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25日，我随中共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如、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凯，从盐阜区华中局驻地垮州出发，沿黄海海边夜行昼歇。在敌人碉堡和海港河汊中穿行。到海启县复兴镇涉水爬上木制渔船，扬帆过吴淞口，在日寇军舰鼻子底下偷渡到浙东镇海龙山头登陆，行程二千里左右，耗时近三个月。至1943年3月初才过了姚江，到慈南徐鲍陈村，见到了谭启龙同志，算是报了到。随后，区党委移到了余姚横坎头、杜徐、袁马一带，分配我和参加过长征的谢飞同志举办区党委党员干部训练班。后来，区党委决定加强报社工作，便和一些同志调到《新浙东报》社工作。

　　关于浙东根据地的新闻工作、报社的组织人事、行政等等情况，前几年省新四军研究会邀请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当年的老同志开过专门会议，共同作了回忆，整理成比较全面完整的材料。这里我不打算复述，只就我在《新浙东报》当过编辑、记者的感受来谈谈我的所见所闻。

　　我当时先是主编国内版，和我在一起的是萧兵；国际版主编是林聿时，和他一起的是洛蔚。报社负责人为于岩。报社跟随区党委、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行军打游击，经常是晚上在蚊子包围中，伏在小油灯下编报。遇到敌情，立即收起稿件，背上背包行军。稿源是办报的基础，虽然有各级组织的支持，通讯员也不少，但及时的有份量的稿件还得自己采访。战斗期间，部队流动性报大，采访稿件十分困难，常常要单独行动。而报社女同志较多，我在其中已算是老兵，便应当成为记者。为此，专门给我派了一位鄞县当地的女党员沈辛田同志做通讯员，和我一起穿便衣，爬山涉水，东闯西冒，在敌人梅花桩似的据点中窜来窜去抓材料。好在我们和司令部、区党委的同志们一同行军多时，差不多什么会议都参加，人头很热。他们对我们无不热情接待、着意保护，任你走到哪个区乡都会有人招呼，到哪个交通站都有吃有住。表面看来，两个女青年(都才20多岁)在敌人和我军游击战中穿梭奔波，非常惊险，但因为我们是新四军，所到之处，都受到党和群众的保护。当然惊险的场面也遇到过不少，但那时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全然毫无惧色。敌人扫荡时，竟钻到敌人据点附近悄悄活动，现在回首往事还真有点后“怕”哩！

　　经常碰到的是一面战斗一面采访，在战斗中采访，在采访中战斗。有几件事，是我在新闻工作中终生难忘的：

采访大渔岛战斗的指战员

　　1944年8月中旬，新四军浙东纵队直属海防大队为开辟海上根据地首次向海岛进军。70多名指战员，分乘5艘木制机帆船占领下长6公里、宽1．5公里，有1000多人口的战略要地大渔山岛。由于汉奸告密，受到日寇飞机、军舰立体式包围，消灭了80多个敌人，我军也牺牲了42人，撤回30多人。开辟海上抗日根据地虽然没有成功，但向岛上居民宣传了党的政策，群众第一次看到了我军的良好纪律、爱民传统、英勇顽强的作风。撤退回来的指战员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热忱慰问。受伤的战士都住在后方医院。所谓“后方医院”，是山间丛林中用毛竹茅草搭起来的棚子，铺上六谷杆、稻草，或用竹凳搭上竹板的小床。医生护士给他们治伤，当地老百姓为伤员喂饭洗衣。我走进了他们的病房，坐在他们的床边、地辅上和他们谈天，给他们喝水，一张张年青战士的脸上并无哀伤，却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他们很少提到自己，但发誓一定要为阵亡的战友报仇。他们向我讲述了战友机智勇敢的事迹，其中有一位叫施铁山的班长兼机枪手，在一次战斗中，自己身中数弹，忍痛咬牙，圆睁双眼，打完最后一梭子弹，把机枪芯甩掉，手握枪托，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战，打死8个敌人，最后壮烈牺牲。后来战士们给他编了一首快板：“四明山，山连山，我们连里出了个施铁山。工作积极，战斗勇敢，一个胜十，日寇丧胆，真好比猛虎下山。”还有一个叫李金根的战士，被敌人抓到兵舰上，双手被敌人反捆在背后，敌人正要举枪把他刺下大海时，他挣脱绳子跳入大海，在敌人机枪扫射下拼命潜水游回，躲在海岛岩下，最后跟渔船逃回来。岛上的居民何忠信、夏阿花、王阿品、王阿追等尽心尽力帮助我军，有的掩护伤员，有的埋藏枪支、有的在我军撤退后还把搜捡到的枪支弹药及负伤战士偷偷送回大陆我军。这种种感人事迹，令我产生一股激情，经过几个日日夜夜（也就是在战斗空隙），终于在小油灯下完成了《大渔岛战斗》这一报告文学作品。可惜刚刚在《新浙东报》上连载，浙东部队奉中央命令撤退到苏中根据地去了。撤退时国民党部队一路追赶包围，我们除了武器外，丢弃了一切，有的同志连孩子都丢了，有的半路牺牲，我的《大渔岛战斗》稿子的散失就不足为奇了。文章是不见了，但英雄们的形象至今仍在我心中，仍在人民的心中（据丁柯、钟虹等同志回忆，当时《战斗报》编辑出版过木刻连环画《血战大渔山岛》。——编者）。

和女英雄李敏、袁春妍、陈晓云在一起的日子

　　我在浙东这块血染的战场上，不但见过许多部队的英雄，也见过不少做群众工作的英雄，李敏、袁春妍、陈晓云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我曾和她们同吃、同住、同战斗、同开会说笑，如今仍历历在目。

　　李敏，袁春妍被捕的前一天，我们同在鄞西樟村附近的一个山头上的破庙中开会，县委书记周飞向区委们传达上级的指示，部署在敌伪顽夹击扫荡中各区的任务。我们席地而坐，有的背靠破庙的砖壁。李敏等谈笑风生，信心十足，她剪着齐耳的短发，穿着普通农村妇女的条子布衫，黑长裤，手提一个小布袋，里面放着小本本、笔、牙刷之类物件。会议结束已近黄昏，临别时她对我说；“到我们那儿去看看吧，我们那儿溪里有密灌鱼，还有新娘子房间给你住，群众基础挺不错，消息很灵”。我笑笑说：“鄞西我挺喜欢，每个区我都要去。不过，今天不行，我已和徐婴(樟村区区长)约好，先到樟村蜜岩—带跑几天，过几天一定来”。说着，彼此握握手走出庙门，我看着她和袁春妍消失在密林丛中的小路上。

　　第三天(1944年2月22日)，我听到她和袁春妍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逮捕的消息，大吃一惊。她是那么机灵，群众基础又好，怎么会落入敌人之手？细问之下，才知道是敌军入村时，穿着便衣，突然而来，群众没有认出，李敏、袁春妍等来不及躲避，而敌特中又有人认识她俩，因此落入敌手。被捕后，敌人强迫她到山上喊话，要新四军的同志出来，她当然不干，受到了酷刑。由于她们坚贞不屈，过了几天，就被敌人脱光外衣和其他五位同志分别捆在樟村街中心一间街屋的木柱上，用刺刀将她们刺死。李敏、袁春妍被刺20多刀，鲜血流满砖地．敌人一面刺，李敏等不停地喊口号、骂敌人，在“共产党万岁”的喊声中流尽最后一滴血，光荣牺牲了。敌人走后，群众立即把六位烈士的遗体抬到山岙中，用浮土埋起来，一面紧急报告新四军。这一天，我在樟村后街的—户人家躲着，敌人到处放哨布岗，住家的小姑娘泪流满面的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我。我也禁不住哭了．住在李敏牺牲的那间街房子对面的一位姑娘在敌人走后也哭着来对我说：“我在窗缝里看见李同志他们被敌人刺杀的情形，他们个个挺着胸还喊‘打倒日本鬼子!打倒顽匪!’我真想冲上去救他们，可我没有枪……”我听了这些，联想到李敏、袁春妍平日为群众谋利益，组织抗日团体、抓生产、减租减息；协调家庭关系、组织妇女学习等等，深受群众爱戴。就写了一篇李敏牺牲前后群众爱护和痛心的文章，登在《新浙东报》上。后来还被根据地学校选为教材。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瑞昌看了后对我说；“很感人，连我看了也流了泪。”可是经过多次扫荡战争，这篇文章也找不到了，登这篇文章的报纸至今也未发现。好在英雄业迹已永留人间。

　　在我接触过的女英雄中还有一位陈晓云同志。陈晓云是鄞西梅园乡的乡长、支书。那个乡既红又白，内红外白，距离鄞江桥、凤岙市等敌人据点很近，敌伪顽经常来来去去。便衣侦探更多，没有惊人的机智勇敢是应付不了的。陈晓云年龄较那时的青年女同志大几岁，加之她待人热情诚恳，照顾周到，大家都称她“晓云姐”。我到她那里采访，和她一见如故，两人同睡一床，叽叽咕咕一谈就谈个通宵。听到外面狗叫或有脚步声，她都要轻轻起床侦察一下。晚上走路她给我打着小电筒(因为我是近视)。她告诉我她反抗包办婚姻，剪去辫子，“偷”出衣服，约好女友，日夜兼程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后是怎样领导各种不同性格的保长，怎样对付敌、伪、顽部队及其游击人员的。她说：“这主要是群众拥护新四军，相信共产党，时时有人保护我，时刻有人为我放哨，他们在田里劳动，一有情况就来报告，所以我虽住在敌人鼻子底下，敌人却抓不着我。”她不无骄傲地说着，我看她信心十足。我在她那里住了两夜，便离开了到别处“游击”。我的通讯员沈辛田是鄞西边村人，人熟地熟，带着我转来转去，有时在敌人据点附近埋伏，有时在山头草棚过夜，倒也自由自在。饿了吃番薯枣子、喝山泉、啃六谷饼。唯一的弱点是我的鄞西话不过关，容易引起坏人怀疑。很可惜，我这个外乡人在大扫荡中安然无恙，我们的晓云姐却不幸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抓去了，这样机灵的她怎么会落入敌手呢?原来1944年4月25日她一个人走在鄞西梅园岭的一条山路上。山路是弯的，她没有看到敌人，一转弯正巧和敌人对面相遇，逃走已来不及，敌军便衣也认识她，因此遭到不幸。被捕后敌人百般折磨她，她也不动摇，也不知托什么关系将她的戒指、耳环带出来交给组织，还捎出了一句话：“宁死不屈，请党放心”。不久便被敌人杀害，这是1944年5月了。

　　这三位英雄，我军和地方党组织曾千方百计的营救过她们，可惜当时敌、伪、顽力量数倍于我，我军战斗频繁，敌人戒备森严，无法解救，眼睁睁看着她们牺牲了。

午夜突围，看见一幅人民爱兵图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在扫荡中走进了浙东新四军纵队司令司部教导队徐志达中队，和他们一起“游击”。徐志达同志朝气勃勃，机智勇敢，非常干练又有文化素质，既威武又和霭，我和他很谈得来。他告诉我，他童年时是个放牛娃，头上长满了癞痢，后来叔叔带他到上海“照光”才治好，现在才有一头乌发。有一天，他说：“今天午夜中队要去打埋伏(预知敌人行动路线，半途埋伏歼灭敌人)，你是近视眼，行动不便；还有一位刚从上海来的医务员也是女同志，和你一同留在这个山头小村，明天你们到底坪村找我，部队打完埋伏后到那里休息。晚饭后，部队消失在竹林深处。我们便在一位大娘家的门板上躺下，老大妈看见我们两个年青女兵，十分爱护，抱来棉被给我们盖好，还塞给我们一把番薯枣子。摸摸我们的衣服，问冷不冷?拉着我的手说：“这么细皮嫩肉的手能拿枪打仗吗?”由于连日行军困倦，—会儿我们便呼呼入睡了。

　　彭、彭、彭，“快开门……”急促的敲门声和低沉而紧急的叫喊声把我们惊醒，开门后保长冲了进来，连喊：“快走，快走！顽军进村了，已放好哨，正在分房烧饭，快点，什么也不要带，我送你们出村。”我们两人迅速穿上衣服，拿起背包就走。老大妈俯耳叮咛“：千万小心，下次再来”。又塞给一包六谷胖。我俩跟着保长在朦胧月色中避开敌哨走进竹林小道，可是山路碎石多，一碰就滚，发出了响声，敌哨喊“口令”?我们匍伏不响，他打了一枪，听听没有声音，也就不再追查。于是我们又小心前进，走进了坟堆，走进了刺丛，淌过了小溪，直到下半夜坐在一个山头上背靠背喘气，浑身汗湿而寒冷。只见另外几个山头上火光窜动，布满了敌人，而山下溪水轰鸣，水深流急，不能行动，两人只得坐到黎明。天放亮，发现溪水对面有户人家在冒炊烟，山下是条大河，不过溪水有深有浅，还是可以试探的。于是我们倒爬下山，手攀岩石灌木老藤，下到溪边，我们俩手拉手涉水上了岸，悄悄进入那户人家．主人告诉我们这里敌探来往不断，敌军过往频繁，他送我们一包热番薯，劝我们快走，上山隐蔽。我们立即进入另一座山腰，找了个洞外长满小树茅草的山洞，躲藏进去。两人疲惫已极，正想打盹，忽听两面山头枪声大作，机关枪得得得，手榴弹轰轰轰。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处在双方夹击之中，而身在洞中又无武器，无能为力．只得屏息以待。我们担心着徐志达中队的胜败。直到下午，一切才告平静，但情况不明，我俩不能下山，好不容易待到天黑，上来一位村民，挑回他藏在山上的箱子，我们才知道是两股敌军企图夹击徐志达部队，而徐部机灵脱出，使他们自相残杀半日。两个山头隔着溪，他们连路也弄不清，等到弄明白，已经损失惨重。我们托农民带信给大岚山区委书记舒文同志，请她派人来接我们出去。过了一会儿，农民又送来一壶水一碗番薯，说今天找不到舒文同志，明天一定来，两个人躲在山洞里冻了一夜(大约已是11月光景，我们还穿着夹衣)。第二天下午，舒文同志才派人来接我们下山。我们在另一处密林深处见到了徐志达和舒文，他们正在慰问伤员。徐志达不无得意地对我说：“哈，他们打得真热闹，面对面拼命轰，我们却在荫蔽处观山景。这些伤员不过是前天夜里打埋伏时受的伤，我们损失很小。”他指指舒文同志说；“她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到处有民兵、情报员配合。现在医生来得正好，快去帮助给伤员们换药吧！”于是我们走进搭在毛竹丛中的茅草顶竹片墙的“后方医院”，地铺上躺着一些年轻战士，看见医生来了都很兴奋。大嫂们在给他们喂饭，一匙一匙送进他们口中，有的还用手把战士托成半躺式喂流汁，一副亲切、关怀、耐心的神态，确实是一家人的模样。看那边，溪水边一些姑娘，大娘们正在为战士们洗衣服、绷带，晾在沙滩上。多美的画面，多美的心灵，好一幅军民心连心的感人场面。我全身热血奔腾，不禁涌出了泪花，中华民族有这样的优秀儿女，一定会胜利，于是我抑制不住便拿起笔写下了这一切……

　　这一切就是我在敌后根据地做新闻工作时的所见所闻，只可惜我的笔太笨太慢，还不能把他们所有的高贵品质和战绩及时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时有歉意，甚至遗憾，当年在一起战斗共同生活的同志们，有些后来牺牲了，徐志达、徐婴、余旭等同志都成了烈士；有些老战友也先后去世，何克希、连柏生、刘亨云、邱相田、舒文等领导同志都离开了我们。面对他们的贡献，我十分悔恨为什么当年不多采集一些材料，让他们永留人间。

　　作者：巴一熔，女，江苏镇江市人。曾任华东妇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科委科研处处长等职，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