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公报》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由宁波“救国十人团”团长金臻庠筹集资金。在1920年6月1日创刊。到了二十年代，它已被社会公认为办得较好，在宁波销行最广的一份民营地方报纸，颇受工商界及一般读者的欢迎。
一
我是在1933年8月进入《时事公报》社作助理校对的。当时报社设在江北岸中马路(靠近新江桥北堍)的一幢三开间的二层楼房内。楼下临街的大间是营业部，分设发行、广告两处。后面为编辑部、经理室和总管理处。楼上的房间作单身职工的宿舍。三十年代后期，编辑部移到二楼，并增设了电讯抄收译电室。报社没有伙房，伙食是由旁边一条腊鸭弄的包饭作承包的。也没有图书资料室，只有几张上海、杭州的大报放在各编辑的写字台上。整个编辑部有总编辑、评论员各—人，副刊编辑一人， 地方新闻编辑一人，外勤记者四五人，校对员二人，加上发行二人，广告二人，以及分派在各部门的公务员八九人，总共不过三十人。
总编辑乌一蝶只编副刊《珊瑚网》，不问其他编辑事务．一个月难得来编辑部一次。《珊瑚网》天天出半版，内有编者写的杂感，青年职工写的散文，还有法律问答和医药问答专栏(将读者的问题，送交市内各大医院，有名中医以及律师解答，既联系群众又解答疑难，所以颇受读者欢迎)。副刊没有连载小说，因为那时副刊登载的文章都不付稿酬。
评论员何揆一，惯用文言文写评论，大致每周一篇。就地方上较大事件，由金臻庠提示论点，发表评论。
国内新闻编辑张虬公，有律师执照。《时事公报》在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国内新闻，主要是靠收听南京中央台、上海私营电台(播发《大晚报》新闻)的内容，和从当天到宁波的上海、杭州的大报上剪贴消息而编成的。所以都是“迟到消息”，读者不大重视。编辑部的主要力量放在地方新闻上面。外勤记者四五人，他们分别从法院、公安局及江北、江东分局、专员公署、县政府、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等处采访新闻，晚上来报社集中写稿，由编辑集稿加上标题付排。地方新闻中还有半栏“社会新闻”，往往是男女奸情、私奔一类消息，用语如“陈仓暗渡”、“珠胎暗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等陈词滥调，令人可厌。
报纸的印刷，是由另—个独立的企业——宁波印刷公司负责的，它设在让北岸火车站前的车站路上。报社的主要股东与印刷公司主要股东相互交错，可称为兄弟关系。每晚八时，工友从编辑部把稿件送往印刷厂，副刊则直接从总编辑家中送厂排印。
校对朱仲伦，我是助理校对。校对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校对人员于每晚11时后去印刷厂校阅小样。小样是打印在油光纸上的，随到随校，直到截稿，大约在第二天凌晨二三时，校对才告完毕。排字间负责人根据编辑指定的顺序拼成版面。再次校阅后便付印。那时没有严格的版面样子，也不交总编辑统阅审定，责任在校对身上。校对深夜工作很辛苦，责任也很大，但待遇却不高。我初进报社时每月10元，工作了四年，才加到14元，还不足以赡养家庭．
《时事公报》的人事、财务、纸张采购等全都由经理金臻庠一人作主，编辑方针也是他一人说了算，所以金一身兼经理、总编辑两大职务。他很少召开编辑部大会，多是个别谈话，或就当天的重大事件召集外勤记者谈话。发布加紧采访的指示，只要几分钟就完了。这又等于兼了采访主任或编辑主任的职务。他重视新闻报道的快速、准确，反映—般人的苦楚和愿望。这也是《时事公报》受人欢迎的原因。他没有学过新闻学，也不提倡职工研究新闻学。以致在报社工作多年的编辑记者，有了实践经验，却缺乏理论知识，学识上进益不多。他主要用奖惩来调动外勤记者的积极性。金每天上午到经理室，浏览宁波各报，与本报核对，确定哪条新闻是本报独有的，就用红笔圈下来；哪条新闻是他报有而本报没有或不详的，也用红笔圈出来，然后注明应奖金额，从几角到一元不等，当即兑现．可说是最迅速的奖励法（从新闻采写到刊出不过24小时）。不过处罚是少有的，我已记不起谁曾受过处罚。但态度极严肃，对未尽职责的记者不客气地批评。责令其及时补上，当时有外勤记者周恨夫、林华菁、贺但安、傅训生等人。在本市新闻中另辟“商情”专栏，报道市场行情、交易所买卖等情况，由吕志芳负责，据说吕是金的学生。
二
1936年前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形势日趋紧张。为了及时反映国内外形势，报社相应加强电讯工作。先是聘请驻沪特派记者，上海记者公会的秘书陈宪章接受了聘请，负责报道上海的宁波同乡会关于捐款支援兴建老江桥（灵桥）情况，也报道国内外大事。这年年底，形势更为吃紧．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气氛也更为强烈，报纸需及时报道以满足读者要求、金臻庠就设法从上海买来短波收报机，请来专业人员，抄收国民党中央的B种新闻稿。报社交付了一定的电讯稿费，才领得中央社的新闻密码本。地方报纸建立电讯室，这在当时浙东报纸史上是创纪元的大事。自从报社有了收报机，国内外新闻内容丰富，报道及时，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也明显增加。随之报社人员增加，规模也扩大了一些，并促使宁波其他报社也相继搞起电讯室来。
报社规模扩大了，房间布局也作子调整。原地方新闻编辑室改为会客室，编辑室集中到二楼一大间，约100平方米；后半部辟作电讯室。稿件增加，编辑人手不够，提升我任电讯编辑，主编国际新闻。金臻庠也亲自“下海”，作一名电讯编辑。每日晚到二楼来一起编电讯。实际上他是电讯主编。1937年8月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飞机常来宁波轰炸、骚扰。到年底，编辑部从中马路搬到卢家道头。这时聘请中国公学毕业的戴子钦来任编辑，金臻庠去上海休养，直到抗战胜利。
三
有几件事足以反映《时事公报》的办报方针。1934年夏天，国民党鄞县县党部奉命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规定人力车夫上街拉车时须穿衣衫．不准赤膊，以正观瞻。一天，有几个人力车夫在环城线和义路上拉车时，没遵守规定，被警察捉去每人罚款一元（银元），发给汗背心一件。当即有一个社会闭体——济生会出头为人力车夫鸣不平，反对县党部的这种强制作法。金臻庠是济生会负责人之一，就由《时事公报》出面提出批评，要求县党部收回成命。因而与县党部发生公开冲突，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多是同情人力车夫的，支持济生会与县党部的对抗，后来县党部坚持不下去。人力车夫为经济收入所限，依然赤膊上街。这件事使报社地方新闻编辑姜伯喈大为尴尬。他是县党部监察委员，要和县党部保持同一立场；作为报社编辑，要贯彻报社意图。矛盾集于一身，最后，只得辞职离开报社。这件事反映了金臻辚庠办《时事公报》与县党部中人没有什么来往，没有私人关系。但他与当时警察局长俞济民，常在电话中称兄道弟，他不仅与宁波社会名流往来频繁，而且与旅沪的宁波籍名流也多有交往。
在这段时间里，《时事公报》还不时发表文章，要求天主教堂退出过去强占江北岸的一段甬江岸线，不许他们再向各轮船公司收取码头租金，继续侵占我国主权和利益。这对于1937年收回岸线——白水权，维护主权独立，是有一定作用的。
我到报社后，常听早年在职的老同事说起，当1932年前后，马占山将军和东北各地义勇军奋起抗日时，《时事公报》应广大读者要求，代为收转捐款捐物。报上启事一登出，捐献十分踊跃，报社内外人群拥挤，应接不暇。大批捐款由报社汇寄给马占山将军，并有大批咸光饼运送东北给义军充饥(据传咸光饼为明代戚继光将军抗倭时开始制作，充作官兵干粮)。报社逐日公布收款汇款情况。金臻庠和报社工作人员的办事公开、迅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称道①。
四
我于1933年8月中旬进报社做助理校对。到职第一天(8月17日)就出了差错。那天有—条新闻。是棉纺同业公会关于坯布行销的报道。我脑子里没有“坯布”的概念，认为布匹只有“坏布”、“好布”之分。就自以为是的把小样里的“坯”字改为“坏”字。第二天见报。造成明显的错误。但金先生没有训斥我。当然他自己得向有关厂家或同业公会表示道歉。其后又任我为收报员，直到升为电讯编辑。我进报社后，因爱好文学，和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多有往来。不料竟引起警察当局注意，认为是“左倾”活动。一次警察局长俞济民和金先生通电话，提到我的事。金先生在通话后告诉我电话内容，要我少到外边走动，以免惹麻烦。他的态度是温和的。表明他对象我这样要求进步的青年是爱护的。
曾被知识青年誉为“宁波鲁迅”的庄禹梅先生在杭州监狱中写孙中山《铁血男儿传》，1929年释放回宁波，此后又几次被捕坐牢，每次释放回来，金总去邀请庄来报社与乌一蝶编副刊。庄也写社会生活和读书杂感一类的散文，在《珊瑚网》上发表，署名“尺蠖”，含有同国民党作不屈不挠斗争之意。可见金臻庠对庄先生并不视为“异端”。在国民党残酷镇压左翼文人的三十年代里，是难能可贵的。
我的新闻知识和编写能力，以及电讯的抄收译电技术，都是在报社工作边干边学习得来的，为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基础。所以近几年和老朋友们回忆当年情况，都感到要感谢金先生的宽容和栽培。这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得出的结论②。
作者：周康靖，宁波市人。曾任《宁波人报》主编、《宁波时报》副主编。后调上海，曾为中学教师。《航海》、《中国航海史》编辑。已退休。
注释：
①查《时事公报》1932年2月22日载：“本报昨晨4时接上海电，谓前
线急需干粮咸光饼，本报将此消息发表后，昨日上午9时至下午6时，来社助咸光饼者或车载、或肩挑、或背负，或手挈，络绎不绝，共计十二三万枚之多。当天运出五十六袋。”又2月24日载：“由于热心同胞踊跃捐助，到23日止，《时事公报》又收到干粮咸光饼七十三万枚。足见吾甬人之热心为国矣。”
《时事公报》于同年2月6日和19日，分别登载，为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宁波商会捐集救国基金6万元、麻袋1．5万只。《时事公报》两次捐集麻袋分别为4296只、5000只，青年会捐集4500余只。以上捐集物资和现金，均为支援淞沪抗战之急需。本文作者指为支援东北义勇军，可能笔误。
②金臻庠及其创办的《时事公报》，可参阅《宁波文史资料》第三辑《金臻
庠与时事公报》及第十辑《伸张正义的爱国报人——记金臻庠先生》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