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占领宁波以后，为了控制这块浙东沿海的军事要地，很快在宁波城区的几座大的建筑物里，设立了军事谍报和捕杀我抗日军民的特务工作机关。驻扎在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房子的日军宁波宪兵队，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方净土顿成人间地狱

　　当日军松井师团进犯宁波，杭州宪兵队即派久保田大尉率领村田中尉和曹长根岸、稻田、铃木等10余个宪兵，携带宪佐刘斌和翻译程明、蔡邦、林元等随军来甬，组建宁波宪兵队。

　　日军宁波宪兵队人数不多，却具有监督军纪的职责，又负有战事军队特务工作的使命，在日军官佐眼里，有着不同一般的地位。日伪军下乡扫荡，常由宪兵队率领或随同；日伪地方特务机关窃得抗日游击队的情报，一般都以宪兵队为主采取行动；日伪军捕获的我抗日人员，也要解送到宪兵队关押刑审，并决定处置。例如1942年3月，俞济民部情报组长戴东明被汪伪十师37团

　　团长、号称‘活阎王”的张侠魂捕捉，即解送到宪兵队关押审讯，尔后被砍杀。即使象身居浙东最高行政机关的日本宁波特务机关情报科长、老牌间谍芝原平三郎，也受到宪兵队的挟制(后来芝原骄横过甚，为驻军所不容，名为调离，实是宪兵队传审后押送出宁波的)。可见它亦是日驻军的一个公开特务机关。

　　宪兵队首任队长村田，不久由仓木胜、大场敬次先后接任。下设政务、思想、特高三科。政务科长一直由铃木担任，主要检查宁波船埠码头，侦缉军用物资的走私；思想科长为稻田，后由木场重雄接替，着重对付共产党宁波地下组织的抗日活动；特高科长为根岸，后由岩本一郎接任，则是搜捕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和潜入市区的谍报人员。从这个建制看，亦能窥见日军宁波宪兵队是怎样一个组织。这三个科，既有分工，又—起突击行动，同时在当地招募了一批密探、联络员，充当他们杀人的帮凶。

　　宪兵队组成时，队长村田就看中了座落在开明街口永耀电力公司的房子，这是一幢质地坚固的三层式洋房，旁通中山路大街的中段，位处城区中心，是全市交通枢纽，房子前面是一片废墟(注：沦陷前半年，日机在这里撒落鼠疫菌，百余名居民暴死。百余家住房因而毁之一炬)居高临下，可监视各方动向，遇有情况，可随时四面出击。日军宪兵队进驻以后，岗哨严布，便衣密探横行街区，房子底层改建为二大一小可容纳七八十人的牢房，经常被关押的有20余人，小间为女监，关押逮捕未遂的在逃人员的家属。中层为各种处调室(即刑审室)，另有刑房一间，备有灌水、电刑等各种刑具。思想科还豢养了一群凶恶的狼狗，不计其数的抗日人士和无辜同胞，在这里熬受各种非刑，棍棒敲打的折裂声，狼狗咬人的狂吠声，日寇兽兵逼供的咆哮声，受害同胞刺人肺腑的呼号声，不时从这座房子里传出来，使人毛骨悚然，给周围居民带来极大的恐怖。一方净土，顿成了人间地狱。

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宪兵

　　日军宪兵队根据密探、联络员和各情报机关所提供的谍报，不断率领日军小队和汉奸、伪军四出扫荡，捕捉新四军和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员，而被捕捉的往往是一些无辜同胞，不少人被当场处死，对抗日者或可疑人员，则多被解送到宪兵队里刑审逼供，即使有幸能活着出来，也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终身致残。这里仅举所知几例，以从中了解这班刽子手是怎样杀害我同胞的。

　　章一天被狼狗咬死

　　章一天是鄞奉游击指挥部第四支队谍报员。在宁波沦陷初，打入宪兵队特高科当探员，一时颇得日寇信任，未及数月，日军警备队翻译陈定法被鄞县西乡游击队处决，章一天突然失踪，传为鄞西游击队绑架。过了10余天，章无恙归来，引起日寇怀疑，经秘密调查有异，于是将章拘禁，在严刑拷打之下，章被逼供出了真实身份，由之激怒队长村田，竟密令特高科长根岸，放出豢养的狼狗，将章一天活活咬死，其状惨不忍睹。

　　张英杰被枪杀于途中

　　张英杰居住于鄞西百梁桥，宁波沦陷后，与当地乡长马信伟、何信柜三人搜集流散枪支，就地招兵组织抗日游击队，挂钩于俞济民部的鄞奉游击队指挥部。1942年春，俞氏借日军“宣抚”国民党军队倒戈，命张英杰带领人马假降，事前由马信伟出面与专搞策反的伪“毛机关”联络，讵料日敌狡猾万分，居然用封官作诱饵，委以该机关上校情报组长，收卖了这个投机钻营的马乡长，探知了张英杰假降的机密，报送宪兵队。日宪设法将张英杰，何信柜骗到宁波，立加逮捕。不用说受尽酷刑。至同年5月，宪兵跟随驻宁波的野付师团进犯金华，将张英杰带至途中杀害，何信柜经汉奸马信伟作保，总算留下一命。

　　“四·一九”全城围捕

　　1942年4月19日，宁波沦陷一周年。国民党三战区江南挺进纵队为显示自己的力量，从鄞县西乡出发，于晚上8时光景向西门口岗哨贸然发起一次袭击。事前潜入市区的便衣亦在同时向开明街宪兵队和惠政巷宁波特务机关门口，各投掷—枚手榴弹。城区内外，一时枪声大作，惊动了驻甬日伪军，待大批日军赶到西郊，挺进队已撤离他去。次日晨，驻军司令官野付昌德召集宁波宪兵队长仓木胜、宁波特务机关长龟山、宁波地区警备队小金正等严加训斥，责令仓木胜等彻底查明情况，限期破案。于是，宪兵队、情报科、特高科的日伪谍特人员、汉奸密探和联络员，全体出动，封锁市区，实行戒严，并突击检查户口，发现形迹可疑和未带“良民证”的即加逮捕，先后收审100余人。西郊镇伪镇长赵伯箴、事务员张云龙也以资敌嫌疑逮捕，曾为挺进队作向导的王阿明、顾德生同时被拘押于宪兵队。王阿明被狼狗咬后两腿溃烂不能行走，后与顾德生一起被砍死；张云龙一只手臂打成残废，赵伯箴不堪凌辱，死于狱中。

　　在这次大搜捕中，设在江北岸中马路广发元皮鞋店的俞济民部情报队城区情报站，及其鄞奉二地的大部份通讯联络点，均遭破坏。情报队副队长李子瑜、情报组长顾剑虹，戴东明、情报联络员张杏生、胡小毛、应考祥、应忠奎、朱仓忠、杨明、应瞻光等均先后被捕，除应考祥就地处死外，均集中关押在宪兵队受审，共计13人。已经打入宁波特务机关当密探的李子瑜，更受尽坐电椅、灌自来水、狼狗咬等种种酷刑。到六月初，又分批解往上海日军刑务所审问。李子瑜有幸通过关系与应瞻光2人判刑生还；余11人均被砍头。

　　在这场围捕中，还杀害了宁波戏剧协会负责人邬宪成、于义风；宁波警察总队第四支队大队长吴玑璇及部属2人也遭难。

　　火烧董玉房

　　1945年日军战败前夕，宪兵队杀人更逞疯狂。队长大场敬次组织了一支有宪兵、日军小队和密探、联络员参加的数十人扫荡队伍，经常在木场重雄率领下乡搜捕我抗日游击队员。木场自提升为思想科长后，杀人更加卖力，大场时也亲自带队，且往往将被捕者就地枪杀。仅1945年为例：3月27日，火烧鄞东乡高塘头董玉房，枪杀工人朱小毛；4月4日，又窜至鄞县南乡陈家，烧毁大批民房，枪杀宁警总队驻庄桥区署的警备队长林之超、队士2人及农民林夏春，并用火焚毁尸体；5月7日，将慈溪县政府勤工郑明头、郑明初，张甫林、王兆法等4人砍头后抛尸甬江；5月8日，又枪杀庄桥区署工作人员7人；7月13日，枪杀鄞东植本小学教导主任殷惠伦和鄞东区署勤工邱宝昌等。在火烧董玉房时，被捕的尚有城区区署等工作人员和警员12人，木场命日兵就地处死，后由密探李明耀献计，押回宁波严加审讯以追查游击队线索，总算留命。临走时用烧夷弹引爆，将董玉房23间楼屋14间平屋焚烧，霎时火光冲天，哀号遍地，22户平白无辜的住户因此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为虎作伥的一群民族败类

　　宪兵队要搜罗情报，捕杀我抗日同胞，仅靠宪兵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雇用了一大批汉奸充当宪佐、翻译、密探和联络员。所谓宪佐，即宪兵的辅助人员，因受过日军宪佐学校的专业训练，算得上是正式服役，故地位不同于一般汉奸。翻译，多是一些在日本当过理发师、服装师、厨师的称为“三刀牌”华人充当，因密探向宪兵汇报工作，都要通过他们翻译和提示，所以在密探眼里地位仅在宪兵之下，对他们敬畏有加；密探、联络员则多在当地搜罗雇用。侵华日军的特务组织。惯用“浪人政策”，所谓“浪人”，就是那些在社会上游手好闲，肇事好斗，敲诈勒索的无业流氓和封建帮会分子。这些干尽坏事的家伙，正是宪兵要吸收的对象。另外还有一些国民党叛变投敌的党、政、军、特人员，他们通晓地方游击队的内情，也是日敌所需要的。

　　随着宪兵队特务活动的扩大，豢养的汉奸队伍多达几十个人。于是汉奸中间亦论资排辈起来。出现了一批所谓“四大金刚”、“八大人”、“三鼎足”之类的首恶人物，其辈份最高的自然要算随军来甬的宪佐刘斌和翻译蔡邦、程明、林元等四人。他们在宪兵队内部结成四股势力，故密探们称之为“四大金刚”。刘斌还开设香堂，广纳门徒，一时各方汉奸密探都纷纷拜在他的门下，甚至连宁波特务机关密探组长沈香亭门下的蒋之光、佘镇等密探，也看风转舵的拜刘斌为师，引起沈香亭的不满，刘斌还以得意门生章光耀出面，伙同宪兵队密探顾瑞大，拉拢敌伪宁波公安局特高科特务员袁世伟、宁波特务机关情报科密探蒋之光等三方面汉奸，拼凑结拜为“二十六”兄弟，以章光耀为大，顾瑞大、袁世伟次之。同时，在开明坊(今人民浴室)开设了—所变相的特务机构“一乐天”茶室。楼下为流氓汉奸们聚赌吃茶之地，楼上为办公室。一应门徒向老头子汇报情况、策划诈骗和分赃等种种见不得天日的事，都在这里进行。他们以日寇为靠山，以“—乐天”茶室为大本营，更加无恶不作，干尽了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

　　强占民房。刘斌遣密探蒋仁贵等6人，强迫大光明戏院房屋主施某，低价出让该屋。施某坚拒不允，刘即以“通敌”罪名，解送日军宪兵队，致施不得不忍痛出让。顾瑞大也以同样的手段，强占鄞南和益乡徐和卿二间一弄房屋。抢掠财物。仅以章光耀为例，1941年6月劫夺了任律师职业的王正清所有颜料和布匹；1942年8月强占了郭东明寄存在鄞西凤岙的一万余埕酒及衣服、款项等财物，同年9月抢劫了黄岩客商4000余斤烟叶。

　　强奸妇女。顾瑞大利用在江北岸码头及其它轮埠帮助日寇缉查走私物资的权力，任意搜捕“可疑分子”，制造各种借口向小贩进行敲诈勒索。对跑“单帮”的妇女，更以货物充公，带宪兵队拘审等威吓，逼迫女方就范，带到旅馆里供其凌辱奸污。据本人交代达百余人次。

　　杀害同胞。袁世伟连年多次充当日军向导，下乡进行扫荡。1941年8月捕杀了居民潘海头；同年12月又捕杀乡区催征员王珏、叶钟岳。1945年春，顾瑞大为日寇在鄞县东南乡扫荡带路，先后捕杀数十人，被顾亲手杀害多人。

　　这批汉奸作恶之多，非本文能一一赘述，但当此亦可见一斑。这里不妨再举一例，足证“四大金刚”当时权势之甚。当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后，上海青帮头子金廷荪不能立脚，偷偷渡海潜居定海沈家门赌台老板黄金宝处，怎奈定海也是日海军占区，非久留之地，于是想借道宁波去内地。为求安全，由黄来甬托请刘斌护送出境。“四大金刚”受此抬举，视为荣耀，拍胸担保。金潜来宁波，刘等以帮中规矩设宴洗尘，并叩拜金为师，几天后金果然安全到达内地。这种事后来一向以汉奸鳌头自居的沈香亭获悉，于是立即报告日谍芝原平三郎，借以打击“四大金刚”在汉奸群中的势力。但是，刘斌等毕竟是日宪所需要的鹰犬，“一乐天”茶室虽因此被宁波特务机关责令关闭，而“四大金刚”并未受到任何制裁。

太平洋战起的应变和结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宁波部份宪兵随军去南洋群岛。宪兵队编制缩小。到1943年“宁波宪兵队”改称“宪兵宁波队”，日宪人员时有更动，但密探、联络员总数仍保持几十个人。

　　1944年春，东南亚盟军总部调集大量海空军向南洋群岛日占区开始反攻，日军节节溃退，战线将延伸至中国境域。为加紧击败日军，盟军总部曾选定浙东沿海一带作为登陆战地，并派海空军校级军官马龙等一行前来浙东象山港调查海域，拟订作战计划。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随之派直属第四联络站，在镇海柴桥秘密设置电台。监视定海方面日海军动态，该部调查室，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等也纷纷派员潜来，一时军统各系特务组织云集宁波，秘密搜集日军情报。与此同时，驻宁波日军也相应采取对策，调舟山基地日海军陆战队，占据鄞东大嵩港，在宁波庄桥拆毁大批民房，建筑军用飞机场；由松、冬、梅三特务机关在宁波的分部加强控制日伪特务系统，集中全力进行谍报活动，并密令宁波宪兵队抽调专人从事这项工作。由于战略形势的变化，宪兵宁波队很快改变了工作方式方法，除保持原有内部组织外，建立了“华商商行”和“大中公司”两个分支机构，以商号的面目出现，进行军事谍报活动。

　　“华商商行”设在西马弄，为掩人耳目，聘请商人黄荣琯充当经理，公开经营西药、电讯器材等一类被日军指定为“统购统销”的物资，而实际上则是宪兵队特高科长岩本一郎、副科长岩永林直接控制，指挥该科密探孙桂芳、蔡光许、毛志刚等在商行工作，并通过他们物色秘密联络员，乔装商人，随身携带这些商品运往内地销售，经常往返于宁海、临海、温州各地游击区，为日军侵犯宁海等地刺探军情。同年7月间，驻甬日军果然派兵窜犯宁海、温州地区，进行短期“扫荡”后撤回宁波。

　　“大中公司”开设在开明街，由思想科长木场重雄负责领导，店面门市以批发、另售“银行”牌高档香烟作掩护，楼上设办公室，有密探8名，统辖联络员，各有明确分工：朱人达搜罗四明山三五支队和市区地下党活动情况；傅侠、成达、钟荣法等监视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和谍报人员活动；顾瑞大检查轮埠和缉私；李明耀搜集国际情报；高英烈、龚涛等搞行动工作。每天上午木场都到公司楼上听取密探汇报工作和布置任务，并规定凡日军下乡“清剿”，全部密探都要随军出发，有事须经他批准才可请假。当时，宪兵队带领日军、密探、联络员下乡扫荡，凡10余次，被杀被捕的游击队员达数十人，是宪兵队成立以来最猖獗的也是面临覆灭垂死挣扎的一年。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八年抗战取得胜利。14日下午2时，宪兵队全体官佐士兵集中二楼，跪听日本天皇裕仁向全国臣民和侵华日军颁布降诏的广播讲话，中国籍宪佐、翻译守管大门不准上楼旁听。大场敬次等听罢降诏，立即采取应变措施，焚毁了查抄来的各种武器、物资和文件，以毁灭罪证，并召集所有密探在“大中公司”开紧急会议，商讨去路。密探们惊闻日军投降，犹如丧家之犬，争向主子乞求活路，于是一部份由宪兵队秘密护送出境自寻生路。如顾瑞大罪恶深重，在大场重雄的帮助下潜逃天津，利用帮会关系，隐名埋姓在当地开戏院；高英烈顽固不化，带了一批徒弟们去镇海搞武装活动，后被国民党军队击毙；—都份人通过私人关系去投国民党。如孙桂芳、李明耀等神通广大，暗通关节，居然得到俞济民部接收宁波的先遣部队、鄞县县政府城区区署肃奸队的谅解，暂不追究汉奸身份。于是孙等在宁波状元楼大摆酒席，邀请区署和肃奸队负责人洪一飞等数十人赴宴，宪兵队曹长岩永林、袁锵夫妇也参加，酒席上觥筹交错，化敌为友，所谓“中日亲善”场面暴露无遗。据说岩永林、袁锵在上海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搭上关系，以平民身分遣送回国。木场重雄，岩本一郎却悄悄地逃之夭夭，下落不明。宪兵队最后一任队长大场敬次则奉命去沪到江湾战俘管理所集中。1947年，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与罪大恶极的日本浪人、宁波特务机关情报科长芝原平三郎，经上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就地处决。

　　1949年宁波解放以后，这批作恶多端的汉奸也未能逃出人民的法网。顾瑞大在天津被捕，解回宁被公审伏法。孙桂芳、蔡光许、章光耀、俞剑华等从各地移送宁波，判刑劳改。

(本文整理时，参考了周当其、李立中等同志的来稿)