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发布时间 : 2013-09-21  16 : 27 作者 : 系统管理员 字号 : [] [] []

主讲人 庄凯勋    1939年11月生,宁波镇海庄市人。新华社资深记者。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历任新华社经济信息专线副主编、《经济参考》报记者部副主任、新华社供稿中心主任等职,并担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新闻学院兼职教授、宁波经济促进联谊协会北京联谊会副会长等。主要作品和译作有:《我们拥有开放的世界》、《包玉刚画册》、《赤子弯TD》

    今天是海外宁波帮的杰出代表、已故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诞辰90周年。尽管船王逝世已经17年了,但回忆起我们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这位宁波同乡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介绍包玉刚经营经验的第一篇内参

  关于包玉刚将与内地船舶工业合作的信息,我最早是从1979年11月11日合众国际社的一则英文电讯里获悉的。该电讯说,“航运业巨头包玉刚向华国锋总理表示,他将协助中国建立船舶工业。”“这位航运业大亨在本周与华国锋在伦敦举行了45分钟的会面。”

  这篇报道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时我正在新华社对外部当记者。我是宁波镇海庄市老街人,我外婆家就在包玉刚的故乡钟包村。而且包玉刚的妹妹包美菊,由包兆龙做主嫁给了我的表兄、庄市后倪人倪兰亭。

  1980年3月,包玉刚正式访问北京,与中国船舶工业公司、中国租船公司、香港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共同签订合资成立国际联合船舶投资公司的协议。由于我不是外事记者,没有参加采访。但我作为联系外贸外经口的记者,认识与包玉刚有密切关系的中国租船公司老处长刘松志。

  刘松志(1910—1984)是位经验丰富的航运界老前辈,曾任福建航海船长、集美航海专科学校校长,后任香港华夏公司总经理,航队船长。刘松志曾筹建中国船队,从香港将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内地,被评为“航运业楷模”。后调赴北京,任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海运处处长,兼国外企业处处长等职。包玉刚开始从事航运业时,曾经常向他请教。我后来向包玉刚提到刘松志时,船王动情地说:“他是我的老师啦!”但在我看到的关于包玉刚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到这位帮助过船王的内地航运家。1984年5月刘松志逝世时,包玉刚十分悲痛,立即赶到北京,亲临八宝山参加他的追悼会。他曾不止一次对人表示:“我所以能发家致富,所以有今天,全得力于刘松志的帮助。”

  当时,国内关于包玉刚的资料极少。我与刘松志作了几次长谈,到船舶公司采访过主管领导柴树藩,找了一些香港报纸对包玉刚的评论。在此基础上,我写了一篇内参报道,题为“世界船王包玉刚是怎样经营航运业的”,于1980年8月16日刊出。这是第一次由新华社向中央提供的有关包玉刚的内参。

  我在稿子结尾写道:“有关部门认为:包玉刚重视祖国航运业,并在同我们合作上迈出了第一步,是值得我们欢迎的。他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更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由于当时内参是发给中央部委级以上领导,包括中央书记处,估计邓小平也看到了这篇内参。后来,他曾说包玉刚的经营经验值得借鉴。

  第一次采访包玉刚

  1980年9月,时为一机部所属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的贾庆林邀请我随一机部考察团到香港考察。这次考察长达一个月。考察团团长是一机部部长饶斌。

  9月25日上午10点半,我来到香港中环太子大厦第21层环球航运集团总部。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包玉刚,他中等身材,面色红润,身穿浅灰色小格子西服,系着深蓝底色有红条的领带。八字浓眉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了我深刻印象。他说话时宁波口音很重,这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指着放在墙角的一艘旧船模型问道:“包先生,这是不是你的那条‘金安号’轮船?”他十分高兴地说:“是的。这就是我在1955年用77万美元买下的第一条船。现在看起来很破旧啦。它是1927年建造的烧煤船,船龄27年,载重量只有8700吨。”

  包玉刚就是靠这条船发展起来的。1976年3月8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他的封面文章,题为“海上之王”,从此他有了“世界船王”的称号。在采访中,包玉刚谈到与内地的合作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许多事情有待改进。他非常关心与中国船舶工业公司和中国租船公司的合资项目。他直率地批评国内机构臃肿,办事效率太低。他说:“有时候,为了办一件事打电报到北京,三五天也没有答复,我们急得火烧眉毛,又挂长途电话,一问才知道办事的人出差去了。走了一个人,就办不成事,实在是个大问题。”

  我将包先生的谈话内容择要写成专访,于1980年12月4日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这篇题为“世界船王谈效率”的专访,是国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关于包玉刚的详细报道。

  报道包玉刚成为我的“专业”

  此后,凡是有机会,我便采访包玉刚,对他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报道。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包玉刚是邓小平接见最多的一个海外华人,共15次。

  《年谱》披露的最早一次是1981年7月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名誉主席包兆龙、主席包玉刚一行。

  1981年7月6日晚上,包兆龙、包玉刚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举行宴会,邀请廖承志、谷牧等领导出席。包玉刚吩咐他的秘书也给我发了请柬。在宴会开始前,我又抓紧时间对他进行短暂的采访。

  席间,包兆龙走来向我祝酒,包玉刚介绍说,“这是小庄,新华社记者,也是阿拉宁波人”。包兆龙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是镇海庄市人,并讲了老家的一些情况。他非常高兴:“我们是同乡啊!你阿爷(祖父)我认识,好福气啊!”

  1985年10月,海洋出版社找我编写一本关于包玉刚先生的书,我就把有关包玉刚的报道以及包玉刚公开发表的言论汇集成册。此书名为《环球航运家包玉刚》,书名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题写。

  1986年4月22日,我和外事记者朱敏之一起在北京采访了包玉刚。船王这次是参加宁波开发协调小组会议。采访在北京饭店进行,长达2小时,是我采访他时间最长的一次。采访中,包玉刚详细谈了从航运业转向多元化经营的想法。他说:“我开始做船生意时,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船是运输工具,没有货物,船的价值就成了问题。石油危机爆发后,油轮变化很大,导致运输减少。事实证明我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又说:“既然航运业发生了变化,我的投资当然不能集中在一个方向上,就应当适当分散经营。”

  由此可见,包玉刚先后收购九龙仓和会德丰,就是他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经营战略的举措。

  1988年3月,新华社领导穆青、郭超人派我到香港出差。我又去会德丰大厦24层拜访了包玉刚。回京后于4月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了《人才是关键,教育是根底——世界船王包玉刚一席谈》。同时,发了新华社通稿。

  邓小平为《包玉刚画册》题写书名

  1986年10月,宁波大学开学。我收到了包玉刚秘书发来的请柬,并陪同国务院宁波开发协调小组顾问、外贸部顾问卢绪章来到宁波,参加了宁波大学开学仪式。那次活动十分隆重,万里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也参加了盛典。

  在那次采访活动中,我认识了浙江著名摄影师葛卫卫。由她策划,我们开始收集图片和文字资料,准备为包玉刚出版画册。记得有一次包玉刚到北京开会,我和卫卫到兆龙饭店顶楼找他,最后我们确定了画册的总体结构。为了增加画册的分量,我和卫卫商量,最好由邓小平题写书名。

  1990年3月,我到外贸部找卢绪章商量此事。但卢老说,由外贸部出面给邓小平打报告不大方便。我就说:“那你就写一封信吧,顺便让小平同志把动员宁波帮开发宁波的意思也写一下。”

  于是卢老让我执笔代书,他在信上签了名。信是通过邓林转给小平同志的。没多久,卫卫来北京,说中办的意见还是要有个单位出面。于是我们就以浙江摄影出版社的名义,在我担任总经理的中国新闻发展公司的办公室打印,以公函形式请邓小平为画册题写书名。也就是说,卢绪章的信和这封公函一起到了小平同志的手中。

  不久,卫卫回到深圳后来电说,中办秘书局来信和邓小平的题词收到了。

  邓小平为一本画册题写书名,对他来说是唯一的一次,可谓不同凡响,意义非同寻常。如果说他为“兆龙饭店”和“宁波大学”题名,是肯定包玉刚为发展国家旅游业和教育业作出的贡献,为《包玉刚画册》题写书名,就是对包玉刚个人事业和成就的评价。

  但令人遗憾的是,正当《包玉刚画册》付印之际,噩耗传来,船王包玉刚因病于1991年9月23日不幸与世长辞!他未能看到他本人亲自审定的这本画册。

  包玉刚为宁波开放和香港回归作出贡献

  包玉刚在人生晚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推动宁波开放,并成为计划单列城市,另一件是为香港回归做了沟通中英双方的工作。这方面已有大量报道,这里我仅根据本人采访的经历补充一点材料。

  包玉刚始终把自己当做宁波人,他热爱宁波,关心宁波。在对宁波深入考察后,他认为,宁波要发展,城市地位要提高。1986年4月17日,借着国务院聘请他担任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的良机,对国务院领导转达了宁波成为计划单列市的想法。

  1986年12月2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包玉刚时,问起了宁波的情况。包玉刚马上表示,宁波要加快发展,需要赋予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胡耀邦表示,宁波单列没有问题。

  经过多方努力,最后国务院正式作出了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的决定。显然,这是当代宁波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关于香港回归,我想补充的是,包玉刚是从邓小平那里透彻地了解中方立场后,采取了促进双方沟通的方式,为香港回归作出了积极贡献。

  当然首先是包玉刚本人对回归后的香港有信心,从而带动一大批香港商界人士坚守香港和发展香港,这是关键。我想补充一个细节,就是1981年5月12日,包玉刚先生在记者俱乐部午餐会上发表谈话。谈话引用《人民日报》发表的艾青的一首诗说:“这些诗句给他的信心,比大量的统计数字和专业分析为大。”

  1981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艾青的诗作《香港》,诗的结尾有这样几句:“我要赞美的光芒四射的花一般的港湾,几百万同胞生活在这里,工作和奋斗在这里。你是祖国进出口的孔道,你是货物交流的场所,你是友好往来的纽带,你是走向五洲四海的桥梁。多少年来,你为祖国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财富。”

  这诗被留意内地动向的包玉刚注意到了,于是有了他在外国记者俱乐部的那番话。1982年春,我在北纬宾馆又见到了艾青,将包先生的反馈告诉艾青。艾青高兴地说:“我没有想到那首诗对船王起了作用。”

  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陈先对我说过,过去报道包玉刚,都侧重他是世界船王和国际企业家,而他对香港回归祖国也是有贡献的,那时候中英间的协调,很多工作是他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一系列历史文献的解密,相信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丰满的、热忱的爱国者包玉刚的形象。

                                  (来源:宁波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