银行宁波分行副经理郑时卿兼任，经济实力很强，但其轮船是木质燃煤蒸气机船，行驶慢，开支大，每拉一声“回声”，也得付代价(用高压蒸气)。我们起初就用一艘钢壳柴油引擎船，柴油价贱，船速快，动作方便，开支少。以后又看到以一船敌对方两船，不能压倒对方，马上又在上海快速造了一艘客船，容量较大，用的是新式“提塞尔”柴油引擎， 马力大、耗油省，这艘船叫“新宁余”。这艘船上阵后，就明显地占优势了；2、比消耗，抢码头，争旅客。因提塞尔引擎可随时发动，就采用突击开船，抢优点码头。而对方的蒸气机水要烧到定额高度才能开动引擎，为此对方不得不日夜保持炉温和蒸压力，不但增加了数倍煤的开支，还得部分改用优质煤。同时引使对方多拉回声(通知旅客轮船将到)，十多个埠口不停地拉叫，积少成多，也增加了燃料消耗和影响船速。加以我们的船载客多，行驶速、开支省，对方都不能相比，但一时还不肯服输。时当夏令，我们又想出一个办法，秘密在宁波和附近各地收购大批低档土毛巾，突然宣传乘船者每人赠毛巾一条。旅客一听到有毛巾赠送，纷至沓来，船船满载，对方想要仿效，一时也无毛巾可买。表面看起来，毛巾价和船票价几乎相等，其中奥秘就在于精打细算。因买毛巾有批发价与门市价之差，过帐与现金升水之差，又有旅客增多之数相积，两相乘除，并不少于原来收入。这样一来，对方完全被压倒了。优胜劣败，这是资本主义经营的一个窍门，关键完全在于运用。
竞争胜利了，对方派人求和，协调结果，同意让一条船航线给我方，共同营业。收入通平，互派检查，船上开支各自负担。双方各多余一船，自行处理。对方留下一艘“宁慈”，我方留下一艘“新宁余”，将”老宁余”出卖(以后改名“新永安”)。由此共同相安航行，甬利轮船局就稳稳的立足了。但总计已用了8万两(银本位)。从此，家乡裘墅镇外石子道头，特设了码头，便利家乡旅客来往。
年青继业 困难重重
我父亲所属事业繁多，但缺得力助手，事必躬亲，积劳成疾，终至不治病逝。那时妇寡子幼，无力经营遗业，由我叔父春水作主。将各店、厂贱价出卖或关闭，只留下甬利轮船局。那时我年17岁，退学入上海国民银行为实习生。三年后，叔父领我到宁波甬利轮船局接管帐目。想到七年前父亲创业时就曾把我领来，看来他早已有心安排了。
一个虚年龄仅20岁的青年，生长在上海，来到宁波，举目无亲，又学非所用，在复杂的旧社会中，要图生存，确非易事。虽然我是老板，但轮局原来有代理人，我管理了帐目，损害了代理人利益，他就在暗中弄虚作假。我因初来，明明知道，也只好当作不知，抱定宗旨，熟悉业务，虚心接近职工，渐渐的能够掌握一切了。那个代理人见不能为所欲为，就投向第三家同业——镇新公司，还煽动他们同我轮航线跌价竞争。我一计算，票价虽然低了，但旅客增加，还能相抵，也不放在心上，竞争将一月，对方已有亏损。这时我方合营的宁慈公司经理郑时卿年老志退，因吃足上次竞争苦头，见了烂草绳当蛇，自己退职，请刘四海做经理。刘四海也怕亏损，出面调停，提议由三家共营，各负开支，我因有职工支持，有恃无恐。提出要有优厚条件，结果决定：“营业额为镇新公司29%，宁慈32%，甬利39%”。我轮取得了胜利，这是靠的我轮有许多优势和职工齐心支持的力量。到”七七”事变发生，铁路中断，姚江长途单程营业突出，短途来回班如常，一段时间总营业额有所增加。
但是，战局一天比一天严重，国民党政府决定要封锁镇海港口，征集轮船沉港，我局也被征去一只。在实施沉船时，非常混乱，没有达到预定目的。我们被征去的船并未沉下，但蒋军征而不还，露出口风，想勒索一笔钱财。我没有办法，经多次说项，方得行贿赎回征去船只，恢复自航。经这一番沉重打击，我吐血生病，只好委人代管业务，自己到上海治病休养。那里料到，我所委托的代理人，竟与人串通。将我局轮船出租，改驶甬江线，到镇海口放客。他们名义上有一个公司，实际上是一无所有，利用我们轮船，白手拿财。我得悉后，只好抱病回甬处理。幸租期只打三个月，将到期满前我宣布要收回自办，对方再三向我疏通，愿意退还将近半数股份利益，续订租期。我因身体不好，为留些余地，才答应续约数月，又知道那个代理人把工人应得奖金尽入私囊，也通知工人交涉拿回。这一波折之后不久，宁波沦陷了。我在上海听说有好几只民船，于日军进攻时被炸沉于余姚相近，估计必有我船，但沪甬线交通断绝，无法前来，后来有一个船员绕道到上海向我汇报情况，才知我们的船还在小港，无人管理。于是，我冒险经定海乘帆船到柴桥，通过游击区和日军防区来到宁波。到了宁波后，找到几个船员，设法将船驶回，略有炸损。接着发生太平洋战争，柴油来源断绝，我轮无法复航，只好暂时入坞保养。我姐姐主张将船廉价出卖，我坚决反对，靠着停船后的一些存油度日，一直挨到抗战胜利。
虎狼当道 一片黑暗
抗战胜利了，大家都说“天亮了”。我也满以为黑暗从此过去，重新树立起恢复小小航运事业的信心。
抗战胜利时，宁波一带所存在的轮船不多，定海线已无船行驶。新宁余同新永安出坞后，就改驶甬定线，两轮对开航行。沪甬线由江亚，江运、江静等轮航行，沪甬温线由新宣华和江苏轮航行，岱山由岱山轮航行，内河各线，仍由原轮行驶。一时江北岸外滩又呈热闹景象。
那里知道，一些旧恶势力，与主管机关表里为奸，敲诈勒索更加明目张胆，上上下下，非钱莫行。做轮船运输业，要求生存实非容易。比如甬定航线，从宁波起，经各地到沈家门，就有十多道关卡，处处得化钱打通关节，否则就故意为难。如轮船业公会就有人仗势白手拿财，向几家轮船公司收“月规钱”，我们不甘心，有几个月不给，他们就唆使手下上门行凶，殴打新永安船员，给钱后就平安无事。平时执行正当业务，船工们也经常受到打骂，甚至被借故捕捉、敲诈、吃足苦头，真的是虎狼当道，一片黑暗。我没有办法，后来只好请一位在三北公司内的父辈朱先生帮助教导，介绍一位有背景的船员专办业务外交，参加了“宁波江北聚餐会”，又对主管机关人员按级暗中给月规钱，才算有了保障。
宁波将要解放时，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抢占轮船逃往定海去勾延残喘。这时，我们同行业中也有人把财产和家属安置到定海去，有个船员劝我也这样做，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目击国民党政权腐败透顶，又亲身吃过许多苦头，再也不会受骗上当了。临解放时，我邀请主要船员商讨防止蒋军劫持对策。为保持新宁余轮于解放后能继续航行，决定于船到定海后，借引擎损坏为名，到沈家门小港停泊，拆下零件藏放，留一名船员看船。果然，在宁波解放前一天，蒋政权将宁波所有能出海去的大小轮船全部掳掠去定海，还拖去趸船两只，同时强令内河各种船只全部远离宁波。这时，新宁余轮也不能例外，我目送它被掳劫开往定海，心里真是难过极了。幸好事先有了布置，船员们到了定海后，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一个月后，他们各自前来报告情况，知道轮船藏在沈家门小港内，我才稍为放下心来。
阳光照大地 政策暖心窝
1949年5月宁波解放了！东海之滨，阳光普照，我也和别人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但也不无有所顾虑，就是想着共产党对待我们的政策怎样?我有一个表侄，叫汪同雄，解放前已是地下党同志，也常来我家。我约略知道他的身份，暗中关照他要小心。我爱人也和邻居一位共产党员家属关系很好，那位共产党员不幸被捕，我爱人曾帮助他的家属与地下党机关联系及传送消息。我们都感到共产党同志非常可亲，同时也钦佩他们的革命精神，所以在解放时虽然心里有忐忑，但总的来说，相信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跟共产党走不会错，能够有美好的前途。宁波解放后没几天，表侄汪同雄就来看望我们，他是首先入城的人员，参加了城市工作。他要我出来做些事，我因为自己的船还在定海，少数船员也在定海，暂时不便出面。我家住在新江桥相近，为避蒋机轰炸，我把油类和家具搬移到家乡裘墅镇和石子道头去，自己和家属留在宁披。白天离家避飞机轰炸，夜里回家休息。不料当时有人向裘墅村长报告，竟说新宁余船在定诲，是“官僚资本”，村长听信了，同意没收我所藏油类，坏人乘机强取数桶。我接报后，一面向慈溪县说明情况，一面向市交管局航管处报告经过，要求依照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处理。这件事，只有三天工夫就很快解决。在处理过程中，既没有公文往返的各种繁复手续，上下各级同志接待态度也很好，对强取油类的坏人，立即追还部分油价，并逮捕处理。我看惯国民党机关人员的官僚作风，受尽他们敲诈勒索之苦，现在看到共产党办事这样好，既公正，又快速，对比之下，禁不住心里默默想着；共产党真正是为人民办事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是可以做更多为人民服务的事情了。
我这样想，也这样做。当我于解放后仍在航运方面服务时，除了平时认真对待工作外，有两件事比较可以提一提。
一是在解放初提出用汽车引擎改装于木帆船上，解决了内河通航问题。那时蒋帮飞机到处肆虐，看到汽车，轮船，就用机枪扫射甚至丢下炸弹。如江利轮在甬江行驶，中途被炸，死伤了几个船员和旅客，因此轮船不敢行驶，不但旅客受阻，支前也受影响。汪同雄同志和我谈及此事，我请来几位船员商议，认为可以利用蒋军丢弃的坏卡车，把引擎拆下来改装于大木船上，来通航内河。因木船目标小，不会引起蒋机注意。航管处同意这个办法，立即批办。我们在蒋机空袭之后日夜改装，在短时间内就使内河恢复通航，其他航轮部门也同样利用木船装机开航。定海解放后，我同船员们立即把新宁余轮安装好拆下的零件，恢复航行沿诲。这是宁波解放后航行沿海的第一艘轮船。
二是建议接长新宁余轮船船体，在不增加燃料及其它开支情况下，净吨位约增加一倍，做到了增产节约。要接长船身，有许多技术问题。我仔细地分析了船身情况，大胆地提出施工方案，在领导上的鼓励与支持下，由各工种工人同志密切配合，提前完成了施工任务。在接长船身工程后期，我接到通知，到工商联第一期政治学习班学习。学习完毕后，航管局安排我到所属宁波船舶修造厂担任材料课长工作，离开了轮船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