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善根

    1991年9月23日，一代船王包玉刚在香港不幸病逝。消息传出，各国政要如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马卓安、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与各界人士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并对船王的一生予以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唁电中说:惊闻包玉刚先生病逝，深为悼念。先生热心祖国建设，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希家人节哀珍重！港督卫奕信爵士在相关声明中表示:“包玉刚爵士是本港一位著名商人，他可能亦是第一位真正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本地人士。”汇丰银行主席浦伟士则认为，包先生可靠的商业信誉和国际的知名度曾帮助香港登上世界舞台。
　　包玉刚口碑载道，几乎众口一致的好评并非偶然。有评论认为:包玉刚盛名的背后，是一部白手兴家的创业史，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话；他的创业和成功历程，堪称一部波澜壮阔、辉煌壮丽的史诗，也足以令每一个外国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世界船王”
　　1918年11月16日(农历10月13日)，包玉刚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庄市钟包村横河堰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父亲包兆龙继承祖业，常年在汉口经营平和鞋帽庄。母亲陈赛琴出自甬上名门，是一位贤淑节俭的传统女性。
　　1926年9月，包玉刚进入由镇海人、已成为上海五金大王的叶澄衷在家乡创办的叶氏中兴学校读书。在这里他勤奋好学，为后来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1931年小学毕业的包玉刚离开家乡赴外学做生意。他先在父亲包兆龙经营的汉口平和鞋帽庄学艺，后进入英商安利洋行保险部做实习生。这期间，他在工作之余到夜校学习会计、英语等课程。1938年，包玉刚从汉口去上海加入中央信托局。1942年后，相继担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经理、重庆分行经理，上海市银行营业部经理、副总经理。他工作敬业，业务精干，为人踏实，受到上司与同事的信任，不断得到提拔。1948年包氏家人决定离开上海南下香港。次年初，包玉刚移居香港，与友人合办新联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不久，善于捕捉商机的包玉刚发现地理位置优越的香港是从事航运业的好地方，于是说服家人转而
　　从事航运业。
　　1955年，包玉刚购置的第一条货船“金安号”下水，从此开始其辉煌的航运生涯。包玉刚闯入航运业之初就独辟蹊径，在经营方式上采用薄利长租，即以比市面运费低得多的固定价格，把船租给资信可靠的用户(为期都在一年以上)，然后凭租约向银行贷款，增购船只，扩大船队。尽管这一方式不能获取暴利，却使包玉刚避免了由于市场动荡产生的种种风险，不但能保证所有船只不会空置蚀息，还赢得了众多客户的信任和合作，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包玉刚的稳健经营方式和良好的商业信誉还使他获得了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加之他对船队的严格管理，使其船队迅速扩大，逐渐把原来显赫的大船东抛到后面。到1969年，包玉刚已拥有80条散装货轮和油轮，雄踞香港各大船东之首。到1981年，包玉刚已拥有210艘大型巨型轮船，2100万载重吨，稳居世界航业之冠，成为了名符其实的世界船王。
　　处于巅峰状态的包玉刚并没有陶醉。他以自己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航运市场的清醒认识，对企业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果断实施了弃舟登陆战略，短短几年间，就成功地将船队削减了一半，从而不仅顶住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航运业的大萧条，而且以自己的实力问鼎香港工商界。1980年6月，包玉刚在数小时内筹集了21亿港币现金，成功获取了大型英资企业——九龙仓货运有限公司的控制权，打破了英资不可战胜的神话。入主九龙仓使包玉刚成为香港为数不多的庞大不动产拥有者之一。到上世纪80年代末，包玉刚在香港的经营范围已扩展到航运、地产、仓储、码头、交通、饭店、电信、零售、金融等领域，成为香港工商界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
　　“香港先生”
　　包玉刚的成功是与香港经济起飞同步的，为此他对香港充满感激之情，深深地爱着这一方水土。包先生多次在国际性会议等场合盛赞香港和香港的投资环境，利用自己广泛的国际联系和知名度“推销”香港，更以自己的行动促进香港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香港人为所谓的香港“前途问题”困扰，包玉刚以自己的言行恢复和坚定人们对香港的信心，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奔走，赢得了“香港先生”的尊称。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和有关文件的签署，是上世纪80年代关系香港全局的重大事件。包玉刚以他爱国爱港的巨大热情自始至终参与这一历史性的盛事，为香港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包玉刚与中国高层领导交往甚密。他对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政策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赞成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由于包玉刚在香港社会的地位和声誉，特别是他与当时中英两国领导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包玉刚在两国政府为香港问题进行的一系列谈判和接触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此期间，包玉刚为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经常奔走于北京、伦敦和香港之间，与各方频频接触联络，表现出巨大的工作热情。对此，当时参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方代表、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周南认为:“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谈判成功，包玉刚先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邬维庸指出:“中国、英国、香港三方关系，以往一波三折，包玉刚是缓冲及中介角色，发挥了影响力，一句话的作用往往超过十个人的意见。”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包玉刚应邀出席这一历史性的仪式。第二天，邓小平会见包玉刚并设宴招待船王一家，充分肯定包玉刚为中英谈判成功所起的作用。包玉刚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而欢欣鼓舞，他高度评价这一历史性的文献并广为宣传，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英两国政府共同签署联合声明，保证了香港现行制度在1997年后50年不变，使得香港前景更加明朗，港人应共同努力维持繁荣稳定的局面。包先生本人更是身体力行，1985年2月即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不久，他出巨资控股会德丰，赢得了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第一个重大企业收购战的胜利。
　　1985年6月，包玉刚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在此期间，包玉刚不辱使命，积极联络基本法起草委员，倾听各方意见，为基本法的起草倾注了很多心血。对此，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认为，“包玉刚先生就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后，一直在为起草基本法、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现、为了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出了很多主意，出了很多力，以至呕心沥血。香港基本法记载着包玉刚先生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特别是到了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后期，包玉刚先生有恙在身，但是他还不辞辛劳，几次抱病参加起草工作。”
　　1989年，香港问题出现波折，中英关系陷入僵局。为打开局面，当时年事已高的包玉刚不辞辛劳，穿梭于英、美、日和中国之间，为修补中外关系和香港问题的解决，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1990年6月，邓小平再次会见包玉刚，对他的工作予以肯定。至此，包玉刚已经受到邓小平10余次亲切会见，这在海外华人和港澳同胞中是少有的。从中充分反映出包玉刚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地位和作用。
　　“宁波大使”
　　包玉刚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国际企业家，尽管他长期身居海外，誉满全球，但始终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时刻关心着内地的发展与进步。内地“文革”结束后，他为祖国进入长治久安的中兴时期而欢欣鼓舞，并积极采取实际行动报效桑梓。早在1979年，他就分别捐资1000万美元兴建北京兆龙饭店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1982年，在船王的积极推动下，由中英两国政府和包玉刚三方共同出资设立中英友好奖学金。船王对家乡宁波更是情深意长，1984年他捐资5000万元人民币发起创建宁波大学，后又捐资助建宁波市包玉刚图书馆、第一医院刚华住院大楼等多个公益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家乡社会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包玉刚对宁波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为家乡社会公益事业慷慨捐赠，更在于他为开发宁波提出了许多战略性的建议。特别是运用其在海内外的号召力和影响，为争取提升宁波城市地位、推动宁波对外开放，不遗余力，奔走呼号，发挥了独特作用，为上世纪90年代后宁波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遗憾的是，船王于1991年因病去世。但宁波人民将永远为拥有包玉刚这样一位优秀儿子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