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几位曾参加浙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老同志，热情地分别撰写了当年在根据地创办新闻出版发行事业的经过，材料真实具体，其艰苦奋斗的精神，足以教育后人。由于来稿所述内容基本一致，为避免重复，故合编成一篇。这样做仅仅是从编辑的要求出发，因事前未及征询作者意见，在此特加说明，请作者、读者见谅。

开创时期的艰苦

　　1942年夏，中共浙东区党委正式成立。当时我军处在日寇、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以及当地土匪围攻的尖锐复杂环境中，战斗十分频繁，部队流动性极大。为了及时听到延安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粉碎敌人的新闻封锁，扩大抗日宣传，以利斗争，区党委决定迅速建立新闻电台，并指派施乐之、陈仲光同志带领几位同志收录新华社电讯，还派李学民、王志远同志选稿并复写数份，供区党委几位负责同志阅看。约半个月后，宣传部张瑞昌（顾德欢同志的化名）部长派沈天麟（钟林)、周斯明等来建立《时事简讯》社，以八开四版的小报形式，油印出版。开始搞收报、译电、编辑、刻写、油印、总务等项工作，不过十余人，印发的数量也仅二三百份，除送区党委领导及直属单位阅读外，主要通过交通站发往各部队、各后方机关和各地办事处、税卡等单位。

　　1942年秋，我军在“三北”地区(姚北、慈北、镇北)反扫荡三战三捷后，又在反顽(艾庆璋部)自卫战斗中取得巨大胜利。部队由原来不到1000人，迅速扩大到2000人左右，并挺进到四明山区。《时事简讯》社也从镇北的任家溪山上转移过姚江到“南山”上黄一带山沟里。与此同时，地方也相继建立政权机关，钟林同志调地方工作，由陈静之同志担任社长，周斯明任编辑股长，夏子明、钟虹担任总务股长，施乐之、陈仲光任电台台长。当时，《时事简讯》发行增加到近一千份，加之冬季将到，还需赶印一大批冬学课本，供群众在冬季农闲时学习，这就急需大量纸张。可是敌伪在军事上遭到严重打击后，对运往我根据地的各类物质都严加封锁，印刷书报的纸张因此遇到困难。正在这时候，当地群众报信，在慈南山区有一家停工已久的芝林土纸厂可供利用。我们就立即派人修建复工，利用当地盛产的毛竹和稻草作原料，很快恢复生产。当同志们看到自己的纸厂生产和第一批纸张运到时，都兴高采烈，还编了一首顺口溜：“敌人封锁难不倒，群众支持办法找。当地原料用不完，自己纸厂最可靠!”

　　纸厂的规模很小，开始只有10多个工人，最多时也不过20人左右。生产完全靠手工操作，需要有熟练的技术，这些工人都是从奉化棠岙一带请来的。纸厂每月的产量折合白报纸为32-40令左右，足以用来印刷《时事简讯》和后来的《新浙东报》了。由于根据地斗争复杂的环境，加上纸厂的设备不象印刷厂设备可以随时拆卸、装运和打埋伏，所以开始时．我们就在芝林村找了个统战对象，由他出面负责，以民营的面目出现。虽然经过日、伪扫荡和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这个厂没有受到损失，得以坚持下来。后来派吴唐华同志去当厂长，他在工厂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纸张问题解决了，又碰到另一个难题，那就是一张腊纸刻写后，用土纸印一千多份实在有些困难；如果重刻一张，就得多费一倍的人力、物力、出版时间也得拖长，不适应游击区迅速发展的形势。当时总务股领导发动抄写、油印组同志群策群力想办法，提出了不少措施，如磨尖笔头、勤洗钢板、刻写时戴口罩以免热气直呵腊纸以及水调油墨等。这样印出来的报纸不但清晰、漂亮，而且能印到一千份以上。为使报纸办得精益求精，还用分色套印，用插图和各种各样的花边来装饰，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

山上办起了印刷厂

　　1943年初，四明山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地方机构相应发展。油印的报纸显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从领导到报社工作人员都想将油印的《时事简讯》改为铅印，这时报社指导员王林同志获悉，在余姚城郊的一个破庙里，存有原国民党报纸印刷厂的设备，有圆盘机一架、四开机一架以及较齐全的铅字等，立即引起了宣传部、政治部和参谋部等领导的重视，派人侦察确实后，决定在五月中旬搬运。当时领导上派江参谋率领二个连的兵力作掩护，由王林同志带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志和一批民工，在敌人未出动前就迅捷地将印刷设备运到南山乡杜徐岙山上的泥屋里小村。那小村庄只有几户人家，要挤进一个工厂有些困难，但当地的老百姓却热情支持我们，阿章和邦土宁愿自己挤一点，让出了五间房子。我们就在那里排字、印刷、校对、刻字、办公和睡觉．为了争取早日出报，大家迅速安装机器和整理铅字。工具不齐，就自己动手制作。当时厂里已有何平、陈永林、梅力虹等一批技工及地方上来的陈佩赤、柳忠诚、章荣根、董大栋、朱尧仙和张聋子等同志，政治部还抽调了任光、丁水珠等十多位同志一起参加了筹备。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建和试印，终于在1943年7月7日，将原油印的《时事简讯》改为铅印，还承印试办的《浙东报》(综合性报纸，不定期出版)，为以后创办《新浙东报》、《战斗报》提供了经验。

　　1944年4月13日，《时事简讯》改办《新浙东报》。原《时事简讯》编辑部改名为《新浙东报》报社，由于岩同志任社长，还从苏中调来骆风、林聿时、方琼以及徐波、肖冰、洛蔚、洪绿和马新萍等同志。印刷厂和发行部都成独立机构，人员也作了相应调整。夏子明、陈静之同志调离；印刷厂厂长先由原编辑股长周斯明同志担任，不久改由原工务主任何平同志担任；发行部主任为钟虹同志。

　　印刷厂的建立，是浙东游击区出版工作上的一件大事。为了它的存在和发展，一开始我们就遇上根多困难。印刷器材相当缺乏，由于不打纸型，铅字直接印刷，铅字磨损较快。有不少铅字用了几次，就相当模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决定派人去上海采购，除急需的新五号铜模、铸字炉外，还有日常需用的油墨、白报纸等。这些都是被敌伪禁运的物资，长途运输更是非常危险，但是我们的采购同志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完成任务。在上海地下工作同志的帮助下，打通不少关节，采购到各种所需的物资。为了切实加强运输工作，我们自己还买了一只小帆船。

　　有一次，我们的帆船满载了印刷器材、纸张和油墨等物资，途经浦东沿海，恰遇风平浪静，帆船行驶不得，只好停靠在老港口岸。一靠岸就得悉敌伪正在清乡，如被敌人发现，船上的物资将全部劫走。正当焦急之时，当地党组织闻讯即派人前来协助，将全部物资卸到岸上的伪军据点里去。原来，附近的几个伪军据点，均为我当地游击队所控制，把物资运到那里，就避过日本侵略军的耳目，反而安全。结果什么也没有损失，全部物资安全运到浙东根据地，解决了印刷上的难题。

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岗位

　　1943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设立所谓“前进绥靖指挥部”，调集了二万多人，扬言在三个月内消灭我军于四明山区。我军被迫进行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敌顽采取“步步为营，筑垒挺进”的战术，向我四明山根据地中心进逼。当时环境十分恶劣，我报社、印刷厂、发行部(书店)，都随时作好战斗准备。区党委为使报纸不致遭敌人干扰而脱期和停刊，曾设想抽出部分武装部队，为我们警戒，但考虑到党更需要集结武装力量抗击敌顽，我们毅然向组织申请，自行组织武装工作队，轮流站岗放哨，保卫自己。为使书报的出版发行不受反顽斗争的影响，我们将部分印刷器材转移到三北建立分厂，选择在石步一带的山区隐蔽处，自己动手盖建厂房，并建立了瞭望连环哨。

　　石步毛山面积不大，西北面是横河镇，南面有二六市、三七市，均为敌人据点。山上没有茂密的树林，尽是些低矮的灌木和茅草，半山腰只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要在这样的环境中隐蔽一个印刷厂，真够困难的。为了防范敌人的发现，厂房大部分埋设在地下，深挖四五尺，少部分在地面上，走进去象个山洞。排字车间仅十四五平方米，东西各有一个洞口，没有窗。里面放4只排字架，另有3张小桌子作刻字、校对和拼版用。离排字房8米多处，在藤柴掩护下，造了一个六七平方米的集体宿舍，中间还挖了一个水潭，供洗涤用。印刷车间是一条狭长的车间，离排字车间约200米处。一进洞是存放纸张和切纸的地方．再进去是一部脚踏架(圆盘机)，有一位同志就睡在这里。顶上和周围全用藤柴茅草伪装好。加上大家非常注意隐蔽，洞口外没有小路，进出都在柴草里穿插着走，因此外人即使到了厂门口，也较难发现这里面有厂房。工作条件相当困难，铅字缺字较多，特别是标题字，大多要现刻。幸亏有个乐嗣贤同志，他技术高，刻得又快又好，可与铸字相媲美。掩体里光线很差，排字只能在蜡烛光下进行。没有切纸机，也没有切纸刀，只得用菜刀，由孙鹤亭同志把纸—令令切成8开或16开，即使天冷时也累得满头大汗。校对工作，初校、二校和大样由许少白(许耀东)、狄耳二人轮流干，白天校不完，晚上在油灯下继续干。特别是夏天，山上的蚊子又大又多，还有各种毒虫的叮蜇，坐着不动的校对同志从头到脚都叮得难以忍受，身上到处是疙瘩和水泡。有一次，女炊事员林梅同志去买菜时，顺便买到4根日本制的蚊香，晚上点燃几个小时，第二天在桌子底下一看，被薰死的蚊虫有几百只之多，真吓人。另外，在山里为了隐蔽，不能象食堂一样用柴草做饭，而只能用炭火，这样才不会冒烟。炭价比柴草贵好几倍，费用就大了．本来就很低的伙食费又要挤出一部分来买木炭，因此在山里工作，生活是十分艰苦的。经常是咸菜豆瓣、咸菜洋山芋、盐炒萝卜菜，难得吃上一顿鱼或猪肉。

　　1944年4月的一天，有百余名鬼子及200名伪军，专门进行搜山扫荡。来不及撤走的何平、陈永林等同志就分成四组，每人发了手榴弹，带了仅有的4支步枪，散开隐蔽在茅草丛里。敌人上山后，抓住十多个老百姓，威胁他们说出印刷厂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开口，最后有个胆大的人说；“印刷厂早已搬走了”。还将日伪军带到半山腰原来的排字房去看。日本鬼子不信，自己搜索，有几个鬼子搜到离印刷厂只有四五米，离我们的同志隐蔽处也只有100米左右，仍未发现，只好一无所获地下山了。

　　在反顽斗争期间，机关、部队经常分散活动，流动性很大，有时一天就得移动二、三次，这给我们准确、及时地发行书报带来很大困难。有时我们联络上了，辛辛苦苦把书报送到目的地，部队和机关却又转移他处，只得重新取得联络组织投送。有—次印刷厂副厂长陈水林同志外出采办印刷材料，途中路过一个小村，发觉村内声音嘈杂，刚到村口，敌人已持枪出现在面前。原来这股顽敌是来强拉挑夫的。陈永林身穿便衣，敌人将他和村民一起抓走了，敌人见他个子不高，就叫背两个药箱，跟着行走。不久，这股敌人与我军遭遇，刚一接火，挑夫动乱了，陈永林同志也乘机背着药箱跑回了我军阵地，还诙谐地说；“刚一被俘，就赚到两箱药，这买卖还上算”。1944午10月，日伪军扫荡“三北”，我三北发行部正将刚送到的大捆书报分包送走，突然有一老百姓跑来说，敌人便衣已进村了。分部负责人张黎(女)同志迅速叫通讯员竺振放带上发剩的报纸等物，从后门撤上山，自己则与另一女同志陈捷收拾好文件，正欲离开时，敌人已进屋，因而被捕。敌人虽然搜不到证据，却仍把她俩带走。事后据说这两位同志表现坚强，始终不吐实情。后经我地下同志设法营救，交保释放。

扩大出版发行业务

　　1944年春夏之间，反顽斗争的形势有了很大好转，领导决定恢复南山印刷厂。这次厂房不建在老百姓家里，而在泥屋里的半山腰，自己盖了几间草房。反顽自卫战争紧张时，《新浙东报》已改油印出版，现在恢复铅印了，这时因人手分散，排字、印刷等工作都紧张，也较辛苦，每人每天工作将近16小时，白天工作完不了，晚上在蜡烛光下干到半夜。这样连续了二个多月，等到上海地下党动员来的工人来到后，情况才有好转。到了9月，《新浙东报》从每周二期改为每周三期。《战斗报》仍在三北铅印出版。l0月以后，三北印刷厂与南山印刷厂合并，设备逐步得到完善，人员也逐渐充实．印刷能力日益扩大，除印刷《新浙东报》、《战斗报》外，还有能力印刷书籍。这段时间，除了印冬学课本外。还印了不少图书，如《论共产党员修养》、《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关于党的政策)、《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解放区战场)、《整顿三风》、《我们的策略》、《一笔总账》、《评中国之命运》、《王贵与李香香》、《兄妹开荒》、《根据地建设》等。还印过工农兵通俗读物《我们的出路》、小学课本《国语常识课本》以及内部发行的《锄奸文献》等。其中《政治常识》、《根据地建设》及《血战大渔岛》等几本图书均为根据地同志们自行编写的。其他大部分图书是由兄弟解放区提供样本，也有上海的生活、新知、读书生活出版社提供的，由我厂翻印出版。在没有成立出版部门前，均由报社代为审阅后提供样本，交印刷厂翻印出版。

　　尽管当时白报纸采购不易，为了便于读者保存，印书用纸还是全部采用白报纸印刷。如《根据地建设问题》有四五百页，《整风文献》和《政治常识》都有三四百页。为适应战争环境，在携带中不易损坏，这几种书的装订，是用布做书脊，《政治常识》还用48开袖珍本出版，便于干部、战士随身装在口袋里。在校对工作同志的辛勤努力下，当时出版物中极少差错．就是在四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浙东根据地排印出版的书刊质量，还是不错的。图书的印数。一般是1000-3000册，印数最多的是张瑞昌部长编写的《政治常识》，再版了两次。战士几乎人手一册。因为没有打纸型的条件，每再版一次就得重排一次。

　　为了向日军宣传国际形势并瓦解敌人，号召他们起来反对日本军阀的侵华战争，在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和敌工部领导下，以投诚和被俘日军人员组成的“日本反战同盟浙东支部”出版了一份日文刊物——《解放周报》，此刊物对开展瓦解日军的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翻译及校对等具体工作由被我俘虏的一个日本军官吉永寿秀(后成为反战同盟战士)担任。当时印刷厂内没有日文铅字等设备，就派赵刚同志去上海，由地下党协助，很快购得了三副日文铜模(2号、4号、新5号)。是年(1944年)5月，这份刊物终于出版，并采用多种渠道发送出去，有城工部同志转递，有联络站分发，也有发行部直接邮寄或化装进城分发。发行员黄流思，凭着年纪小，不易被敌人注意，经常带着日文报，混进余姚城。到了黄昏时就走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墙角处，将报纸投进院内，这种做法很见效。可是有一次投了报纸刚转身，竟被一只大手揪住了，挣脱不得，很快就被这个日本兵拉进离司令部一百多米的房子里，一进去就关上两扇大门。日本兵边摇手、边捂住他嘴，意思是不要声张。然后边做手势边说：“这个（指报纸)不要丢进去，那边的(伸出大拇指，意思是住着做官的)要撕拉撕拉的”。又伸出小指说：“这里要”。意思是这里住的小兵，他们愿看，今后要送到这里来。他们吃力地比划了一阵，总算沟通了彼此意思。然后开了门叫黄流思赶快离开。可见这个刊物的作用。

浙东韬奋书店的成立

　　这一年(1944年)夏天，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取得了胜利，四明山根据地和被我控制的“三北”地区已连成一片。为扩大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是年八月，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召开了浙东宣教会议后，随即成立浙东书局，由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瑞昌直接领导。宣传部设立出版发行科，由诸克任科长，抓书店和印刷厂的工作。并在梁弄开设了书店门市部，直接为广大读者服务。

　　1945年春节，浙东区党委在宣传工作上决定：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者邹韬奋同志的逝世，把浙东书局改名为“浙东韬奋书店”，任命诸克为经理，陈永年(现名陈树穗)为副经理。并将发行总部、印刷厂和造纸厂统一归韬奋书店领导。钟虹仍任总发行部主任，何平为印刷厂厂长，吴唐华为造纸厂厂长。不久，印刷厂分成三个厂，一个厂仍印报纸，一个厂印党的文件和政治书籍，另一个厂印军用地图、粮票、石印布告等，同年3月又改以印“浙东抗币”为主了。为加强对厂的领导，派了吴建平、伊克同志，军需处派了刘秀之同志(女)共同负责这个厂。

　　那时，《新浙东报》已由三日刊改为双日刊，以后又改为日报，印数由一二千份增加到三四千份。为了使根据地和游击区军民能及时看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解放区不断取得胜利的喜讯，书店对报纸的发行努力做到随出随发。运送书报完全靠肩背和担桃，书店的发行总部有十余个通讯员，大多是十三至十六岁的小同志，他们机智勇敢，不分昼夜，不畏烈日严寒，风雨无阻的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天天把报纸送到各部队驻地和各地方组织。书店的工作同志有时也常乔装成商人或山民，挑着夹有书报的锅盖、木桶等山货，送到石步村再转各地，待发出了书报后再将山货挑到街上卖掉。

　　游击区的书店，是没有仓库的。为了保存好图书，在山岙或竹林中将图书伪装成草舍或棺材，盖上稻草隐藏起来。有一次，诸克与赵诚同志，在三北叶家湾附近，刚将存放在老百姓家中的图书搬到后山坡竹林里伪装好，就见一队日伪军从他们藏书的那家老百姓家门口走过，因为转移早一步，才没有被敌人发现。

　　书店用销售的方式发行和出售图书。各发行分部凡设立门市部的，都有自己印的图书及上海版的进步图书供应。大一些的分部如梁弄等分部，除销售书报外，还供应一部分文具，如钢笔、铅笔、日记本、墨水等。但出售的价格很低，仅收回一部分成本费。

　　由于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发行范围逐步扩大，门市部也不断增加，每当部队打下一个城镇，我们就开设一家书店门市部(对外都称“渐东韬奋书店”，对内是发行分部)。一个城镇解放了，大家一齐动手，从布置到开门营业，一般只用一、二天时间。尽管店堂条件差，但山沟小镇见到新书店，书又都是放开在柜子上，很吸引读者。这时的读者就不只是干部、战士，许多老百姓也争着来看书、买书。小店堂里经常挤得满满的。一直关心出版发行事业的部队首长、区党委领导也常常来小店看看问问，使同志们很受鼓舞。

　　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浙东韬奋书店的发行分部有“三北”(负责人先是张黎、后为竺振放)、“余上”(负责人吴迪平)、梁弄(负责人先是周克非，后为鲁明)、章家埠(负责人顾墨卿)、“嵊新奉”(负责人杨斌)、上虞(丰惠)(负责人吴瑛)、鄞西(负责人鲁明)。这七八个分部，初步形成了发行网。在大发展期间，发行总部内部也健全了组织机构，增加了人员，设立了业务，出版及财会各股。书店的人员主要由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分配，大多是从上海、宁波、浙南等地来的青年学生。也组织当地同志动员自己的亲友来参加。书店是既有物资又有现金的单位，而大多数同志不会理财，当时采取了随教随学的办法，自力更生培养干部，于1944年冬和1945年上半年，办过两期短训班。班里既讲政治又讲发行业务，还学会计和打算盘等。学员结业后就充实到发行队伍里去。

抗战胜利的喜悦和结局

　　抗日战争胜利即将到来。为开辟新区作准备，1945年6月间，区党委宣传部抽调钟虹、赵诚、陈维生、赵刚、唐贤等同志去淞沪地区，在浙沪工委领导下开展浦东和浦西的出版发行工作。浦西工作在当时支队政委陈伟达同志的领导和关怀下，由书店几个同志临时组成一个班子，马上出版了《新华社简讯》，每天一期8开油印报，每期印几百份，及时将我党的方针、政策、时事新闻传播到部队和地方各个角落。与此同时还在浦东出版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

　　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为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宣传部决定两个印刷厂立即下山合并，厂址设在袁马。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新浙东报》发行量大增，且在8月17日起改为日刊，还派吴建平同志到上海采购照相版和胶印设备等，作较大发展的准备工作。为了准备接管余姚、慈溪、宁波等城市，工厂还增设了副厂长、政治指导员及工务主任，并设立了排字、印刷、校对、装订、石印、铸字和总务等各股。

　　随着我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发起向宁波城进军，以迫使日军投降，发行部同志协同报社记者组成小分队，带上宣传品，跟随部队直奔前线，在鄞江桥边，夜以继日地为部队服务，向敌人喊口号，贴标语，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也为打开城市开设书店作准备。

　　可是，就在这样热烈欢庆和积极进取的日子里，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赴苏北。区党委要求印刷厂将印刷设备就地埋藏，报纸改用油印。9月底又奉命迅即安装机器，铅印《新浙东报》终刊号。在副厂长陈永林带领下，狄耳、谷金灿等同志又将机器从土里挖出来，重新安装，奋战20余小时，终于在l0月1日出版，刊登区党委、纵队司令部和行政公署联合发布的《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作为《新浙东报》终刊号。在经过紧张战斗完成任务后，同志们忍痛别离四明山。部分同志随部队一起北撤，还有不少同志通过各种途径，终于到了苏中回归部队。书店(包括印刷厂同志)共有四五十人一起撤到苏北和山东解放区，为党保存了一批干部。浙东韬奋书店的业务，也就此结束。

　　作者：钟虹，上海市南汇县人，原名洪长达。曾任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已离休。

　　陈树穗，原名陈永年，曾任国务院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外事部、出版部主任等职，已离休。

　　鲁明，浙江省温岭县人，原名梁冠仿。曾任新华书店总店副经理等职，已离休。

　　董大栋，曾任国防科委印刷厂厂长，已离休。

　　附：浙东抗日根据地出版事业发展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