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位于东海之滨，本是海产丰富的地方，可是在那洋货充斥市场的年代，洋鱼也照样倾销到宁波。倾销的外鱼中为数最多、摧残我国渔业最烈的是东洋鱼。
东洋鱼，原名为盐鳟(夕三)，俗称为萨门鱼。由于“宁波人一向称日本为东洋，而该鱼系由日本人运来倾销，所以便称之“东洋鱼”。
东洋鱼在我国开始试销，是在1906年间，最初先由日本财团三井洋行和另一家林木洋行，从日本驶华的轮船带运几十包(用草包装，每包l00磅)，在上海苏州河老港一带，另星免费赠送，给行驶于杭嘉湖及苏常锡的小火轮上的老大、水手、伙夫及乘客尝尝滋味，观察是否适合我国人民的口味。之后，探询得东洋鱼适合我国人民群众的胃口，于是，日商洋行便向北海道水产株式会社采购几百包装运来华试销。但等到鱼货运到上海，因上海人对这种咸鱼毕竟还不了解，上市兜售，乏人问津，弄得日商束手无策。后来经海味行业人士出主意，向小东门十六铺一带的鱼行业洽商，由他们代销，鱼行不负盈亏，从中抽取佣金，同时装运几包到宁波试销，以打开销路。初期销量为数不多，只在宁波、绍兴、杭州、加兴、湖州及上海四郊等处销售。后来，由于此类鱼久藏不坏，加上宁波人喜欢吃咸鱼，把它切块盐在甏罐中，随时可取食。因此，在宁波市场上销量日趋扩大，1911到1912年间，宁波老江桥堍头及各处航船埠头，到处有鱼贩叫卖东洋鱼。几百包东洋鱼，顷刻销罄。
东洋鱼在我国倾销之数量，从1906年试销开始时的几百包，逐年增加，由几百担、几千担至几万担，到1920年，每年进口数量已超过10万担，1921到1931年问，更是直线上升，年达三四十万担。除了东洋鱼之外，还有加拿大温哥华出产的咸青川鱼，每年装运我国倾销的数量，亦从几百担、几千担而至几万担，最高峰时年达三四十万担。两者合计起来，约70多万担，以平均批价每担5两计算，每年外流白银达350万两。再加上高价之鱼翅、干贝，海参等，白银外流数字相当惊人。
东洋鱼在中国畅销后，日商以有利可图，于1912—1913年间又开设了“大仓”洋行，行址在上海汉口路原外国坟山后面，以后又有“日华”商行等。大仓是中型洋行，以经营海产为主要业务(包括干贝、海参、鱼翅、鱿鱼、海带、咸鱼等，其中以东洋鱼为主)。该行业务主持人为日本人若林忠雄，华人买办是宁波人庄坤泉，跑码头人员为施安庆(庄的表弟)。1922年，若林忠雄以东洋鱼业务获利丰厚，便带了几个日本职员和施安庆离开大仓，另行开设日商“泰新”洋行，提升施安庆为买办，把大仓洋行所有的东洋鱼业务全部抢过手来，垄断了东洋鱼的经销，操纵了日本与中国两地的价格及货源，施安庆当
上买办没有几年时间，就在宁波咸仓门的老家祖基旁边建造起前后两进的住宅洋房。
在东洋鱼倾销我国的20多年中，中国人民曾出现过多次抵制日货的斗争。
1911年冬天，由于东洋鱼在宁波旺销，造成我国出产的咸鳓鱼(又称咸力鱼)销售大受影响，直接威胁沿海地区渔民的生计。于是市上出现了一种传说：如果人们将东洋鱼和糯米饭一起吃下去，就要中毒身亡。一时，市上越传越玄，凡有购存东洋鱼的居民，都纷纷将它倒入下江或河里，使东洋鱼生意一落千丈，一度无人问津。
以后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及1925年“五卅”运动中，随着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高潮出现，宁波人民也曾冲击了东洋鱼的销场。声势最大的一次是在1932年，宁波半边街“宏源”咸鱼行与英商“安利”洋行勾结，从上海运进一批东洋鱼，当时正是宁波人民抵制日货热潮之时，群起反对，声势浩大，终于没有在市上销售。(详见本辑《宁波人反对东洋鱼进口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