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电台

　　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奉令北撤。为了使留下坚持斗争的地下党组织和浙东广大人民在主力撤退以后仍能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得到上级的指示，及时了解解放区的情况，浙东区党委决定在四明山留下一部收发报电台和一架新闻电台。那时候，国民党的“劫收”部队已从大后方到了宁波。接着出动了正规师和地方部队一万余人，分三十二路对四明山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妄图把我们留下的武装力量和地方党组织一网打尽。在这样的情况下，四明地区特派员再三嘱咐电台的同志：“要坚持斗争，就要及时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就要了解全国的斗争形势。因此，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同解放区的联系，不能中断。”

　　随着部队北撤后形势的逐步恶化，于9月底，我们随同当时坚持四明地区的负责人陈布衣等同志从村庄转移到山上。开始在袁马附近一个山岙里搭了一个茅草篷，十几个人住在一起．两个电台同时工作。不久，因为通报台功率小，与撤到苏北的部队联系不上，又因为用的动力是五匹马力的手摇马达，操作起来声音很大，容易暴露目标，没有办法再用下去了。因此，唯一的就是靠新闻台坚持工作，每天把新华社的电讯抄收下来，告诉坚持的地方党组织负责同志，指导斗争。

　　当时四明山天空乌云密布，一片白色恐怖，而我们除了几支短枪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武器，一旦暴露目标，随时都有出事的可能。所以不仅要提防敌人的侦察、情报，也要尽量避免同一般群众接触。在那段时间，不进村庄，不住农户，在山上露宿、野营，经常转移。1945年11月，国民党大举“围剿”时，我们就由大岚区委负责人黄连同志等带路跳出他们的包围，用两个晚上，经过大岚山来到上虞的屏风山。那里几十里山谷没有人烟，粮食困难，就吃六谷，辅之以野果、野菜。天气寒冷，就砍柴烧炭取暖。没有房子，更没有桌子、凳子，好在山里有的是竹木，就一把柴刀，自己动手盖草篷，用柴棍野藤编扎成桌子、凳子，叫“弹簧眠床”、“沙发凳”。有的时候转到一个地方，来不及搭篷，就露天坐在山地上，用膝代桌收抄电讯。天下雨了，就撑起雨伞当屋顶。晚间工作主要是点蜡烛、煤油灯，有时接不上，就用竹篾点着当灯。每天抄报要用纸，要用干电池，这些东西在山区比较难办，托人到城镇去买，容易暴露目标。一个办法是，通过个别同我们有联系的小学教师，可以搞到一点纸。另一个办法，到了晚上，由武工队同志出面，到那些两面应付的伪保长、伪乡长以及地主家里，限令他们去办，并规定什么时间送到什么地方。再一个办法是尽量节约使用，一张32开纸，在正常情况下，只能抄报100字，我们就抄得小，抄得密，抄上200、300字。正面用了，反面再用。第一遍用铅笔抄，第二遍再用钢笔抄。这样就把纸的利用率提高好几倍。纸张接不上，什么香烟壳、包装纸等都用来抄报。干电池要用3伏的A电两节和45伏的B电，我们把手电筒用的电池，靠自己焊接、串连和并连起来用；有时用完了，接不上，就用旧电池打个洞，加点煤油，烘一烘再用。至于生活，吃的、用的都比较艰苦。部队撤退时，留下一部分物资，为了取信干民，把“浙东银行”发行的抗币收回来，换给了群众。留下的一部分钱，因通货膨胀，很快就贬值了，何况在山区也不好买东西．容易暴露目标。记得有二三个月时间，十几个人就是靠大岚山地方同志挑来几担六谷和一瓶盐，用洗脸盆当烧锅，一天烧二顿，每人吃上一、二小碗，饿了采集野果充饥，一直没有吃上蔬菜。有一次，一位从平原上山来的交通员给领导同志带来一瓶鱼肝油，这位领导同志就把它拿来掺上水，烧成汤，要大家共享二个月来未吃到的第一只荤菜，虽然只闻到一点腥味，但内心却是乐乎乎的。那时山区群众在三座大山压迫、剥削下，过着“柴根当棉袄，竹篾当灯照，辣椒当油炒”的日子。我们完全与群众同艰苦、共患难，为革命没有怨言。

　　1946年初，“围剿”的高潮过去了。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我们又回到陆埠区和鄞西山区，同朱洪山(原鄞慈县办主任，新四军浙东纵队留守办事处主任)、鲍纯甫(陆埠区委书记)及林山等同志汇合，过了一段时间。为了隐蔽，又决定电台两个同志单独隐居，并派熟悉当地地形和与地方同志关系好的史青同志照顾。那时候，物质条件比屏风山时要好一些，但离村庄近，保密和安全条件更要注意。要选择岙深、林密又有水源的荫蔽地方，自搭草篷。因为那里有用小木条搭成的“弹簧床”、“沙发椅”，有用竹管引来的“自来水”，同志们风趣地称为“公馆”。因为经常转移，“公馆”很多，又根据不同地方的特征，取不同的名称，如一个在红叶树丛中的叫“红公馆”，一个水源很是的地方叫“水公馆”，一个利用山洞的地方叫“石公馆”，一个最隐蔽，多次去住不出问题的叫“永安公司”，一个搭得最讲究又高大的叫“国际饭店”等等。住公馆有公馆规矩，就是行动要警惕，讲话要小声，白天烧饭不能冒烟，晚上点灯不能露光，一有暴露立即转移。

　　1946年7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解放战争正式开始了。坚持在浙东的党组织，通过电台及时了解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学习新华社、《解放日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重要报道，决定从原来以保存力量为主转到逐步建立和发展武工队，发动和组织群众，首先打击土顽势力。当电台把收到的解放战场的捷报传给大家时，又进一步鼓舞了斗志，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必胜信心。1946年底，国民党浙江保安团又调遣几个团到四明山区“扫荡”、“搜索”，留守办事处主任朱洪山同志就是在那个时候遇敌牺牲的。党组织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就在1947年初，由鄞西地区负责人陈爱中和金声、王圣章等同志带着护送出山区，到离宁波市不远的一所庄屋的阁楼上“打埋伏”，以后又转到一个尼姑庵里。因为敌人活动比较频繁，为了避免暴露，干脆住进了望春桥伪乡长钟士康的家里。这个钟士康既是国民党的乡长，又同我们有联系，家里房子又大又多。陈爱中等同志把我们二个人连同电台当面交给他，要他绝对保证安全。我们就在他家的楼上暗室里住上两个星期，照常抄收电讯，从未间断。这期间，国民党警察曾经在那一带搜查过，但没有估计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在他们自己的乡长家里。

　　1947年，上海局派顾德欢同志来浙江，中共浙东临委成立以后，十分重视电台和宣传工作。抄报的人从2人增加到5人，又调了从上海来的梅寒白、邹清、徐炎、肖容、罗毅等同志，他们有的在上海的新闻专科学校里读过书，领导上就交给了办报的任务，要求把抄收的新华社电讯加以编刻油印，传送到各县、区去，取名《新华电讯》。电台的名称也改叫“文化公司”。这张电讯开始时只一张蜡纸、一块钢板、一把刷帚，印上几十份。后来搞到了油印机，速印机，印数逐步增加到几百份。

　　随着整个解放战争的发展，浙东敌后武装不断发展扩大，路东(绍兴、诸暨、东阳等地)，路西(萧山、浦江、义乌、寿昌一带)、路南(永康、武义、金华)等地区的局面也逐步打开。各地武装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不仅要及时知道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而且要求报道和交流本省各地武装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并把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及时向群众宣传。为此浙东临委于1948年4月决定把《新华电讯》改为《四明简讯》。

正式办报

　　在余姚陆家埠北面杜徐后山“公馆”，正式出了报纸。当时简讯内容仍以电讯为主，逐渐增加了地方消息，是油印八开二版一张，每隔2~3日出一期，每期印500份左右。

　　到了1948年冬季，浙东临委所属四明、天台、金萧等几个游击区迅速扩大并连成一片。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临委决定筹办《浙东简讯》。“文化公司”20多个同志随临委机关向天台、路东地区转移，并留下徐炎、邹清等同志在四明地区继续出《四明简讯》，还派李文彪同志去金萧地区，肖鱼同志去台州地区筹建新的电台。我们随临委机关转移的同志，还是边行军边出报纸．到了12月份，到达新昌县镜岭区称子坑南山上搭起“公馆”。这里山高林密，悬崖峻岭，夜里经常听到虎叫的声音，故名“老虎公馆”。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但同志们的情绪一直是高涨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由慈南、鄞西而新昌，先后转移了“蚊虫”、“老虎”、“山阴”等七八个“公馆”。1948年是祖国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一年，我们不论在“公馆”或行军路上，都及时把济南、辽沈、平津、淮海、西北大捷的胜利消息火速印发出去。这些重大的捷报电讯，往往都是在夜间抄收到，连夜印好、包扎好，要交通员及时分发到各地。

　　1949年2月10日天台县城解放前夕，临委紧急通知我们连夜赶到天台去。当来到天台原国民党县政府的大门口时，看到二块红布覆盖着二位战士的遗体，他们为人民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原县政府的大院里，纵队司令部的同志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顾德欢同志立即布置我们两个任务：一是把天台解放的新闻写好，二是把国民党县政府的印刷机带走。当天傍晚我们随司令部撤到国清寺，搬运印刷机和铅字的队伍，由新昌县武工队在队长吕少英同志率领下护送着赶来了，经过连夜行军，第二天就把这些机器和铅字运到新昌镜岭里王村，选择了附近的一个山岙的悬崖山洞里打了埋伏。继天台解放后，2月17日又解放了三门县城，我们在胜利中过了春节。接着，我们又伴随着印刷机转移到会稽地区的诸暨县丁家山和司令部会师了。中共浙东临委书记、纵队政委顾德欢同志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勉励我们努力办好报纸，宣传形势，鼓舞斗志，教育群众，打击敌人，迎接大军南下。同时决定将原路东工委办的《路东简讯》合并到《浙东简讯》来，并从教导队里调来一批同志，充实了报社组织。经过研究，选择了斯宅南山蒋家坞村作为报社的社址。这是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庄，坐落在东白山腰，村后山峰直刺云天，翠竹密林把小山村紧紧抱住，一条小溪顺着山沟穿过薄冰欢跳着向山脚下流去。早春3月，还是春寒料峭，但迎春花却笑红了山崖，画眉鸟迎着晨曦歌唱。大地回春了。同志们总是赶在拂晓前起床，跑步歌唱、扭秧歌舞。

　　由于临委的重视，《浙东简讯》社人员已增至50多个，逐渐发展至初具规模了。尽管只有一台脚踏轮转机，但是终于建立起人民的印刷厂。编辑部进行厂整顿充实，建立采通科，加强了采访通联工作的指导，派出的地方和随军记者，除原有的记者何其、胡春两同志外，已增加到十多人。经过较充分的准备，克服重重困难，铅印机开动了，《浙东简讯》于3月15日正式创刊，出对开四版一张，开始隔日刊，后改日刊。在创刊号上大造了革命声势，第一版上刊登了顾德欢同志在纵队干部会上的讲话，他号召全军指战员做好思想、物质准备，培训干部，迎接大军南下；二版上刊登了三门解放，国民党303军308团机枪连向我军投诚，以及金萧支队与皖浙解放军胜利会师的消息；三、四版上刊登了解放区土改和恢复生产的消息和通讯。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还以“浙东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十多种学习小册子。另外，浙东各地区工委和支队也都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小报，例如《四明简讯》、《台州简讯》、《金萧报》，还有《农民报》、《工农报》等十几种油印报刊。这些报刊成了战士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同时是一发发射向敌人心脏的炮弹。战士们把这些纸张粗糙的读物，读了又读，传了又传，有的报刊甚至磨掉了折角还在传阅着。国统区的群众，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地传阅着这些红色的报刊，延安的曙光照亮了他们的心灵。敌人发抖了，他们甚至不择手段地假造我们的《四明简讯》，迷惑群众。

　　为了迎接大军南下，中共浙东临委在4月中旬，于诸暨县枫桥镇召开了整风和培训干部的会议。临委指示报社的全体同志也集中在枫桥举办了新闻培训班，顾德欢同志以及纵队政治部主任诸敏同志都在培训班上讲了话。通过学习，对大家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的教育。在四明地区的《四明简讯》社的同志也听取了中共四明工委宣传部长薛驹同志关于新闻工作坚持党性原则的报告，要求新闻工作注意真实性、指导性、批判性、群众性、时间性。

　　1949年的红五月是极其激动人心的日子，大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了，杭州也解放了，《浙东简讯》出了套红的号外，印数一万余份。5月15日，我们印出了《浙东简讯》最后一期。大家根据临委通知，忙着把笨重的物资打好埋伏，把印刷机和铅字埋在地下，整装待发，准备进城。16日夜里，我们随着诸暨县办派来的武装从斯宅出发，忽然得到情报，国民党散兵窜到乡下扰乱，我们把一些体弱的同志暂时埋伏在群众家里，冒着大雨连夜行军，到第二天上午，才到达诸暨县城。就在我们撤离蒋家坞的第三天，蒋帮散兵果然窜到那里，抢走了我们埋伏的物资，砸毁了印刷机，捣散了铅字，还吊打了老百姓。

　　17日晚上10点钟左右，诸暨县办周芝山同志通知我们说：“去杭州的火车通了，张部长(顾德欢同志)通知你们立刻到杭州去和大军会师”。周芝山同志把我们送到车站，我们登上了解放后第一列通往杭州的火车。一列火车，十几节车箱．只有我们这50多个“乘客”。火车在路上，开开停停，甘为平、骆健、方形、李雅赞、陈黎天等青年同志都兴奋得高声歌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的队伍来了……”等革命歌曲响彻整个车厢。到了18日上午9点，才小小翼翼地开过钱江大桥，原来大桥曾遭到敌人破坏，才修复通车。我们出了城站，行进在杭州市街道上，大军笑着向我们敬礼，居民们也以好奇的眼光欢迎我们，似乎在问：这些身着土布衣，脚蹬草鞋、破鞋的战士是从哪里来的?太阳当头了，在将近12点的时刻，我们来到北山街原汤恩伯公馆，向顾德欢同志报到，投入胜利后的新战斗。

　　（曾载《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二，略有删节）

作者：梅寒白，曾任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