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抗日斗争的洪流

　　吴唐华(1915~1968)，浙江省宁波市人。家境贫困，1929年读完小学后去上海文华美术公司(后改为中国图书杂志公司)当练习生。1935年年底，加入邹韬奋等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春，中国图书杂志公司到宁波开设分公司，吴唐华被调来宁波分公司为营业员，加入了宁波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会”)成员组织的宣传队(“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后，改为鄞县抗敌后援会第四十二宣传队)。同年8月下旬，宣传队二十几名骨干分批北上延安学习，宣传队由吴唐华负责。他积极领导队员开展抗日宣传，广泛团结进步青年，很快使宣传队发展到一百多人。

　　1938年3月，中共宁波党组织自1932年大革命失败后得以重新组建，吴唐华由庄禹梅介绍，被吸收为中共党员。23岁的吴唐华有了党的领导，更积极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

献资创办新生书报社

　　重建后的中共鄞县县委，决定在宁波城区开办一家书店，向群众供应进步书刊，传播革命真理，并将书店作为党的联络机关。任吴唐华为书店支部书记，由他出面集资筹办书店。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中国图书杂志公司，拿出个人私蓄，并向为个体演唱者伴奏的艺人父亲要了一笔钱作为开办费，租下和义路口一间三层楼房，经过一个多月的张罗，于5月间挂出“新生书报社”招牌，开始营业。这是继青春书店之后在宁波出现的又一家新型书店。

　　新生书报社地处和义路口，开业后前来看书买书的读者很踊跃。每逢星期日，顾客盈门，店堂里挤满了青年学生。书报社铺面不过二十几平方米，左右两排书架，中间一张长条桌，开架售书。读者爱看什么书，可以随便翻、随意看，看中意了再买。吴唐华常对两个小青年营业员(18岁的励艺夫和16岁的史来潮[史迪])说：“书店营业员是读者的朋友，要热心服务，使读者满意。”营业员就在读者中间走动，帮助读者从书架最高一层中取书，清理被读者翻乱了的书架，提供读者需要的书讯。当不能满足读者需求时，也不说“没有”、“不知道”等简单回答，而是说明缺书的原因，或告诉读者从别处能得到这些书的线索。他还告诉营业员：“爱书的读者中有买不起书而‘顺手牵羊’者，如果是店里过期的报刊，就开一眼闭—眼，行个方便；如果是新书，就暗示他：‘你请付钱吧！’不使他太尴尬。”当有的读者买书带钱不够，吴唐华就同意赊欠或自己垫付。他常对艺夫和来潮说：“多销售一本进步书刊，多吸引—个读者，就能多教育、团结一个人，时间长了，影响就更大了”。可见吴唐华非常爱护和体贴读者。

秘密发行革命书刊

　　当时，新生书报社供应的书刊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鲁迅小说《呐喊》、《徬徨》、《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虹》，《蚀》，巴金的《家》、《春》、《秋》等，外国文学作品有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摩菲维奇的《铁流》、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期刊如《浙江潮》、《译报周刊》、《抗战》等。吴唐华还曾通过地下印刷厂，秘密翻印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等。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翻印和发行这些书刊，而且发行到江苏、皖南一带新四军中去。

　　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上海后，租界里仍继续出版进步书刊。而沪甬间的海上交通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控制和监视，上海码头检查严格，如旅客携带抗日书刊，一旦被搜获，书被没收，人被逮捕，非常危险。对此，吴唐华总是巧妙包装，机警应付，通过敌人重重关卡，把书刊安全运抵宁波，从没有被敌人发觉过。每当新书刊运到以后，他要把书刊分门别类加以处理。被国民党政府禁止销售的进步书刊，要改头换面重新装扮之后才上柜供应；老读者托买的新书刊，要及时送上门去或交邮局寄去；有的少数上架陈列，大部分内部销售；有不宜上架的则秘密发售给可靠的读者。吴唐华还特别关照励艺夫：“营业员在店里要注意读者的眼睛。真正的读者进店后一定专心看书，不会东瞧西瞧；而特务进来看书的时间少，看人的时间多。特别是有人付钱取书时，他非常注意买的是什么书。所以，书店不能光顾做生意，要保护读者，不能让买进步书刊的读者吃亏。”吴唐华就是这样既重视进步书刊的作用，又认真保护读者，把传播革命真理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是书店又是革命地下联络站

　　自新生书报社开业以后，常有一些穿长衫的“先生”上楼和吴唐华交谈或聚会议论。每当其时，吴唐华总再三叮嘱艺夫、来潮，要提高警惕。一有情况，就“大声咳嗽”或“喊叫”，通知楼上以便应变。有一次进来三四个歪戴鸭舌帽的人，乱翻书架，那时正好楼上有人聚会，史来潮就以读者多、忙不过来为由，大声叫喊吴唐华下来“帮忙”，直到这些人离去。当年中共鄞县工委组织部长应起同志(原名应端贤，后改名朱学勉)常住在书报社的三楼上。秦加林、竺扬等负责同志也是常客，在吴唐华的周密安排，和艺夫、来潮的认真警卫下，没有发生过意外事件。

扩大组织，团结进步群众

　　1938年11月，宁波成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吴唐华任宣传部长。民先队有好几次会议在书报社楼上开的。营业员励艺夫，史来潮也是在书报社参加民先队，而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吴唐华还利用供应进步书刊的便利，组织“新生书报社读书会”，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教师、店员和青年学生。后来很多人加入民先队，有的还加入鄞县宣传队，参加抗日宣传运动。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周刊社”(简称“学周社”)出版地下刊物，开展学生运动，吴唐华以民先队宣传部长身份，积极参加学周社的活动，向青年学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39年1月间，吴唐华与陆平(民先队负责人)、史俊、孔令嘉(学周社负责人)组织“宁波学生寒假旅行团”，冒着严寒，出西门，沿姚江南岸长途行军，步行一天到达芝林山区。同学们放下背包，就挨户串门访贫问苦，并与驻地的慈溪工程任务大队组织联欢。联欢会上，相互交流宣传抗日的经验，演出歌咏、短剧，山民还诉了苦。无论山民、学生都深受教育。

经受住革命的严峻考验

　　1939年4月，吴唐华同志任宁波城区区委书记，孔令嘉同志负责学生周刊社，领导青年学生运动。而国民党中央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已全面实施。此时，吴唐华的处境十分艰难。

　　吴唐华的家在西太平巷，从和义路口的书报社沿环城路走并不太远。有一次，励艺夫跟吴唐华回家。他们出了书店，吴唐华却走进东门，弯进日新街，绕过廿条桥，穿过开明坊，又转入县东巷……，艺夫不耐烦地说：“没事儿游四门!”唐华低声说：“你不知道，我们身后随时有‘尾巴’，你若直走，不但不容易发现‘尾巴’，更不容易甩掉它。多绕弯路走，多看几眼背后，‘尾巴’就会现形。宁波小弄堂多，进口苍水街，出来厂堂街，路路通，‘尾巴’就晕头转向了。”他心中有一幅宁波大街小巷详明图，随时用来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和不测情况。

　　这年6月19日，吴唐华邀孔令嘉(当时化名“孔平”)去书店，当他们走近东门口，突然迎面跑来一个警察，劈头就问；“哪一个是孔平?”孔令嘉脱身不得，被捕了。吴唐华，首先想到的县委机关可能被破坏，立即转身闪开，飞快地跑到老实巷孔家，将隐蔽在孔家的中共宁波中心县委委员秦加林同志从孔家后门带走。这道门平时是不受人们注意的通道。他又立即通知另外两位负责同志迅速转移，得以安全脱险，避免了一起严重的事故。

　　形势日趋恶劣，到了1939年9—10月间，由吴唐华负责采办供应书刊的奉化抗战书店先遭到奉化县政府查封，开业不到一年半的宁波新生书报社也难以存在下去，终于在10月间被迫关闭了。为了安全，吴唐华由党组织调往上虞政工队工作。

　　1940年1月，形势稍微缓和，吴唐华返回宁波，开设“浙江文具社”作为落脚点。公开是经营文具，暗中继续向读者供应从上海等地采购来的进步书刊，并冒着危险，有三四次亲自携带书刊前去余姚、上虞两地秘密发行。其中有毛泽东《论持久战》、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斯诺的《西行漫记》等。青年们一见新书，抢着选购。

　　宁波沦陷后，吴唐华继续从事地下斗争。一次，被日寇密探侦悉，到西太平巷他家追捕。他及时从边门遁走，特务扑了个空。又有一次他和史来潮从余姚城里《浙民公报》社出发去周巷。中途被一个便衣汉奸盯住，吴唐华便拉着史来潮迅速避入一家大宅院，甩掉“尾巴”，得免于难。

　　此后，他进入四明山革命根据地。1944年秋，他负责修复芝林村一家停产多年的纸厂后任该厂厂长，招聘奉化棠岙一带有生产土纸经验的工人，以当地丰富的毛竹、稻草为原料，生产土纸，克服了《时事简讯》因日伪封锁造成纸张来源行将中断的出版困难。同时，他继续潜入宁波、上海等地，为根据地采购文具、纸张等物资。1945年10月，浙东根据地主力部队北撤，组织要吴唐华隐蔽坚持。可是几个月过去，没见组织上派人来联系，他焦心如焚，就想方设法找到横的关系，参加了华东局地下贸易机构。并于1947年12月回宁被，和友人王作新开了“美艺文具社”，在华东局徐雪寒同志领导下搞上海物资地下转口贸易。将上海的书籍文具经宁波转运山东解放区，从山东运回生油转上海。一次，有二百多包书籍要转运山东，书已到宁波庆安栈，不料被特务徐雄冠探悉。王作新已被刑警队传去，吴唐华家附近也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游转，而美艺社内还留着三包书和发票，要是落入特务之手，必将危及上海组织的安全。吴唐华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前去取货，但终因店门口已被特务盯住而无从下手。后来通过王作新妻子，才把书和发票取出，避免了一起事故。事后特务追捕吴唐华，他已带了家眷逃出了特务的魔爪。

清贫一生无私奉献

　　吴唐华家庭子女多，经济负担重，生活颇艰难，却常是乐呵呵的。还在书报社工作的时候，中午常吃一碗“阳春面”，对付过去，而把书报社的全部收入补助了组织上的经济困难。有一年寒冬腊月，地下党一位同志撤离宁波时，他把自己唯一的一件丝绵长袍送给这位同志御寒。1941年7月，中共宁属特委书记王平(王文样同志的化名——编者)同志来宁波治病，就住在他家中。他在敌伪的眼皮下挑起了保卫、联络工作的重担。吴唐华住过的几处地方：宁波沦陷期间在垃圾成堆的西太平巷，解放战争期间在尚书街粪缸弄内，都是阴暗低矮的平房，而且还常常缺米少柴，十分清苦。

　　1948年夏，宁波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吴唐华一家早一步逃亡上海，全家六七口人，挤在不足15平方米的棚户区的平屋里，自顾不暇，但还是掩护从宁波撤出的几位负责同志，四出奔走帮助大家安顿下来。他常说：“有苦大家吃。”其实他是“有苦我来吃”，始终热心对待别人，真诚帮助同志。

　　吴唐华为传播革命真理奋斗了一生，他节衣缩食，却从不放过一次供应进步书刊的机会。1949年5月宁波解放，他当即从上海赶回来参加筹备出版《宁波人报》的工作，奔波于杭甬之间，取得领导上支持；同时抓紧间隙，和朱仲伦一起，翻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供应新解放的宁波人民阅读。《宁波人报》创刊后，他担任经理，苦心孤诣地策划经营。以后为《宁波时报》经理及宁波油厂厂长，都尽职尽责，为人民作出贡献。在众所周知的“文革”期间，不幸于1968年5月26日被迫害致死，至1978年10月得以平反昭雪。

(本文根据陆平、周康靖、史迪、励艺夫、朱仲伦、刘生海、孔令嘉、吴中等同志回忆材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