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县之有报纸—一《宁海民报》。自1933年5月1日始。当时，发行人为章本范(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务特派员)，社长卢朴，主编章桓、编辑石研、严伯钧、石哲，特约编辑胡慕青，采访赵佑藩、华禹谟，经理石陶。系七日刊。发行200份，由县前水源兴纸店承印。

　　先此，有城关人华宣猷，约同严伯钧办过—张《宁海日报》，因揭露“土匪”消息，被县长李涵夫禁止，仅出二、三期，即告夭折。华宣猷逃亡出外，严伯钧则更名为严寒，直到李覆车身亡，才回家执教乡间。

　　1935年，宁海区执委会改选，《宁海民报》的人事亦随之变动。社长由石研担任，并自兼主编，经理石陶，我入社专任编辑。社址从区执委会迁至中街方牌楼阅报社旧公房，改为三日刊。赵佑藩、华禹谟仍兼采访，并多了一个义务采访钱一山君。发行量增至500份。印刷也改由芸香纸店承印。店主人华智卿通情达理，他把全部印刷机件搬到方牌楼与报社合并，便于印刷出版。1937年，上海抗日战争爆发，报社同人激于爱国义愤，日夜收听收音机，摘抄战讯，报纸也一度改为日刊，8开4版。但终因社中人手过少，精力不支，同人相继病倒，且社中经费支绌，又恢复为三日刊，以资撙节。

　　宁海民众对《宁海民报》是关心的，热忱拥护，工商界订阅亦很踊跃，而县政府却甚是淡漠和歧视。记得有—次，梅枝采访员田德彰君，因为写了一则揭露“土匪”活动消息，被县长李涵夫传至县府，滥施体罚、进行侮辱，打了200记手心，关了7天，直到田君的手肿消退，才释放回家。

　　1937年，浙汀省党部派玉环人苏兆麟(字玉骐)来县整顿党务，社会活动开始蓬勃发展，县总工会、县农会相继成立，妇女会、佛教会也活跃起来，还办了三期社会军训，一期僧众救护训练，形成一股抗日热潮。苏氏派送我到金华接受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受训。社中编务，由我荐了林朝会君代理。受训结束回来，苏氏要我担任县党部宣传干事，编《宁海党务通讯》，名义上仍兼《宁海民报》编务。这时(1939年左右)，社长石研，受县长白深枟的怂恿，被委为健跳区区长，欣然赴任。苏氏力推我接任社长，我因报社经济困难，苦苦相辞，后由秘书潘以治先生从中周旋，在积余宣传费中拨了银圆32元，作为接收开办的费用，我才勉强答应下来。

　　当时人事的安排是：主编林朝会，采访除赵、华等二三人外，新添了王从行。经理石陶坚辞不干，我即物色了吴燧民、赵惠连、叶既奎继任。过了一段时期，林君突患肾脏病，返涨坑老家休养，我遂邀胡育琦(笔名麦野青)为主编兼会计，实行经济核算制。这样，社务才走上了正轨。后来，鄞县三青分团介绍来一个女青年李瑞华，我把她安置在编辑部，叫她与王从行专跑县政机关采访新闻，工作很出色。

　　1939年秋，苏兆麟奉命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次年初夏，在归途中染疾，暴亡于南昌陆军后方医院。省命潘以治先生代理书记长职务，石研为秘书，我遂退出县党部，回社工作。过了半年，潘卸职，石研受委为书记长。我遂夤缘石研，屡经周折，好容易在县建设经费内拨得10万元，准备筹购印刷机件，是为《宁海民报》印刷厂奠基发展之始。

　　1944年，县政府也办了一张8开报《宁海战讯》，与《宁海民报》相抗衡。社长温州人王人驹，主编人王人可(即王乘科)，除报导战地消息外，主要是刊载政府法令，销数达1000份。报费在县发经费内扣除，电讯则由县府无线电供给。基础稳固，消息灵通，条件比较优越。《宁海民报》受到打击不少。我急与石研、潘以治(时兼县党部党筹监察委员)商讨对策，认为非自办印机，自力更生，即无法维持。乃由电话局长赖达源出面，打通宁波敌伪(时宁波已陷日寇之手)关节，得到鄞县自卫大队长周士英的支持，向慈溪镂青印社购得全部印刷机件。我得讯后，与石、潘商量决定，匆匆便装随同六区专署秘书王兴藻于夜间趁船潜入鄞东韩林埠，谒见了周士英本人，他指定他的部下第三中队长石伟为我掩护，黑夜乘帆船插入东钱湖莫枝堰，白天则匿于联络站一佛教徒家中，约赖君于次日中午，在莫枝堰边秘密商定，以第三中队为押运主力，在韩林埠征民船乘夜潮直送宁海黄墩埠，再由我与乡长同族人胡樾征民工扛运到社。布置妥定后，我即同王君趁夜潮乘破漏民船返回宁海。

　　直到次年五月，计划果然实现。全部印刷机件与铅字，由赖君会同工务主任石学兴、工人许培金负贵，在第三中队掩护下安抵黄墩，再由桥头胡民工五十多人，扛运到城，为《宁海民报》印刷厂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件事，使我激动不已，事情过四十多年了，走笔至此，还使我热泪涔涔。

　　可是，机件虽购到，债台却又高筑。前拨l0万元，远远不济。连运费和交际应酬，就高达15万元。赖君多次上门催讨，我不得不向宁海各界呼吁，以《宁海民报》印刷厂名义，筹集商股，每股5000元，组织了董事会，推县长李洁、书记长石研为正副董事长，柴协宗、杨邦才、尤尔维等为董事，我任常务董事，任用张从周为经理，尤尔维为副经理，才得以偿清了欠债。没有几个月，流动资金又成问题，张从周认为罗掘已尽．《民报》前途无望，乃自办肥皂厂于西门，毅然离社，我坚挽无效，只得由他去。当时我孤军作战，告援无门，不得已将桥头胡父遗房产，卖与嫡堂兄胡人俊，得币四十五万元，总算勉强渡过难关。第二步雇用印刷工人，同样也碰到困难。因为厂中经费不稳定，待遇低微。工人不安心，时时想溜到外面(甬、象一带)去。我接受石学兴君的意见，陆续招考了一批学徒，为《宁海民报》准备后继的力量。同时，为缩短出版时日，充实报纸内容，费了一番心血，《宁海民报》遂由三日刊改为日刊，4开4版。销数由原来的500份、800份逐渐增至2000份。不但沪、甬同乡纷纷来信订阅，就是远到南洋、新加坡，也有《宁海民报》的踪迹。宁海族外同乡每每随身携带，以一睹家乡报纸为快，相互传阅，引以自豪。当时的《宁海民报》可谓深入人心，成为宁海的舆论中心，博得人民普遍的拥护和支持。

　　1945年5月，盘踞宁波的日寇向我县栅墟岭一带发动数次进攻，得到情报将进陷县城，县属各单位受到震动，由石研与县长李洁召集各界会商后，向东乡沿海撤退。我即率同全社员工，携带所有机件铅字，到白峤埠得乡长赵兴基协助，雇用民船，由海道运抵茶院，驻于文昌阁小山上。县府各机关则驻于茶院街，他们酒肉争逐，日事招摇，致为侵入县城的日寇侦悉，由汉奸向导，绕道象山进犯我胡陈、力洋，直陷茶院。我方不及抵抗，县长李洁仓皇退上盖苍山(即茶山)，我则由文昌阁山后郑公潭经后徐到达海头，再率员工避到锡婆岙一小庙中。一个月后，正拟设法从海道转向三门，与县党政机关取得联系，忽然从城中得到消息：日军太平洋战争失败，已无条件投降，县城的敌人也已退尽，县政机关准备回去。我喜出望外，但这时主编胡育琦与编辑李瑞华却相率要求离去，使我沮丧万分。正是粮尽援绝，进退维谷，万念惧灰，乃日与三五方外友功法等徜徉于丹山、苍岭间，不复以世事为怀。一直挨到1945年年底，才怏怏回城。

　　1946年初，经石研与李洁召集各界开会决定，邀我暂时担任县府秘书职，解决我个人生活问题，让我专力筹备《宁海民报》复刊事宜，并答允将全县各乡镇、各中小学、各保的报费，统由县府会计室负责扣下，《宁海战讯》与《宁海民报》合并，不另发行。社中员工口粮，也照实际人数拨给。就这样，《宁海民报》复刊才获得基本保证。是年6月，《宁海民报》与宁海各界重行见面。

　　是年9月，我将《宁海民报》所受的困难，如实函告上海旅沪同乡严苍山先生(宁海人，时在上海行医)。先生平时急公好义，于家乡公益事业，极为关心，尤注意《宁海民报》的前途，复信对我充满了同情。经他大力支持，在上海各同乡间开展了筹募《宁海民报》基金活动，得到了旅沪巨商长洋郭永澜老先生的赞助，叫他侄儿郭履洲出面主持。基金暂定l000万，并及时把募得的基金，陆续汇来。绝处逢生，《宁海民报》才有了蓬勃的生机，我辞去了县府职务，回社工作，与社中员工同甘苦。

　　1946年秋，经理竺仁静君，组织宁海文艺青年联谊会，会员多达500余人，都是宁海旅外大中学生，分布于甬、沪，杭、南京、北京，远达香港、新加坡。因会刊《文谊》发表进步文章，遭到当局的猜忌，竺君于1947年初被驱逐出境；采访王从行又辞职他往；此间，又逢竞选伪国大代表事件突发。风波迭起，国民党内讧激烈，宁海分郭(履洲)李(士珍)两派，同胞操戈，各不相让，《宁海民报》处境困难。更兼当时币制混乱，万元不值半文。物价一日数变，斗米亿元，尺布千万元，钞票用麻袋装，社中经费不继，动遭牵掣。员工难以长时期枵腹从公，迫不得已，只得于1948年元旦，宣告停刊。唯一的一张宁海报纸，无奈又与宁海群众告别。

　　总之，《宁海民报》自1933年5月创始至1948年元旦停刊，中间虽稍有间断，时间长达15年，在当时县报历史上，也属罕见。我则自始至终，参与其事，在个人的生活道路上，也留下了一串浅浅的足印，深深感到故乡人给予我的温暖。夜半醒来，记忆犹新。前尘影事，历历在目。如今，年事已老，旧梦尚温。抚今追昔，感慨万分。

                         (曾载《宁海文史资料》，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