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战斗在浙东地区的“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其前身主要由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三支队的暂编第三纵队等组成。（三、五支队借用国民党三战区的名义，三纵队则借用国民党苏鲁战区的名义。）1942年夏，三纵二大与三支二大合编为南进部队（南进会稽山），三纵其余部份（特大、五大等）改称淞沪游击队第四支队，故浙东地区群众又把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称为“三、五支队，”或“三、四、五支队”，在姚北和上虞北乡则概称为“老三纵”。

三支、五支、三纵都是从浦东开到浙东的，故首先要叙述一下我党在浦东地区建立革命武装的经过。

浦东建立革命武装

早在1938年春，共产党员周秋萍（又名周大庚）、吴建功等，就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局势，组织南汇县抗日自卫队第二中队。周秋萍任中队长，吴建功任中队附，在二中的战士、班排长中，也有一些是中共党员。这是党在浦东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武装。

1938年下半年，又成立了抗卫第四中队，（中队长连柏生）党又派出王才林、王三川、林友璋等去担任中队骨干。这是继二中后又一个为党所掌握的抗日武装。

1938年12月，日军在浦东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国民党的部队东逃西躲，只有二中队的同志摩拳擦掌准备战斗。12月16日，二中队隐蔽在泥城东边的外海塘的一带迎击日寇。这次战斗打得很激烈，有些同志负伤后继续作战，直至与日寇肉搏拼刺刀。中队长周秋萍壮烈牺牲，同时阵亡的有二、三十人。由于鬼子上有飞机侦察，下有陆军在地面前进，海里还有军舰封锁，二中指战员虽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至夜幕降临后，开始陆续撤出战斗。

经过泥城战斗，二中的政治影响扩大了，但却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猜忌。1939年4月，国民党南汇县长于淘生（兼南汇县抗日自卫总队总队长，也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支队长）根据国民党中央制定的那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搞了一个阴谋：通知抗卫二中到大团“集训”，二中的同志只知国共合作抗日，没想到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他们服从命令，高高兴兴的从泥城来到大团。二中到大团以后，于淘生又通知他们徒手集合“训话”，结果枪枝全被缴去。一个鬼子打不垮的抗日部队，竟被顽固派用阴谋的手段而被缴枪、被解散了。

党吸取了二中失败的教训，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口号有了新的理解，认识到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要使党所掌握的武装尽可能的作灰色隐蔽，并要团结好那些真心抗日的上层人士，做好抗日救亡统战工作。

二中被解散后，二中的一些同志有的到了抗卫四中队（抗卫四中队后升级为抗卫二大队），也有的利用社会关系转到了抗卫一大队。

1939年6月以后，日军为了巩固占领区，再一次进行大扫荡。什么拉网战术、蓖梳战术，每次出动都是几路、十几路齐头并进。那时国民党在浦东的主要部队有忠救四支队、八支队，还有什么三支队、独立第一大队，后来又有什么二十二支队、二十三支队、二十五队、独立第二支队，名目繁多，人数也不少，但都经不起日军反复扫荡，大部逃离浦东。还有一部份则摇身一变，从抗日变为降日，如忠救八支队，在特务、汉奸何行健的指使下，改编为伪“和平军”十二路军（以后又改为汪伪陆军正规军十三师）。接着忠救三支刘福之部投敌变为伪军，一些地方部队也先后投降。至此，整个浦东地区只有抗卫二大队，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共产党员为骨干，既不外逃，更不投降，他们依靠当地群众，继续坚持高举抗日的旗帜，成为浦东唯一的一支抗日部队。

1940年的下半年，抗卫二大通过上层社会关系，与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取得联系，得到了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番号，淞沪游击指挥部委原大队长连柏生为第五支队长。

五支队成立后，下编两个大队，即一大（大队长张席珍）、二大（大队长林友璋）。表面上，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是属于国民党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实际上是我党掌握的抗日部队。

浦东党一方面重视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另方面也很重视上层的统战工作和伪军工作。当抗卫一大还未化伪的时候，党就派陆阳、唐华等到抗卫一大特中工作，又派刘仰均、沈靖（又名沈步樵）等到抗卫一大一中工作，这些关系都由浦东工委委员周强同志直接领导。抗卫一大化伪后，1949年2月，五十团二营营长储贵彬邀请吴建功帮助他整顿队伍，趁机吴又带了姚镜仁、陈文祥等同志一起来到二营。对于吴建功的政治情况，储是知道的，他之所以请吴来帮他整顿队伍，是由于他认识到，要抗日只依靠共产党，以后的事实也证明，吴到二营后，储对吴的意见是言听计从的。（储以后参加了共产党。）七、八月间，又通过三营营副胡骏（后也加入党）的关系，派方晓、何亦达、张大鹏、陈清等同志，到三营八连去工作。后又派戚大均、刘露平等同志到三营七连去工作。与此同时，浦东工委决定在五十团内成立党的五十团工作委员会，由朱人俊同志任五十团工委书记，方晓、吴建功、何亦达等任工委委员。并先后在八连、六连、七连等三个连队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八连支委会由方晓、何亦达、张大鹏等组成，六连支委会由姚三林、唐华、黄明等组成，七连支委会由戚大均、刘露平等组成。

从1940年的冬天开始，六、八两连队实施游击训练，即每天清晨起床后就打好背包。捆好稻草，上好门板，扫好地，然后无声跑步（不喊口令）一刻钟，每天上午上政治、军事、文化课。下午出操、打野外，晚上文娱活动，检查群众纪律（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进行检查），检查完毕，不管好天下雨，都要调换宿营地。我们这样做，营长储贵彬是知道的，有一次，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上面由我们顶着，下面，只要队伍带好，由你们去搞。”对此，我深深的感到宽慰。

1941年春，通过储贵彬、胡骏等关系，征得五十团团长、团副的同意，在五十团内成立干部训练班（或称干训队）。人员从各连抽调，武器由受训的人自带。这个干训队，对外称为五十团警卫队，由团副茅铸九任队长，但实际主持队的行政工作的则是二营营附共产党吴建功，还聘请共产党员朱人俊为干训队的政治教官（因朱在五十团内没有公开职务，故叫聘请），调八连连长共产党员方晓任干训队政治指导员，六连连长共产党员黄明任干训队军事教官兼一排长，又调共产党员张大鹏任干训队二排长。党内成立干训队临时支部，由朱人俊兼支书，方晓任副支书，吴建功、黄明、张大鹏等为支委会委员。

干训队的训练项目，参照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教导队的内容，上午政治、军事、文化课，下午出操、打野外，晚上文化娱乐活动，检查群众纪律，夜行军，调换宿营地等。

干训队的政治课由朱人俊同志讲授中国历史，他以唯物辨证的观点说明中国的历史是变化、发展的，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的前进的，中国现阶段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这不会是永久的，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人民群众打破的。他还说，学习中国历史，就是要大家认识时代是前进的，我们应该跟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在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并进而达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他讲课时很少用名词术语，也不讲什么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由于他讲话的逻辑性强，听讲的人自然而然的会得出相应的结论。记得我们部队开到浙东以后，还有很多同志，常常以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是变化的观点，来说服教育那些墨守成规，不敢创新，安于现状，怕困难的人。

方晓同志讲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的讲课也很生动活泼，大家很有兴趣。

这个干训队前后只有四个多月，但就在这短短的四个月中，竟然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发展了一批党的外围“抗日同志协会”会员，使党在五十团的工作更有基础了。

关于伪军工作，除了五十团外，党还派干部打入到伪军陈王河部去工作，先后两次拉出伪军部队，还派王三川等打入伪军张妙根部去长期埋伏，为党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

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和敌伪军内部的秘密工作相互配合，使浦东的抗日斗争更趋活跃。1940年冬，敌伪曾发动过一次针对淞沪五支队的大扫荡，敌伪指挥部的围剿命令和作战计划刚下达到团部、营部，五支队方面也就知道了敌伪的围剿部署，于是就在敌伪军合围之前，得到伪军内部同志的掩护和协助，跳出了包围圈，到伪军的后方去休息去了。那些荫蔽埋伏在敌伪心脏的同志，为党立了功劳。当时何曾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会遭受林彪、“四人帮”百般诬陷、迫害！

据我所知，很多同志是不顾个人毁誉、忍辱负重的无名英雄。如王三川同志，长期埋伏在伪军张妙根部队中，张部开到余姚，他也随队到了余姚，向浙东我党、我军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敌伪情报，后来不幸为汉奸劳乃心杀害。又如戚大均同志，他是个独子，父母反对他参军抗日，但他却坚决要去参加抗日部队，早在1938年就参加了二中，并入了党。泥城战斗中，他被鬼子连戳六、七刺刀，当时昏死过去，鬼子以为他已经死了，就走了，在敌人走后，直到半夜，他才苏醒过来，他裹着一身浸透鲜血的衣服，爬着、摸着，找到了一户人家，当地农民把他抬回万祥家中，他没有要革命部队一分钱，自己找医生，自己化钱治好了伤，又回到党的部队。当党派他去做伪军工作时，他开始是一肚皮的不愿意，经过领导上一再说服教育，想到这也是革命需要，终于流着眼泪，接受了党交与的任务。在一次从陈王河部拉出伪军时，他又身受重伤（胸部中弹），但他意志坚强，伤愈后再次接受党交待的任务，长期埋伏在伪、顽军中，直到抗战胜利。

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

1941年4月，日军在浙东地区发动了“宁（波）绍（兴）战役”国民党一、二十万军队，一触即溃，望风而逃。不到一个月，东面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地，西面肖山、绍兴、上虞等地，相继失陷。整个杭甬线以北，全部成为沦陷区。根据这一形势，苏南地区的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同志到浦东（浦东工委受路南特委领导），他向浦东党传达了上级指示：浦东方面敌伪控制越来越紧，而浙东地区则是日军新占领区，那里空隙较大，部队较易活动，要积极向浙东发展，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浦东工委遵照路南特委的指示，就在1940年的5月，先派姜文光、朱人侠两同志，带领部分武装队伍去三北（镇海、慈溪、余姚三县的北部总称三北），他们的任务，最初只是侦察性的，姜文光同志到浙东后，即与当时驻在姚北游源村的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又称宗德公署）取得联系，淞沪游击指挥部的指挥官叫薛天白，他当即给予姜部为宗德三大队的番号，并委姜为三大大队长。其后，我们为了要取得港口，以便与浦东联系，乃由朱人侠带了一部份人枪，与驻在海边一带的“忠救”孙云达部建立关系。孙云达也是浦东人，朱人侠和他是认识的。因此，孙就给了朱部以海防第一大队番号，委朱人侠为一大大队长，驻新浦沿一带。

姜、朱等到浙东后，看到日军兵力不足，几十里才有一组日军据点，认为确系我军发展的有利条件，于是，浦东党又决定派林友璋（到浙东后改名为林达）和蔡群帆（改名蔡正谊）等同志带领五支四大会同姚镜仁、陆阳等所率地方守备队，开赴三北。五支四大到达姚北后不久，即在相公殿附近伏击庵东出扰的日军，当日军进入四大伏击圈后，四大指战员就发起突然袭击，一时机步枪、手榴弹的声音响彻云霄，鬼子毫无准备，遭到这样的突然袭击，整个队伍乱成一团，他们为了逃脱被动，很快地丢掉了死尸，拉着、背着一些伤员逃回据点去了。五支四大则无一伤亡。这是我党武装到浙东后的第一次胜利战斗。这次战斗大大鼓舞了三北地区人民的抗日激情。

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在名义上本来就是属于淞沪游击指挥部指挥的，五支四大到达三北后，也即与淞沪游击指挥部取得联系。薛天白为了扩充势力，也可趁此冒报抗战功劳，乃将五支四大升级为淞沪游击队第三支队，委林达（即林友璋）为三支支队长。这是我党第二批武装部队进入三北地区。

同年六、七月间，从敌伪军内部得悉，汪伪十三师有外调去苏、嘉地区参加清乡扫荡的消息，而我党在五十团的工作也有些暴露。于是浦东工委就决定将埋伏在五十团内的六、七、八三个连队拉去浙东打游击。

9月18日，六连由黄明、张昔祚、姚三林、唐华等带领，七连由蔡葵、梁近博带领（戚大均、刘露平仍然埋伏在伪军中），八连由方晓、何亦达、陈清等带领，另附二期干训队数十人，以张大鹏为前导，总负责人是朱人俊、方晓，共计人枪三百多，分乘一、二十只民帆船，由浦东泥城外面的马勒港出发，开赴浙东。

1941年的9月18日（农历七月二十七日），天上没有月亮，四周是漆黑的，因为部队是受过长期夜行军训练的，所以大家也并不感到困难。

这次行动，有些同志，如党员、干部，在事前是知道的，但为了不致暴露，谁也不请假，不向父母、亲友告别，甚至连存放在附近居民家的衣物、日用品也不去拿。这种纪律，完全是来自革命战士的高度自觉。

上船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 有些人还轻轻的哼着抗日歌曲；有的则唱着“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船开了，有些战士走上甲板，他们当时还别着汪伪军的帽花；一见到这，就使他们生气，于是很快地把帽花摘了下来，有个战士喊着一、二、三，所有甲板上的人都一起把伪军帽花抛向杭州湾，这个行动很快传到全船，传到前后友邻的船。 一时，一组组、一班班，都以抛掉伪军帽徽为乐，抛掉了伪军帽花，也出掉了长期积压在战士们心头的一股怨气。

船行两小时，忽然听到马达声，负责警戒的同志报告，有日军汽艇巡逻，于是大家就荷枪实弹俯卧在船帮旁边，枪口对准着马达声响的方向，准备万一汽艇闯上来，就向它开火。汽艇肯定没有发现我们，而我们也有我们的任务。于是他走他的，我们走我们的。半夜左右，忽然风没有了，海上没有风，帆船就走不动，而我们是一定要在一夜的时间里渡过杭州湾的。心里再着急也没有用，战士们轮流去帮着摇橹，但船还是走不快。这样慢吞吞的走了一个多小时，老大突然欢呼了一声：“风来了！”果然，篷帆吃到风，船就快起来了，其后风越来越大，船也越驶越快。第二天（9月19日）清晨，船到新浦沿外面的海滩上。此时，海水退得很快，船搁浅了。当海水退到一公尺左右时，领导同志一声令下，所有干部、战士都跳入齐胸的海水里去，大家面向南边的海塘，快步前进。第一个目标是抢占海塘，以防发生意外情况，可是当先头部队到达岸上时，却发现朱人侠同志正在岸上等我们，他已为我们的来到做好了准备。当天，我们就在附近的盐场里休息下来，在盐场里我们看到一仓库一仓库雪白的盐，真是堆积如山，从前我们只看到盐放在水里就溶化掉了，可是这里的水放在太阳底下晒着，慢慢就在盐板上结起一粒粒的盐。这就是中国当时四大盐场之一的庵东盐场。

我们是第三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在盐场里休息了一天，部队向逍路头前进，在胜山附近遇到了三大，在坎墩又和三支队碰头了。都是浦东来的老同志、老战友，他乡遇故知，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每当我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往往有些同志感到不可理解。他们想，怎么可能在汪伪军中搞游击训练？怎么可能在汪伪军中搞抗日的干部训练班？但事实就是这样，不是什么可能不可能。至于为什么能这样？我认为这和当时浦东党的灵活运用统战政策和争取瓦解伪军的政策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抗战期间，不论在国民党内或无党派人士及顽伪军中，确有一些真心抗日的爱国志士，当他们看到国民党腐败无能，而共产党却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真心诚意的把抗战当作高于一切的政策和民族任务时，就自然而然的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由羡慕而钦佩而同情，甚至其中有些人最后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不但是我们的五十团内时是如此，就在我们把队伍拉去浙东以后，他们还

不断的送人、送枪支弹药、送各种物资来支援我们。甚至连丁锡出（汪伪十三师师长）在驻防绍兴时，也善意的劝告我们要当心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此人在解放战争期间率部起义，受到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最后献出了生命）。

（1979年11月）

原载《浙江文史资料》第1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