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晨报》是解放以前宁波最后一份民营日报，在当时揭露黑暗，展示光明，宣传人民革命的胜利，鼓舞人民的斗志，起过积极作用。因为这份报纸的言论刺痛了国民党当局，触怒了“下野总统”蒋介石，发行不到二个月时间，竟命令武装特务查封报社，逮捕社长、总编辑。
现在就我们的亲身经历，记述当年情况。
筹建前后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各战场上连吃败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急剧恶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反饥饿等各种斗争此起彼伏。民营的《宁波时事公报》，就因为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于是年10月24日遭浙江省保安处借故勒令停刊。这份在1920年创刊，为宁波新闻史上历时最长的(日伪时期曾被汉奸盗用)、曾日销7000份以上的《时事公报》与读者诀别了。在《宁波时事公报》被勒令停刊后，《宁波商报》又因无力维持也告夭折。宁波只剩下一家《宁波日报》独霸宁波乃至浙东，发行量从2000份剧增到近万份，而宁波老百姓却连稍微泄愤和说话的地方也没有了，无论报界人士还是老百姓，都极为反感。
《时事公报》社长金臻庠在报社被查封后，曾去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举行社会名流及报馆记者招待会，向社会申诉报社被封的黑暗遭遇。那时已在上海华生电器公司供职的蔡竹屏和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任会务主任(坐办)的应斐章(都曾是《宁波时事公报》的老人马)，竭力帮同金臻庠开招待会；但在反动统治最黑暗时期，这种呼吁社会声援报纸复刊的申诉，当然不会有什么收获，但是触发了蔡、应到宁波去另办一家报纸的动机，以制止国民党县党部主办的《宁波日报》独霸社会舆论的作法。
当时，宁波新闻界好些人对这种局面也都心有不甘，想利用《宁波时事公报》现成的印刷厂和无线电台等设备，别树旗帜，改头换面，新办一份报纸。只是资金一时难以筹措。不久，应斐章告诉蔡竹屏，他有个朋友叫汪荣源，在上海经营苏联白报纸生意，对宁波办报纸很感兴趣，只想在报上挂一个“发行人”头衔，愿意承担办报资金，问蔡想不想见一次面。蔡同意面谈。
1948年11月的一天，汪、蔡、应，还有从宁波来的严纪民在国际饭店丰泽楼会晤。交谈后，蔡竹屏认为汪荣源对办报既外行也没有其他要求，可以合作，就进—步商讨办报方案。蔡、汪订了“君子协定”，经理部由汪派人主持，赚钱亏本由他负责；报纸言论和用人由蔡安排，汪完全不加干涉。蔡竹屏认为：“他买爆仗由我放，何乐而不为。”并当场商定，应斐章立即辞去同乡会职务，代表蔡竹屏回宁波着手筹备办报。
凑巧，俞济民一家也来丰泽楼吃饭。大家怂恿蔡过去打招呼。俞济民知道蔡竹屏弃政从商，只是对办学、办报等文化教育事业还有兴趣，没有猜测另有什么打算。等蔡说明情况后，俞答应关照陈佑华(当时的鄞县县长)准予出版。就这样，在丰泽楼一饭之间，《宁波晨报》的诞生竟成定局。
应斐章先到宁波，蔡竹屏也随后请假回宁波部署一切。回来后，金臻庠对于借用印刷器材的事变了卦，因有严纪民参与其事不愿合作。严是俞济民部属，蔡对他也有异议，但是严作为发行人汪荣源的代表，又不便干预。因而对金臻庠也就不勉强，印刷器材等另行设法解决。申请登记事宜，由蔡竹屏联系。严纪民又找来王兴藻，王也是俞济民的旧部属，是新潮通讯社负责人，曾办过《宁波晚报》，对办报也有兴趣。严偕应斐章等与王兴藻商谈具体事宜，决定报纸的印刷事宜可委托宁波印刷厂，社址选在印刷厂附近和义路48号空余栈房，稍加修葺，即可将就使用。电讯委托宁波广播电台王之祥设法解决，其它如发行、广告等都有熟人帮助办理。只是登记证，确是个问题。如去申请，不会批准，即使会批，也要拖延时间，远水救不了近火。恰好新潮通讯社副社长胡为盛曾办过一张四开的《宁波晨报》，因经费支绌而停办。和胡商量，以“移花接木”办法，把报名借过来。胡慨然同意，无条件将登记证交给他们。这样，困难都顺利解决了。确定汪荣源为报纸发行人，蔡竹屏任名誉社长，应斐章任社长兼总编辑，严纪民任副社长兼经理，檀先璜为副社长，王兴藻为秘书兼总管理，陈中为副总编辑。为了全力办报，王兴藻决定把经营多年的新潮通讯社与《晨报》合并，并推荐孙守正、吕逸朗进报社任记者。应斐章预定的编辑部人事：编辑麦野青(胡育琦)、胡庆源，电讯周康振等，又聘鲍庚、李斐等为特约撰述。这个班底，几乎是集合宁波原《时事公报》、《商报》、《晚报》、《晨报》(小)和新潮社、宁波电台等人才的大成。筹备不到二个月，因一切都现成，即于1949年2月26日发刊问世。发刊之初，销量5000多份，直追《宁波日报》，而且逐日增加，到第二个月，发行量达8000多份。这对《晨报》工作人员是极大的鼓舞。
触怒“总统”
《宁波晨报》创刊之时，正逢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奉化溪口老家幕后操纵的时期。那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统治集团四分五裂，处于总崩溃前夕。《晨报》连续报道解放战争神速发展。在《“重庆号”的溜走》一文开头就诙谐地讽刺说：“长江下游的军舰会烧了起来，飞到青岛去的飞机会在中共掌握的济南降下来，据说这都是受了共产党的骗。现在号称‘海军旗舰’的‘重庆号’。也竟悄悄的溜走了，政府诸公能不感慨系之……”。4月17日第四版报道解放军陈毅部下约二个团的兵力，从安徽刘家渡偷渡长江、在荻港西北太阳洲登陆，标题用了“谁说长江天堑不能飞渡?”这些报道，对“退隐”溪口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讽刺。无怪他看到报纸后大发雷霆，骂地方官干什么的?侍从人员都被弄得莫名其妙．
《宁波晨报》社论多由社长兼总编辑应斐章主撰，笔锋犀利。当北大西洋公约订立的时候，蒋介石妄想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借以挽救他的败局。《晨报》接连发表《纵论北大西洋公约》、《再论北大西洋公约》等社论，指出：以“北约”为救命稻草，借和谈苟延残喘，妄图卷土重来，只是白日做梦。因此在上海的蔡竹屏多次接到“警告”。先是鄞县县长陈佑华转告溪口蒋总统侍从秘书沈昌焕的电话：查问《晨报》是谁办的，有什么背景，说总统很不满意。第二次是上海四明医院院长吴涵秋转告，俞老板(俞济民)约见蔡竹屏。见面后，俞说：“老三(俞济时)叫我警告你，总统每天看《晨报》，用红蓝铅笔咬牙切齿地画杠子，直到报纸划破。说是报上公开刊登斯大林照片，煽动青年走共产党道路。蔡回到宁波查问此事真相。翻了近几天报纸，看到3月29日黄花岗烈上纪念日(国民党政府定为青年节——编者)，报纸第四版副刊《晨光》出了一期“青年版”专号，其中有两幅木刻：一幅在左上方，标题《何处去?》，作者白勺，画面上刻的一个青年坐在墙脚下，身边堆放着行李、雨伞，左手支着头，似乎为今后“何处去?”而发愁。另一幅在右下方，题为《这边来!》，作者是著名木刻家李桦，画面上鲁迅高大的身躯几乎占了二分之一，他向左微侧，高举右手，似乎在召唤“这边来！”无数毫光冲向云端，右手下远处有一大群青年听到召唤，高举双手欢腾起来。这两幅独立的木刻，副刊编辑别具匠心地组成了上下呼应的“何处去?” ——“这边来!”的组画了。黑白画面上的鲁迅那一抹短须显得浓了一些，有点像斯大林那大抹短须。心境欠佳的总统未经仔细辨认，就拿鲁迅像判定为斯大林像作为罪证了。原来是这么回事。蔡竹屏认为不必去进—步解释了。但他要求报社同仁在这紧要关头多加小心，以维护报纸生命，不要让人家抓到什么“小辫子”。
有一天，总统府高参金城从溪口赶到宁波，召集《宁波日报》、《宁波晨报》负责人，到鼓楼下王永兴菜馆楼上谈话。王兴藻也参加了。金城说；“徐蚌会战(即淮诲战役——编者)因李(宗仁)，白(崇禧)观兵不前而失利，老头子(指蒋介石——编者)退居溪口，让李宗仁尝尝‘总统’滋味。江浙赣闽一线，中央仍有足够守御力量。老头子回老家休养，天天看你们报纸，看了后大为发火，划过红笔的以《宁波晨报》最多，《宁波日报》次之。你们的电讯稿，很多是中共新华社口吻。即使改头换面，也是骗不过我的，你们心里明白。宁波毕竟是老头子故乡，你们还在中央管辖之下，不能专替共产党说话。”王谈话结束回来，召开全体编辑、记者会议，把情况讲了，讨沦下—步怎么办。有的说宁愿封闭，不失骨气；有的说，只要《宁波日报》不投机取巧，我们也可不搞，否则要失去读者信赖；檀先璜主张中间偏左；陈洛西说还是多些风花雪月为得计，众说纷纭。这也可见《晨报》是各色人物并存的组合。最后决定：暂时应付环境，与《宁波日报》取得协调，统一采登新闻。这事由王兴藻负责联系。这样，报纸一度变得无声无色。
在接近解放的日子里，宁波城区异常混乱，国民党军队横行不法，公开强奸妇女，连少女也难幸免，湖西一个14岁的女孩被“雄狮部队”士兵强奸致伤，送华美医院(今第二医院——编者)治疗，军事当局竟命令禁止各报揭露其事．并移祸“流氓所为”。甚至杀害“流氓”，弃尸灭口。市民愤恨至极，电话、信件雪片飞来，责问报社，对这样哄动宁波的大事，报纸为何不则一声?应斐章终于写了题为《满城风雨话强奸》的社论，用四号铅字排印，异常醒目，指出强奸事件，“罪在造成这万恶的社会的特权阶层”。这无异给在溪口的蒋介石当胸一匕首。不久，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来电话约应斐章谈话。应外出，王兴藻接电话。俞就说：“你来也一样。”王立即赶到约定地点——俞子良家会晤。俞济时说：“你是我阿哥(俞济民)多年旧部，你们在这时候发起办报，目的很明显。我为顾全阿哥面子，从中周旋，左右为难。前些天派金高参来同你们谈过话，不多说了。你回去劝劝大家。知识分子思想很敏感，认为目前时局，军事上可能是共党占优势，就借此投机，作为将来进身之阶。其实这机是投不进去的，将来不要后悔……你们不要使老头子发怒，免得我每天挨骂。”等他说完，王兴藻告辞回来，把谈话内容告诉了应斐章。
报纸为“四一九”(指1941年4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宁波之日——编者)八周年写了社论，题目为《比东洋人在着的时候还要坏——用流行民间的伤心话来纪念“四一九”》文中说到：“宁波沦陷后，东洋人强征勒索、奸淫妇女、残杀无辜、烧毁民房……除汉汗之外，谁不把东洋人痛恨切骨?讵料胜利后，贪官污吏横行，政治低能，经济破产，道德败坏，失业成群，萑苻遍地，上面竭泽而渔，下面颠沛流离……“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的楚狂接舆的歌，今日改了“比东洋人在着的时候还要坏”来重唱，请问从政者听了有所感动否耶?”
接着4月20日又发表社论《还要公务员吗? ——再为公务员待遇呼吁》，揭露物价飞涨，特权阶层肥得弯不下腰，小公务员难以度日……
其时蔡竹屏恰从上海回到宁波，一个叫郑传益的来找他。蔡和郑在北伐时期是廿六军里的同事。当时俞济时为团长，蔡竹屏为师部的秘书，郑传益是书记(旧时办理文书和抄写的工作人员——编者)，这时郑已由俞济时保举为宁海县县长。郑传益自称奉“济公(俞济时)之命”前来传话：以前曾一再警告过《晨报》，现在实在太不像话了，看在过去老同事的面上，给个最后的忠告，“赶快自动停办”。他手里还拿着一份《晨报》，指着一条新闻说；“这就是证据！”这条新闻报道了国防部预备干训第一总队驻嘉兴部分官兵“叛变”(起义)。蔡竹屏知道，那是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浙江主持人陈惕庐、贾亦斌等人策反的结果。郑传益气急败坏地说：“刊登这类消息已不应该，更恶毒的是编者还加了‘按语’，说这支部队是蒋总统亲信的警卫队改编而成，这就是明显地讥刺总统已经‘众叛亲离’了。”郑离去后，蔡竹屏就将此事告知应斐章，要报社同仁小心提防，等待黎明的到来。
武力查封
蔡竹屏返回上海后，听到无线电广播蒋介石离开奉化溪口，飞抵杭州会晤白崇禧，心里一阵高兴，以为魔君一走，《晨报》闯过鬼门关了。不料第二天一早接到宁波长途电话：“斐章和陈中生了急病，很严重。正在替他们设法抢救。你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应该马上找个地方去休养一下”。蔡听了一惊，知道报社终于出事了。
正是蒋介石离开溪口飞杭州的那天，“总统府”以电话命令宁波城防指挥部：立即查封《宁波晨报》，逮捕社长应斐章等人。
时间是4月21日晚10时许。40余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携轻机枪2挺，冲锋枪几十枝，奔向和义路，包围了《宁波晨报》社，如临大敌，对着报社大门架起轻机枪，十多个凶神恶煞的武装土兵冲入报社，大声吆喝编辑人员停止工作，集中禁闭一室，接着逐一搜查稿件、报刊、贴上封条，又将电讯室及各办公室也—一贴上封条。半小时左右解禁，才发觉社长兼总编辑应斐章和副总编辑陈中二人被绑架去了。
王兴藻立即电询县长和警察局长，都说不知情。再察看封条，原来是驻军部队所为，大家对应、陈二人的生命安全颇感忧虑。这时报社负责人只有王兴藻和严纪民，副社长檀先璜有事外出未回。王、严就再打溪口总统府的电话，回话说总统府电话已于当天下午撤走。严纪民怀疑是同行沈友梅捣的鬼，为什么《宁波日报》不查封呢?(沈是《宁波日报》社长)，决定第二天拉沈一起奔走营救，看其态度如何。第二天一早去报社，看到一张查封布告，大意说《宁波晨报》“一贯为共匪张目，煽惑人心”、“奉命查封”等等。王、严找到沈友梅．一起跑了几家耆绅，请他们帮助营救，经询问城防指挥部，回答是“这事是总统府直接交办的，总统府的人已去定海，我难做主，请原谅！”
《晨报》被封，应斐章、陈中被捕，消息不胫而走，宁波舆论哗然，群情愤慨。有的到鄞县参议会，有的到宁波商会，要求设法营救。宁波耆老张申之、孙表卿、竺芝珊等也亲去城防指挥部向段沄要求保释应、陈二人，都被段沄拒绝。王兴藻等人最后去拜见毛楙卿老先生(蒋经国舅父)。见了毛老，说明来意。毛老说：“《晨报》的社论，出于应斐章之手，我欣赏他的才学。文人嘛，在报上讲这么几句话，有什么大不了。”他立即打电话给城防指挥部段沄：“应斐章被你们抓去了，我担保他们不是共产党，你放他们。你对经国说，是我娘舅作主的好了!”对方连声说：“是，是!好，好!”毛老又补了一句：“现在活人被你们抓去，我要向你拿回活人来!”搁了电话，毛老叫王兴藻等快去接人。谢过毛老仗义救命，出了门，又向沈友梅陪礼，请先自回家，并当即驱车去接回应斐章和陈中二人。应又去面谢毛老救命之恩，毛老嘱咐他立即离开宁波，免遭不测。报社同人也闻讯赶来，报社已被查封，只得宣布解散。总计从创刊到被查封，先后还不到二个月。
《宁波晨报》被封闭了，香港《文汇报》驻浙东记者全一毛，以笔名“霖萍”发稿香港，发表《蒋介石原形毕露》一文。文中说：“当蒋介石决定破坏和平谈判的时候，据说曾有长途电话给特务枢纽——宁波城防指挥部，命令：1．加强溪口防务；2．逮捕潜伏在浙东城区的匪谍分子；3. 封闭为匪张目的《宁波晨报》。这一天（4月21日)晚上12时不到，报社的工作人员正紧张工作着，商讨如何装上破坏和谈的新闻标题．谁知报社四周已被40余武装特务包围，如捉强盗般地把社长应斐章和副总编辑陈中抓去。这浙东人民的灯塔，毫不出人意外地遭蒋介石一脚踢翻了……”文章说《晨报》是“灯塔”，过誉了。不过宁波在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期，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蒋介石导演完扼杀《宁波晨报》这出卑劣丑剧以后不久，就悄悄地逃离宁波了。
黑夜尽头，黎明来临。5月25日，宁波人民终于欢欣鼓舞地迎来了解放。（戴士清整理）
作者；蔡竹屏(1904～1982)，鄞县人，曾任宁波市第七届政协委员。王兴藻，浦江县人。马之恺，宁波市人。他们都是老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