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宁波航政机构

　  我国航政设局，始于1932年。航政局主要业务是船舶的丈量、检查、登记以及其他有关船舶航行业事宜。这些业务，是从海关方面分割出来的。当时的海关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经过中国人民历次的反帝斗争和一再要求收回国家主权的呼声下，才划分了航政与海关的权限，沿海重要港口如天津、上海、广州和长江中游的汉口等地建立航政局。与其相毗连的次等商港，都设办事处。隶属于上海航政局的有海州、宁波、温州、南京、镇江等办事处。

　　交通部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开始建立时的办公地点在镇海。主任周鉴殷，技术员刘曼思。技术员在办事处是个重要职务，负责丈量、检查事宜，当时船主(长)、船员都称他为验船员。1935年，办事处搬到宁波，借英国领事馆余屋办公。

　　1936年,主任周鉴殷去职，毛绍遂为主任，刘运中为技术员。后又调屠宗声接替刘运中为技术员。那时，木帆船多在镇海停泊，为了工作便利，办事处又搬到镇海。1937年又搬回宁波，在桃渡路办公。由于办事处在镇海和宁波两地搬来搬去，当时的人们又把交通部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称为交通部航政局镇海办事处。1938年，主任毛绍遂免职，李永庆接替为主任。李永庆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造船。那时的技术员，名义上是李永庆的哥哥，实则由李永庆自兼验船之事。1941年4月，日寇侵占宁波，李永庆避难到姜山。在这以前，他早已派代理技术员陈惠良去海门，派壮福幸去石浦以安排出路。宁波沦陷后，海门也接着被日寇侵占，陈惠良只得直奔上饶找门路、拉关系，通过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与逃避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取得联系，把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改为交通部直辖的宁波航政办事处，同时还另设交通部直辖的海门航政办事处，主任与办事人员不过五、六人，都是兼任两处职务，名义上宁波、海门是两个办事处，实则二而一者也。办公地点最初是在距离海门六七里的葭沚地方。那时，日寇虽然侵占海门半个多月后就退出，但风声鹤唳，惊耗频闻，办事处多次受惊而搬迁；由海门到黄岩，再由黄岩到温岭的泽国。1942年主任李永庆调江西造船处，由马子良来接任。1944年马子良去职，

　　李锐继任。那一段时期的技术员都由陈惠良担任。

　　宁波沦陷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汉奸政府，设宁波航政办事处于宁波天妃宫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于9月2日正式签订投降书，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当时我患病在重庆，接到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部长俞飞鹏的通知，要我立即和陈戌鼎跟李孤帆到上海，接收上海航政局。李孤帆被任命为局长，陈戌鼎为业务科长，我原想当总务科长，由于与李孤帆素无渊源，只被任命为“额外秘书”①，另派李孤帆多年好友尤某(忘其名)为总务科长。后因添设秘书的报告未获交通部批准，只好派我来宁波接收宁波办事处。

　　李孤帆等人到了上海后，立即动手接收上海航政局。可是该局原无家底，其房屋早已被其他机构占去，李孤帆借公济私，想在惇信里搞一幢房屋作为公馆，结果也落空。最后，上海航政局只好借用招商局房屋和家具进行办公。

　　我于1945年10月到宁波，接收宁波航政办事处。可是交通部直辖海门航政办事处主任兼交通部直辖宁波航政办事处主任李锐，早已派技术员陈惠良到宁波筹备恢复航政事宜，他们拒绝移交，致使交通部不得不于1945年11月下令撤销前直辖的宁波和海门航政办事处，将李锐撤职查办。1945年12月1日，我借宁波江北岸平安轮船公司房屋，恢复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工作。1946年元旦，迁到宁绍公司楼上办公。办事处组织简单，除主任外，有技术员陈惠良、屠宗声，科员朱锦瑞、邬在晋、孙连堂(后去香港经商)，会计金南浩，事务员王谟明、施仁尧，翁经铨、魏祯祎，共计11人。

　　194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宁波。同年5月30日，宁波市军管会财经部交通处接管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留在宁波静候接收的我和办事处职员全部留用。

　　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建立以来，并无建树，据我所知，被上级嘉奖的是二次亲美活动。那时国民党政府接收工作完成后，发表格评奖，上海航政局把交通部的表格转到宁波办事处，嘱令尽量填报。宁波办事处在工作上无可填报，后来由技术员陈惠良提出：1945年11月和1946年1月美国军舰两次访问宁波，宁波各机关借通商银行会场大事欢迎，使美国官兵极为高兴。第一次是陈惠良代表办事处去参加，第二次由我和陈惠良带了翻译到美国军舰去观摩，讲些恭维之词，在宁波军政界中传为“佳事”。就把这二次亲美活动填在表格上，结果我和陈惠良都领到奖状。

　　历届办事处主任除李永庆外，其余都是门外汉，业务上得过且过，热衷于争权夺利，与招商局等单位互相磨擦生事。技术员出去工作，认真地验船的不多，乘机敲诈的不少。解放前，宁波的航政机构其素质如何，由此可见。

失而复得的宁波引水主权

　　引水权是港口主权的体现。宁波引水界限，是从江北岸到镇海口外七里屿的11海里港道上，但清政府辱国丧权，把宁波海关连同引水权一并出让给外国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在宁波开始任命洋人为税务司，立“新关”、“置理船士。厅”(后改为港务长)第一任宁波海关税务司是英国人华为士,华为士控制海关后，即制订浙海关关章宁波引水分章，规定“凡商人欲派轮船往来宁沪须先报明税务司”，“引水宜听制于理船厅”。还规定船身长150英尺以上的船只，中国人不能当船长。引水员也都要由外国人担任。中国人只能在船上当泰利(英文译名，即理货之意)、茶房、水手、船工等职务。

　　1868年浙海新关即宁波海关又订立《宁波口引水专章》15款，其中规定：“凡考试合格派充引水员的人应赴税务司，由税务司代地方官发给引水字据”。显然，殖民主义者把持了引水员的选任权，等于牢牢地掌握了宁波港的引水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宁波港引水员有3人。除华生外，斐尔倍和爱克林都是英国人。这两个英国人常酗酒滋事，在执行业务中常常发生撞船、搁浅等事故。1921年，英国籍引水员酗酒后，把应该引向游山里面的一艘满载中国货物进口船，糊里糊涂地引到游山外面，结果船搁浅，船底漏水，船舱里的白糖全部溶化。在宁波专章上明确规定：“凡引水人不安本分，酗酒闹事，以致所引之船损坏，或因此而有履险之事，……将其执据撤销。”而当时的政府竟不敢作声，引起了广大航业职工和社会爱国人士的强烈抗义和反对，迫使当局不得不向税务司提出撤换这二个英国籍的引水员，选拔熟悉航道的中国人当引水员的要求。那时，税务司和港务长与英国籍的引水员之间也有矛盾，见群情如此激昂，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为了取回引水权，当时航业界中颇有声望的周裕昌②和顾夏生③前来参加引水员的选拔考试，但海关关章规定“引水应试人员不得超过45岁”，而周裕昌和顾夏生都是年近60的人，他们为了应试，剃去胡须，显露出体健力壮的身材，的确不减壮年风度。经考核合格，成为宁波港第一代中国引水员。后来，港务长也改为中国人担任。第一个担任宁波港务长的中国人是柯秉璋。

　　周裕昌和顾夏生为要把引水技术传授下去，精心培养忻春泉④、徐志良⑤王兴发⑥三人作为接班人。6年后，周裕昌与顾夏生相继去世，忻春泉、徐志良、王兴发三人也先后学徒期满成为引水员。王兴发当引水员不到一年就病死。忻春泉和徐志良又把引水技术传授给江良孚⑦和李高●⑧。抗日战争胜利后，忻春泉患神经病，不能执行引水业务，宁波港引水员只有徐志良、江良孚，李高●3人。

　　1937年，日军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爆发，11月5日，日舰炮击镇海城，宁波防守司令王皋南即奉令封锁镇海口。先后将21艘共2万余吨大小船只沉入甬江航道，筑起了一道所谓“海底篱笆”的防线，把主航道阻塞，中间留一道口子，进港船只只能在镇海口外停泊待驳。这样做，封锁了中国的船只，却封不住外国商轮。当时，英国、美国的美孚、亚细亚油轮通过外交手段，照常可以从留出的口子里运进柴油、汽油、煤油，把囤积在宁波的货物装出口，让外国人发了财，给引水员的工作带来万分困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招商局于1945年冬季租用总吨位1050吨的江凤轮，派甬港引水员江良孚试航沪甬线。此后，民营的舟山⑨、大华⑩、穿山11、江苏12等轮船也参加沪甬线航行。1946年夏季，旅客日增，招商局改派3000吨以上大轮船行驶沪甬线，穿山和舟山两船改航他线，大华轮船改为由上海开温州转宁波，江苏轮船改为由上海开海门转宁波。那时，江良孚为江亚轮船船主，李高●为江亚轮船领港，徐志良为江静轮船领港。因三位甬港引水员，都经常在船上工作，宁波航政办事处只好与江良孚等三人约定，如有大轮船进港，得到办事处通知后立即抽派一人前去引领。这样处理引水问题，很不恰当，但事先没有培养出较多引水员，临渴不及掘井，只能如此。好在那时侯进甬港的大船在10呎以上的，一个月里只不过几艘而已，所以还能得过且过。

霸头横行的宁波码头

　　解放前，宁波江北岸外马路轮埠栉比，其规模较大的有官营的招商局、民营的宁绍、三北和外国人经营的太古等轮船码头。这些码头都被封建霸头所霸占，成为地痞流氓作恶之场所，旅客安全没有保障。把持招商、太古码头“小工头脑”是屠阿根13；把持三北码头的是贝春伦、林世富与朱久生14，把持直放码头15的是竺礼达；独霸美孚油栈码头则为黄岩人蔡四梅。这些家伙各据一方，横行霸道。他们一面充当帝国主义和地方上反动头子的走狗，一面压迫码头工人，还巧立名目，如把码头装卸费分割为起舱费与装卸费等等，增加额外收费，剥削商旅。

　　抗日战争初期，宁波码头霸头朱桂棠，投靠鄞县县长兼宁波警察局局长俞济民等，当上了情报队队长、江北壮丁训练队队长、宁波码头工会会长，在码头上喧赫一时，为当时的三十六股党首领16。他把原来按照规定由轮船公司代付的装卸费，改为由旅客直接付，以便随意向旅客商家敲诈勒索。尤其是在镇海口封锁后，朱桂棠等人，勾结王皋南、俞济民，组织宁波驳运公司，强行规定凡在镇海口外停泊的商轮和“野鸡船”的货物，必须由宁波驳运公司承办进出口，他人不得染指，以便垄断专利。但停泊在镇海口外待驳的货多，而该公司所备的驳船少，船的吨位又不大，船的速度也很慢，以致停泊待驳的船常有10只左右，有时超过20只，有时待至半月方得起驳。客商损失不堪言状。不仅如此，他们还借建设抗日工事为名，在进出口货物和往来上海旅客的水脚、驳运等费中加上百分之十的应变费。事后仅仅在宁波江北岸沿江一带建了几个碉堡，其余的钱都被他们侵吞、私分。

　　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朱桂棠等人跟俞济民部队在宁海一带“游击”，但暗中与日寇、伪军相勾结，他们的爪牙仍然在宁波码头上为非作歹。

　　抗日战争胜利后，霸头屠阿根儿子屠文元继承父业，在朱桂棠幕后操纵下，一跃而为宁波码头工会会长，两人一搭一挡，狼狈为奸。那时，虽把起舱和装卸两费併而为一，但暗中向客商刁难勒索更甚于前。屠文元副手王瑞卿把持生意最好的招商局码头，借轮船到码头至开船前装卸工作必须完成作业的时间差，以不能当班装出和不能当班起舱为藉口，要挟和恫吓客商，进行敲榨勒索，直接向客商委托的货运中间人的报关行，收取了高于应收装卸正费10倍至30倍的补贴费。如不称他们的心，就把出口货物经旬累月堆积在码头上，进口货留在船舱

　　里不予当班卸货，使其重运二三个班次。招商局因装卸设备不好、技术差，对这种恶劣现象，只好置若罔闻。宁波航政处，因这帮霸头有黑后台，也不敢过问。报关行为取得中间利润亦偏向霸头，客商们无处告状，只好任其敲诈。

　　这批霸头对一般旅客，小商小贩也要乘机勒索。那时，来往沪甬航线，做小本贩卖生意的“单帮”众多，沪甬船票供不应求，而招商局又要把保留部分船票，专以应付各机构及其亲友的需要，因此造成一般旅客购买船票困难，与霸头勾搭一起的“黄牛”，乘机活跃起来，挤在售票处抢购船票，使旅客无法购得船票，只好用高出船票价二三倍的价格向“黄牛”购买。旅客的行李也强行搬运，乘机勒索，小件行李、收费之高，令人吃惊。

　　这批霸头，依仗黑后台的支持，对一般官吏也要敲榨。例如宁波货物税局局长徐行初，在1948年春季初到任时，江东地区霸头之一孔祥辉硬向他介绍职员，未遂其愿，便派人在深夜用人粪狙击他，过几天再提出要他任用所介绍的人，他仍不理睬，孔祥辉即用手枪子弹附在信内向他警告，使徐行初恐惧万分，求救于周大烈、金廷荪等人，才得平安无事。

　　那时，我身为航政局办事处主任，也吃了霸头的亏。1948年冬季，我由奉化家乡买一船柴爿。船到桃渡路埠头，我派人去搬。这个埠头的头脑(屠文元的爪牙)不允许，一定要由他们代为从船上搬到船埠头后，再让我自行搬运，并要索取相等于由奉化运到宁波80里水程运费的所谓卸货费。我当然不愿意，他就不许你搬运。相持半天，没有办法，只好向霸头屠文元说理，结果还是先由他们搬一搬后，再由我们自己去搬，卸货费打个对折，算是给我这个航政办事处主任一个大面子。

宁波航线事故叠出的原因

　　宁波航线事故较多，其中骇人听闻的是“景升轮惨案”和“江亚轮惨案”，旅客遇难3000余人。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种种，其中之—是航政机构的腐败无能。

　　景升轮惨案发生于抗日战争爆发之时，遇难旅客387人。宁波航政办事处既没有防患于事前，又不作相当措施于事后，竟使这一骇人惨案不了了之，足以说明对人民生命财产置之于度外的官僚主义作风。17

　　江亚轮惨案发生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三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上海航政局局长是李孤帆，他世居宁波江北岸扬善弄，北京大学商科肄业，信奉天主教，与法学界关系密切，曾任上海华中建筑公司经理，上海物品交易所总务科长。1927年，在上海担任过清查整顿招商局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抗日战争末期，在重庆任中国、中央、交通、农业四大银行总管理处专员。抗日战争胜利时，由于胡适的关系，调为上海航政局局长。他自鸣不凡，认为招商局部分业务受航政局节制，藐视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就当时制度而言，招商局是业务机构，航政局是行政机构，在事务上招商局应受航政局指导，可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年代里，往往以主其事者的势力而转移机构的权力。航政局在交通机关中是后起的，根底浅，设备差，组织也不健全，与招商局有天渊之别。那时，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绍兴人)也不是无势之辈，抗日战争前曾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上海电话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抗日战争后期，任招商局总经理之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到上海，与流氓头子杜月笙沆瀣一气，声势吓人。因此，航政局在事实上反仰鼻息于招商局，遇事掣肘，不能行使职权。两局之间为争权夺利而互相磨擦。那时，招商局在全国各航线中，收入最高的是沪甬航线。航行该航线的江静和江亚两轮，排水量均在3000吨以上。乘客的定额都是2000多名，但沪甬之间旅客多，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出售的船票，供不应求。招商局超额载运旅客，航政局以章程规定不允，双方只为载客数量的多少而争吵磨擦，却从不考虑和采取妥然解决办法。后来，李孤帆去职，徐学禹就推荐他的船务处处长黄慕宗兼任上海航政局局长，从此权力集中，任所欲为。1948年12月，江亚轮超额运载旅客，在中沙岛沉没，造成2000余人死亡。18航政、招商两局事先争权夺利，继则官官相护，对此惨案，难辞其咎。

　　作者：许祖衡，奉化人，生于1900年，朝阳大学肄业，1945年起任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主任，解放后任浙江省航务局宁波办事处副主任，直至1954年退休。

　　注释：

　　① 原编制中无秘书名额，任命时只好称额外秘书。

　　② 周裕昌是浙海上唯一的超武号巡洋舰大副。

　　③ 顾夏生是行驶五头山的镇北轮船长。

　　④ 忻春泉是行驶长江的顺盛轮船船员。

　　⑤ 徐志良是顾夏生的帮手，顾当镇北轮船船长，徐为大副，顾当引水员后，徐升船长。

　　⑥ 王兴发是行驶长江的长兴轮船大副。

　　⑦ 江良孚是定海水产学校毕业生，当船员多年。

　　⑧ 李高●毕业于宁波斐迪中学，当船员多年。

　　⑨ 舟山轮船是刘鸿生为董事长的舟山轮船公司的船，总吨1050吨。

　　⑩ 大华轮船是郑锡棠独资经营的平安轮船公司的船，总吨1050吨。

　　11穿山轮船是孙衡甫为股东的穿山轮船公司的船，总吨1050吨。

　　12江苏轮船是顾宗瑞经营的泰昌祥轮船公司的船，总吨700吨。

　　13屠阿根父亲屠宝生是霸头的副手。屠阿根儿子屠文元也是霸头。

　　14朱久生父亲朱大毛，山东人，清朝后期来到宁波，体壮力大，性格凶暴，是个恶霸，朱久生儿子朱桂荣也是有名的霸头。

　　15是专装煤、炭、竹木的进出口“野鸡船”停泊之地。

　　1636股的名称是由几个霸头按股分利的股数而来的。

　　17本辑《镇海关沉船封港》一文，对景升轮惨案发生经过有记述。

　　18详细情况，请看《宁波文史资料》第4辑127页《江亚轮沉没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